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互联网时代的出版与阅读

谢飞

王垚（后文简称“王”）：咱们还是从您最近几年的一些工作开始聊吧。您整理编校完成了您父亲的《谢觉哉日记》，之前选编的《谢觉哉家书》出版了增订本，在高教社出版了《电影导演创作》教材，另外还出版了您学生时代的观影笔记，以及学术文章自选集。［1］您最近集中整理这些历史档案，有没有带来对家庭和对自己的新认识？

谢飞（后文简称“谢”）：退休以后总结过去的生活和工作是很自然的事情。其实我开始整理父母的东西是比较早的，2012年左右先是发现了家书。我家乡那边有个三哥（谢放），年纪比我大很多，他1937年就到延安参军了，1980年代跟着我母亲去整理过老头子的日记和东西。他去世以后，他们家里把他保存的一些东西给了我哥哥（谢飘），我才发现里面有1920年代起我父亲写给家乡夫人和孩子的很多信件。我父亲有两个家庭和两拨孩子，过去我们也有些交往，但对父亲跟他前一个家庭的交往一无所知。把这些信件整理了之后，加上后来给我母亲和我们这些子女的信，以及到1950年代给家乡的一些信件，收在书里一共155封。我写了一篇两万多字的序叫《读懂父亲》，里面写因为我们是差50多岁的“忘年父子”，他健在的时候不可能给我讲这些事的。我读了这些信才知道老爷子从包办婚姻到参加革命的过程，他是怎么处理这两个家庭的事的。这本书出版到现在还是很受欢迎的，卖了10万多册。接着我又在整理我母亲的一部口述自传，其实是她90多岁时的一个记录，也出版了。［2］我还一直在整理我父亲的一些书稿，之前出过一个杂文集［3］，但是我是想再挑一些现在还比较有价值的文章，比如从在延安时候到解放以后他写了很多关于青年修养、学习方法的文章，这个我还在慢慢编。再就是我父亲的日记，当年我母亲把他解放前的日记出了［4］，新中国成立后的一直没整理出版。我花了好几年终于都整理完了，签给新华出版社，而且还是拨了钱的国家重点图书，不过现在都已经审了两稿了，中央文献那边还没有定稿。在孝敬父母这件事上，除了看病养老很重要，他们有价值的东西一定不能丢掉，要能开掘出来。这些弄得差不多了才转向了我自己的总结。退休了终于有时间了嘛。

王：您是哪年退休的？

谢：正式退休是2014年办的，其实我70岁就该退休了，返聘延长了好几次。我后来也经常回学校讲导演创作课，后来是2019年我又把这个课讲了8个半天，也把视频录下来了。本来是打算做慕课的，但是后来发现慕课在网上也没有多少播放率。后来就趁着2020年疫情在家把课程整理成文字了。这样做一个教材也不错，还可以当自学的辅助材料。我是在做这本书的时候才比较深入地接触了出版行业，我发现纸质书现在越来越艰难，除了教科书，一般人很难坐下来把一本纸质书读完，现在都电子化了。出版社也都挺难的，以前图书流通靠新华书店，现在靠网络。编完这本教材我又开始编我15岁到20岁时候的看片笔记，整理完了之后有470部，厚厚一本。找了两家出版社，他们都反馈说这60年前的电影没几个人知道，没人感兴趣的。所以后来我自己在网上搜索，找了一家出版社，然后跟他们联系，网上签的约。

王：他们知道您是谢飞导演吗？

谢：知道的。他们一开始说给我在香港地区或者新加坡出，但是国内不好卖，最后找了一个方案，就是出版社按光盘出，卖的是光盘，书作为赠品，这本书大概花了4万多块钱，他们帮我编辑排版，送我几本样书，因为我要求四色印刷，后来还加了钱。印刷厂也是他们介绍给我的，我问印刷厂成本价多少，说是书23元一本，光碟3元，加起来26元，但是定价86元，我一算卖一本我能挣很多钱的，所以我就印了2000本。这个又花了差不多10万元的样子。因为这个不是按书出版的，没法去网络平台卖，我就自己卖，放在校史馆礼品店卖，我出去讲课的时候也带一些卖。

王：我看您微博还开了个网店卖书，那个店只卖这本书。

谢：网店是我儿媳妇做的，那个网店特别麻烦，不能直接贴链接，只能扫二维码过去，付款也挺费劲的。用尽各种方法现在也就卖出去1000多本。所以我就明白了，作者拿纸书版税收入特别少，你看《谢觉哉家书》卖得已经很好了，我现在收入也还不到40万元，一本书我得4块钱。定价虽然是68元，但是你到京东经常就是38元，甚至28元，说明它就是五折甚至四折就卖给电商平台了。所以说时代已经不一样了，纸媒已经被电子书、被网络取代了，想让更多人看到就干脆直接上网，有人想看下载就行，何必去费那个劲再做成纸质书呢？最近几年我也意识到，我们成长的时候就是看纸质书，到剧院看舞台演出，看胶片电影，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进入数字时代、网络时代，看戏也不用去剧场了，胶片也消失了，所以整理这些过去的东西，还有点价值的东西，是需要把它数字化的，而且能够放在网上展示、保存。

我最近开始做的一件事是催着学校趁75周年校庆建一个电影教育博物馆，后来学校说没法设新机构，这就又做成校史馆资料库。我去学校和图书馆、计算中心等部门都开了好几次会了。我的想法是，需要把各系存的各种教学资料，还有片子等等，数字化以后先在校内网络上开放，然后再向社会开放。现在是数字时代和网络时代，马上要来的是AI时代，我们总结过去有价值的东西还是很有必要的。我准备把我个人的、学院的，以及第四代导演的，甚至中国电影的这些有价值的东西都逐步整理出来。

部分谢飞电影及其评分

王：您现在还读纸质书吗？还是看电子书？

谢：都不读了，老花眼了嘛，现在都是靠听书，微信读书里头听。

王：您都听什么书啊？我看您在豆瓣上写，听了沈志华老师的《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

谢：那本书我听都听了3个月，主要是太长了。其实我也有听小说，比如前些年拿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主角》，我听了就觉得很不错。那个作者之前写《装台》，这部写秦腔女演员，肯定是很有剧团经验的人。［5］上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有一部藏族题材叫《雪山大地》［6］，因为我拍过两部藏族题材的电影，所以很有兴趣，听完了也觉得不错。那个作家生在青海藏区，爹妈是援藏干部，他应该是懂藏文的。他写汉族干部在青海藏区的故事，一个是从游牧民族的小孩子要上学，上学之后就发生变化，还有一个是要去治深山里的麻风病人，选的都是挺有意思的一些事。但是这本书有个很大的问题，我也在豆瓣上写了，［7］就是作者虚化了历史背景，从1950年代写到今天，他完全不讲背景发生了什么。比如他写1958—1959年青海藏区突然接到内地指示说，有几个孤儿院没饭吃，养不活孩子，希望送到你们这里来，然后一批汉族孩子就来了。但是他绝对不讲为什么汉族城市地区孤儿院没饭吃。后来的“文革”历史也不写了，只写省级干部被下放到他们这里当老师。这是属于真实的大时代背景下虚构小人物的方法，但是不写真实历史，作品的分量就会差不少。我就没闹懂，这个是作家主动如此吗。所以我还是读小说的，不过中短篇读得不多。

王：您选小说听，主要还是追茅盾文学奖吗？

谢：我不拍戏之后就不太关心文学了，忙于教学嘛。而且1980年代那种全社会读文学的状况也没有了，报摊上那些文学杂志也不见了。我还以为都停刊了呢。去年平遥电影展那个迁徙计划让我当评委，结果一下子给我发来了84篇小说，选15篇到现场去推荐。我说这咋读啊我肯定读不完，他们就说让我看看梗概就好。我一读才发现，《十月》啊，《收获》啊，《上海文学》啊这些杂志居然还在办，还有好多小说在发表。里面肯定有些作品还是不错的。后来评委讨论的时候我说我没法发表意见，没读原作。不过这件事至少说明还有很多作家在自然地成长，还在发表作品。像过去我们三、四、五代导演跟作家关系都非常好，到六代就是导演自己写了。未来我还是希望，虽然社会上大家都不怎么读小说了，但是作为导演还是要读。

二、重提“电影的文学性”

王：我也很想跟您深入探讨一下这个话题。您在最近几年的一些采访里面，还有豆瓣发的一些文章里面一直在强调要重视电影的文学价值。［8］尤其是您也在文章里提到了张骏祥当年讲的“电影的文学性”问题。我2022年就这个问题做过一些史料［9］，结果我才发现张骏祥谈“电影的文学性”［10］其实非常直接和细节地去回应张暖忻“电影语言现代化”［11］问题，比如咱们导演系特别喜欢的《舞会上的小提琴》（Les violons du bal，导演：Michel Drach，1974），张暖忻那篇文章是当正面例子讲的，但是张骏祥对这部片评价就不太高。我引用一下齐伟老师的观点，他说张骏祥谈的“文学性”，其实是“思想性”。［12］那您以及其他第四代导演，当年一直在提倡电影语言现代化，讨论电影的本体论问题，反对电影“综合艺术论”，强调电影就是电影，电影要电影化。但是过了40年，您又回去谈“电影的文学价值”，那您现在讲的“文学价值”跟1980年代张骏祥讲的到底是不是一个概念？或者说，您用“文学价值”这个词想说的是什么？

谢：我们当年在1978—1979年的时候，突然看到了很多全世界的电影，比如法国新浪潮等等，他们已经把电影的形式技巧发挥到了极致，一方面是影像的写实主义，一方面是蒙太奇的时空自由手段，这就让张暖忻他们深受刺激。“文革”时期我们拍的电影其实是古典好莱坞那种室内戏剧式的电影，强调戏剧冲突，讲究人物造型美，像照相馆似的雕琢灯光。我们在那个状态下，就很想突破，张暖忻的“电影语言现代化”讲的无非也是长镜头、时空交错、彩色黑白混用这种形式技巧。1979—1980年，两代老导演突然焕发青春，10年不许拍戏突然可以拍了，拿出来的片子里，我印象最深的是《归心似箭》（导演：李俊，1979），当时一片叫好；还有些片子比如《吉鸿昌》（导演：李光惠、齐兴家，1979）、《北斗》（上部1979、下部1980，导演：周予）、《李四光》（导演：凌子风，1979），当时老导演们也兴奋得不得了，因为终于拍了一批还像样的电影，观众也很喜欢。而我们第四代是“刚出新声”，实际上作品也就《小花》（导演：张铮、黄健中，1979）；然后就是《生活的颤音》（导演：滕文骥、吴天明，1979）和《苦恼人的笑》（导演：杨延晋、邓一民，1979）。《苦恼人的笑》用了各种各样的荒诞手法，《生活的颤音》是非常极致地写了“四五事件”，所以我们觉得这两部特别新，他们老一代的那几部虽然也不错，但就是老派。

张骏祥讲话那次应该是在1980年3月或者4月，在新桥饭店开了个导演创作会，看完片子进行讨论。他很明确的观点就是电影语言没有现代化和过去化，因为电影连100年的历史都不到，所以说“电影语言现代化”这个命题是不科学的。他觉得当时第四代的这些作品内容不结实，所谓“文学性”，今天讲无非也就是情节、人物这些基本要素。当时我们谁也没说服谁，他们很是欢欣鼓舞，我们这边就有了北海读书会。北海读书会就是我们这些人一起吃了个饭，说老同志们老是聚会吃饭，咱们也得聚。

王：这个“老同志们”都是谁？

谢：就是李俊、谢晋他们。

王：所以“北海读书会”的动机就是，老导演们吃饭不叫您这些四代导演？

谢：当然啊！他们那时候看我们就是一帮当了那么多年助理的小孩儿，刚拍第一部戏，《小花》时黄健中还是副导演（王：联合导演）。我和郑洞天的《向导》也是那次放的，结果老同志们评价就一句话“小孩儿们还能拍宫廷戏呢”。因为里面拍了一段清朝宫廷嘛，这算是夸我们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场面还算过得去，别的没有任何新意。老同志们还说《小花》还不错，但是觉得唯一的突破就是写了个兄妹情，因为以前都是拍战友情、革命情；《苦恼人的笑》优点是荒诞手法，《生活的颤音》优点就是“真实”。

当时我们很多人还没拍第一部戏，所以吃饭时候我们就说要“发愤立志”“勇攀世界电影高峰”，就写了那几句话。［13］当时我们说好了，以后大家谁要有权力拍戏了，剧本方面大家一定要不讲情面地提意见，让他改好，但等到片子送到北京，大家都要去捧场，要写文章夸。我印象中后来是于本正拍了《等到满山红叶时》（1980，导演：汤化达、于本正），我还特意写了一篇文章夸他。

王：我都不知道您还写过这篇影评，发表在哪儿了？当时编文集应该给您收进去。

谢：我自己都忘了，很短的一篇影评，报纸豆腐块儿那种。“北海读书会”主要的意思就是我们大家得“抱成一团”，里头杨延晋和张暖忻算是核心。张暖忻当时还没有作品，就是给《李四光》写了剧本，也算有过创作经验了。在这之后她才拍了《沙鸥》（1981）。当时我们觉得，电影语言现代化就是要新，张骏祥讲文学性就是老调重弹。但是等我到了60多岁时，你看我现在就老在讲这个，因为我到了中老年之后才明白，电影的内容是最根本的，形式是第二位的。现在我的观念是，电影创造了活动影像是一大发展，但它是一种外在形式；故事片就是人类从小说到戏剧的、传统的戏剧性叙事的一种新的表达形式，手段当然可以不断完善，但内容还是戏剧性的。我总结自己中学时候看电影的笔记，才发现我自己写得长的，还是莎士比亚、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些经典作品的改编电影。一个好的故事片编导，童子功就应该是对人类的戏剧性叙事作品进行充分博览和深入研究。中国的就是戏曲、话本，至于现代小说，去年做活动的时候刘恒说，小说这个形式是五四以后才慢慢进来。总之就是，三、四、五代导演最立得住的作品都是站在文学肩膀上的。比如《芙蓉镇》，虽然古华的小说在文学界评价不高，但是人物和故事都是他虚构出来的，再被谢晋拍进电影。

王：您现在回过头去看，对《苦恼人的笑》这类特别重视形式的片子会不会发生评价的变化？

谢：会差一些。《苦恼人的笑》《小花》这种影片在当时那个时代很有价值，但是表现的社会内容、历史内容都没那么有分量，更谈不上表现人性的层次。

王：那么《广岛之恋》这种对四代导演产生了很大影响的片子呢？

谢：一定要肯定的是这些片子在电影艺术的发展成长中的作用，法国新浪潮是让个性的、先锋派的艺术思想进入，对电影起了很大的形式完善的作用，价值就在那儿。形式在胶片时期已经发展到一种极端了，但是现在的世界变了，网络出现以后这个中、短、长篇的叙事已经没有那么大的区分了。现在电视剧、网络剧的长篇幅的叙事越来越重要，而这种长度的叙事已经容不得你依靠新颖的形式。我们要寻找网络时代的视听戏剧性叙事的形式，还是得回到人类历史上的戏剧性叙事的主流经验里面，强调对过去文学经验的继承。陈丹青之前说电视连续剧是21世纪的长篇小说，我特别同意这个观点，因为现在人们读纸面上的文学越来越少，但是用视听把它搞出来之后，反而达到了长篇小说的分量和影响力。《绝命毒师》（Breaking Bad，2008-2012）就堪比一部精彩的长篇小说，男主角“老白”这个人物，跟雨果《悲惨世界》里的冉阿让相比，没有什么逊色的。这个用视听手段塑造的人物，花了5年时间，近100集这么大的体量。这就是现在这个时代的发展。你要说现代化，现在也挺火的VR，这种形式里面的导演怎么调度、怎么剪辑？这种形式的变化都会带来新的技术课题，这些技术的“现代化”永远要求你有新的形式，但是要搞好内容，还是得回到视听叙事的基本原则和历史经验。

三、做一个互联网时代的电影观众

王垚（后文简称“王”）：您现在看这些视听作品是怎么样分配时间的？电影您基本上都是在您的85寸大彩电上看的吧？有多少是去电影院看的？有没有拿移动设备，比如手机或者平板电脑看的？其他的比如电视剧、综艺节目之类会看吗？您看不看短剧？

谢飞（后文简称“谢”）：我整理观影笔记的时候发现，我年轻时候看电影就是每周一部，那五年里，高中三年大学两年，都是这个频率。还有就是看戏，每个月看一部，五年里我记了61次戏。当然现在都是在电视上看舞台录像了。所以青少年时候看电影、看戏，这个“童子功”我还是有的，尤其是看完都回去写自己的感受，还要查资料。我记得1961年暑假我写了一个读书笔记，就是因为刚看完《白痴》（Идиот，1959，导演：Ivan Pyryev）没多久，我暑假就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看了好几大本，《穷人》《地下室手记》《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卡拉马佐夫兄弟》等。后来我这个观影笔记就停了，再开始记就是2014年用豆瓣记，主要是为了怕忘了自己看过，就打个星，然后写几句想法。因为那个时候我经常发现有个想看的电影，一打开看了一会儿发现自己已经看过了。我看电影基本是网络下载，然后在大电视上看。现在基本上不去电影院了，原因是一个是大电视已经很好了，再一个是有些电影一次看完太累了，尤其是一些西方的艺术片，两个半小时、三个小时，闷得要命，我分成三四次看完正好，也不会太累，而且看完了也能给一个整体性的评价。有时候一天看一部，比较忙了可能一周才看一部。我都是自己在网上下载，一两个G的片源其实质量都很不错了。

我去电影节的时候会在电影院看几部片子。现在正在上映的特别火的《还有明天》（C’è ancora domani，2023，导演：Paola Cortellesi），我在平遥电影节看的。去年12月在三亚待了10天，后来有几天住在红树林酒店，就到那个电影院看了《好东西》（导演：邵艺辉，2024）和《破·地狱》（导演：陈茂贤，2024），大银幕效果很好，但是观众也就两三个人，所以跟我在家看其实也没什么区别。现在我很少看国产片，因为现在国产片都是以娱乐为主嘛，我也没觉得有特别的欣赏价值。我自己偏好看的是历史片，还有一些小国家的片子。电影节得奖的片子我也会找来看，不过都会晚差不多一年才能看到。奥斯卡颁奖之前我找片子来看，我最想看的就是外语片提名那几部嘛，结果一搜《我仍在此》（Ainda estou aqui，2024，导演：Walter Salles）和《拿针的女孩》（Pigen med nålen，2024，导演：Magnus von Horn），我在平遥就看了。我比较喜欢的是《秘密会议》（Conclave，2024，导演：Edward Berger）。

王：您看电影还真是挺自律的。

谢：电影我都是白天看。晚上就是看体育比赛。偶尔看一些舞台演出的录像。都是在B站上看。可以投屏到电视上。B站我每天都要看，除了看首页热门推荐，我还在B站看新闻，特别快，比如特朗普的演讲、马斯克的采访，几个小时就能看到字幕版本的，还有一些世界大事的深入解读。

王：您都不看电视新闻了吗？

谢：以前会看上海卫视的六点新闻。那个里面国际新闻比较多。我还是很关心世界大事的。B站会比较深入。比如徐德智（B站ID：徐德智在联合国）每天就报道联合国新闻，他今天采访了谁，某一个什么表决是怎么回事，等等，我就特别爱看。 

王：您每天要花多少时间在B站上？

谢：晚上总得有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然后七点半之后要是有好球赛，就看球赛了，球赛不好看我再回去看B站。

王：您看不看短剧？

谢：没怎么看过，没有完整看过任何一部。我知道是三分钟到十五分钟一集，看完几集之后开始收钱这种。

王：您绝对不交钱是吧？

谢：主要是不想费事儿。总之我就是通过B站看看世界新闻，然后等有空了，尤其是白天比较闲的时候我就下载一些电影，我现在下的还有20多部没看，都是豆瓣评分在7分到8分的电影。

王：您还是根据豆瓣评分来选电影？您很看重豆瓣评分吗？

谢：对，至少得7分我才看。

王：社交网络您都用什么？您微博已经是“百万粉丝”的“大V”了。豆瓣上您也是快10万关注的“豆红”，我看您最近也在用抖音和小红书。

谢：主要还是微信朋友圈，然后微博经常跟朋友圈发的内容是一样的。豆瓣的评论也可以直接生成图片发到微博和微信朋友圈。微信是最常用的，家人和同学都是在微信上，主要是家人群，一个是我们谢家兄妹的群，还有就是跟儿子、儿媳妇、亲家有一个群。这之外就是电影学院的老同学群，后来搞了几次校园活动又建了一个群。我高中还有一个群，但是没什么人说话。再就是《黑骏马》剧组的群。我带的几届本科生都有班级群。小红书是因为去年在澳门讲课，那边老师说学生都在小红书上晒您讲课，我这才下载并注册了小红书去看看。之前我在优酷上还有个号，发一些小视频结果没什么反应，后来也就算了。微博我用得也比较多，因为我有些朋友是只发微博不发微信朋友圈，我也经常关注他们的动态。

王：您2018年就因为在豆瓣写影评还得了一个上海电影评论学会的“年度电影理论评论贡献奖”，您在网上写影评这么多年，怎么看现在的电影评论生态？

谢：1980年代的时候报刊的影评非常重要，我们当时拍完片子都要跑到影协做放映，然后在报纸上还有《大众电影》或者《电影艺术》上发影评。我这些影片在美国发行时候各大报刊的影评人也都非常有作用，发行商也会引用报纸影评的，对观众影响非常大。现在豆瓣评分已经成为一个影评的标杆，大家一开始觉得网络上不专业或者有水军，但是影评什么人都能看，什么人都能写，时间一长，水军的痕迹也会淡下去。豆瓣评分主要是能给出一个比较大众的标准，9分以上那就是杰作了，但有些片子你会觉得也到不了杰作的标准，但是为什么评分那么高，可能也有其他的因素。

比如去年纪念王居正导演的时候我终于看了《天堂回信》（1992），因为当时我们突然发现原来我们第四代导演还有个9.1分的片子，但是你仔细查，其实这部片子放映场次并不多，怎么评分就这么高？其实主要还是电视上经常放，电影网也能看到。但是这部片子就不在豆瓣Top250里面。总体来讲豆瓣的Top250还是说明一定的问题和网友的审美趋势的。我比较喜欢读一些“发烧友”的文章，他们看电影非常深入，而且经常两刷三刷，写很长的解读。作为创作者看一看这些评论是很受启发的，可以了解观众怎么想。有些评论里面还有很好的信息，比如有人去看了导演采访的现场，就写一篇记录等。

我2023年去匈牙利讲学，讲座时候还给匈牙利人介绍豆瓣，我给他们做了PPT，给他们看当年在中国上映了哪些匈牙利老电影，中国观众喜欢看什么样的匈牙利电影。其实咱们网上观众看得最多的还是艺术片。比如贝拉·塔尔和扬索的片子，《都灵之马》（A torinói ló，2011）有4万多人看过，我自己估计豆瓣上有1个人打分，差不多等于有10个人看过，这样这部片子有40多万人看过，相当厉害了。希腊的安哲罗普洛斯也不得了，好几部9分以上的，都是几万人打分看过。网络上的东西，是全民永远可以得到的，用网络的方式来进行交流评论，是非常好的一件事。

王：我也经常看到您的片子不断有新的观众看过之后标记、打分和写一些短评。

谢：对，我也就是偶尔看一下。不过这些都不重要。我现在想做的就是眼前的两件事，一个是数字修复。我最近统计了一下，青年电影制片厂拍了90部胶片电影，至少有60部还没有数字化，资料馆修复的还不到10部。现在问题就是资料馆不修复也不让我们自己修复，学院技术系那边有特别顶级的扫描仪，可以做4K的扫描，咱们也有老师、学生可以参与。我就一直在努力推动这个事，今年75周年校庆，我拟了一个片单，10部片子，先做修复，从《樱》（导演：詹相持、韩小磊，1979）开始，导演主演等都是咱们学校老师，这个事情特别重要。我还找了国家电影局反映情况。比如即使是资料馆做了修复，也应该给原厂家一个数字母版对不对，这样咱们就可以自己安排放映活动，就不用每次还得去找资料馆要拷贝，他们还经常要收钱。但是好几年了这个事一直推动不了。

王：您是“百万粉丝”的“大V”，您找电影局反映情况，还不如写篇帖子挂在您微博置顶。

谢：再解决不了我真写一个（笑）。还有一个就是我前面说的要建一个资料库，把学校的历史档案、照片，全部都数字化，放到网上去。

王：您还是很拥抱新技术的嘛。您用不用AI？

谢：那当然。我很爱学习的，能力很强。AI我之前就用，DeepSeek出来之前我就用过一个什么AI。另外我经常用AI做翻译，外文的丢进去，中文马上就出来，挺方便的，我还拿它翻过匈牙利文。前两天我问DeepSeek，我微博有100万粉丝了，我要怎么推广我想做的事？结果DeepSeek给我写了一大篇……

王：您准备按它的建议做吗？

谢：它那个还是有点儿太麻烦了。我准备也就是国内外再讲讲课，然后再办一些电影放映活动，在匈牙利的中国电影周已经做得挺不错了，往下再看看能不能多去一些国家，希望能做到七八个国家，以咱们学校为主，做民间的中国电影周。再就是我跟傅靖生老师那个画展，看看还能去哪儿展一下。一些我父亲的著作什么的，还有我自己的一些档案，我想就出成电子书，在网上就自由传播，或者建个网站也行。

注释

［1］ 谢觉哉著，谢飞编选：《谢觉哉家书》［M］，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2024年版（增订本）。

谢飞：《电影导演创作》，高等教育出版社，2022年版。谢飞：《谢飞观影笔记1957—1962：一个甲子的回望》［M］，线装书局，2023年版。

谢飞著，王垚编：《叙旧与尝新：谢飞自选集》［M］，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22年版。

［2］ 王定国著，谢飞编选：《百岁红军百年路》［M］，人民文学出版社，2023年版。

［3］ 谢觉哉：《谢觉哉杂文选》［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4］ 谢觉哉：《谢觉哉日记》（上下册）［M］，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5］ 陈彦：《主角》［M］，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

［6］ 杨志军：《雪山大地》［M］，作家出版社，2022年版。

［7］ 谢飞：《雪山大地》读后［EB/OL］，豆瓣网，2023年9月7日，网址：https：//book.douban.com/review/15436888/。

［8］ 谢飞：《从西宁First青年影展看片谈到〈重视电影的文学价值〉》［EB/OL］，豆瓣网，2021年8月9日，网址：https：//movie.douban.com/review/13783556/。

［9］ 王垚：《阿伦·雷乃与新时期初年的中国电影：一个电影交流史案例》，《当代电影》，2022年第7期。

［10］ 张骏祥：《用电影表现手段完成的文学》，《电影通讯》，1980年第11期。

［11］ 张暖忻，李陀：《谈电影语言的现代化》，《电影艺术》，1979年第3期。

［12］ 齐伟：《从误读到正解：1980年代电影“文学性”论争的再考察》，《东南学术》，2015年第2期。

［13］ 原话为：“1980年4月5日，时值清明，我们在北海聚会。相约，发扬刻苦学艺的咬牙精神，为我们民族的电影事业做出贡献，志在攀登世界电影高峰。莫道海角远，但肯扬鞭到有时。”

（作者单位：谢飞：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王垚：北京电影学院中国电影文化研究院。本文转载时略去附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