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词话》话“人间”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常被定位为文学理论经典。作为中国近代词学的巅峰之作，它以“境界说”集传统词话之大成，又因融入西方美学被视为现代词学的开路先锋。学界论及此书，或聚焦“词以境界为最上”的美学建构，或探讨“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的理论分野，或争议“隔”与“不隔”的评判标准。这些虽切中其文学批评价值，却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书名中“人间”二字的深层意蕴。超越“词话”文体局限，王国维实借历代词作之评点，搭建沟通诗词艺术与人间世相的精神桥梁，其宗旨在于寻觅“境界”，超越、安顿并构建一个理想的“人间”。
一
探究《人间词话》中“人间”的内涵，需结合王国维的时代背景与生命历程。其一生（1877—1927）经历甲午海战（1894）、戊戌变法（1898）、庚子事变（1900）等重大事件，构成他思考“人生之问题”的现实语境。甲午战争时，他自杭州崇文书院肄业，国势衰微，前途迷茫，直接引发对人生意义的哲学追问，后来他坦言“甲午之役，始知世尚有所谓学者”（《三十自序》一）。戊戌变法时，他在上海任《时务报》校雠，见证维新思潮起落，自述“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三十自序》一）。东渡日本求学时，明治维新后的现代化图景与清廷陈腐贫弱形成强烈对照，更促使他思考“世变日亟”（《静安文集续编》）的“人间”。
除了时代跌宕，个人生命起伏也深刻影响他对“人间”的体悟。据《王国维年谱长编》，其4岁时生母凌氏病逝，由祖姑母及叔祖母抚养；11岁时祖父王嗣铎病卒，父亲王乃誉归乡课子。王国维虽“诗文时艺，早洛洛成诵”（《王静安先生遗书序》），却“两应乡试不售”（《王忠悫公事略》）。戊戌变法后他倾向新学，遂弃举业赴上海《时务报》工作。在《人间词》与《人间词话》写作的1904至1908年间，他先后经历父亲、妻子莫氏、继母叶太夫人相继辞世等家庭变故。这些经历都成为他词作中的感伤：“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蝶恋花》）、“人间事事不堪凭，但除却、无凭两字”（《鹊桥仙》），其中充满对生命流转与世事变迁的深沉思考。
家庭变故与时代震荡相交织，构成王国维对“人间”的深层体验。他在《虞美人》中写下“人间孤愤最难平，消得几回潮落又潮生”，将个人遭际与古今兴亡相联系，使“人间”内涵超越个体成为普遍的思考对象。这种体验在《人间词话》中转化为对词之“境界”的观照，如第十五则评李煜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通过对后主之词的感发，将“人间”意象延伸为所处时代与人生的具象隐喻。
二
《人间词话》以“人间”命名，据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源于《人间词甲乙稿》中“人间”一词的反复使用，后撰写词话便沿用此名。罗振常在《人间词甲稿序》跋文中也指出：“《甲稿》词中‘人间’字凡十余见，故以名其词云”，并提及“时人间方究哲学，静观人生哀乐，感慨系之”，点明王国维曾以“人间”自号，足见“人间”一词寄寓了他对生命本质的哲思。
东文学社期间，王国维开始接触康德、叔本华，遂以哲学视角观照“人间”，这成为其诗词中“人间”意象频出的重要原因。他融合叔本华的唯意志论与中国诗词的感发特质，以生命论的哲学视野审视“人间”，《人间词话》第二十五则言：“‘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诗人之忧生也。‘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似之。‘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诗人之忧世也。‘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车系在谁家树’似之。”这种对诗词中“忧生”“忧世”主题的提炼，既源于现实生命体验，也来自哲学观照下对诗词深层意蕴的发掘。
受叔本华悲观意志论影响，他将“人间”视为欲望与痛苦的载体。叔本华认为“人生是一团欲望，欲望不能满足便痛苦，满足便无聊，人生就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摇摆”（《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这在其诗词中表现为“偶作山游难尽兴，独寻僧话亦无聊。欢场只自增萧瑟，人海何由慰寂寥”（《拚飞》）。《人间词话》第三则阐释“有我之境”时举例“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指出此类词句“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其人生经历与时代背景，恰为此境界提供了现实注脚，其《人间词》中“蜡泪窗前堆一寸，人间只有相思分”（《蝶恋花》）、“人生只似风前絮，欢也零星，悲也零星，都作连江点点萍”（《采桑子》）等句，均体现对生命本质与人间状态的深刻体认。
面对“人间”的欲望与痛苦，叔本华主张以艺术审美暂时摆脱意志奴役。王国维以“人间”自号，正是对这一理论的回应：他将自我抽离为“人间”观察者，《蝶恋花》中“说与江潮应不至，潮落潮生，几换人间世”的书写，便是以艺术距离观照世事变迁的尝试。这种“静观人生哀乐”的姿态，使“人间”从物理空间升华为审美境界。《人间词话》第六十二则提出：“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这里的“宇宙人生”即“人间”，既要入内感受真实，又要出外静观。《人间词话》即是以“词话”为载体，既以真情拥抱“人间”，又在美学“境界”中实现对“人间”的超越。
三
现实的“人间”充满纷乱与变故，哲学的“人间”见证欲望与痛苦，王国维于是转向文学，欲于其中寻求“人间”的超越与安顿。他在《静安文集续编・自序二》中直言：“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近日之嗜好所以渐由哲学而移于文学，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这种“慰藉”即《人间词话》提出的“境界”。王国维自信“境界”为诗词之精髓，“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第一则）。而“境界”核心则是“真”：“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第六则）。结合其心路历程，“真”不仅是文学批评标准，更承载其对“人间”现代国民性的期许，即以“真感情”“真思想”直面人间，打破虚伪麻木，重塑国民精神，使《人间词话》的“境界”最终指向理想“人间”的建构。
王国维认为符合“境界”的词作需具三要素：一是真诚的情感，这是“境界”的内核。他反复评说李煜词“不失其赤子之心”（第十六则）、“真所谓以血书者也”（第十八则），肯定其亡国之痛升华为普遍共情的真诚；批评“美成（周邦彦）词多作态，故不是大家气象”（附录第27则），因其缺乏真切的生命体验。这种对“真感情”的推崇，与梁启超“诗界革命”、黄遵宪“我手写我口”等主张呼应，构成近代文学的改良脉络，体现对人性本真的呼唤。二是真切的语言，这是“境界”的载体。他以“隔”与“不隔”为评判标准，追求“语语都在目前”（第四十则）的直观。如评姜夔词“虽格韵高绝，然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指出“梅溪、梦窗诸家写景之病，皆在一‘隔’字”（第三十则）。“不隔”即情感自然流露，如评纳兰性德“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第五十二则），“自然”“真切”是抵达生命本质的路径。三是真淳的哲思，这是“境界”的终极指向，表现为对生命本质与理想人格的普遍思考。第二十六则借晏殊“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柳永“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辛弃疾“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三句，将男女相思升华为“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赋予诗词超越具体情境的精神启示，希冀实现个体与民族精神的双重提升。
“人间”始终是贯穿《人间词话》的一条精神线索。王国维的独特之处在于不逃避亦不沉溺于“人间”困境，而是以诗词为凭借，在时代洪流中开辟通向理想“人间”的路径。我们今天重读《人间词话》，不应仅视其为文学理论经典，更应在“人间”的多重内涵中，体察一位知识分子对生命意义的执着追问——这种追问本身，便是“人间”最动人的“境界”。
（作者：朱子辉，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