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虽然一直到现在为止，对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国家的殖民化扩张这一重要历史现象，学界的理解与认识仍然可以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但一个不容否认的历史事实却是，当今世界的文明版图，正是建立在如此一种殖民化扩张的前提之上。典型如美洲地区，以哥伦布为代表的地理大发现之前，即不仅有身为土著的印第安人在活动，而且印第安人也创造了独属于自己的文明。倘若没有西方国家的殖民化介入，传统的印第安文明一直传沿至今，那美洲地区的面貌肯定不会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那样一种状态。但不管怎么说，历史还是不容假设。从根本上说，正是因为有了西方国家的殖民化活动，也才最终形成了美洲地区目前的如此一种文明现状。众多殖民化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法国自17世纪以来在美洲加勒比海地区建立了一系列殖民据点。这些法国殖民地的一个突出标志，就是在语言层面上法语不仅进入了这一地区，而且还强势成为大小安的列斯部分岛屿的官方语言。差不多与此同时，伴随着日益活跃的黑奴贸易和劳工输入，隶属于其他族裔的语言文化也进入了这一地区。这样一来，先是“法语与黑人土语融合形成的克里奥尔语成为法属岛屿的通用口头语”①，在此基础上，紧接着便是“19世纪之后，克里奥尔文化背景下的法语文学在这些岛屿上逐渐形成，主要集中在马提尼克岛、瓜德罗普岛和海地共和国”②。一个多世纪以来，经过前后数代作家的辛勤耕耘，这一地区的文学创作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果，出现了一批拥有世界级影响的重要作家，业已成为当今世界几大法语区中文学成就最突出的地区之一，所以《世界文学》杂志社才会在2025年的开年第一期特别组织“加勒比海地区法语作家专辑”，把这一地区以小说这一文体为主体部分的文学创作以整体性的方式介绍给中国读者。而我们，也恰好可以借此机会对足够遥远的美洲加勒比海地区的法语文学创作有一个相对全面深入的了解与认识。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从语言的角度来说，加勒比海地区的法语文学创作，与曾经作为宗主国的法国本身的所谓正宗法语写作相比较，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区别，是带有突出地域性的作为通用口头语存在的克里奥尔语一定程度上的介入与影响。仅从代表性作家之一帕特里克·夏穆瓦佐的相关言论，我们就不难看出这些作家语言上的自觉与努力。比如，关于两种语言以及语言与殖民之间关系的思考与认识。在帕特里克·夏穆瓦佐的理解中，语言问题原本已经足够令人头疼，但由于身在殖民地，情况就会表现得更加复杂：“在殖民地，通常存在着两种语言，统治的语言和被统治的语言。于我而言，被统治的语言是克里奥尔语，也是我的母语或母体语言。”“统治的语言是法语，是学校灌输给我的。通过法语，我发现了阅读、写作和文学，以及真、美和公正的概念，这是一个完全由殖民者的价值观塑造的世界秩序。”③正因为论者明确认识到统治的语言不仅仅是一种语言，而由于对价值观的体现已经变成了一种武器，所以，他才强烈地意识到了写作的艰难程度：“写作本身已非易事。对于所有生活在殖民地的作家而言，用这个武器库里的武器去搏斗，是他们一直以来都在忍受的悲剧。写作，常是如此：解除某些语言的武装。”④这里的一个悖论就是，一方面，殖民地的作家的确试图在民族立场上对“殖民者的价值观”有所对抗，但在另一方面，虽然存在着如同克里奥尔这样地域性极强的通用口头语，但从根本上说，殖民者的作家却还是不得不使用法语这样一种“统治的语言”来进行写作。之所以一定要把加勒比海地区的文学创作冠名以“法语”的限定，主要原因正在于此。细细琢磨一番，隐含于其中的，就是一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被迫无奈意味。与语言运用方面的如此一种悖论性质紧密相关的，是殖民者写作者同样脱不开矛盾色彩的身份认同问题：“总而言之，身份认同问题在我写作之初就已经出现，而殖民背景又突显了这个问题。同样，身份认同这个概念也被殖民者用来当作大规模杀伤武器。西方殖民者的文化、语言、民族和文明成为绝对标准，鄙视且反对世界的多样性。因此，为了创造出完全相反的话语，被殖民者在解放斗争中会过度强调身份概念，这种姿态虽说是反抗，但依然跳进了殖民者设下的陷阱：被统治者试图用统治者的方法来夺回自己在世界上的存在资格。这就等于失败了两次。”⑤一方面，由于殖民统治曾经的长期存在，再加上其他族裔的混居，身份认同问题无论如何都不容回避。但在另一方面，因为殖民者早已在身份问题上设下陷阱，所以如何才能够有效规避相关陷阱，在非统治者的层面意义上思考表达种族与身份认同问题，事实上也往往会构成对殖民地写作者思想艺术智慧的困扰与考验。

认真翻检被收入这个专辑里的那些作品，作为主流文体的小说且不说，其他一些文体的作品，无论是自传性作品，还是散文，甚或如同帕特里克·夏穆瓦佐《讲故事之谜》这样的文论性作品，渗透凸显于其间的，可以说都是一种建立在种族立场前提上的来自于身份问题的焦虑与困扰。比如，西·施瓦兹—巴赫那聚焦于饮食书写的散文《平底锅中二三事》。在这篇散文中，作家首先强调他要重点谈论的，不是什么特别的食物，而只是在瓜德罗普最为寻常不过的“吃食”：“‘吃食’是一个带点克里奥尔风味的说法，意思是普通人每天的饭菜。”道理其实很简单，“无论是瓜德罗普还是在世界其他地方，烹饪艺术的最高成就一定蕴藏在其貌不扬的家常饭菜中。”在以祖父为例，简略地描述了他所热衷的几样日常“吃食”后，作家的重点落脚到了对克里奥尔食物特点的捕捉与归结上：“祖父是个普普通通的人，和千千万万善良本分的瓜德罗普人过着一样的日子。他从未在意过饮食和科学之间的关联，但他深知，餐桌上的一切，都是大自然借给人类的。因此，无论收获了黄瓜、山药还是芋头，他都会把一部分收成放在路边，方便有需求的过路者。这一举动具有双重含义：将一部分‘借’来的东西还给大自然，以及跟大家提前分享他将用于烹饪的收获。”在这里，作家借助于“吃食”写出的，其实是瓜德罗普人带有突出感恩与回馈性质的对待劳作收获也即那些食物的慷慨姿态。与如此一种感恩和回馈心理紧密相关的，是瓜德罗普人饮食问题上那种特别注重与他人共享的理念：“现在，我想再着重谈谈之前提到的一点。克里奥尔美食的内涵首先在于分享，吃独食被看作是一种责罚。这就是为什么，即便是单身汉，也从来不会只准备一人吃的饭菜。我们随时都等着、期待着、指望着有人能来歇上一脚，一起品尝佳肴。”到最后，作家所刻意强调的，是凝结蕴含于克里奥尔美食中一种浓得化不开的文化乡愁：“我们可以看到，最寻常的克里奥尔菜肴，也是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共生的体现。也许正因如此，当我们侨居世界各地时，瓜德罗普餐厅也跟着遍地开花。背井离乡的时候，吃，不仅仅是进食，而是对故地的花草瓜果、山河湖海的追忆。”在某种多少显得有点极端的意义上，“没有了它们，我们便不再是我们，用当今一种公文式的语言来说，我们就丢失了自己的身份。”诚所谓“卒章显其志”，到文章的末尾处，当作家把克里奥尔美食与身份问题关联在一起的时候，他这篇散文的思想意蕴自然也就水到渠成地获得了某种并非不必要的升华。

然后，是两篇可以被看作是非虚构的自传叙事作品。一篇是达尼·拉费里埃的《门廊》。《门廊》选自拉费里埃的一部童年回忆之书《咖啡的味道》，此作以对祖母形象的书写而特别引人注目。但潜隐于这部带有片段拼贴色彩的回忆之书若干细节褶皱中的，却依然是海地人对世界某种独有的理解方式。比如，记忆中的祖母也即大大虽然酷爱喝咖啡，却往往会由于囊中羞涩而买不起咖啡豆。怎么办呢？“当他们意识到她没钱买时，会在门廊上放半袋咖啡豆。大大看向别处，他们也不会要钱，自行离开。留下的咖啡够用一个星期，因为大大会给所有人都来一杯。”从卖方来说，或许由于大大是他们信用很好的老客户，更主要地，还是出于自身的慷慨，即使大大没钱购买，他们也都会不动声色地留下半袋咖啡豆。从大大来说，明知道卖方会送给自己咖啡豆，但目光却会闪闪躲躲地看向别处。如此一个动作，正是其内心深处那种不好意思领受意愿的曲折表达。但即使买不起咖啡豆，却也丝毫都影响不到大大天性的慷慨与豪爽。只要是有人来，她照样会充满热情地继续奉上一杯冒着热气的咖啡。售买双方的如此表现，与西·施瓦兹—巴赫那在《平底锅中二三事》中瓜德罗普人对待食物的共享观念如出一辙。再比如，大大竟然可以看到已经去世了的热德翁：“一天夜里，她看到了热德翁朝河那边走去，他的小白狗跟着他。这是热德翁死后一个月的事。大大什么都不怕。她甚至叫了声热德翁，他躲在一顶大草帽后面。他咕哝了句什么，大大没听清楚。肯定是热德翁，因为有他的狗跟着。”依照科学的解释，人的肉身一旦消失，他的所谓精神或灵魂也就不复存在。但在很多地方，包括中国的民间，我们却总是能够不断听到类似于大大这样可以看到热德翁复现人间情形的故事。事实上，潜隐于此类故事背后的，或许正是加勒比海地区一带民间独有的世界观与生命观。

另一篇，是那位曾经在2018年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替代奖，也即“新学院奖”的作家玛丽斯·孔戴的《悲喜之心》。其中，与身份问题关系最为密切的，是《全家福》一章。具体来说，为身份问题所严重困扰以至于坐卧不宁的，是“我”的父母。由于内心里充满着对宗主国的向往之情，所以，在他们的理解中，第二次世界大战之所以会显得那么黑暗，主要是“因为在那漫长的七年里，他们不能做心目中最重要的事情——去法国旅行。我父亲是公务员，母亲也是职业人士，享有定期带子女去‘宗主国’度假的福利。他们从来没有把法国看作是殖民统治势力的所在地。在他们眼里，法国就是祖国，巴黎就是光之城，这些都能为他们的人生增添光辉。”虽然作家没有给出过更进一步的分析，但如果我们由果及因地作一番逆推理，那一个可信的结论就一定是法国在加勒比海地区殖民化洗脑得特别成功。“我”父母之所以会对法国之旅充满期待，毫无疑问是被洗脑特别彻底的一种结果。这一方面的一个突出细节，就是他们在巴黎餐馆里关于身份问题的敏感与焦虑。虽然他们看上去不像法国人，但却能够讲一口纯正的法语，所以，几乎“每一个服务生都要夸一句‘你们的法语说得太好了！’”问题在于，对于他们的夸赞，父母居然一点都不买账：“这样的赞扬，我的父母听到后眼皮眨也不眨，嘴角动也不动，只是点点头。一等服务生转过身去，他们就转而向我求证。‘可我们也是法国人，和他们一样。’父亲长叹道。‘比他们更像法国人呢。’母亲恶狠狠地补了一句，又接着解释说：‘我们受的教育更好，更懂礼仪。我们读过的书更多。他们很多人一辈子没有迈出过巴黎一步，我们却去过圣米歇尔山、蓝色海岸和巴斯克海岸。’”发生在餐馆里的这一幕，所充分说明的，正是“我”父母骨子里对宗主国一种五体投地式的高度认同。唯其高度认同，所以才会唯恐自己不能身为法国人，才会特意强调自己其实“比他们更像法国人呢”。当时年龄幼小的“我”，之所以会为“这对话中的某种悲哀感到震撼”，主要原因也在于她从其中真切感受到了身份问题的赫然存在：“法国人的身份对那些人来说是天生的。而我的父母，尽管风度翩翩，却无法拥有同样的身份。”但其实，潜隐于父母内心深处的，是一种他们自己恐怕根本都不可能察觉的严重的身份自卑意识。应该注意到，在《全家福》这一部分，哥哥桑德里诺曾经不无戏谑地把举止不那么寻常的父母称之为一对“奇葩”。那么，“我的父母是奇葩吗？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对自己的非洲出身毫无自豪之情。他们选择对其视而不见。是这样的！去了这么多次法国，我的父亲从来不会走学院路——那是《非洲存在》杂志从阿利翁·迪奥普脑海里脱胎成型的地方。和母亲一样，他深信只有西方文化值得存续，并对法国允许他们拥有这种文化而心怀感激。与此同时，他们俩也从来没有因为肤色而感到丝毫自卑。他们相信自己是最杰出、最聪明的黑人，是伟大黑人种族进步的铁证。”问题在于，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奇葩’吗”？相比较而言，更重要的问题恐怕还是记录书写者对这一对“奇葩”父母所持有的那种似乎不无矛盾的价值游移评判立场。虽然在书写过程中似乎多少都会流露出一种批判的意味，但与批判立场相比较，能够把这样一对“奇葩”父母尽可能完整客观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恐怕才应该被看作是玛丽斯·孔戴切实的书写价值之所在。

这组“加勒比海地区法语作家专辑”中，最不容忽视的，是另外三个虽然篇幅短小但却意蕴相对深厚的短篇小说。恩内斯特·贝班的短篇佳制《大河之女》，所集中聚焦的，是发生于一对男女间一个绝不仅仅是悲伤的爱情故事。男主人公名叫克安，是大河边村庄里“一个似乎集齐了世间所有厄运的男人”。厄运之一，他不幸幼年失祜。由于心情不爽的河神在某一天夺走了他父母性命的缘故，克安便从小跟着祖母长大。厄运之二，从小就把克安带大的祖母，却根本就不喜欢他。之所以会是如此，与祖母对已逝儿媳的强烈不满紧密相关。因为祖母从未接受过儿媳，但克安却长得太像妈妈的缘故，“恨屋及乌”的祖母就总是会不由自主地迁怒于克安。既然缺少必要的庇护和关爱，那克安所度过的，也就一定是被厌弃的所谓“讨债鬼”一般的童年。厄运之三，命运多舛的克安，竟然天生就是一个瘸子：“他的一条腿有点跛，走起路来一瘸一拐，但他还是长大成人了，如今已是一个三十岁的男子。”既如此，那“那三十年经受的挫败、嘲讽和恶意让他成了一个孤僻的人”，也就是一种必然的结果。但尽管如此，或许与他打小就跌打滚爬在广袤的大森林里，“对他而言，森林无异于一本大书”有关，生性孤僻的他，竟然可以打得一手令人叫绝的好独木舟：“唯有当他凿木做舟时，才有些许不同。没人比得上他的手艺，那两下子堵上了不少好嚼舌根的嘴巴。克安做出来的独木舟，真叫人叹为观止。”事实上，一生苦命的克安，之所以能够与后来被人们称为“大河之女”的莫阿芒芒发生关联，主要就是因为他拥有打造独木舟的出色手艺。莫阿芒芒是村里一位上过学，去过城里夜总会的年轻姑娘，而且，“她看上去早已不属于这个村庄了”。肯定是缘于她那非同寻常的相貌和气质，克安便总是“幻想着把她刻成一只爱的独木舟”。具体来说，“二人得以亲近，是因为莫阿芒芒要给学校做一个关于制造独木舟的报告”，要想完成这一任务，就不能不依赖于制造独木舟的高手克安。于是，“克安成了完美的启蒙者。如果没有河，独木舟算什么？如果没有独木舟，河算什么？如果没有鬼神相助，人又算什么？”正是在事关独木舟的交流过程中，曾经遭受三十年厄运的克安，不可救药地爱上了莫阿芒芒。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就在她要为克安升起一颗桃心时，一个意外事件发生了。”这一意外事件，就是莫阿芒芒的突然怀孕。“你忘了那个和她咬耳朵的白人了？”“那个年轻教师！”“他喜欢黑女人？”“他就喜欢莫阿芒芒！”就这样，仅仅借助于旁观者的几句简洁对话，作家就巧妙地交代清楚了莫阿芒芒突然怀孕的来龙去脉。怎么办呢？莫阿芒芒严肃地咨询克安的意见：“莫阿芒芒想过‘流’掉孩子。她问询了克安的意见。尽管内心异常痛苦，克安还是建议她留下自己的果实。毕竟，他本人也曾因类似的缘故深受其害。”面对莫阿芒芒突然怀孕这一意外事件，克安坚持让她“留下”的建议，一方面，固然与他本人曾经“深受其害”的内心情结紧密相关，另一方面，却也凸显出了他一种难能可贵的人道情怀。这一意外事件的结果，是他们“两个人一直没有什么进展，就分开了，莫阿芒芒走了”。虽然一场情感的悲剧就此而酿成，但浩浩荡荡的生活却从来都不会为某个人停下前行的脚步。问题的关键在于，虽然莫阿芒芒已然远去，但克安却从未停止过对她的深切思念：“而克安在那条跛了的腿之外，还拖着一段没有解药的单相思。”总是处于夜不能寐状态的他“回看自己过去的三十年，从未尝过温柔体贴或抚慰的滋味。他偷偷哭泣，在人前假装活着”。既然要在“人前假装活着”，那就说明克安的精神世界因此而遭受了相当巨大的创伤。但也正是在遭受挫折的过程中，克安的精神世界继续成长。应该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整日整日看着河水的他，甚至形成了哲人的气质。比如，他的这样一段深度思考：“他看到亚马逊流域层层落叶下与时光一起被埋葬的命运，重重叠叠仿佛金字塔一般。他看见整个美洲的语言在尚未完工的巴别塔里推推搡搡。他听见苦难，听见清贫的孤独，听见冒险家的呐喊和淘金者的合唱。他一直追溯到非洲，在心底为那庇佑逃亡黑奴的神灵永留一席之地。”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当他化身为哲人的时候，他既是克安，又不是克安。当他以一位加勒比海地区漫长历史的追思和审视者形象出现的时候，给《大河之女》带来的，正是一种不容置疑的寓言化书写特征。一些时候，作家这样的一种书写，可以让我们联想到鲁迅先生的小说名篇《狂人日记》。就在克安变身为历史沉思者差不多同时，作家仍然在借助于旁观者的简洁对话，叙述交代莫阿芒芒的故事。比如，“如今她说起克里奥尔语好像嘴里有石子儿，她用母语唱歌也不如从前动听了。”“她想用漂白剂洗掉自己皮肤的颜色哩！”“她的梦想在巴黎……”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要害处在于，对于以上这些说法，克安一直持一种拒绝的态度：“人们说这，人们说那，但克安无法对这些传言照单全收。他的心在守望，他对大河说：‘大河啊，父亲！告诉我这不是真的！就算月亮变成黑色，一个博尼人也还是博尼人。’”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离开了故乡后，莫阿芒芒的确游历了巴黎、圣洛朗等大城市，真切经历了所谓“现代性”的洗礼，但所有这一切却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她：“调查结束，大河再次出发。莫阿芒芒并不是人们所说的那样。她什么都没有忘记，什么都没有否认，什么都没有丢弃。她只是敞开心扉接受圭亚那奉上的一切。她成了一个大河之女。”真实情况是，“莫阿芒芒迁移了她的身体，而不是她的文化。”“她游历了巴黎，得出结论说没有什么比得上森林的大教堂和太阳的祭坛。游历世界的她如今归来，手中握着一本厚如圣经的书，送给克安。”这本书不是其它，正是莫阿芒芒的博士论文。在其中，莫阿芒芒所深入探讨的是“大河子民的历史”。这样一来，也就出现了小说带有归结性质的最后一个段落：“没有人明白，一位知名大学教授——在白发苍苍却依然风姿绰约的年纪——为何会出人意料地来到克安的小屋。‘绕了点路，但我还是来了。’她对他说，用的是他们共同的语言。仿佛一切如初。”此处的“一切如初”，所真切道出的，或许也正是莫阿芒芒，更可能是作家本人面对文化冲突时一种相对牢固的强烈身份意识。

吉赛乐·皮诺在短篇小说《你的使命，玛尔尼》中，集中书写表现的，是一个名叫玛尔尼的瓜德罗普女孩在宗主国法国巴黎的艰难生存困境。困境之一，是因为她的身份和肤色而遭致的那种种族歧视。这一点，主要体现在面包店购买面包的过程中：“轮到她了。面包店女店员脸上扬起意味深长的假笑，大声向她道谢并给她找零。玛尔尼不傻，她从那双绿眼睛里读出了厌恶。”顾客就是上帝，好端端的，素不相识的女店员之所以会对玛尔尼表现出一种本能的厌恶，主要还是因为她在骨子里瞧不起玛尔尼所归属于其中的种族。但其实，为了能够融入到法国的文化与风尚之中，来到巴黎后的玛尔尼，已经做出了很多方面的努力。其中包括艰难地改变自己打小养成的饮食习惯：“自从到了法国，玛尔尼就不再大吃大喝。”在家乡的时候，她和其他绝大多数女孩一样，根本就不知道要节制饮食：“其中大部分女孩都和玛尔尼一样丰满。她们都把自己喂得很饱，但显然，食物已不再能满足她们了，她们熟稔打鼓少年的身体，饱尝他们长而硬的性器，并借此喂饱了那张在布满皱纹的柔软大腿间诉说着饥渴的嘴。她们说，感觉很美妙。”然而，在抵达法国之后，玛尔尼就开始远离如此一种更加接近淳朴自然的生活状态。身体迅速地减肥，就可以被看作是这一方面的一种象征性表达。究其根本，玛尔尼的减肥，正是为了能够更快更好地融入到法国主流社会之中：“她瘦了多少？从抵达那一刻算起，可能有二十公斤。可她从未感到饥饿。她坚信心中的声音以一种超自然的甚至是福音的方式滋养着她。”困境之二，是亲情的严重匮乏。这一点，主要通过那个“不找她麻烦但和她保持距离”的丹妮丝姨妈体现出来：“她一到巴黎就给姨妈打去电话，电话那头支支吾吾的，玛尔尼这边却期待着见面。她真傻，她早该意识到姨妈是个刻薄难相处的人……”“玛尔尼感觉对方并不想重续亲情。姨妈的内心充满了怨恨和酸楚。”“她的眼神总是闪烁不定，因为无法和玛尔尼——一个陌生的年轻亲戚——长时间对视。”既然连唯一的姨妈的表现都如此冷漠，那玛尔尼内心里的“如此孤独”便可想而知。就这样，一方面是身份的被歧视，另一方面则是精神的特别孤独，二者叠加在一起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声音不仅不再“甜美”，反而变得“粗暴、专制、记仇”。到最后，也正是在听从了声音“放火！让一切烟消云散！”的命令之后，精神其实已经处于某种分裂状态的玛尔尼变成了一个纵火者。当然，玛尔尼最终烧掉的，也只能是自己：“玛尔尼已经住院两年了。她从火灾中获救，火灾就发生在她在巴黎住的那个阁楼小房间里。余生的每一天，玛尔尼都要服药。穿白大褂的护士会来监督她把药吞下去，让她脑海里的声音安静下来。”

正如同标题已经显示出的那样，勒内·德佩斯特的短篇小说《白影下的黑鬼》，同样与种族身份问题紧密相关。小说故事发生在一个叫鲁日角的地方，主人公名叫迪厄韦耶·阿尔森多尔，是一个把一小块土地最终变成一片肥沃土地的庄园主。但小说一开始所聚焦的，却是阿尔森多尔已经重病在床的一个悲伤事实：“十月的日子里，在那个叫鲁日角的地方，大家都在议论：迪厄韦耶·阿尔森多尔快不行了。”虽然四处延请名医，但诊疗效果却极其有限，难以奏效。关键时刻，“是安德烈乌斯·利马比亚尔在将死之人的唇上捕捉到奥基勒·奥基隆这个名字的。”一番检查诊治之后，奥基隆开出了他那多少带有一点神巫气息的药方：“接下来的三天，你，塞西莉娅大嫂，每天要给你的幸运儿阿尔森多尔喂一管瓦里药剂。为了让这个顶级药物发挥最大疗效，要先把它放在火里烧一下。但不是什么火都行。要想救迪厄韦耶·阿尔森多尔，家里最年轻的女人要裸身从火焰上方经过三次，好让她新鲜的血液融进火焰的守护力量。”依照奥基隆的要求，“年轻的玛丽安娜——因美丽动人而享有盛名的花园女子——一件件脱下了身上的衣服。十七岁妙龄的她在美好的火焰上连续跳了三次生命之舞，火焰在她张开的双腿间欢乐地颤动。”在一种象征的层面上，玛丽安娜裸身在火焰上跳舞这一细节所反映出的，或许是加勒比海地区民间的一种生殖崇拜。想不到的是，奇迹就这样发生了。迪厄韦耶·阿尔森多尔不仅得以起死回生，更令人惊异的一点是，原本是黑人的他，竟然变成了一个白人：“她眼前不再是小多尔爸爸那张让人心痛的脸，枕头上躺着一个白人。”即使是阿尔森多尔自己，也都难以接受如此一种巨大的变化：“迪厄韦耶·阿尔森多尔看到了一个容光焕发的白人，而那个人就是他迪厄韦耶·阿尔森多尔本人！他发现自己又孤身一人在房间了，来看他的人都吓得四处逃散了。”实际上，发生在阿尔森多尔身上的这一变化，正如同卡夫卡的《变形记》一样，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变形记”。阿尔森多尔之所以会变身为一个白人，所折射表现出的，正是加勒比海地区曾经的那段被殖民历史。作为一个突出的案例，阿尔森多尔不仅因此而登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还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在世界各大都市，人们设想，如果地球上的黑人都突然决定用这个海地乡下的神奇果核来发动攻击，占统治地位的白人命运又将如何……再也没有白人能够在享有神权的白皮里安心度日了，南部非洲的媒体已经预见到了最后一个班图人也将跻身南非荷兰白人的图景。‘野黑鬼’的生长变得不受控制……”作为一个难以被普遍理解和接受的怪物，阿尔森多尔在饱尝了一段时间的孤独与讥讽之后，携带着“恨与爱，绝望与希望”，到后来还是抵达了一段新的爱情：“在她眼睛里，他立刻发现，自己的白人脸也可以和那张失去了的黑人脸一样温柔。他极为畅快地进入了玛丽安娜的身体。接下来的许多许多年，他们的爱情给鲁日角的降雨和收成带来了妙不可言的影响。”

由以上分析可见，与加勒比海地区曾经长期处于被殖民的状态紧密相关，虽然有克里奥尔语相当程度的渗透与融入，但从总体上说，因为法语至今仍是那一地区通行的官方语言，所以也才会有拥有世界影响的加勒比海地区法语文学创作的出现。但也同样是与这种长期被殖民的历史紧密相关，有关种族和身份的问题方才甚至已经积淀成为当地民众的一种集体无意识。上述作家作品之所以绝大多数都会有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种族与身份问题的关注与表达，根本原因正在于此。与此同时，另外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在作为主体文学文体存在的短篇小说中，或许与受到现代主义的普遍影响有关，无论是《大河之女》关于克安与莫阿芒芒情感故事的书写，还是《你的使命，玛尔尼》中对玛尔尼精神分裂症状的透视，抑或还是《白影下的黑鬼》中阿尔森多尔的由黑人而变身为白人的想象，凡此种种，皆可以在一种寓言化书写的层面上获得一种有效的理解与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