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受限于后殖民主义理论框架，国际学界对于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Abdulrazak Gurnah，1948— ）的研究往往集中于他的非裔身份、流散经历、差异表达及身份书写上，视其为多元伦理愿景的倡导者，从而忽视了他对西方现代性的全面诊断，以及他所提出的 “中国” 伦理解决方案。比如在《多蒂》(Dottie，1990）中，古尔纳巧妙打破了西方文学传统的独白式身份叙述，采用对话叙述和共同叙述，构建了一个跨越个体、族群记忆与身份界限的叙事空间，并通过揭示个体记忆、族群身份之间的复杂交织，强调人类族群间血脉相连、文化基因交融的事实，以此来消除西方现代性带来的族群隔阂、交流壁垒以及个体孤独，表达了他的大同愿景。

一

提到古尔纳，学界关注的是他的族裔身份，总是关联到 “流散” (Helff 2009；Steiner 2010)、“混杂” (Mirmotahari 2013；Murray 2013；Hunsu 2014)、“差异” (Siundu 2013）等西方文论流行语。然而，早在2005年的一次访谈中，古尔纳就已声明自己写的不是流散与混杂，而是“失家” (outcast；homelessness) (Jones 39，40)。他还批评混杂说粉饰太平，其中蕴含的能量与失家体验相去甚远（同上 39)。而失家的 “经验逻辑就是无论你来自何处，都会逐渐远离核心归属感……这是 ‘家园丧失’ (desertion)，而不是混杂或流散。它表明流散与混杂其实伤痕累累” (同上 41)。失家是现代难民的流离失所，更是西方现代性导致的人类伦理沦丧。在古尔纳笔下，西方现代社会中充斥着漂泊、流浪、逃离、逃避、交流困难（同上 38）等伤痕故事，书中人面临着宗教衰败、资本主义侵蚀和个体性破产后的孤独、异化与无根漂泊，显然超出了混杂概念所能解释和解决的范畴。

古尔纳转向中国伦理，渴望重建现世关系。他从不掩饰自己的中国情结，在作品中频繁提及中国或中国人，讲述中国故事及其与全球的往来。于他而言，“China” 象征着关系与互动，他笔下那些非东海岸线上的 “小地方”，曾是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在他的记忆中早已成为文化荟萃的璀璨明珠（同上 37)。他也常常提到中非现代化进程中的贸易与往来:《朝圣之路》(Pilgrims Way，1988)、《后世》(Afterlives，2020）表达了对中国事物的喜爱；《在海边》(By the Sea，2001）提到中国对非洲的经济援助（Gurnah 2001：106)；《绝妙的沉默》(Admiring Silence，1996）不仅记录了中国的医疗援助，还讲述了 “我” 的中国文化之缘，以及因父辈干涉而未能实现的中国留学梦想（Gurnah 1996：66—67)；《后世》的书中人 “喜爱中国的东西” (Gurnah 2020：133)。总之，古尔纳怀有美好的 “中国” 记忆，于他而言，“中国” 是和平贸易与友好往来的代名词，与西方殖民者在非洲的掠夺形成鲜明对比；中国伦理也成为他批判西方现代性，构想后西方现代的人类关系的思想源泉。

古尔纳曾借用中国瓷器碎片这一意象，来表达自己的世界观、历史观和美学伦理观。他不仅在2024年访问中国时，讲述了郑和船队带来的世界文化交流与 “多重联系”，还曾提及桑给巴尔岛上散落的瓷器碎片，说自己儿时听到老人们说 “这是中国瓷器” 时不以为意，以为是编造的，“直到后来，我走进博物馆，聆听那些中国航队抵达东非的壮丽史诗时，这些小物件才有了价值与象征意义——联系。此时，我开始真正审视这些物件，感受它们的厚重、完整与独特之美。一切环环相扣，将古老的中国文化与遥远的地域紧密相连，历经时间的洗礼，依旧熠熠生辉” (转引自MacGregor 393)。古尔纳在瓷器碎片中寻找关系与整体性，不是简单的混杂或拼贴，也不是超越世俗的宗教整体，而是历史记忆中由物际、人际、族际交流与联系构建的整体。在他看来，中国瓷器之美不在于个别物件的完好无损或者悲情残缺，而在于其象征意义：由中国航队所代表的和平交往建立起来的关系与整体性。这种整体性本该成为人类共同的记忆，却遭到西方现代性的破坏，这是古尔纳对历史的深刻理解，和对西方现代性的尖锐批判。

从显性碎片中寻找隐性联系，也成为古尔纳的创作手法。在《多蒂》中，他表面上描述了20世纪上半叶由西方现代性在全球造成的纷争、破碎与创伤，却隐性地通过个人与族群身份重述，揭示了人类族群之间早已血脉相连、文化基因交融的事实，给予了颇具 “中国” 特色的解释与解决方案。首先，他对伤痛的诊断十分 “中国”，认为一切破碎都是关系破碎。他在小说中详细刻画了西方现代性导致的伦理失家：多蒂的母亲、身份不详的父亲、弟弟、前男友、周围邻居等，都在漂泊流浪，失去归属感。古尔纳一针见血地指出，在现代英国，宗教成了 “笑话” (Gurnah 1990：284)；“资本主义缺乏仁爱” (46)，货力为己，四处掠夺，造成了底层人民的贫穷和民族国家的对立；被奉为圭臬的个体性也早已崩塌，沦为自私的借口，甚至无法做到各亲其亲，各子其子。古尔纳也没有选择个体救赎，而是认为一切都源于关系破碎：资本主义破坏了人际关系，殖民主义破坏了族际关系，民族国家观念破坏了国际关系。西方现代性让人人无家可归，沦为精神伦理上的 “难民”。

古尔纳开出的药方也十分 “中国”：重建关系。和其他书中人一样，多蒂也过着畸零、破碎的生活，祖父下落不明，“没有父亲” (282)，幼年就得面对生活混乱的母亲，母亲离世后，弟妹分别被领养，剩下十多岁的她风雨飘摇地活着，租住在 “猪圈” (27）里，干着 “奴隶的活” (117)。然而，多蒂没有像弟弟那样醉生梦死、徒劳地寻找想象的父亲，也没有像妹妹那样用宗教麻醉自己，更没有像前男友肯那样选择独自安好，而是在人类关系越来越异化的现代社会，于 “无根的漂泊” (97）中努力重建关系与整体性。她定居在英国小镇上，努力工作，辛苦攒钱，找回弟妹，任劳任怨地供养他们。她还乐于倾听和帮助别人，能够对他人同样的孤独绝望感同身受，也能从自己对爱与关系的渴望出发，推己及人，为他人营造一个家，屡遭背叛也痴心不改。

二

多蒂的身份叙述也是如此：在破碎中重建整体性，通过对话叙述与共同叙述，将他人和他人的记忆带入 “我” 的叙述，让他人记忆成为 “我” 的记忆，也让他人身份融入 “我” 的身份，形成与他人一体的 “我”。对话叙述与共同叙述，是古尔纳重建现代人际和族际关系的手段，也是他展示的后西方现代的人类归家之路。《多蒂》中人人都有自己的身份故事，有自述的、他述的、自述他述结合的，不同的叙述方式构建出不同的身份形态。其中，自我叙述又包括独白叙述、对话叙述与共同叙述，后两者显然超越了前者，即西方现代主流的身份叙述方式，克服了独白叙述所塑造的独立、封闭因而与他人对立的自我，构建了一种关系性整体。

关于叙述与身份建构，西方现代主体神话认为，叙述者即主体，无论内容如何，始终有一个文外的、理性的、同一的 “作者” 在操控一切（Foucault 145—152)。民族国家叙述更是如此，需要理性的历史书写构建同一性或身份（黑格尔 355—360)。这样排他的主体性成为殖民主义叙述的基础，所以在 “作者死了” (Foucault 142）之后，保罗·利科（Paul Ricoeur，1913—2005）提出自我是被述的，是由 “我” 的叙述构建的，从内容上打开了 “我” 的封闭性。然而，从形式上讲，“我” 依然是封闭的，因为利科所说的基本是独白叙述（Ricoeur 1991)。所以，21世纪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1956— ）提出，“我” 讲述自我是因为有人问到 “你是谁”，与他者的关系是自我叙述的前提。然而，在巴特勒的现象学诠释中，这个前提只是 “我” 的前历史，“我” 依然是 “我” 的讲述构建的，那个前提是否真的被带入了 “我” 的叙述和身份构建却是存疑的（Butler 2005)。

古尔纳则明确告诉我们，只有通过与人讲述并且讲述与人的关系，才能真正让 “我” 与他人融为一体。在《多蒂》中，古尔纳首先解构了文外叙述主体的权威，比如当祖父帖木儿吹嘘自己的流浪经历时，祖母哈娃会在旁边说他吹牛（17)。古尔纳也怀疑独白叙述，比如多蒂的前男友肯，即便是与人讲述，哪怕是向着对自己关怀备至的女友倾诉时，也可以把其排除在外。这位披着坚硬外甲的白人艺术家，因为多蒂的关爱逐渐吐露内心，讲出来的却是自私自利、缺乏感恩、拒人千里的 “我”。他的字里行间只有 “我”：“我” 的痛苦、“我” 的感受、“我” 的行为，对生命中遇到的他人漠不关心，在生活中抛妻弃子，讲故事时也懒得去确认那些曾对他施以援手之人的姓名，甚至 “不愿提起” 他们（113)。肯的讲述方式也是如此，明知多蒂在倾听，却只管自己滔滔不绝，毫不在意她的存在与感受。多蒂可以敏锐捕捉和抚慰他偶尔流露的悲伤（93)，肯却从未在意她的感受。这种自我中心的独白叙述，完全把他人排除在 “我” 的身份建构之外，只会加剧现代自我的孤独、破碎与相互间的隔阂。因此，面对他人的倾听与照料，肯不仅没有得到慰藉，反而陷入更深的痛苦绝望（107)，内心愈发封闭偏执，直至抢夺多蒂的钱财，成为殖民主义自私掠夺的缩影。

多蒂无法接受这样的叙述，她更乐于倾听他人，与他人建立联系。她的自我叙述中交织着他人的故事以及人类族群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他人和他人的记忆构成她身份叙述的重要内容，虽然都是些 “微末小事” (103)，却让她可以在现代孤独里感受到一点温暖。她也渴望与人讲述，通过故事分享与他人形成互为整体的身份构建。她在讲述时总是满怀热情，期待与听者进行交流，渴望肯等人能融入自己的生活与身份构建，甚至幻想能与他一同去探访妹妹。然而，肯的提问常常把她带偏，带向自我中心，让她不经意地 “苛责弟妹” (同上)，导致这次与人讲述彻底失败。

显然，古尔纳认为现代交流障碍源于封闭的自我意识，他希望通过个体身份重述打破这一困境，手段便是对话叙述，这体现在多蒂与麦克的讲述中。他们不仅分享了彼此的生命故事，还在交流中完成了彼此的身份构建，从内容到形式都把相互间的关系带入了各自的自我构形，共同构建了一种关系性整体。关系是这段对话叙述的原驱力。首先，促成对话叙述的是关系，麦克来找多蒂是为了关系，他来打听祖父的故事，也是为了填补自己记忆与身份构建中的空白。他们通过交流讲述的也是关系，麦克与多蒂分享了自己的回忆，其中交织着与父母、亲友、邻里等的关系，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其次，对话叙述也在关系中完成，因为他人是他记忆或身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所以麦克需要补充祖父离家后的故事，缺了多蒂的这部分记忆，他就无法完成自己的身份叙述。多蒂一边倾听一边帮他填补空白，两人在共同回忆中完成了这次身份叙述，也让多蒂的记忆成为麦克身份的一部分。

最后这一点尤为重要：对话叙述构建他我一体的关系性整体。在共同回忆中，不仅多蒂的记忆帮助麦克完成了身份构建，麦克的记忆也成为多蒂身份叙述的一部分。在交流中，两人还意外发现两个家族曾有过交集，增加了对彼此身份的了解，麦克甚至说他们可能有 “亲缘” 关系（281)，暗示了他们身份的一体性。他们把彼此的记忆，包括记忆中的他人及他人的记忆，都带入了自己的身份叙述，形成无限延伸的身份整体：内容上，“我” 的故事就是与他人的关系故事；形式上，他人记忆融入 “我” 的记忆，成为 “我” 的身份要素，形成 “我” 中有 “你”、“你” 中有 “我” 的整体，无限延伸的记忆或身份间性。古尔纳认为，唯有如此，才能形成完整的个人身份叙述：多蒂正是在此首次于成年后报出了自己的全名 “多蒂·白杜若·法特玛·贝尔福”。麦克没有像肯那样嘲笑这个奇怪的名字，而是好奇地问道：“白杜若，这名字好熟悉，怎么来的？” (282）然后他去查找了其由来，帮助多蒂完成了人生的首次身份叙述。

三

古尔纳还用这种方式来重新讲述族群文化身份，为现代族群对立开出了中国伦理药方。他通过共同叙述，重申族群间的联系、交往与融合，让来自不同民族的人物讲述自己的故事，在共同叙述中印证彼此间的联系。这不单单是书写少数族裔史的问题，也非简单的文化杂糅，而是通过复现个体与民族历史，彰显人类文化身份相互交织、不可分割的整体性。《多蒂》中，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故事，他们来自不同民族（分支)、阶级、性别和年龄层，但无论故事主角是谁，哪怕是最极端的种族主义者，或者像肯那样排斥外界的叙述者,都离不开与其他个体和民族千丝万缕的联系，表明个体身份本质上是由与他人的关系网络构成的。族群间的联系更是错综复杂，生活在英国的普罗大众与中国、美国、拉美、非洲民众之间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的叙述片段共同织就了20世纪上半叶的人类历史。

共同叙述就是不同族群共同讲述人类历史，而不是仅由强势族群独叙 “世界历史”，或者各族群自说自话。古尔纳还从形式上打破了总叙述者的独白性，通过多人称杂糅的叙述构建整体性，各种片段相互补充，共同讲述现代个体、家庭、族群、国家和人类故事，勾勒出由族群间的交往互动形成的人类身份整体。作者取消了独白式的权威叙述，书中没有上帝视角，也没有统一的叙述者，只有诸多讲述者，共同讲述相互关联的个体、族群身份。比如，“祖父” 的故事就是由多蒂的母亲、麦克、隐形叙述者（流言）等共同讲述的，这些片段相互补充，呈现了相对丰满的祖父形象，也让多蒂更加明了自己的来历。

多声叙述是共同叙述的形式，书中人无论社会地位、人格高低、与所谓主线故事的关联程度如何，都在用不同的声音、从不同侧面讲述20世纪上半叶的人类历史片段，包括种族主义者与强奸犯的故事也都是这段历史的一部分。作者没有直接品评人物德行，甚至没有让多蒂与强奸犯激烈争吵，只是通过她悲悯的双眼看着他们，倾听他们的讲述。然而，正是多声的叙述，让各种故事和叙述相互映照，特别是反仇视叙述与仇视叙述形成鲜明比照，让读者认识到哪种叙述更有利于促进人类族群和谐发展。

共同叙述的结果便是共同体身份的形成。古尔纳利用共同叙述来 “考古” 现代人类历史，彰显世界民族间的亲缘性，不仅以个人为载体展现人类血脉与文化的融合，还找到了一条充满大同理想的归家之路。不仅多蒂家族是多血脉融合的，多蒂的记忆与身份也形成一个多元融合的共同体。整部小说就是由多蒂的倾听和讲述串联起来的故事集，每个故事都承载着不同血脉、文化、群体的记忆与身份，汇于多蒂的记忆中，形成一个跨越个体、民族、国家、种族界限的文化、记忆与身份集合体，犹如王阳明所言的 “大人”。它表明人类早已血脉相连，文化记忆也融为一体，没有他人、他族的记忆，就没有完整的自我与族群记忆；没有我们共同的叙述，就没有完整的个体、族群、人类身份。唯有通过共同叙述，凸显人类族群的融合共生，我们才能走出西方现代性造成的隔阂与歧视，呈现人类身份的整体性。

多蒂多文化融合的名字暗示了这种整体性，古尔纳还用 “白杜若” 来强调这是一个 “中国” 故事（19)，通过神话新讲，演示我们该如何在西方现代性以后重申民族文化融合的事实。“白杜若” 来自《一千零一夜》，古尔纳曾在访谈中提到，阿拉伯神话是多文化融合的产物：“这些故事起源于不同地方：中国，途经印度……伊拉克、埃及，兜兜转转” (Steiner 2013：164)。多元文化因子早已融入不同民族的记忆，成为彼此的文化基因。古尔纳特别强调这些故事的中国性，它们是族群交往与联系的见证，更是文化融合的产物，不是简单混杂，而是渗入彼此肌理，成为彼此文化记忆与身份要素，把彼此关联成一个整体。

古尔纳用 “白杜若” 神话拉开和结束整部小说，显示出我们该如何在当下重新界定民族和人类文化身份。这则爱情神话，讲述了中国公主白杜若与阿拉伯王子扎曼在寻爱过程中，如何把不同族群联结成相亲相爱的整体。然而，不当的讲述方式可能适得其反。小说开头，贾米尔的叙述就内化了殖民暴力。他给女友毕吉苏讲了一则神仙打架凡人遭殃的故事：神仙们为解决自己的纷争，把王子和公主放在一起，等他们相爱了，又把他们各自送回家，关山远隔，然后神仙们继续吵架。这其中影射的殖民暴力，落在贾米尔和毕吉苏身上，就是他染上种族仇视的父母暴力驱逐了她。然而,贾米尔的讲述也充满了结构化的殖民主义暴力：神仙们高高在上，决定了中国公主和阿拉伯王子的命运。讲故事时，贾米尔也是高高在上，以独白的方式向女友灌输自己的价值观，要求她改变信仰，讨好自己的父母，并且对着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她大段朗诵原文，让她愈发觉得自己在 “利用他的纯真” (20)。然而，当毕吉苏鼓起勇气，准备与他共同奔向未来时，贾米尔并没有出现。

在古尔纳看来，独白叙述与殖民主义同源同构，是西方现代伤痛的根源，对话与共同叙述却是疗伤的良方。那则 “中国” 爱情神话成为毕吉苏一生中少有的甜美回忆，她还选了 “白杜若” 作为女儿多蒂的教名，象征着她们对爱与关系的渴望。然而，多蒂的渴望直到结尾才在与麦克的共同叙述中得到满足。麦克以反权威的方式重新讲述了这则神话，其中阻挠爱情的是王子的父亲——世俗权威，神仙们则亲民可爱，促成了恋人们的相遇。他的叙述风格也很随性，还在简短叙述后谦逊地表示 “我讲得不是很好” (284)。整个讲述过程中，两人一直在对话，多蒂分享了自己的故事，麦克则补充了其名字背后的文化意义，“白杜若” 和 “法特玛” 都象征着民族与文化的融合，甚至指向宗教的同宗同源。两人的关系也在交流过程中发生了质的变化（285)。

人类需要共同叙述，这是古尔纳为现代 “难民” 寻找的归家之路。在他看来，后西方现代的归路，不是想象原始的完整性，或者纯粹同一性，而是于当下的破碎中重建关系性整体。他的族群故事重述并不执着于正本清源、构建单一的民族或国家身份，而是在现代重申民族记忆间性，重申个体、族群间的关系、联结与整体性。他在《多蒂》中强调，我们必须首先正视西方现代性所带来的种种后果，从现实出发寻找解决方案，而不是逃避已有现实（同上)。多蒂没有幻想完美无缺的家，或者海德格尔式的林中路（277)，而是在破碎的现实中重建家园。她在书末说到自己有祖父，却不忙于寻找祖父（286)，代表了古尔纳的立场：不是排他性的正本清源，更不是想象过去的美好时光——祖父在前现代印度的游牧生活也不和美（12）—— 而是在破碎的现代重构人类文化的 “祖父”，重申人类关系与整体性。

在关系破碎的当下，借着远古记忆重申关系性整体，重建有利于人类和谐发展的人际、族际联系，这不就是大同思想的翻版吗？孔子在他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呼吁重构人伦，在今天便是以全新的现代关系模式为世界谋大同。对于古尔纳而言，这就是在西方现代性以后，重申族群文化记忆的间性，在共同回忆中重新讲述民族文化历史，展开整体的、关系性的民族身份叙述，在共同叙述中重构民族或人类文化身份，多元一体的身份。所以，古尔纳从不纠结于自己的非裔性，而是在文化间性中写作：“我用这种语言写作，又带入其他语言，其他文化理想，就会产生生机勃勃、趣味盎然的融合” (Gurnah 1993：viii)。他写的也不只是某一民族的记忆，而是隐含着整体性的人际、族际关系。

在古尔纳看来，我们只能在失家的当下，在现实中重构身份叙述，变孤独、自利、相互对立的自我为关系性大我。这是他在反思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存在主义、他者伦理学后的伦理选择。多蒂生活在动荡的20世纪60年代，却没有参与任何运动，没有参加寻找祖父的种族运动，没有走向女性主义的反抗，也没有存在主义的抱怨，或者寄希望于宗教、艺术拯救，虽然承认生命中有许多 “其他要素”，却认为自己必须首先面对 “当下的生活” (286)，去聆听、理解和关爱周围人群，分享彼此的故事，印证相互的关系，让记忆、身份融为一体。

总之，面对西方现代性造成的伤害，古尔纳认为我们应该通过身份重述，破除种族主义和民族国家观念的基础，重申人类族群间的相互联系，并通过对话叙述和共同叙述，呈现跨越个体、民族和国家界限的整体性，表明我们都是包含彼此记忆、互为彼此身份的 “大人”，应该 “视天下犹一家”、世界犹一人（王阳明 936)，进入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未来人类社会。这是他的 “中国” 药方追寻的大道，一条满含大同理想的现代归家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