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有英俊出中国”：鲁迅与台静农
编者按：日前，文史作家张守涛出版新作《鲁迅的朋友圈：鲁迅与中国现代英俊》（新华出版社，2005年5月）。该作是一本梳理鲁迅先生人际交往，研究鲁迅对当代文坛和文化人影响的通俗著作。作者从知识分子人生和作品文本出发，结合大量最新研究成果、史料，比较全面、系统、深入地书写了鲁迅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关系，尤重鲁迅对其影响。经作者授权，中国作家网特遴选部分章节，以飨读者。本次发布的是第三章《“愿有英俊出中国”：鲁迅与台静农》。
《鲁迅的朋友圈：鲁迅与中国现代英俊》，张守涛 著，新华出版社，2005年5月
“愿有英俊出中国”，鲁迅甘当“梯子”对青年寄予厚望，对众多青年作家热心培养尽力指导。中国众多现代作家与鲁迅有着密切关系，他们深受鲁迅影响，台静农、李霁野、曹靖华等未名社成员就是其代表。
一、“台君为人极好”
台静农1902年出生于安徽霍邱县叶家集镇，他与韦素园、韦丛芜、李霁野、张目寒皆为小学同学。他虽然幼年接受传统私塾教育，但后来阅读严复的西方译作而萌发先进思想，中学时与同学合办《新淮潮》杂志以相应五四运动。1922年，台静农成为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旁听生，旁听了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等课程，对鲁迅有了初步认识。1925年4月25日夜，台静农在张目寒陪同下第一次拜访鲁迅，鲁迅当天日记纪录道: “夜目寒、静农来，即以钦文小说各一本赠之。”[1]
1925年，在鲁迅的提议、支持下，鲁迅与韦素园、韦丛芜、李霁野、曹靖华发起成立未名社，以翻译出版外国文学尤其是苏俄文学为主，使得这五位文学青年正式走上文坛。其中，鲁迅与台静农交往非常密切。据《鲁迅日记》记载，二人交往在180次以上。台静农致鲁迅信件有74封，鲁迅致台静农信件有69封。鲁迅甚至曾在致台静农信中“吐槽”家庭负担道：“负担亲族生活，实为大苦，我一生亦大半困于此事，以至头白，前年又生一孩子，责任更无了期矣。”[2]在鲁迅任教厦门大学的一年零四个月中，台静农单独或与友人一起拜访鲁迅多达29 次。
鲁迅对台静农极为欣赏，台静农的第一篇小说《懊悔》即由鲁迅审阅后交给《语丝》周刊发表，他的第一部小说集也由鲁迅审定改名为《地之子》出版，鲁迅称赞为“优秀之作”[3]。在选编《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时，鲁迅选了台静农的《天二哥》《红灯》《新坟》《蚯蚓们》四篇小说，与鲁迅自己的入选作品数目相等同为作品最多的作者，可见他对台静农的赞赏。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鲁迅更是高度赞扬台静农作品道：“要在他的作品里吸取‘伟大的欢欣’，诚然是不容易的，但他却贡献了文艺；而且在争写着恋爱的悲欢，都会的明暗的那时候，能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的，也没有更多，更勤于这作者的了。”[4]
鲁迅对台静农的人品也极为肯定，说“台君为人极好”[5]。1929年5月鲁迅回北京时，曾多次与台静农会面，其中一次到了深夜。鲁迅多次赠书及《北平笺谱》等与台静农，还在1932年元旦手书《二十二年元旦》赠台静农：“云封高岫护将军，霆击寒村灭下民。依旧不如租界好，打牌声里又新春。申年元旦开笔大吉并祝静农兄无咎。迅顿首。”1934年鲁迅“闻天津《大公报》记我患脑炎，戏作一绝寄静农”[6]，又赠送台静农一首《报载患脑炎戏作》：“横眉岂夺蛾眉冶，不料仍违众女心。诅咒而今翻异祥，无如臣脑故如冰”。临终前，鲁迅还将瞿秋白遗著《海上述林》寄赠给台静农。除参与集资刊印此书的人外，鲁迅只给台静农和许寿裳两人赠过此书，可见他对台静农的感情。
“投桃报李”，台静农对鲁迅也极为感恩。1926年，台静农将1923至1926年四年间报刊评价鲁迅的文章汇编成集，取名为《关于鲁迅及其著作》出版。这是第一本有关鲁迅及其著作的评论集，书前有《鲁迅自叙传略》，书后附有许广平的《鲁迅先生撰译书录》。应鲁迅的建议，台静农将国外对鲁迅及其著作的评论删掉，而加了一篇陈源致徐志摩的信。台静农选编此书目的是“只想爱读鲁迅先生作品的人籍此可以一时得到许多议论和记载，和自己的意思相参照，或许更有意味些”[7]，主要原因是他爱鲁迅那种被陈源骂为“他就跳到半天空，骂得你体无完肤——还不肯罢休”的精神，认为“这种精神是必须的，新的中国就要在这里出现。”[8]
1927年刘半农提名鲁迅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便由台静农转达，鲁迅也是通过回信台静农拒绝。虽然鲁迅拒绝了提名，但此事可见台静农对鲁迅的尊重及两人关系的亲密。1932年11月，鲁迅回北平探视母亲，并应邀在北平作了五次公开演讲，时任北京辅仁大学副教授兼校长秘书的台静农全程陪同。台静农还陪同鲁迅到范文澜家，邀请鲁迅到自己家，以及会见北平左翼文化团体代表。回到上海后，鲁迅特意给台静农写信感谢道：“廿八日破费了你整天的时光和力气，甚感甚歉。”[9]鲁迅还给许广平写信道：“我到此后……台静农、霁野……皆待我甚好，这种老朋友态度，在上海势利之都是看不到的。”[10]台静农还多次为鲁迅代买汉画像石拓片，如《鲁迅日记》中记载，1934年7月1日“得静农所寄汉画像等拓片十种”[11]。“在《鲁迅日记》中可以看到，从1935年12月至1936年8月，台静农通过友人替鲁迅拓印了南阳汉画像共231幅。”[12]
二、“谈到鲁迅时特别有感情”
1936年鲁迅去世后，正在山东大学任教的台静农悲痛万分，他立即给许广平发了唁电，还寄去100大洋作为奠仪费用。唁电中写道：“周师母鉴：顷见报载，中央社电豫师去世，惊骇万分，然关于师之起居，向多谣言，颇以为疑。但记载甚详，似果真不讳，山颓木坏，世界失此导师，不仅师母之恸也……生静农上”。1936年11月1日，山东大学文学社举行追悼鲁迅大会，台静农在会上介绍了鲁迅生平，沉痛悼念鲁迅。据徐中玉回忆:“鲁迅逝世那年台静农老师正在山大，我们举办的追悼会上他带病勉强参加了，伤痛之意极深。”
为纪念鲁迅，台静农还手抄鲁迅诗作39首分送友人，如将其中一个长卷送给了舒芜。“台静农‘困居危城’钞写‘鲁迅师遗诗’长卷是寻找精神寄托；而将这长卷赠送给‘不知何年’才能相见的好友舒芜，显然是希望用这一份珍贵的礼物来维系彼此的友谊，互相勉励，永远以鲁迅为楷模，永远奋进。”[13]台静农还精工装裱了鲁迅给他的书信，后经保存收录于《鲁迅书信集》中的有43封。后来，台静农将保存的鲁迅信件和文稿几乎全部交给许广平，只珍藏了鲁迅1923年12月26日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演讲稿即著名的《娜拉走后怎样》手稿，以及保存了鲁迅送给台静农的《二十二年元旦》《报载患脑炎戏作》等诗幅。后来，台静农和好友魏建功、李霁野、舒芜等人相聚，也经常谈及鲁迅，“静农先生谈到鲁迅时特别有感情”[14]。
1938年10月19日，重庆举行鲁迅逝世二周年纪念会，台静农在题为《鲁迅先生的一生》的演讲中说：“我们每一个黄帝子孙都得学习先生的精神，就是‘拿赤血献给中华民族！’”抗战时期，他还著有回忆鲁迅的《鲁迅先生的一生》《鲁迅先生整理中国古文学之成绩》等文章。在任教国立女子师范学院时，台静农还曾讲授过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
1946年台静农到台湾大学任教，本欲“歇脚”（台静农将自己台湾居所命名为“歇脚庵”）的他阴差阳错从此定居在台北，成为台大中文系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系主任，奠定了该系自由活泼兼容并包的学风，被台湾学人誉为“新文学的燃灯人”。因为当时鲁迅名字在台湾极为敏感，鲁迅至友、台静农同事许寿裳便因在台湾宣传鲁迅而不明不白地被害，台静农从此不再公开谈论鲁迅纪念鲁迅，乃至后来被李敖批评为“愧对鲁迅”。对此，他曾对林辰解释道：“承续为豫师写回忆录，虽有此意，然苦于生事，所忆复不全，故终未能动笔也。”
但也许，台静农只是将对鲁迅的怀念深藏于心。据陈昌明教授的《温州街》一文记载，1989年台静农搬家时，台静农亲自将一尊鲁迅塑像抱在怀中搬到新居，“我看到台静农老师缓缓起身以双手抱着鲁迅的陶瓷塑像，步履庄重而沉稳像《仪礼》中的祀典，一步一步走向二十五号的宿舍。那是一种极慎重的态度，一种精神仪式是不能假手他人的，当我回家后还感受到这股神圣而隆重的气氛。”据梅家玲文章《寻找台静农先生的鲁迅塑像》考证，这座塑像是来自香港的大陆走私货品，1980年由李昂买下送给台静农，台静农一直将其珍藏在里屋。“这尊鲁迅塑像鲜为人见，却俨然成为台老师多年来始终心念鲁迅，对其敬之重之的见证。它穿越无情的政治风暴，为那个逝去的时代，留下有情的印记。”[15]
另据施淑教授回忆，台静农1990年弥留之际，他要读鲁迅作品，还特别想看《鲁迅和他的同时代人》一书，其中有《鲁迅和台静农》一章。“最是难忘少年狂”，台静农晚年写了《酒旗风暖少年狂》等怀旧散文，虽然没有直接怀念鲁迅，但他对青年时期与鲁迅等人的交往终究难以忘怀。如施淑教授在《踪迹》一文中所写：“他一生悬念，至死方休的就是鲁迅与北京未名社的那些往事了。”
三、“皆师法鲁迅”
如上所述，鲁迅对台静农非常欣赏尽力培养，使得台静农成为了著名作家、大学教授。鲁迅对台静农的具体影响大致有三个方面。
一是对台静农创作的影响。台静农本不愿意写小说，是鲁迅主编《莽原》杂志的索稿对台静农起到了直接的催稿作用，如台静农在《地之子》后记里所写：“其实在我倒不大乐于走这一条路。人间的酸辛和凄楚，我耳边所听到的，目中所看见的，已经是不堪了……为了《莽原半月刊》按期的催逼，我仍旧继续写下去。”“晚年，台静农曾接受陈漱渝的访问，‘他承认他的创作深受鲁迅影响。他原来爱写诗，参加过‘明天社’，后来读了周氏兄弟翻译的《现代小说译丛》《现代日本短篇小说集》，又读了一些莫泊桑、契诃夫的作品，才把创作重点转向小说。’（陈漱渝《丹心白发一老翁》）”[16]鲁迅曾直接和台静农说道：“直至我读了你的小说，我才发现了你的小说创作才能，你应当多写小说，多写乡土小说。”“鲁迅以自己的创作体验指导台静农应从自己熟悉的生活中开掘，多读外国小说开阔视野。台静农便埋头苦读当时能找到的外国小说集，而使他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的还是鲁迅翻译的岛武郎写的《与幼小者》。”[17]此外，鲁迅对台静农作品的高度赞扬，无疑也会极大地鼓励台静农的创作。台静农的小说主要创作于认识鲁迅之后，台静农的小说集《地之子》《建塔者》由未名社出版，台静农的学术著作《中国文学史》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影响。
二是对台静农作品风格的影响。台静农早期小说内容沉重风格沉郁极具“鲁迅风”，被认为“从内容到风格，皆师法鲁迅”，尤其是《地之子》颇得鲁迅乡土小说风韵。香港文学家刘以鬯甚至认为：“20世纪20年代，中国小说家能够将旧社会的病态这样深刻地描绘出来，鲁迅之外，台静农是最成功的一位。”后来台静农虽然不再创作小说，但如学者孙郁所言：“先生崇尚汉魏文风，文字与书画，流着逆俗气息，一看便有狂放色彩。一个经历过‘五四’新文化的人，由创作走向书斋，不仅无丝毫老态，且气韵生动，于旧学之中散出宏阔的气象，便也证明了其不失鲁迅遗风。”[18]甚至学者王德威认为台静农的历史著作《晚明讲史》是学习了鲁迅的《故事新编》，“他的对话的对象不是别人，正是写作《故事新编》的鲁迅。”[19]《晚明讲史》也像《故事新编》一样借故讽今表达作者心声，充满洞观世情的清冷智慧和悲悯众生的温暖情怀，叙事方式也都比较“油滑”。
三是对台静农人生的影响。在鲁迅的影响下，台静农早年也是“战士”，他除了发表战斗“檄文”外，还曾任“北平左联”常委，曾广泛接触左翼人士，因此三度入狱。抗战胜利后，为抗议国立女子师范学院被解散，台静农还主动辞职，并为学生题诗道：“观人观其败，观玉观其碎。玉碎必有声，人败必有气。”可“人生实难，大道多歧”，定居台湾后，被监视的台静农从“战士”转身为“醉心”于书法与古典文学的“隐士”。这正是鲁迅一直所痛惜的，这或许也是台静农不愿再公开提及鲁迅的原因之一吧，他内心或许的确感到“愧对鲁迅”。但鲁迅也曾劝台静农潜心治学，如他在1933年写信给台静农说：“大可以趁此时候，深研一种学问，古学可，新学亦可，即足自慰，将来亦仍有用也。”[20]鲁迅与台静农后来的通信也大多关于学问，即台静农后来的潜心治学也未尝不是鲁迅的希望。
四、鲁迅与未名社
除了台静农，鲁迅对未名社及其其他成员也都很关心。鲁迅出资一大半发起成立未名社，在北大上完课后经常来到未名社，关心编辑、校改、印刷、经费等事务，南下后也依然非常支持未名社。李霁野在文章《鲁迅先生对文艺嫩苗的爱护与培育》中回忆说：“鲁迅先生对未名社成员的翻译和创作，在看稿改稿，印刷出版，书面装帧，甚至代销委售方面，费去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先生在看了译稿之后，在要斟酌修改的地方，总用小纸条夹记，当面和我们商量改定。”据李霁野统计，在《鲁迅日记》中，关于未名社的记载多达七百多条；在现存鲁迅书信中，致未名社成员的信函多达212封。到1932年未名社解体时，未名社先后出版发行《莽原》周刊48期、《未名》半月刊24期，出版发行书籍33部，其中包括鲁迅很多作品，对翻译介绍外国文学尤其是苏俄文学有重大贡献。鲁迅曾肯定未名社译作道：“在那时候，也都还算是相当可观的作品。事实不为轻薄阴险小儿留情，曾几何年，他们就都已烟消水灭，然而未名社的译作，在文苑里却至今没有枯死的。”[21]
其中，韦素园因为身体不好不便外出而具体操办未名社社务，故被称为未名社的“守寨人”。鲁迅曾推荐韦素园担任《民报》副刊编辑，在南下后让韦素园接手《莽原》杂志的编务，与韦素园平时交往也很多，《鲁迅日记》中提及他的有130多处。后来韦素园病情加重，鲁迅非常关心韦素园的健康状况，多次写信询问病情，如曾细心叮嘱：“兄咳血，应速治，除服药打针之外，最好是吃鱼肝油。”[22]1929年，鲁迅回北京时三次抽空来未名社，还专门去医院看望韦素园，他后来纪录道：“素园还不准起坐，因日光浴，晒得很黑，也很瘦，但精神却好，他很喜欢，谈来许多闲天……接着又感到他终将于死去——这是中国的一个损失——便觉得心脏一缩，暂时说不出话，然而也只得立刻装出欢笑，除了这几刹那之外，我们这回的聚谈是很愉快的。”[23]1932年8月1日，年仅30岁的韦素园去世，鲁迅亲自为韦素园书写了碑文：“君以一九零二年生，一九三二年八月一日卒。呜呼，宏才远志，厄于短年。文苑失英明者永悼。”1934年7月16日，鲁迅又写了文章《忆韦素园君》纪念韦素园，高度肯定了韦素园的贡献：“并非天才，也非豪杰，当然更不是高楼的尖顶，或名园的美花。然而他是楼下的一块石材，园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国第一要他多。”[24]
鲁迅与未名社另一骨干李霁野关系也很密切。李霁野早在阜阳第三师范学校读书时，便从《新青年》杂志上看过鲁迅的文章，到北京读书后更是仰慕鲁迅的风采，“鲁迅先生的文章表现着鲜明的人格，读时使人觉得亲切得很，仿佛作者不仅是一个可以教导自己的良师，也可以成为推诚相见的益友”[25]。后来，李霁野在张目寒的引荐下见到鲁迅，其翻译受到鲁迅很大鼓励，并在鲁迅资助下考入燕京大学读书。之后，他也与鲁迅经常会面谈话、通信，鲁迅致李霁野信有53封，“每次和先生的谈话，我都觉得爽快，仿佛给清晨的凉风吹拂来一样。”[26]鲁迅去世后，李霁野陆续写了一些纪念鲁迅的文章，并于1956年出版了《回忆鲁迅先生》一书，记述了鲁迅对他等文学青年的培养情况，认为“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德——谦虚、朴素、慷慨、忠贞，和新兴阶级的优良品质——英勇、刚毅、乐观、坚定——融合成鲁迅先生的独特风度。”[27]李霁野还保存了鲁迅《朝花夕拾》的手稿，台静农保存的《娜拉走后怎样》手稿上最后一则题跋也出自李霁野之手，他题道：“毛锥粒粒散珠玑，奠定文坛万载基。墨泽犹新音容杳，怆然把卷徒唏嘘。”1984年4月6日，天津市文联和作协召开座谈会庆祝李霁野从事文学活动六十周年，李霁野在《答谢词》中回忆道：“在我的青年初期，我有幸亲聆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先生的教诲，我的文学活动是在先生的领导下开始的，若是取得些微的成绩，那同先生的教导和鼓励分不开。”晚年，李霁野还倡导在天津设立了鲁迅文学奖，写了《鲁迅先生与未名社》一书，被鲁迅研究专家陈漱渝称之为“霁野师的亲见、亲闻、亲历，为研究中国现代社团史和文学史者所必读。”
鲁迅作品《阿Q正传》由曹靖华介绍给俄国人王希礼翻译到俄国，这是鲁迅作品传入苏俄的开始。由此，鲁迅和曹靖华密切交往，曹靖华成为与鲁迅关系最亲密的人之一。据《鲁迅日记》记载，两人书信来往多达292封，曹靖华是鲁迅通信仅次于许广平的人。在这些信中，两人互相关心对方的家人家事、身体状况，甚至相互代寄药物和食品，鲁迅还将自己的各种心事、难事“交代”给曹靖华，可见鲁迅将曹靖华视为自己至交。鲁迅约曹靖华翻译苏联作家绥拉菲莫维奇的名著《铁流》，亲自校订此译作并写后记，又自掏一千大洋出版此书。他不断鼓励曹靖华积极翻译苏联文学，使得曹靖华后来成为我国翻译介绍俄苏文学的大家。鲁迅还为曹靖华父亲书写了“河南卢氏曹先生教泽碑文”，这是鲁迅除了给韦素园之外写的唯一碑文。鲁迅临终前三天写了《曹靖华译<苏联作家七人集>序》，高度评价曹靖华的为人和译著，说为曹靖华写序“是一幸事，亦一快事也”，还说“靖华就是一声不响，不断地翻译着的一个，而他的译作，也依然活在读者们的心中。”[28]第二天，鲁迅又给曹靖华写了一封近千字的信，这是鲁迅生平的最后一封信。鲁迅去世后，曹靖华收到鲁迅给他的信时悲痛失声，此后也一直悼念、感激鲁迅。他在中法大学追悼会讲演中哀悼“鲁迅死得太早”，称鲁迅的死“失掉了我们的灯塔”，并写了《我们应该怎样来纪念鲁迅》等文章。晚年，年近九旬的曹靖华，还坐在鲁迅故居的书房中拍了一张照片以示纪念。
对于韦素园的弟弟韦丛芜，鲁迅本来也很关心。在鲁迅鼓励下，韦丛芜创作了爱情长诗《君山》。鲁迅读后很赞赏，特请画家林风眠为此诗稿设计封面，又请版画家司徒乔作插图十幅。受此鼓舞，韦丛芜又创作了小说《校长》，鲁迅则将此小说推荐发表在《小说月报》上。但后来主持未名社社务的韦丛芜生活腐化，和未名社其他成员产生矛盾，导致未名社解体。鲁迅也因此声明退出未名社，“韦丛芜以后进一步堕落，鲁迅先生在书信和谈话中表示很深的惋惜，并处处可以看出他对韦素园的情谊。”[29]后来，韦丛芜著有《合作同盟》，“梦想着未来的中国是一个合作社股份有限公司”，并送此书请教鲁迅。鲁迅在致台静农的信中对此说：“立人（韦丛芜）先生大作，曾以一册见惠，读之既哀其梦梦，又觉其凄凄。昔之诗人，本为梦者，今谈世事，遂如狂酲；诗人原宜热中，然神驰宦海，则溺矣，立人已无可救；意者素园若在，或不至于此，然亦难言也。”[30]几十年后，韦丛芜从《鲁迅全集》中看到鲁迅的这封信而感慨道：“鲁迅先生寥寥数语，说得多么中肯，多么令人感动！”他为此写有诗歌《忆鲁迅先生》：“五十年来一觉醒，先生有怨我心惊！”
五、“为青年开路”
对于和未名社合办《莽原》的狂飙社，鲁迅原本也非常关心尽力指导。狂飙社领袖高长虹当时平均每月到鲁迅家六次以上，两年时间内两人会面不下一百次。对于高长虹个人，鲁迅也特别关照，破例给予高长虹编辑费用。鲁迅还选编高长虹的散文和诗集为《心的探险》，亲自设计封面，编入《乌合丛书》，为此都累得吐了血。他还和高长虹一起选编自己老乡许钦文的短篇小说集《故乡》，并请高长虹为集子写序。这是鲁迅唯一一次请青年作家作序，可见鲁迅对高长虹的器重。即使后来鲁迅与高长虹以及狂飙社失和，鲁迅依然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高度评价了高长虹和狂飙社：“1925年10月间，北京突然有莽原社出现，这其实不过是不满于《京报副刊》编辑者的一群，另设《莽原》周刊，却仍附《京报》发行，聊以快意的团体。奔走最力者为高长虹，中坚的小说作者也还是黄鹏基、尚钺、向培良三个；而鲁迅则是被推为编辑的。”[31]原本年轻气盛的高长虹后来在1940年8月发表的长文《一点回忆——关于鲁迅和我》中感慨说：“我和鲁迅在《莽原》时期，是很好的朋友。《狂飙》周刊在上海出版后，有过一番争论，不过以后我们都把它忘了。1930年以后，他的光明行动，我在国外也时常为之激赏、庆幸。”他认为鲁迅是位天才作家，承认鲁迅“为青年开路”，赞扬鲁迅的作品鉴赏力。
鲁迅对其他很多文学青年也给予了力所能及地指导、帮助，与众多青年作家关系密切。如鲁迅与自己学生孙伏园在《晨报副刊》上密切合作，选编老乡许钦文的短篇小说集《故乡》，写下《悼柔石》《为了忘却的纪念》悼念柔石、白莽等“左联”五烈士。“鲁迅先生对青年期望很殷，培养很勤，但是他既不虚夸，也不姑息。他对青年的要求很严格，无论在言行方面，还是在工作方面。”[32]除了本文所述外，受过鲁迅培养、直接影响的青年作家至少还有冯雪峰、丁玲、胡风、巴金、曹白、黄源、张天翼、靳以、姚克、萧军、萧红、黎烈文、唐弢、萧乾等人，鲁迅关心、帮助过的其他青年人就更多了。
鲁迅原来相信进化论，“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33]，而原本对青年寄予厚望。因此，他虽然认为青年不必“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34]，但他自己很乐意当青年“导师”，非常关心、培养文学青年，指导了狂飙社、未名社、朝花社、沉钟社等文学社团，在北大、女师大、厦门大学、中山大学任教时与学生也密切交往。
但狂飙社领袖高长虹对鲁迅的反戈一击，尤其是“四一二”事变带给鲁迅的冲击，以及后来创作社“小将”对鲁迅的攻击，让鲁迅对青年逐渐失望。他认为“杀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对于别个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无顾惜”[35]，“我的思路因此轰毁，后来便时常用了怀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无条件的敬畏了。”[36]
所以，后来鲁迅对一般青年不太密切交往，只对胡风、冯雪峰、黄源、巴金、萧军、萧红等信任的文学青年交往多些。但鲁迅“此后也还为初初上阵的青年们呐喊几声”[37]，也还是尽可能地帮助青年，甘做“梯子”。1930年3月27日，鲁迅在致章廷谦的信中曾说：“梯子之论，是极确的，对于此一节，我也曾熟虑，倘使后起诸公，真能由此爬得较高，则我之被踏，又何足惜。”[38]
“愿有英俊出中国”，鲁迅原本对文学青年充满关爱竭力培养寄予厚望，后来虽然对青年逐渐失望，认为仅有青年的进化是不够的更重要地是社会的进化，但他依然甘做“梯子”尽力帮助文学青年。“于无声处听惊雷”，正是鲁迅的“润物无声”，让台静农、曹靖华、胡风、萧军、萧红、巴金等大量青年作家脱颖而出，像一声声惊雷一样震惊神州大地。这正如鲁迅自己的诗所言：“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
注释：
[1] 鲁迅: 《日记·十四〔一九二五年〕四月》，《鲁迅全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62页。
[2] 鲁迅: 《书信·320605 致台静农》，《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08页。
[3] 鲁迅：《二心集·我们要批评家》,《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46页。
[4] 鲁迅: 《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 263 页。
[5] 鲁迅: 《书信·331219 致姚克》，《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 520页。
[6] 鲁迅：《日记·二十三[一九三四年]三月》,《鲁迅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39页。
[7] 台静农：《关于鲁迅及其著作》，海燕出版社，2015年，第2页。
[8] 台静农：《关于鲁迅及其著作》，海燕出版社，2015年，第2页。
[9] 鲁迅: 《书信·321130 致台静农》，《鲁迅全集》第 12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48页。
[10] 鲁迅: 《书信·321120 致许广平》，《鲁迅全集》第 12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 343页。
[11] 鲁迅: 《日记·二十三〔一九三四年〕七月》，《鲁迅全集》第 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60页。
[12] 商金林：《生而不有 为而不持———台静农对鲁迅的敬慕和追随》，《鲁迅研究月刊》，2022年第11期。
[13] 商金林：《生而不有 为而不持———台静农对鲁迅的敬慕和追随》，《鲁迅研究月刊》，2022年第11期。
[14] 舒芜：《忆台静农先生》，《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2期。
[15] 梅家玲：《寻找台静农先生的鲁迅塑像》，《鲁迅研究月刊》，2022年第11期。
[16] 汪修荣：《不尽往事尽风流：民国先生风华》，团结出版社，2024年，第38页。
[17] 陶方宣、桂严：《鲁迅的圈子》，东方出版社，2014年，第108页。
[18] 孙郁：《鲁迅遗风录》，江苏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141页。
[19] 王德威：《亡明作为隐喻——台静农的<亡明讲史>》，《现代中文学刊》，2020年第4期。
[20] 鲁迅: 《书信·331227 致台静农》，《鲁迅全集》第 12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 533页。
[21] 鲁迅: 《且介亭杂文·忆韦素园君》，《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70 页。
[22] 鲁迅: 《书信·270108 致韦素园》，《鲁迅全集》第 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8页。
[23] 鲁迅: 《且介亭杂文·忆韦素园君》，《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68页。
[24] 鲁迅: 《且介亭杂文·忆韦素园君》，《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70 页。
[25] 李霁野：《回忆鲁迅先生》，新文艺出版社，1956年，第2页。
[26] 李霁野：《回忆鲁迅先生》，新文艺出版社，1956年，第9页。
[27] 李霁野：《回忆鲁迅先生》，新文艺出版社，1956年，第55页。
[28] 鲁迅: 《且介亭杂文末编·曹靖华译<苏联作家七人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68页。
[29] 李霁野：《回忆鲁迅先生》，新文艺出版社，1956年，第22页。
[30] 鲁迅: 《书信·330628 致台静农》，《鲁迅全集》第 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13页。
[31] 鲁迅: 《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 258页。
[32] 李霁野：《回忆鲁迅先生》，新文艺出版社，1956年，第22、23页。
[33] 鲁迅：《序言》，《三闲集》，《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页。
[34] 鲁迅：《导师》，《华盖集》，《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9页。
[35] 鲁迅：《答有恒先生》，《而已集》，《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73页。
[36] 鲁迅：《序言》，《三闲集》，《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页。
[37] 鲁迅：《序言》，《三闲集》，《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页。
[38] 鲁迅: 《书信·300327 致章廷谦》，《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2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