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时常处于一种自我搏斗的状态中 ——马笑泉访谈
作为一个70后作家，马笑泉上过中专，加入过文学社，跳过霹雳舞，到县城读书，钟情金庸，爱看《少林寺》，迷恋武术……马笑泉从小地方摸爬滚打过，在地方的银行、报社都工作过，但可贵的是，他对文学的热爱、对生命的思考和创作的激情始终不断，一路创作而来。
什么是乡土中国特色？如何理解乡土中国文化底色？如何看待乡村、县城和城市之间的关系？什么是县域文学？当代中国县域文学有何特色？有意思的是，这些根本性、深层次的文化问题，都能在马笑泉的创作中找到相应的答案，或是寻找到指向答案的路径。而本篇访谈就是理解马笑泉、理解乡土中国、思考县域文学的一把钥匙。
——张丽军
张丽军：您在几部作品的自序中都提到回望童年的自觉意识。您的小说处女作《红蛇男孩》关切的也是童年时代对于生命轨迹的重大影响。能否谈一谈童年对于您创作的影响，或者说童年经历与您创作的关系？
马笑泉：对我而言，童年肯定是创作的原点。即使我不再书写童年时代的经历，那时所形成的对世界的印象，所养成的感受方式和思维方式，依然会在我的写作中有所体现。
张丽军：请您具体谈谈您童年记忆中特别深的几件事情。
马笑泉：跟公鸡打架；深夜蹲在平房尽头巨大空旷的厕所里胡思乱想；冬天异想天开去厂区的草料库烤火，结果烧掉小半个草料库；比赛骑童车从坡上飞速冲下；滚铁环；弹弓大仗；拍烟纸壳赢到一张“岳麓山”，高兴得在地上打滚；翻越各种高度的红砖墙；折各式各样的纸飞机去天台上放；春节时结伴挨家挨户拜年；跟着大人在工会活动室集体观看《大侠霍元甲》；学跳霹雳舞；夜晚掉到街边沟里毫发无伤；去基建工地上挑衅大狗被追得一路狂奔；在电影院门口晃悠试图混进去；得到五元巨款后带着几个小伙伴上街挥霍一空……
张丽军：您母亲是汉族人，在您幼时就常带您参加诗社的文学聚会。您能聊一聊母亲对您的影响吗？母亲作为一种重要的女性身份，她是否影响了您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塑造呢？我看您作品中的女性，母亲的身份功能似乎并不是特别突出。
马笑泉：我母亲是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青年，她给我提供了一个近距离感受那个群体氛围的通道，同时她的藏书也为我打开了文学之门。但很长时间内，她都反对我走职业写作之路，这是出于现实考虑。
我塑造过很多女性形象，并不刻意突出哪种类型。说到笔下的母亲形象，《放养年代》中的宋巧云和《银行档案》中的尹桂花塑造得比较立体，但跟我母亲隔得远。中篇小说《对河》中母亲的形象，有她老人家几分影子。
张丽军：可否具体谈谈您的父亲与母亲对您幼年、少年成长的影响？
马笑泉：父亲是个钳工，在我读小学时即沾染上赌博恶习，最终与母亲离婚。他跟我母亲处在两个极端：一个极其不负责任、好逸恶劳、放荡不羁；一个非常上进、勤奋、热爱学习，有很强的家庭责任感和事业心。这两极都融入了我的天性，使我时常处于一种自我搏斗的状态中。
张丽军：一些学者将您作品中体现出的冷硬、刚劲的审美风格归结于回族子弟的特殊气质，您怎么看呢？
马笑泉：气质是先天禀赋和后天历练相结合的产物。我不喜欢刻意强调这些东西，而更愿意让它们自然流露。我的小说风格比较复杂，冷峻刚劲有之，雍容厚重有之，阴郁诡谲有之，空灵跳脱有之，婉约柔美有之，主要是由素材本身的质地和表达的主旨共同决定的。
张丽军：您初中就读于隆回一中。那所校园很美，校园里交叠的青石板上氤氲着葱茏又青涩的气息，您当时加入了校文学社，这是不是您开始建构文学理想的地方？您能分享一下当时参加文学社的经历吗？这种经历给您之后的文学创作带来了什么影响？
马笑泉：我加入文学社是被动的，起因是在年级作文比赛中得了第一名，文学社指导老师找上门来劝我加入。社员证很快被我弄丢了，社里举办的讲座我也只参加过一次。我那时心思主要在玩上头。童年和少年时就得狠狠地玩，这对以后写小说大有裨益。
张丽军：您在中学阶段喜欢看什么书？这一阶段的阅读经历，哪些作家或作品给您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影响？
马笑泉：初中阶段能够弄到的课外书籍着实有限。因为少，一旦到手，便会如饥似渴地阅读。那时我住在外公家，他老人家书柜里有不少鲁迅的作品，一本《唐诗选析》，一本王力先生的《诗词格律十讲》，都被我翻到烂熟。鲁迅的作品，一般的初中生都感到头疼，我却很容易进入，那种冰火一体的独特美感着实令人沉醉。《唐诗选析》是张燕瑾先生编选的，当时大部分诗作我都熟到能背诵的地步，连《春江花月夜》《蜀道难》也能整首背出，现在却只记得些零散片段，但其中的神韵已深入骨髓。《诗词格律十讲》写得深入浅出，遗憾的是没有涉及平水韵。我现在还能作点旧体诗，就是那时打下的底子。个人少得可怜的藏书中分量最重的是《三国演义》，那是一个阿姨送我的生日礼物。书中人物身上的名士气，是那个时代的集体风范。这种类型的人物影响到我的成长。至于创作上的影响，我后来写小说，场面再大，事件再纷繁，心里也不怵，似乎很有把握，大概是受益于这部书。我们县里的天才诗人匡国泰送了我弟弟一本《鸟巢下的风景》（我弟弟跟他女儿是小学同学兼好友），被我据为己有。《鸟巢下的风景》，还有一本应该是母亲买的《朦胧诗选》，让我跟诗歌结下不解之缘。此外，便是在同学们中传阅的武侠小说。那时只是觉得好看，一翻开便欲罢不能。多年之后再回想，金庸、古龙，还有梁羽生和温瑞安的部分小说，实际上构成了我的一个重要文学源头。到了中专，学校图书馆藏书丰富，阅览室文学期刊品种也不少。沈从文、穆旦、张爱玲、韩少功、苏童，这些我喜爱的作家，都是那时读到的。我还开始阅读哲学著作，叔本华、尼采、萨特，让同学们感到惊奇。
张丽军：可否介绍一下您的外公，以及他对您创作的直接与间接影响？
马笑泉：外公出自滩头李家，与大学者李剑农同族，曾担任过多所小学和中学的校长，最后在隆回一中退休。他正直、宽仁、乐观，工作认真负责，他这些品格无形中影响了我。因为长期操劳，身体欠佳，退居二线后他开始练习健身气功。处在这种氛围中，我略略领悟到精气神的重要性，这对我日后的创作产生了极其有益的影响。创作时我特别注意调气，在这个基础上用神来统摄全篇。而平时的读书游历，包括健身，在我看来，是个“练精化气”的过程，在为创作积攒能量。这让文学创作成为一种修炼，其目的是打开自己的小宇宙，跟一个更大的宇宙接通消息。
张丽军：您提到的“县里的天才诗人匡国泰”，我特别感兴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天才诗人”？对您和当地文学有什么影响？
马笑泉：他起初是电影公司的放映员，经常去乡下放露天电影，无师自通学会了写诗。当时《诗刊》的编辑，后来的大编剧邹静之很欣赏他，以大篇幅刊发其名作《一天》和《消失》，还跑到隆回来看他。他因此调入县文化馆，却是当摄影专干。他最大的兴趣是游荡和摄影，写诗尚在其次。之后调入《湖南文学》，不久又跟王静怡去北京办了一阵《母语》，现在退休了，每年依然有大半时间在外游荡，湖南的每个乡镇他都走到了。他的诗歌成就和人生态度，影响了许多隆回乃至整个邵阳地区的文学青年。我家与他家是世交。他跟我大舅在知青时代就结为好友（我大舅李路明是当时县里的另一个天才，邵阳师专中文系毕业，参加工作后又考上中国艺术研究院，成为王朝闻的学生。毕业时因为吃不惯北京的饭菜，坚持回到湖南，进了湖南美术出版社，在绘画、批评和出版三个方面都有重要成就，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湖南当代艺术的灵魂人物），他妻子与我母亲曾是同事，关系很好。他超然的人生态度和灵动的艺术感觉，都影响到了我。
张丽军：看您的经历，您从1997年中专毕业分配至人民银行武冈支行，2005年调到邵阳日报社，2008年您的《银行档案》出版。八年的银行工作经历，应该给您带来了很不一样的观察世界的窗口。您是什么时候产生了以“档案体”的形式来写一部关于银行从业人员的长篇小说的想法呢？
马笑泉：在官方的人事档案中，每个人均被抽干了血肉，成为一份高度程式化的履历和一些难以追究过程的奖惩记录。档案理应是真实的，但那充其量只是一种干瘪的真实。我决定给一个单位的每位职工另建一份人事档案，这份档案从民间视角切入，以小说形式完成。小说首先是一门虚构的艺术，然而它可以最大限度地抵达一种血肉丰满的真实。还有一个动机，就是我读过的小说往往只有一到两个主角，其他人物无论多么充满活力、富有性格，也只能作为配角存在。但生活不是这样。生活中每个人都是主角。在他自己的世界里，一个普通职员的重要性，远远高于一个行长。换个角度来考量——在别人的生活中，每个人又都是配角。应该有这样一部小说：所有人物都是主角，所有人物又都是配角。这两个想法驱使我撰写此书。2004年动笔，2005年完成。节选本发表在《收获》上时名为《民间档案》，全本出版时改为《银行档案》。
张丽军：中专是我们那个年代最优秀初中生的最优先选择。那个时代的中专教育是很受重视的，中专生活是丰富多彩的。请您谈谈您的中专专业以及学习生活。
马笑泉：我进的那所中专叫湖南银行学校，是中国人民银行办的（在全国好像有四所这样的银行学校），算是银行系统的黄埔军校。因为母亲当时在邵阳市人民银行工作，我作为子弟考进去，读的自然是城市金融专业，这个专业是培养央行职员的。我实在不喜欢金融专业，一度担心自己毕不了业，但整所学校只有我一个人如此怀疑，其他人都把我看成是天赋很高的大才子。我当时是文学社社长、校报学生记者组组长、校电视台栏目策划，还担任了学习部副部长，整天忙着办刊、写文章、做策划，还要带人去抓考勤。这些事情冲淡了我对学业的厌恶，帮助我度过了实际上是很苦闷的三年。
张丽军：您在2000年曾经组织了湘西南网络写手聚会交流。您能讲一讲你们聚会交流的故事吗？您有什么收获？
马笑泉：那是网络论坛时代的文学聚会。网络降低了文学的入场门槛，使得大量的草根写手有机会展露身手。我那时负责主持湖南作家网邵阳论坛版块，有机会把一些地方文学新锐组织起来，让他们集体亮相，也是一大快事。
张丽军：您曾创办民刊《突破》，坚持一种纯文学的立场，后来您在《邵阳日报》任文艺副刊部主任。这些经历对您的文学创作有什么影响？
马笑泉：我出道时，文学论坛时代已拉开帷幕，而文学民刊时代其实进入末期。《突破》只办了一期，自己组稿，自己设计版式和封面，然后自己掏腰包印刷。作者都是我在网络论坛上结识的，有轩辕轼轲、马策、吴幼明、李樯、刘春、木桦、叶明新、林苑中、阿翔、黄海等人，内容涵盖小说、诗歌、散文，包括我的中篇处女作《愤怒的血》（后来发表在《芙蓉》上时改名为《愤怒青年》）。我四处寄送，其结果是《当代》的周昌义老师和《收获》的王继军老师都给我打了电话，从此我跟这两本重要的文学刊物建立了联系。
在邵阳日报社，我编了十年副刊，从普通编辑做到编辑部主任，后来连理论版也归我打理。在这个过程中，得跟形形色色的作者打交道，还要处理各种关系，虽然没有改变我的性格，但着实长了见识。
张丽军：2008年您入读鲁迅文学院第8届高研班，2015年入读第28届高研班，2017年又入读北京师范大学与鲁迅文学院联办的文学创作方向研究生班，是什么契机让您继续求学？您能聊聊三次求学经历吗？
马笑泉：第8届高研班是青年作家班。其实第7届招生时，省作协就给我打了电话。我一听要去四个月，担心请不到假，遂回绝了。第二年又动员我去，我觉得再推辞有点不好意思，便硬着头皮去找总编辑。总编辑听说整个邵阳地区还没有作家进过鲁迅文学院高研班学习，遂欣然同意。第28届是高峰班，俗称回炉班，是把一批老学员召回鲁院再进修一次，时间也是四个月。我那时已调入湖南省作协任专业作家，省作协觉得能进这个班是种荣誉，便让去了。这两次学习某种程度上都有被动的成分。2008年是在十里堡老鲁院，从春到夏，2015年是在芍药居新鲁院，从秋到冬，空间和时间两方面，无意中凑了个圆满。进北京师范大学与鲁迅文学院联办的研究生班倒是主动报名，因为当年读的是中专，之后通过自考拿到本科文凭，没有在大学里学习的经历，想通过这次机会补上。被录取后，我选了欧阳江河为论文导师，李洱为作家导师，脱产扎扎实实读了一年书，还写了不少东西。
张丽军：您怎么看70后作家这一创作群体？您能否谈谈对70后同代人的作品的理解？您对当前中国当代文坛中文学大家的理解是怎样的呢？
马笑泉：以代际来划分作家群体，尤其是十年为一代，只是方便言说的权宜之计。作家终究是凭借个体的创作安身立命，每个作家都是如此不同的“这一个”。如果非要谈一谈粗略的观感，我觉得70后整体上太温驯，家养的气息比较浓。
当代中国文坛，货真价实、令人敬佩的名家有不少，至于当中哪些是大家，还需要时间来验证。
张丽军：我在研究中提出70后是具有乡土中国完整生存经验的最后一代人，因此有着传承乡土中国根性文化的精神使命。您对此如何认识？
马笑泉：换一种思路，70后也是普遍拥有城市经验和现代性体验的第一代人。在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城市文明转换的过程中，开掘和书写那些新鲜的经验更为重要，至少也要用现代性思维来反观那些根性的东西，看看哪些需要传承，哪些需要改造，哪些需要彻底抛弃。
张丽军：您是否关注和阅读70后同龄人的作品？有哪几位作家的作品您比较喜欢？
马笑泉：我一直在阅读同代人的作品，打量他们其实也是打量自己，优缺点都看得分外清楚。我期待那种爆炸性的、能唤起惊艳感的作品，然而达到如此程度的作品太稀少。有的虽然好，但好得不出意料，更多的则是些中规中矩之作。
张丽军：您能否谈谈目前创作的比较满意的作品？
马笑泉：长篇里面，《银行档案》和《迷城》算是写到当时能够抵达的最佳水准。《愤怒青年》是一组中篇，但不少读者还有评论家都倾向于认为这是一部长篇。作为处女作，回头来看，我觉得也没什么遗憾。已出的两部短篇小说集《回身集》和《幼兽集》，整体上也还满意，至少达到了我对小说集的期待：不但单篇要能自立门户，各篇之间也须存在某种呼应关系，形成一个有机整体。
张丽军：您多数作品似乎都是以昭市为中心，围绕几个县域进行的创作，比如您的《愤怒青年》关切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县域青年的成长。县域作为城市和乡村的连接地带，是城市化进程中极为特殊的一环，您怎么看待县域的发展？您对于县域环境中人们生存状况的观察是怎样的？
马笑泉：从《愤怒青年》到《银行档案》再到《迷城》，县城的精神气质和县城人的精神处境是目前我着墨最多、用力最深之处。大致而言，县城是都市和农村的连接地带（很多地级市，也只是大一号的县城），那么，它也是边界模糊之地、彷徨不定之地、含混复杂之地、冲锋和撤退之地。这种种状态都渗透、作用于县城人的精神面貌。我所能做的就是用形象来呈现，而非理论上的梳理和概括。当然，理论上的梳理和概括也很重要，但那是社会学家的工作。
张丽军：我看到您作品中很多形象都是工厂子弟，工厂是他们成长的重要土壤，同时工厂作为一个重要场域又区隔了乡村、街道，但是从历时性来看，工厂又正在被废弃，您能聊聊您印象中的工厂以及它所衍生的文化吗？
马笑泉：我童年的一部分时光是在隆回县机械厂度过的。因为是城中厂，所以它跟街区的联系比较密切，属于县城的一部分，不像卷烟厂、造纸厂这样建在乡间的大厂，那基本上是跟邻里隔绝的另一个世界，但它终究有大门和围墙，拥有自己的幼儿园、澡堂、食堂、医务室，还有一个小防空洞，所形成的氛围自然会影响到我们这些工厂子弟。哪怕是在外面玩，我们都随时会宣称自己是机械厂的，而另一些人则是街上的、一中的、教委的、体委的、磁性材料厂的……这种身份意识几乎是自动形成，并不需要大人灌输。工厂分为两部分：生产区和生活区。生产区另有大门和传达室，但厂里子弟可以随便出入。我喜欢在生产区转悠，又高又大开着许多窗户的车间塑造了我的空间感，而各种金属铸造的机器和操作工具，影响了我对这个世界质感的把握。至于在公共澡堂里和大人们一起洗澡，在青工宿舍里流连，使我提前窥见了成人世界的某些东西。说到工厂文化，我想，对于真正在工厂里生活过的人来说，有的只是种种具体而微的感受。作为小说家而言，拥有这些感受已弥足珍贵，一旦要提升到文化的层面来谈论，恐怕会减损它们的丰富性和微妙感。
张丽军：我看您的多部作品中都提到了中国武术，尤其是《回身集》。您笔下的许多人物形象也是武术的修炼者，您是怎样看待中国武术或者说中国武术在当今的发展状况呢？
马笑泉：武术分演法、练法和打法。古代武行以走镖、护院和开馆授徒（戳杆立场）为主，就连在江湖上卖艺，也会随时遭到挑战，若无真才实学，是难以为继的。在那种环境中，打法和练法才是最重要的，也就是所谓的真功夫。1949年后，作为演法的套路迅速成为主流，各种武术锦标赛上，动作的规范和姿势的漂亮，几乎是全部的评判标准。但是，若无练法和打法做支撑，套路只是花拳绣腿，全国武术冠军也可能敌不过一个街头混混从实战中锤炼出来的拳脚。仅仅是动作漂亮，或者强身健体，恐怕不是武术的核心价值。传统武术的实战传统凋零已久，可能只有中国摔跤，因为必须两人相角分出胜负，实战能力才没有衰退。而传统的打擂台，没能像泰拳或拳击那样，转化为一种成熟的、能够广泛推行的商业机制。目前唯一的出路，便是各门各派都积极主动融入自由搏击和综合格斗比赛，在这个过程中去伪存真，接受考验，从而实现艰难的重生。
张丽军：您曾说《迷城》是您进入“写作的中年”的沉潜之作，更有许多学者指出《迷城》是极具文化品格的小说，这和您所生活的地区所属的梅山文化是否构成一种强关联呢？据我的了解，梅山文化是一种多元信仰的文化。但是在地域特色更明显的《巫地传说》中，梅山文化的演绎好像又有所不同。
马笑泉：梅山文化在《迷城》中存在感稀薄，这部小说主要表现和探讨的是《周易》文化和儒、释、道文化在当代的处境和创造性转化。《巫地传说》才是一部地道的梅山之书，当中人物大多具备典型的梅山人的感受方式和思维方式。
张丽军：您曾在访谈中提出“软暴力”的概念，我很有启发。从您的《猛虎迷途》到《迷城》，再回观您的其他作品，您笔下大多数的人物似乎都处于一种“迷途”的困顿中，并且呈现出了挥之不去的悲剧意识，这种“迷途的困顿”是否和遭受不同程度的“软暴力”有关？
马笑泉：不仅仅如此，甚至也不是主要原因。人性的复杂和命运的不可捉摸，才构成了“迷途”或“迷津”。
张丽军：您绝大多数作品中似乎男性形象是前置的，女性形象或被虚化或被简化，着墨并不多。您能聊聊您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吗？在您的作品中我印象最深的女性形象是女知青秀姨，她的倾慕对象因她杀人，被公安局抓走前问她到底喜不喜欢他，当所有人都觉得“讲句假话也只有那么大的事”，她却仅仅只是“悲哀地笑着”表达了感激，说不喜欢。
马笑泉：可能你没怎么细读《银行档案》，里面塑造了不少女性形象，她们的光彩甚至压倒了男性。
张丽军：您说在《迷城》之后还有写另一座城的想法，目前已经开始创作了吗？您能否聊一聊您未来的创作计划？
马笑泉：已经写完。接下来的两三年里，重心放在中短篇创作上。
张丽军：今后5年、10年您有什么长篇小说的创作计划？您如何认识长篇小说文体？
马笑泉：我有个“三城”创作计划：一部写21世纪的县城，即《迷城》；一部写20世纪80年代的地级市，初稿已完成；一部写２０世纪90年代的省城。以此对我前半生所经历的时代进行总体性呈现。但第三座城会不会写，还是未知数。
长篇小说是一个作家的人生历练、感受能力、思想深度、艺术技巧、知识结构、价值取向等的整体性呈现，难度最大，力量最强。传统的长篇，长度、深度、厚度，缺一不可。而现代长篇，除了保证深度外，应该在密度上多下功夫，仿佛芯片，将尽可能多的信息和能量集成于日趋精巧的结构中。
与谈人简介：
马笑泉：湖南省作协副主席、作家。
张丽军：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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