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栋：短篇小说的一瞥，可以是醋栗，可以是一封信
邵栋
在社交网络时代，朋友圈动态，微博、小红书、抖音点赞，外卖订单，快递信息……这些可能早已泄露你的个人信息，由此引发了种种网络安全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人的安全感从何而来？我们是不是正处于另一个“楚门的世界”？青年作家邵栋在新作《不上锁的人》中从现实出发，以香港为故事背景，记录下当代青年生活实录。
社交网络时代，我们都是不上锁的人
记者：第一篇《不上锁的人》里有句话：人活着就是一场漫长的失眠。你平时会失眠吗？
邵栋：好问题，从来没有人问过这个问题。我其实从小就有失眠的问题，人睡觉什么都不想通常便睡着了，而我，一躺在床上就开始胡思乱想，越想越兴奋，于是就失眠了。近年失眠常常是因为巨大的工作压力和教学行政中让人无比消耗且无解的一些问题。加班回来，脑子里全是那些怪东西。人在极度疲劳的时候，尤其是担忧疲劳会影响第二天的状态时，反而更睡不着了，所以有时候会服用一些褪黑素来帮助睡眠。
我后来听到一个理论，就是人的大脑和身体不平衡会导致失眠，大脑太兴奋，而身体因为在椅子上坐了一天完全没被激活，所以会睡不着。这些年我增加了跑步和健身的强度和频率，再加上尽量早睡，失眠的情况确实好很多。另外，我以前以为自己是不怕孤独的，但如今回想，我失眠比较多的情况常常是单独生活的时候，和家人住在一起，甚至知道家人就在不远处的客厅玩手机、看电视。这件事情会让平时容易有紧张感的我，感到安心。
记者：布克奖得主萨曼莎·哈维饱受失眠困扰，但也是失眠的时候，她的思绪充分被打开，写下了《睡不着的那一年》并且启发了她之后的写作，那你觉得失眠对写作会有特别的帮助吗？
邵栋：萨曼莎·哈维还没读过，回头要读一读，学习一下。实事求是地说，失眠其实是一种介于睡着和清醒之间的状态，有点像但丁笔下的limbo（灵薄狱）。那些胡思乱想会霎时显得极为有效且可行，甚至会觉得这个构思写出来，“拳打”托尔斯泰，“脚踢”莎士比亚，但后来发现不过是自己在被子里乱蹬。
那些和文学有关的妄想，需要实现，还是要靠一定的阅读和练习，不能光发白日梦。但是不是真没有一定帮助？也不是。失眠的时候，我还是想出来一些非常漂亮又耸动的小说名，虽然不知道要写什么，但听起来就很厉害，比如《笑死》《momo》等等。感觉如果都能写出来，我能写到2047年。此外，《不上锁的人》以及《面试》这两篇里面有很多关于失眠以及怎么和失眠和解的想法，都是我失眠的时候想出来的。
记者：你的小说有推理和悬疑的部分，并且这部分很吸睛，比如《白鲟》里一个细节，仲明去刷漆的那家竟然是他自己的家，他还翻出了自己藏着的照片。这样的设置常常让我的阅读过程变得更为惊喜。
邵栋：我觉得小说好看是文体的题中之义。推理、悬疑作为调动读者头脑和情绪的小说元素，实际上是非常好用的。我常读一些悬疑推理的小说，平时也在大学教授侦探小说，那些精巧的诡计非常吸引我，也对我的小说有帮助。
侦探小说或悬疑故事是一种非常成熟的弥合类型小说和严肃小说的路径，不论是那些社会派侦探故事，还是波拉尼奥，莫迪亚诺，乃至当下的新东北文学，其实都是一种非常成功的尝试。如特雷弗所说，短篇小说是瞬间一瞥的艺术。这一瞥，是要揭示某种生活的真相，这是契诃夫，海明威，塞林格，乃至特雷弗都在做的。他们揭示的不是案件的秘密，而是生活的秘密。这一瞥，足以让人获得某种穿透性，这一瞥，可以是醋栗，可以是一封信，也可以是一个或一群从未有机会在小说中开口的人。
记者：《不上锁的人》里写到女大学生吴悬在网络上搜索自己喜欢的人蒋山的信息，而在隐秘的地方，她的暗恋者林森也在悄悄搜集关于她的一切信息。这篇实际上探讨了社交时代人的隐私安全的问题，但你采用了一个特别的角度，就是写了一个不上锁的人，这样的人如你所说，是放弃自己随波逐流。人的隐私安全和边界感似乎形成了一种张力。
邵栋：香港有一个乐队叫做南洋派对，有首歌叫做《indie师兄》，在情绪和想法层面上，给了我很多启发。歌曲提到了一种当下人的状态，应该也是世界性的，就是反正大趋势都这样了，不如大家也免去繁文缛节，直入主题吧。在我的小说中，不上锁的人有两方面的意思，第一是已经一无所有，便不必防备；第二是提出一个疑问，在社交网络时代，我们都是不上锁的人，毫无秘密和安全可言，那么我们是不是还有心灵空间可以上锁？
第二方面的意思，其实是和第一方面的意思在对话，或者说是两个我在对话。就像你说的，人的隐私安全和人的边界感似乎形成了一种张力，如我在《面试》中提到，大家都需要一块玻璃或者一个罩子，只有自己可以看到别人，但别人不能看到自己，这块玻璃可能就是我们的手机或电脑。社交网络在模糊的地带，赋予我们偷窥的权利，但同时也赋予了别人偷窥我们的可能性。我们在网上追踪一个明星，一个喜欢的同学，一个让我嫉妒的天才的时候，可能正有人在窥看我。大家都属于一个不设防的状态，会带来过去没有的很多伤害与冲突，我对此非常感兴趣。
认清了人间的真相，依然要去热情地生活
记者：看到你是常州人，我不得不联想到最近热度很大的“苏超”。
邵栋：如果时间不冲突，我是一个几乎每周都会踢90分钟11人制足球的人，也因为很多朋友知道我踢球，都会来调侃一下。我觉得足球这项运动对于健康生活的普及，社区文化的链接是很有意义的。村超也好，苏超也罢，实际上是在大家越来越富裕的情况下，普通人对于社区生活的参与可能。
其实世界性的趋势是，我们更多地在家玩手机寻找属于我的信息茧房，或者眺望着地球另一边的美景和美食。所以，人类学家项飙讲“附近”这一概念，是很有意义的。在个人与世界之间，参与家乡的足球活动，美食活动，和好朋友逛公园观鸟，看电影散步，其实对社会有着很多的好处，是纾解情绪压力、互相帮助的场域。
此外，关于“苏超”，我觉得常州的流量，某种意义上也是输赢之外的意义，代表一种比较有趣的被观看、被讨论、被喜欢的可能，这不仅是一种体育精神，也是一种多元的价值观。
记者：虽然你是常州人，但你在香港读书，工作。对于当代年轻人来说，流转和迁徙是一种常态，你在迁徙中感受到什么？
邵栋：我高中的时候是班长，因此在毕业十周年的时候统计过所有同学的去向，让我相当意外的是，留在常州的基本只有两种职业，公务员和银行职员，且基本上都是已婚状态。而在北上广深的同学们，几乎都没有结婚，从事的工作也五花八门。所以我还是认为去大城市，离开原有的地方，会提供更多元的机会和可能（家人催婚也没有那么方便），没有好坏之分，只有不同的体验之分。
我自己本科的时候，放弃了大学的保研资格准备申请香港的院校，当时有很多长辈劝我留在南京，说，年轻人其实就是喜欢出发的感觉而已。其实我想说，不是年轻人喜欢出发，有些人什么年纪都会出发的。当然，我很清楚，现在的年轻人面临的压力比我那时候大多了，存量的竞争亦很残酷。换我现在，可能不会那么坚决地迁徙，但最后可能还是会选择出发。
反过来说，流转迁徙背后还有一个语态，是放弃。放弃家乡的人脉，放弃语言的舒适，放弃一种稳定与可能的优越，真正成为一个现代的个体，成为没有归属地的异乡人，我们都把家乡背在身上。
记者：把这种迁徙和你的小说联系起来，会看到你写了很多粤语世界的故事，特别是香港。但我感到好奇的是，你的故事比起我们常说的“作家的文学地理”这样的说法，香港更像是你的小说的发生地，它更深的是书写现代人的生活境况。也就是说，如果你不在香港生活，在其他地方也可以发生这样的故事。
邵栋：我在香港其实也不一定能够说自己就属于这里，没有任何人属于任何地方。林青霞说来香港拍电影最大的感觉是，香港电影中主人公总是一个人。我认为她某种程度上勘破了香港作为一个现代都市的真相。
我来香港之前，以为香港也会和电影中一样，到处都是古惑仔以及各种浪漫故事，但其实和我想象的很不一样，香港人比我想象的更友善，更灵活，更倔强，更刀子嘴豆腐心。
回到小说文本，因为在内地出版，照顾读者的阅读门槛，所以没有加更多香港的时事或者太过专门的元素，即便不了解香港也完全不影响阅读。当然，我也很在意香港的读者，所以好几篇小说中，都设置了不同的阅读层次。如果最近十年在香港住，或许能在表面的故事背后看到一个更丰富、更熟悉的世界。不是一种供消费的奇情元素，也没有那么“港风”，是在香港生活能了然的默契。我也不是在故弄玄虚，这是小说作者的基本技能之一，相信诸位读者亲身阅读一下，或许能感受到。
记者：小说集附录了一篇《后记高手》，你直言“最擅长也最喜欢的文体是后记创作谈一类的东西”，但有的作家就不擅长写创作谈。不过以我的经验来看，大部分作家都很擅长写创作谈，创作谈对作家来说，是真的比写小说更容易吗？
邵栋：因为我要上班，以及经常加班，所以我写作的时候非常有限，因此诸种文体我也只写小说。我喜欢在小说中隐藏自己，像一个刺客一样，隐没在环境中。除非必要，我很少在小说中表达自己，或许是隐藏，也可能是没有安全感的自我保护机制，就像是一面单向的玻璃。但基本上我认为，没有一个写小说的，是不自恋的。如果不够自恋，你根本无法和曹雪芹、托尔斯泰这样的人做同行，自尊和自信早就瓦解了。那我的自我与自恋如何表达呢？可能就是创作谈这样的文章。因为憋久了，所以可能表达自我起来格外顺畅，而且创作谈是可以“胡说八道”的。小说虽然是虚构的，但实现的过程却是极其精密而危险的，不可能乱写或胡说八道。我失眠时那些妄想，以及那些自己编的毫无意义的段子笑话，就可以通过创作谈来实现，某种意义上更自由也更容易。但我发誓，这篇访谈十足认真，并没有胡说八道（好像我发誓也不是很有效力）。
记者：我选择相信你。你说自己是被万尼亚舅舅、被索尼娅“要去热情地生活”所感动才重启了搁置了五年的写小说这件事，这其实是非常珍贵的时刻，比起流行的“躺平”“摆烂”，“去热情地生活”对年轻人来说似乎更难。
邵栋：青年评论家刘欣玥老师有本新书，叫《迎向热情消逝的时代》，这是一本文学评论集，是我最近看过的一本很好的书，推荐给大家。我看完之后，有被她的热情所感染，这种对学术的热情，和文学本身的力量，其实是大家最初出发的原因，但认清了人间的真相，依然保持这种感觉，是格外不易的。
但我也认为人是不可能一直保持高强度的热情的，按照我最喜欢的契诃夫的话来说，“我认为休息一下是合法的”，间中躺平一下，摆烂一下也没什么问题。关键在于热情是可以互相传递的。我说的热情，那几乎是和信仰有些关系的，可能变小但也不会熄灭的东西。就像在读这篇访谈的读者一样，他们有鼓舞过我们的时刻，我们也在创造或准备创造一些，有可能鼓舞他们的时刻。我想我们有时为互联网上的陌生人触动，这是网络互联的意义；我们也与遥远的古人旷百世而相感，这是阅读的意义。
记者：从各篇小说的灵感来源来看，阅读、教学生活等都给了你很大启发，你平时会注意收集小说素材吗？毕竟你是相信写作是可以练习的，而不仅限于天赋。
邵栋：我手机上有一个备忘录，想到什么好玩的东西，奇怪的趣味会记下来，相信很多作者都是这样。我手机上大概有40个短篇故事的梗概，还没写出来，主要是因为要上班，受限于时间问题，想的速度比我写的速度快多了。
我每天吃饭、坐车、刷小红书的时候，经常都在想一些小说细节，有时候会自己笑起来，听起来就有点恐怖。这些小说其实并不会都写，因为过了一段时间，觉得这个想法不成立或者有点俗，我就放弃了。或者我觉得其他作者可能也能写这类故事，我写的也不会有什么特殊之处，我也就不写了。
我其实是一个生活上崇尚随机，但小说上非常认真且有计划性，甚至相当自律的一个人。这种写作的迫切和认真，有时候也是和现实关切有关的情绪所致。我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有一些世界的变迁与不变，深深击中了我，所以我的愤怒与忧愁都在其中表现，比如《文康乐舞》以及《示巴的女儿》的写作，都与锋利的现实有关，与香港，与高校的现实有关。
其实天赋和后天的努力不是二元的东西，我认为天赋的发现也需要一个过程。先举个例子，有的作家20岁就天下无敌，然后不断退步，迷失自己；也有的作家40岁后才开始写作，暮年诗赋动江关。前者可能靠本能，后者可能靠阅历。是这样吗？对也不对，前者可能穷尽了阅历，后者也可能重新发现了本能。
格非老师认为，如何鉴定自己能不能写的方法很简单，先写30万字再说。我觉得很有道理，写到一定数量一定会对自己的写作有所感知，自己是什么风格，适合什么，障碍何在也会逐渐清晰。有时候可以进行长期的写作训练，忍受写作过程中必要的煎熬与捶打，也是一种天赋。其实现在文学奖，期刊，平台对写作的扶持是很多的，还是那句话，想写的人是拦不住的，就像吃饭睡觉一样，没有人可以阻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