徐光耀《我怎样写〈平原烈火〉》一文背后的故事
1951年3月10日出版的《文艺报》第三卷第十期（总第34期）刊发了徐光耀谈创作经验的文章《我怎样写〈平原烈火〉》。这篇文章是《文艺报》主编之一萧殷的约稿，但当时《文艺报》另一主编，也是排名第一的主编丁玲，却因这篇文章狠狠“敲打”了徐光耀。至于其中缘由，本文试图钩沉一些往事，厘清前因后果。
《平原烈火》的创作和出版
1950年6月，三联书店出版了徐光耀的长篇小说《平原烈火》，这部小说描写的是抗日战争时期宁晋县大队和抗日群众艰苦卓绝的反“扫荡”斗争，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反映抗战生活的长篇小说。书一出版就引起了广泛好评，徐光耀因此也跻身著名青年作家行列，许多机关单位尤其是学校都请徐光耀去作报告，谈创作经验和体会。这一年，徐光耀只有25岁，面对突如其来的巨大荣誉，偶有志得意满之意也在所难免，好在徐光耀一向低调，性格内敛，据他的日记记载，那段时间他不止一次地告诫自己决不能因此而骄傲自满。
对自己的这部“成名大作”，徐光耀自己实际上也并不十分满意。
1942年日寇对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残酷而疯狂的“五一大扫荡”，八路军和游击队的反“扫荡”斗争十分艰苦，有时在地道中隐蔽时，徐光耀和他的战友们闲谈起来，大家常常说：“抗战胜利以后，再想想今天的斗争，不定多么有意思哩。如果有人把这些编成书，实在太好了，也太应该了。”在反“扫荡”斗争中，许多战友都牺牲了，那时徐光耀就暗下决心，如果自己能活下来，一定要记录下这段生活，记录下这些可亲可敬的英雄和烈士。
1949年6月，徐光耀所在的二十兵团驻防天津，这时全国解放已成定局，二十兵团进行休整，徐光耀终于有了相对集中且较长的时间来完成他的写作计划，于是他跟上级请了创作假，从“七七”纪念日这天开始，集中精力创作自己已经写了一部分的长篇小说。9月10日《平原烈火》脱稿，中间除去8月1日至22日接待父亲、妹妹等来津，去廊坊看望姐姐及其他工作的时间，停写了22天，实际只用44天的时间便完成了十几万字的初稿。
对这部小说徐光耀是倾注了大量心血的。1998年徐光耀写过一篇文章，回忆了《平原烈火》的写作和出版经过，文章题目叫《文学上的一次短促突击》。若干年后回过头来看，自己的评价显然客观了许多，从题目看，徐光耀甚至没有把那次创作称之为“创作”，而是“短促突击”，实际上那也的确是一次“短促突击”。徐光耀在文章中说，那时部队休整，自己将有一周到十天的空闲待命时间，这在战争年代的确是十分难得的，因此他感慨真所谓“大块假我以文章”，于是把身上仅有的一点钱买了八张白报纸，一瓶墨水，剩的零钱买了几块糖球，一口气全吃掉了，目的就是花个一分不剩，断绝刚进大城市给自己带来的逛街的欲望，然后全身心投入写作。那些日子他早晨起来，冷水浇头，伏案两小时，上午伏案四小时，下午伏案四小时，晚饭后猛跑猛玩，天黑后再伏案四小时，每天写作十四个小时，十来天就写出了六七万字，这是何等的“突击”呀。徐光耀说：“（自己）心中念头只有一个，哪怕一口血喷在桌子上，只要长篇能完成，也算对得起那些尸埋地下的烈士了！”“抗日英雄们真正帮了我的大忙。白天不去说了，夜夜梦中，也被他们无尽的英勇壮烈苦苦缠绕，他们深入我的灵魂，沸腾我的血液，拉我飞回那场惨烈空前的枪林弹雨中去。”好多时候，小说的情节是被感情推着往前走的，几乎无关技巧。
《平原烈火》对徐光耀来说，既是全身心的写作，也是了却心愿，兑现内心对战友的“承诺”。
初稿完成后，徐光耀一本本装订好，包好，放了起来，打算过一段时间，静静心，再好好修改一番。1949年10月下旬华北军区在北京召开秋季运动会，在新华社兵团分社当记者的徐光耀奉命采访运动会。10月26日，徐光耀利用采访之机将小说稿带到了北京，打算让他上华北联大时的老师萧殷看一看，提提意见。到北京见到萧殷后，萧殷又带徐光耀拜望了另一位联大的老师，原华北联大文学系主任陈企霞。在华北联大时陈企霞很看重徐光耀，直至徐光耀离开了华北联大，他都一直在鼓励徐光耀尽快写出大部头的长篇作品来，比如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样的名著。徐光耀索性拿出带来的“大部头”稿子，问陈企霞有没有时间看一看，能不能一周内看完。没想到陈企霞一口答应有时间，并且说不用一周，三天就能看完。因北方闹鼠疫，华北军区秋季运动会推迟，徐光耀要提前返津。他找到陈企霞，但稿子还没看完。不过陈企霞告诉徐光耀他已看了几本稿子，写得不错，稍作修改就可以出版。徐光耀赶紧说后面的稿子越写越乱，这样一来，陈企霞答应他连夜看完，不耽搁第二天徐光耀返津。第二天，陈企霞对徐光耀的《平原烈火》提了一大堆意见，但还是大大地鼓励了徐光耀，认为这部作品还是够出版的水平的，多说缺点只是为了更高一步的要求。陈企霞要徐光耀赶快把这部作品修改出来拿去出版。徐光耀本打算用半年的时间把它仔细地修改几遍，但陈企霞坚决反对，要求徐光耀一个月之内改出来，把稿子交给自己。为了徐光耀尽快把稿子改好，那天陈企霞跟他谈了很多关于这部小说修改的问题，细致而耐心。为了徐光耀有充足的时间修改，陈企霞甚至帮助徐光耀请了一个月的创作假。
弟子终于写出了大作品，陈企霞、萧殷等都很高兴，这不正是自己所盼望的嘛。陈企霞把《平原烈火》介绍给了严辰（厂民），并建议抽出精彩的部分先在《人民文学》发表。严辰也是徐光耀在华北联大上学时的老师，这时正任《人民文学》编辑室主任，对学生取得如此成就，严辰高兴还来不及呢，当然慨然应允。
严辰从书稿中抽出了周铁汉从受伤到被捕入狱、审讯、越狱、到家、归队等一大段文字，近三万字，取名《周铁汉》，发表在了1950年《人民文学》第一卷第四期上。严辰还以“安敏”的笔名写了一篇洋洋洒洒几千字的介绍文章——《一部描写冀中抗日游击队的新作——介绍徐光耀的长篇〈平原烈火〉》，深入分析了周铁汉这一英雄形象，对徐光耀这部长篇小说大加赞赏。严辰先为徐光耀的《平原烈火》进行了宣传、推介和“预热”。
《平原烈火》出版后，老师们都替徐光耀高兴。
1950年10月13日晚上，华北联大文学系在北京的几个老师、同学聚会联欢，陈企霞，萧殷、陶萍夫妇，严辰、逯斐夫妇，蔡其矫，熊焰等都参加了。席间老师们都为《平原烈火》的出版干杯，祝贺徐光耀。最兴奋的当数萧殷，宴席间，人们纷纷祝贺徐光耀《平原烈火》出版，唯独萧殷把徐光耀拉到一旁，又谈了一大堆作品的立场问题，有人笑他又开了“文学系”，夫人陶萍怪他不顾场合，萧殷这才作罢。
萧殷约稿
弟子出书，祝贺之余，萧殷余兴未减，不久就向徐光耀约稿，要他写一篇关于《平原烈火》写作经验的文章。为此萧殷给徐光耀写了几封信。
1951年1月6日，萧殷给徐光耀写了第一封约稿信，萧殷写道：
《平原烈火》出版后，各方反应都还好，现在编辑部（指《文艺报》编辑部，那时署名的主编有三个人：丁玲、陈企霞、萧殷——作者注）希望你写一篇写作《平原烈火》的经验，如果不能把全部经验都写出来，那末，写写其中几点最主要的经验也好。
通过这篇经验的写作，你可以借此机会总结一下自己的经验，这不仅对读者有莫大帮助，首先是对作者自己有很大好处，因为这样总结一次之后，可以把一些长处有意识的运用在以后的写作实践中。
请你一定写出来，因为你这篇文章已经计划在我们的刊物内容之内。并且希望你在一个月到一个半月写出来。
在萧殷看来，写这样一篇文章，对读者对作者都有好处，信中讲得在情在理，但萧殷的约稿有点“等米下锅”的意思，最后语气更像是老师给学生留作业，似乎必须完成。
这样的文章是写还是不写，徐光耀这时是有些矛盾的，似乎“抵触情绪”更大一些。但徐光耀还是有过要写一写《平原烈火》写作经过的想法，不过不是谈经验、谈技巧，而是要谈创作与生活的关系。刚进中央文学研究所，同学们上讨论课讨论“创作与生活”时，徐光耀给大家讲了讲《平原烈火》的写作经过，这让徐光耀觉得自己的创作经过正好说明了创作与生活的正确关系。他想，“有机会，还是见之于文章。这是对一般文学青年都有益的”（节自1950年11月8日《徐光耀日记》），但这也只是徐光耀偶发联想，最后并没有见诸文字。徐光耀本意也许并不喜欢写谈经验、谈技巧之类的文章，可能他也觉得自己还没资格写这类文章，可“师命难违”，徐光耀还是很快想好了一个题目《〈平原烈火〉是怎样写成的？》（或《〈平原烈火〉是怎样产生的？》），也仅仅如此，文章并没展开写。
萧殷是了解徐光耀的，于是1月18日他又给徐光耀写了一封催稿信：
前次写的信，谅已收到。
《平原烈火》的写作经验，动笔了没有？ 如果可能，希望能于一月二十五日以前寄来。我们一共只约了五个人写这类文章，因其他文章还未寄到，希望你的文章能在《文艺报》第八期（指第三卷第八期——作者注）上发表。
如暂时还有困难，希望来电话告诉我！
这封信徐光耀是1月19日收到的。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萧殷又来信了，叫写《平原烈火》经验的文章于25日前写出寄去。我只好又给打个电话，说有困难，他便说二月初写出来吧。这样，二月初是必须写出来的了。”
为了不负师命，徐光耀开始抓紧时间写了。对这篇文章，对萧殷的托付，徐光耀是认真的，可以看他接下来几天的日记——
整整一天，都在写我的总结经验文章：《我怎样写了〈平原烈火〉》。直到晚上9点半，写了2500字上下，却如何，脑子不肯转了，原来想写的，在脑子里就开始压缩。终于又在纸面上压缩，虽没有结尾，确是实际上已近于结尾了。
开头写着满有信心，结果却是如此之惨，好像意思并未发挥出来，而又好像本来没什么可说。
写作中，有两次浑身发热。不是发烧，而是觉得屋子内温度太高，因之，热得出汗似的。但看看炉子，并不太旺。问孟冰，也确实不比往日热。而我的感觉是从哪里来的呢？ 奇怪至极。（1月22日）
上午，头脑很清醒地也是很灵透地把《我怎样写了〈平原烈火〉》结了尾，而且认为蛮不坏。所担心是怕被人说：这小子狂傲起来了，好像他完全成功了一样。既然是写“经验”一类的文章，这个问题的避免也就特别难。（1月23日）
陈淼把《我怎样写了〈平原烈火〉》拿来了，给几个小地方的字句提了点意见。总的意见是写的更好，更具体一些。我又给孟冰看了，他坐到我头前来，也提出希望我把属于技巧方面的经验，多写出几条来，我只能感激他。愿望很好，而这样的技巧经验是很难写好的，又何况我脑中又无条理化。不一会，郑智来了，看过后也说：问题可以解决一部分，但，感到不满足，也因不够具体之故。——我了解了，他们和我的心情是完全一样的，看所谓经验的文章，就一定要谈技巧、谈秘诀，看了就学了一套‘方法’才过瘾。然而那是至难的事。谈少了不解决问题，谈多了又极容易出毛病的。
把《我怎样写了〈平原烈火〉》下午寄去《文艺报》。（1月26日）
看过徐光耀的稿子，萧殷的感觉和徐光耀、陈淼、孟冰、郑智他们的感觉一样，也是觉得缺少一些具体的东西。萧殷是教授创作方法论的老师，又是名编辑，自然比徐光耀他们更知道哪里需要一些具体的东西，于是2月1日（此信落款把时间误写为1月1日），萧殷又给徐光耀写了一封信，提出了具体修改意见：
写来《我怎样写了〈平原烈火〉》已读过，写的还好。我们想在34期上发表。但为使初学写作者能得到更具体的帮助与理解，我们希望你再补充一些具体材料。
（一）我们希望你在第三页中谈到纪录人物、事件、场面时，举些例子。你在小本子上记录些什么，希望能就你记忆所及，（有材料本子最好），补充三二个具体例子。
（二）在第五页，谈到‘那些原本互无联系的事，便联系起来，分散的人物，也合并了，独立单个的场面也连接扩大了。有几个人物由模糊趋于明确，由一嘴一脸渐趋于完整’——我们希望你对这些也能有一些具体的例子，因为这样，初学写作者会得到更具体的启发。
（三）在第六页，谈到‘有一个真人做模特儿，又另外集中一些同类型人物及特征上去’时，也请你举例子，并说明怎样集中，或写出集中过程。
以上补充，我们认为是很易做到的，希望能于二月十三日前改好送来。
这封信当天晚上徐光耀就收到了。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今晚，我又接到萧殷的信，我的稿退回来了。然，并非全退，他说写的还好，但为给初学写作者一些更好帮助起见，叫我再补充一些具体材料，他们拟于第34期发表。叫我2月13号以前改好寄给他们。”
2月6日是春节，徐光耀是在老家休年假时，抽时间赶着把稿子补充修改完的。“（2月9日）上午、下午，就在纷乱中把《我怎样写了〈平原烈火〉》补充完了，添了七八百字，自己心中还算满意。”（摘自《徐光耀日记》）
2月20日，萧殷来中央文学研究所讲课，告诉徐光耀《我怎样写了〈平原烈火〉》补充修改后的稿子，他看了，连声称“可以”。这“作业”总算完成得不错，徐光耀放心了。
3月10日，徐光耀看到了第34期《文艺报》，上面登着《我怎样写〈平原烈火〉》，徐光耀当然是高兴的，都想着送给未婚妻一份了。
这期间的2月25日，《光明日报》还组织了一次关于《平原烈火》的讨论会。恰好也是3月10日这天，徐光耀收到了《光明日报》寄来的座谈会记录，原记录很乱，打算让徐光耀改一改。虽然像又写一篇文章般麻烦，但毕竟是国家级大报的认可，徐光耀还是准备好好改一改的。
客观地说，徐光耀毕竟是个只有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在纷至沓来的荣誉面前，内心里怎么会没有些小骄傲呢。
丁玲的“敲打”和萧殷的严格
徐光耀还没来得及骄傲呢，丁玲就给了他“当头一棒”。
其实，丁玲对徐光耀是非常赏识的，对《平原烈火》评价也很高。
徐光耀进入中央文学研究所不久，丁玲就在全所大会上公开表扬了《平原烈火》，这让《平原烈火》在文研所也有些轰动。丁玲还曾多次拿徐光耀的《平原烈火》和西蒙诺夫的《日日夜夜》比较，觉得《平原烈火》只比《日日夜夜》差了那么一点点。无独有偶，另一位文学名家周立波也觉得《平原烈火》写得好。文研所传达第二学季学习计划时，周立波夫人林蓝也在场，她很热情地叫了徐光耀一声，告诉他：“你的《平原烈火》写得真好，立波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审查稿子时看了，他说真好，又有生活，又有技巧，比《新儿女英雄传》还强。”林蓝提到的这本《平原烈火》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后出版的第一本书，是《平原烈火》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第一版，也是《平原烈火》总第四版。一本书一年之内出了四版，可见其“火爆”程度。
盛名之下，正值年轻的徐光耀难免会生出一些傲气。丁玲是一位严师，她似乎一直注意着徐光耀傲气的苗头，不时敲打敲打，有时甚至不留情面。
1951年3月11日，丁玲打电话让徐光耀和李纳到她家里去玩，到了她家里才知道是让他们一起陪《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俄文译者刘芭夫妇吃饭，当时冯雪峰、曹靖华也在场。丁玲特意把徐光耀介绍给了冯雪峰，还说《平原烈火》比《新儿女英雄传》写得好。丁玲对《我怎样写〈平原烈火〉》一文很不赞成，说写得不好，当面批评了徐光耀。当着许多人的面，丁玲直接告诉徐光耀：“以后无论谁再叫你写这类的文章，都不要写了。你怎么写的那本书，脑子里朦朦胧胧还不大懂呢。我本来想给你抽掉的，又怕打击你的情绪，还是发了。”
丁玲对问题看得很透，徐光耀自己也明白，他写《平原烈火》时，技巧还是不太成熟的，他更愿意把那次创作过程称之为“一个人的抗战”，许多情节是在回忆中由那些感人的事迹和感人的场面推着往前进的，技巧是在其次的。因此他觉得如果静下心来，《平原烈火》应该写得更好的，人物刻画得也会更丰满，因此他一直有意把《平原烈火》好好修改一下，但后来他一直没有这样的机会。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提出批评，徐光耀肯定有些尴尬，有点难为情。他还不十分明白，那天丁玲让他们去家里的意义。倒是两天后，同去的李纳告诉徐光耀，丁玲那天批评徐光耀，是嫌他们太年轻，不适于写这类文章，应该在确实成为作家之后，也确实有心得的时候再写这类文章。李纳分析得有道理，丁玲越是看重徐光耀，越是要防止他自满、翘尾巴，防止他因为有了一部响亮的作品就“忘乎所以”，害了自己。
丁玲的这次批评对徐光耀的影响是深远的，的确让徐光耀警醒并铭记于心。几十年后的2005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五卷本《徐光耀文集》，在收入《平原烈火》时，又把《我怎样写〈平原烈火〉》一文作为附录收了进去。徐光耀在文后加了一个“注”：
丁玲曾就这篇文章对我说：“你那篇文章写得不好，以后不论谁再叫你写这类文章，都不要写了。你怎么写那本书，脑子里朦朦胧胧，还不大懂呢。”
把这几句话附在这里，作为对丁玲的深深感念。
而同学沙驼铃却不这样认为，参加《光明日报》讨论会时，他竭力维护《平原烈火》，徐光耀觉得他像一位“保护人”。座谈会后，徐光耀和他谈起他那天的发言时，沙驼铃还说徐光耀太谦逊了，对此他不同意，他认为好就是好，自己就应该有胆量说出它的好来。
可徐光耀连对《光明日报》的讨论记录也有些动摇了，人家约的东西，改好后寄给人家是应该的，但徐光耀还是建议他们最好不要用了。
沙驼铃所言也不无道理，客观地说，无论如何，徐光耀当时创作出《平原烈火》对于那些从战争中成长起来的作家，是有激励作用和典型意义的，这些作家也想知道徐光耀是怎么写出《平原烈火》的。丁玲的严苛要求显然是对学生对青年人的爱护，也是一番苦心。他的这篇“创作经验谈”后来又被收在新北京出版社出版的《作家谈创作经验》，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作家谈创作》等书中，同时收入的还有中央文学研究所的康濯、马烽、陈登科等的“创作经验谈”类文章，看来当时在丁玲的弟子中，写创作经验文章的不只徐光耀一个人。
萧殷应该也明白，徐光耀还是一位年轻作家，还不具备在《文艺报》谈创作经验的资格。作为徐光耀的老师，学生年纪轻轻就有如此成就，当然是高兴的，也是自豪、兴奋的，但这绝不会让萧殷为徐光耀开“方便之门”。以萧殷致力于培养青年作者的秉性，徐光耀的成功无疑是一个很好的范例，他看重的正是徐光耀的“文坛新人”身份，他的创作经验更适合初学写作者。因此《我怎样写〈平原烈火〉》这篇文章，萧殷要求徐光耀不要讲空洞的、夸夸其谈的东西，强调要讲具体的经验，举具体的例子，要能给初学者真正的帮助和启发。实际看来，萧殷让徐光耀写这样一篇文章，并不是为了宣传徐光耀，他的出发点是要帮助更多的文学青年。
再者，萧殷之于徐光耀，也是名副其实的严师。
1947年2月，徐光耀还在华北联大读书。后来萧殷到华北联大教授创作方法论，徐光耀是这门课的课代表，因此萧殷对徐光耀非常了解，也十分喜欢和看重这个既有丰富生活阅历，又有不错的文笔；既充满写作灵性，又勤奋好学的小伙子。徐光耀也写出几篇短篇小说，有的还发表了，对这些作品，萧殷没有“大加赞赏”，而是苛刻到有点“吹毛求疵”，批评起来毫不留情。
徐光耀写了小说《魏连长和小陈》，拿给萧殷看，萧殷直截了当地告诉徐光耀这篇小说是失败的——不但人物刻画失败，思想也不够深入，于是抽出时间专门给徐光耀讲授如何使小说思想深入的问题。后来萧殷讲“创作的思想性”时，还特地拿徐光耀的《魏连长和小陈》做反例，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萧殷把《魏连长和小陈》从头至尾分析了个透彻，把创作失败的原因一条条展示给大家，让大家引以为戒。这是徐光耀最难熬的一堂课。虽然感觉有点无地自容，但徐光耀理解萧殷的良苦用心。
《代耕》发表在《冀中导报》上，好多同学看了也都夸奖写得好，这该算比较成功的作品了吧，但萧殷对这篇作品也提出了批评。他认为这篇小说“仅仅是一个故事而已”，并指出这篇小说是主题先行，然后再用故事表现的。他又一次向徐光耀强调写小说一定要刻画人物，要人物性格在先。这让徐光耀感到“萧殷对我的作品似乎太严厉了些”（《徐光耀日记》语，下句同），但他明白“这是个好现象”。
对小说《贺双成》，萧殷总算给了一点肯定，但也提出了意见，认为这篇小说其实只有前半部分是成功的，后半部分就只忙着讲故事了，顾不上人物性格了。而且还告诉徐光耀：“你写小说有一个通病，从来没有写过景。写景对展现人物性格是有帮助的，以后一定要注意写景。”萧殷的话点中了徐光耀的要害，当时徐光耀正极力模仿鲁迅的手法，看来有点“东施效颦”了。萧殷的引导恰如其分。
这样看来，作为老师的萧殷对徐光耀在写作方面的严格要求，和丁玲如出一辙。
徐光耀在萧殷、丁玲眼里，一个是老学生，一个是新弟子。在萧殷看来，自己曾经寄予厚望的学生写出如此受欢迎的大作，兴奋、自豪之余，当然要鼓励。在丁玲看来，徐光耀的作家生涯才刚刚开始，赏识之余，必然还要不断敲打，防止因自满而裹足不前。萧殷和丁玲一个鼓励写“经验”，一个反对写“经验”，似乎也合情合理。但丁玲的反对其实最终并没有真正付诸实施，文章还是发表出来了，这大有事后敲警钟的意思，是点醒徐光耀，小说出版了，在大报刊上创作经验也谈了，千万不能飘了。
后来的事实证明，徐光耀的确牢记住了这个“教训”。1951年4月19日上午，徐光耀在华北联大时的老同学，正在北京文联工作的李克（《地道战》作者之一）打来电话，说有个“伟大光荣的任务”交给徐光耀，徐光耀似有预感，电话里告诉李克他一定会大败而归。下午李克就到了中央文学研究所，果然是邀请徐光耀去给他们讲《平原烈火》的创作经过。徐光耀不答应，李克就以老同学的身份，先劝诱后要挟，但徐光耀就是铁了心不为所动，惹得李克动了火，拿话刺激徐光耀：“到底是中央机关啊，是这么谨慎呐，那我们自然是不负责任地乱讲了！”李克的不理解也让徐光耀有些生气，不客气地顶了几句，结果二人争得面红耳赤，李克气呼呼地走了。徐光耀叹息：得，我又得罪了一个。可是他心里明白，不论是谁，这类的问题他是一律不能再答应了。
咬紧牙关，不惜“得罪”老同学，这教训徐光耀记得不可谓不深刻。
实际上无论是萧殷还是丁玲，他们的做法都是对学生、对弟子的鼓励、督促和爱护，其情殷殷，为师者理当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