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近日傅光明兄寄赠我一部他的新版旧作，2012年3月曾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大量增订后2025年由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再版。原版书名为“书信世界里的赵清阁与老舍”，读者的关注点当然是老舍跟女作家赵清阁之间的情感纠葛。现将书名改为“写信的人”，这个人就是用华文写作的美国作家韩秀。书名的含义，是通过作者跟韩秀间的通信，“见证一种普通人之间能够坦诚相见，互相信任，惺惺相惜进而发展起来的感人的忘年友谊”（见原著封面 的介绍文字）。副题为“老舍及其他”，指书中有韩秀、董桥、史承钧等提供的老舍研究资料，内容仍然是关于老舍跟赵清阁的情史。

我称此书是“一部奇书”，无非是重复资深教授陈思和的提法。陈思和是光明进复旦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后的导师。他在初版本序言中指出，这本书的书写形式颇为奇特，由两位通信人的电子邮件变成目前的散文叙事；的确一语道破这本书的艺术特色。我也感到，这是一部充满人间真情的人生体验的读物。贯穿全书的是一根超乎世俗功利的情感链条，连缀在这链条上的一封封书信（包括电子邮件）犹如一颗颗璀璨的珍珠，让这根链条熠熠生辉。这本书既是口述历史，又是优美散文；既是自传，又是他传。书中涉及老舍和赵清阁的部分，为众多读者关注，是珍稀的研究资料，兼具学术性与可读性，所以称为“奇书”毫不过分。

要说“奇人”，光明本人就是“奇人”；韩秀也是“奇人”。韩秀2010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过自传体小说《折射——一个美国女孩在中国》，讲述她的传奇经历，现在又发行了电子书，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光明今年满六十，但他23岁就开始发表作品，保守估计，他目前的著译已有六十余部，主编及编选的作品百余部，名副其实是“著作等身”或曰“著作超身”。他的学术生涯和人生经历起伏跌宕，其中的经验教训对读者颇有启示意义。光明初中上的是北京161中学，该校前身为北京第一女子中学，是一所百年老校；高中考进北京市第四中学，这更是北京市顶尖的示范性高中，高考平均分数常年居北京市榜首，但1982年，17岁的光明却只考进了北京联合大学文理学院，当时虽然称为北大分校，实际上是北京市管理的一所走读学校。1986年8月，光明分配到新成立不久的中国现代文学馆，一干就是34年。2020年12月，55岁的他又入职于跟现代文学馆性质完全不同的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当起了外语教授和博士生导师。

据《写信的人》一书中的自述，光明在文学馆工作的34年中曾陷入精神困境。正是在人生低谷时期，他感受到了来自异国原不相识者的真诚友谊，倍感温暖，十分珍惜。关于光明在现代文学馆的工作情况，除了科研，我直接了解的只有三点：一，他被安排为文学馆与巴金老友萧乾之间的联络员。我在1990年前后跟光明相识相交，就是通过萧乾先生的关系。光明成了萧乾的助手，萧乾在学识（特别是英语）方面同时给予光明热情的帮助，双方是一种名副其实的师徒关系。二是光明在2001年2月至2010年6月这十年间，负责筹划和主持了261场讲座，事后又编成近三十本“在文学馆听讲座丛书”。这项工作的艰苦性容易被人低估。讲座隔周举行一次，安排在周日上午。每期讲座内容不同，专业性很强，没有渊博的学识很难说出像样的开场白和总结词。开讲的专家自然会早到，结束讲座会被留下吃一顿工作午餐。这样一来，至少光明有十个年头，每两周就少跟家人过一次完整的礼拜天。讲座进行时当然有摄像和录音，但要整理成文字公开出版，那编者和讲演者花费的时间往往都会数倍于讲座进行的时间。当然，文学馆的其他领导和工作人员也参与了讲座工作，不能归功于光明一人。三是光明出任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的编辑部主任，后长期担任常务副主编、执行主编。这份“丛刊”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的会刊，规格高，是高校教师评定职称、考核业务的核心（有的高校视为权威）刊物，来稿多，篇幅少，竞争自然激烈。我跟光明也算得上忘年之交，但他从未经手给我发过哪怕一篇文章，我推荐的论文也好几次被他退稿。我因此对他颇有腹诽，认为他为人太迂，太倔，如同《沙家浜》中的一句唱词：“一点面子也不讲。”好在我并不靠核心刊物升迁，否则我跟光明的私交也许维持不到今天。不过，凡事都有两重性。顺境可以成为一个人直冲云天的“好风”，逆境也可以成为一个人用实力证明自己生命价值的动力。自2020年底入职首都师范大学之后，光明变得开朗舒畅，主要头衔也由研究员变成了翻译家。为了在教学之余还能每天坚持翻译一两千字，光明这个年已六十的小老头隔天都会跑上一小时左右，路程长达八公里。也抽空参加足球赛，最近还因踢球受了伤，幸无大碍。不像1994年，他在什刹海游泳，险些溺水出人命。人的心情好坏能影响学术成就的高低，我期盼光明在顺境中做出更大的业绩。

光明成为翻译家这事，的确出乎我的意料。我知道光明有英文翻译的基础，曾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读过他所译的一篇萧乾英文演讲。我疑心萧老年轻时的英文未必如此优美，多半是译者翻译时在“信、达、雅”的“雅”字上下了功夫。后来我又读过光明翻译的凌叔华自传体小说《古韵》（Ancient Melodies）——我曾于1994年把此书收入我参与主编的《中国现代作家自述文丛》，由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此书有人译为《古歌集》或《古调集》。傅译为《古韵》，我以为准确而颇得神韵。但无论如何，我未曾预测光明有凭一己之力通译《莎士比亚全集》的能力和精力。

光明的英文基本上靠自学，加上“师傅”萧乾指点，但口语和听力还有提升的空间。有幸的是，2012年，韩秀把光明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推荐给台湾商务印书馆总编辑方鹏程，建议出一种繁体字版。方鹏程很快回复愿意出版此书，并愿意后续出版傅译莎士比亚全集。光明很快拟定了新译莎剧的计划，获得台湾商务的认同。从此，光明就将学术重心转移到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工作，一发而不可收。所以，韩秀是改变光明人生轨迹的友人。

好事必多磨。2014年5月，台湾商务方鹏程总编荣休，社务由他人接管。可能是出版环境的改变，也可能是新官上任方针变化，台湾“商务”表示新译莎翁全集“短期内恐难于持续操作”，于是双方和平分手，签署“终止合约书”。人逢绝处有转机，柳暗花明又一村。很快，几乎流产的“傅译莎”计划被天津出版集团看中。2015年1月，光明跟天津人民出版社签了一个大合约，决定将新译莎士比亚作品出齐，然后再出一部大全集。至今为止，光明翻译的莎剧已出版29部。继朱生豪、梁实秋、卞之琳、许渊冲、孙大雨等前辈之后，“傅译莎”已在莎士比亚翻译领域卓然成为一家。

我曾经感到疑惑：朱生豪翻译的莎剧虽然误译之处甚多，但由于已进入公版领域，仍有出版社乐意出版，而光明当时在翻译界尚未显山露水，天津人民出版社为什么敢于将此重任交付予他呢？出版之后又有什么反响？为此，我咨询了天津出版集团原副总编、韬奋奖获得者纪秀荣，以及天津人民出版社当时的编辑部主任沈海涛。

纪秀荣的回复是：“我觉得经典之所以长盛不衰，就在于常读常新。每个时代对于历史上的经典都会有不同的理解和表达方式。朱生豪和梁实秋的译本无疑是优秀的，但他们的表达方式常有那个时代的特点。我看到傅光明当时翻译的文本，觉得他真的很棒，他占有更多的资料，能给读者一个新的视野。但也担心他以一己之力能否完成如此巨大的翻译工程，不过傅光明表现出极大的决心，因此也给我们很大的信心。”

现任天津人民出版社副社长的沈海涛及其团队的回复更详细。大意是：“我社跟傅光明教授因《古韵》一书而结缘，预计2025年可以出第三版，傅译莎士比亚戏剧注释精到，方便读者参考。他是研究型的翻译家，这一特点在他译著的导读部分得到充分呈现。译文本身优美隽永，畅晓如话，语言更有戏剧的现场感。特别难得的是，傅光明在翻译过程中有许多独特的发现，能够将莎士比亚的著作原味呈现。”从2017年至2024年，文学界和翻译界就“傅译莎”召开过多次研讨会，很多专家的意见都援引在《写信的人》这部书里，这证明“傅译莎”正式成为出版界的一个品牌。

我说的所谓“奇事”，并非“奇特”之事，而是引起读者普遍“好奇心”的事情。好奇并非“窥私”，它往往可能成为学术探求中的一种动力。老舍是一位在文学领域卓有成就的人民艺术家，2025年的高考作文题还涉及了他的小说《鼓书艺人》。作为家喻户晓的作家，老舍的情感生活为读者关注，是很自然的事情，并非某些人或褒或贬所能改变。但这种关注应该有个“度”。“度”，指的是程度、限度、范围、界限……这个“度”如何确定当然见仁见智。我的看法是：对于文学家而言，读者和研究者首先关注的应该是他创作的文本，其次才是跟理解和解读其文本相关联的情感生活。凡与作品阐释、作家生平研究无关的生活细事，大多属于隐私，不必刻意考证。单纯“窥私”未必能有所获，更无学术意义。

不过，在中国现代抗战文学史上，老舍跟赵清阁的名字是经常联系在一起的。作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长达七年多的实际负责人，老舍是一位旗帜性的人物。1944年4月，在重庆文艺界举行的纪念老舍创作20周年茶会上，茅盾代表文协称赞老舍为“不屈不挠，团结的象征”。郭沫若吟诗曰：“吾爱舒夫子，文章一代宗。”（载1944年4月16日昆明《扫荡报》）可证老舍在当时文坛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文协的具体工作，赵清阁给予了老舍很多帮助。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出版的第一份文艺性刊物叫“弹花”，意为“对敌射出的子弹，能绽开胜利之花”。在该刊创刊号上，除开“本社”的《我们的话》，开篇就是老舍的文论《我们携起手来》，篇末则是赵清阁作为主编撰写的《后记》。我手头还有一帧书影，是剧本《桃李春风》的封面，右上角赫然共署的就是“老舍”“赵清阁”。此书1943年12月由中西书局印行，作为“文协成都分会”主编的《创作丛书》之一。这是一部四幕话剧，也是当年的获奖佳作，老舍跟赵清阁共同构思故事框架。老舍写出梗概，赵清阁分幕。第一、二幕老舍执笔，三、四幕赵清阁执笔。这样的作品，实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老舍跟赵清阁、萧亦五合作的剧本还有《王老虎》（又名《虎啸》）。研究老舍，就必须研究他的合作者，这是显而易见的。

光明再版的《写信的人》中新收入了2011年11月16日舒乙寄给他的一封信。从学术角度而言，光明收入此信是既有雅量又有睿智。舒乙是老舍的子嗣。虽然家属不应该对作家研究进行过度干预，但家属的正确意见必须充分重视。舒乙信中的文字情绪色彩很浓，代表了“老舍之死”研究中的一种看法。我特别同意之处是：老舍是死于“文革”时期“严重的政治迫害”，不能用“后院着火”之类的说法将其死因本末倒置。舒乙对韩秀回忆中的某些细节提出质疑，比如老舍离渝赴沪时，其妻胡絜青并未追到上海。不过，光明搞的是口述史研究，其代表作是《老舍之死口述实录》（与夫人郑实合作采写）和《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为时十年，他亲自采访的人就有四十多位。他夫人郑实也曾举着小型索尼摄像机协助采访。因为批斗老舍那年我在北京市女八中任教，而殴打老舍的造反派中就有女八中的红卫兵，郑实因此还专程采访了我。像我这样的受访者，并未列入光明的正式采访对象。

既然被采访对象众多，跟老舍的关系远近亲疏不一，提供的口述史料自然会有出入。史料不等于史实。如下定论，当然需要整理研究者在去伪存真方面下足考证功夫。孤证不能立论，这是史料学中的常识。光明在复舒乙的长信中明确表示，他从始至终并未尽信韩秀所说所述。在学术的角度上，他只是把韩秀作为诸多受访对象之一。不过，无论如何，老舍跟赵清阁抗战时期的确有过一段婚外情。舒乙也并没有否认这件事，只是希望看待这件事应该有“某种历史感和设身处地的谅解”。

读完《写信的人》一书，我对老舍跟赵清阁的山城之恋是这样理解的：

一、1931年，由罗常培、白涤洲和董鲁安介绍，老舍与胡絜青经过半年恋爱而后结婚。胡絜青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因座谈文学跟老舍结缘。她有独立工作能力，后拜齐白石为师，成为一位知名国画家。婚后胡絜青既照顾了老舍的母亲，又共同培育了四个子女。所以老舍一度情感出轨，胡絜青不是过失的一方。特别是抗战期间，胡絜青带着三个幼小的孩子从北平到重庆千里寻夫，历尽艰险，几乎丧命，更是令人唏嘘！

二、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因胡絜青产后不久，老舍在济南即将沦陷的危急关头被迫只身出逃。从1937年11月15日至1943年11月中旬，老舍因战乱在武汉和重庆过着独居生活，其时正值39岁至45岁的中年时期。因为共同的文学追求和救亡意识，包括在重庆大轰炸中互相救助，老舍与赵清阁之间发生了一段恋情。这在“八年离乱”的战争年代中并非罕见的事情。对此的确应予历史的同情和理解。

三、女作家赵清阁有多方面的创作才能，尤其可贵的是抗日救亡意识强烈。她跟老舍初识时年仅23岁，未婚，在战乱岁月中双方的兄妹之情有所发展。但赵清阁是被追求者，不愿成为第三者，老舍离婚是她跟老舍继续相处的前提。当独立女性这样一种正当的要求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实现时，赵清阁毅然斩断了这缕情丝，终生未婚，把苦痛和孤独断然留给自己。她的这种真实心态，在《〈落叶〉小析》一文中展露无遗（见傅著《写信的人》第318页至320页）。老舍死后，赵清阁非常悲痛，但她从不写她跟老舍关系的文章，因为如果动笔，必有贬词，如老舍“患得患失”之类，她不忍下笔。

赵清阁人脉很广，晚年跟邓颖超也有交往。老舍跟赵清阁的关系周恩来总理是了解的，所以新中国成立之后周总理曾通过阳翰笙要赵清阁写信动员远在美国的老舍回国。1982年10月9日，邓颖超在致赵清阁的一封信中写道：“我知你较迟，见你更晚。几年来同你晤谈几次，看了你的诗文著作，绘画艺术，逐步且进而加深对你的身世的了解、人格的尊重，你是一位‘孤’立自强，勤奋不息的战斗的革命的女性，尤为可贵的是‘老而弥坚’！你的一生，经历了坎坷、曲折、不平静的内外严峻的考验，你有舍己为人的品德。个人辛酸痛苦长期折磨，我深为同情……，可以告慰你的是，我一直同情、支持、关心、爱护着你。这是我给你永恒的酬答。虽相见恨晚，亦未很晚，你是我的一位可以以诚相见，可以谈心的挚友，甚感甚慰。”（转引自李爱华《邓颖超晚年与赵清阁的情谊》，《四川党的建设》城市版，1997年3月刊。同时可参阅刘春秀《丹桂飘香友谊长》，2001年1月《党史博览》）。我想，邓颖超的这封信，即使不被视为对赵清阁的盖棺论定，也是知己之言，代表了广大读者对赵清阁的看法。

最后想说的是，本文虽不算精彩，但却是我写得时间最长的一篇书评，因为涉及了我太多的知识盲点，一一填补感到很累；但又兴趣浓郁，欲罢不能。写作中收集的另一些资料，准备再写一篇《女作家赵清阁传奇》，以免这篇书评喧宾夺主。在此，对光明《写信的人》增订出版表示由衷的祝贺，同时也为自己尚未开笔的新作提前做个广告。

2025年酷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