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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文艺工作者创作的海报 文字大意：“消灭陆上和海上的法西斯分子！”

战火洗礼下的作家

20世纪40年代，法西斯的入侵极度激发了苏联作家的爱国热情。据统计，一千多名苏联作家换上戎装，奔赴前线，有五百多位作家获得各种勋章和奖章，其中有18人获得“苏联英雄”称号。也有很多优秀的文化界人士战死疆场，包括幽默作家彼得罗夫、儿童文学作家盖达尔等。还有作家以笔代枪，书写了大量战斗檄文，“爱伦堡在1418天的战争中，写了近2000篇文章——包括为盟国出版物撰写的文章。就创作数量和创作活动的影响力来说，在世界各国的政论中很难找到能与其相匹敌的”。法捷耶夫、维什涅夫斯基、吉洪诺夫等人也写出了不少色彩鲜明、慷慨激昂的政论文章。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等也积极应和了“这股真诚的爱国主义狂潮”，他们的诗歌“以手稿的形式传给了几位朋友，并互相传抄，前线的士兵像读爱伦堡在苏联日报上发表的雄辩的社论，或这个时期最受欢迎的正统的爱国主义小说一样，以惊人的热情并怀着深深的喜爱相互传阅”。

有些作家以战士或指挥员的身份，直接拿起枪投入前线战斗，更多的作家是以中央或地方报刊前线记者的身份深入到前线部队和普通士兵中去体验和采访，写出鼓舞人心的报道。在《红星报》工作的有爱伦堡、西蒙诺夫、格罗斯曼、巴甫连柯、彼得罗夫、苏尔科夫，在《真理报》工作的有法捷耶夫、索波列夫、波列伏依、科热夫尼科夫，在地方报刊工作的有诗人吉洪诺夫、剧作家维什涅夫斯基、女诗人别尔戈丽茨，还有一些作家在各地军报报社任职，如戈尔巴托夫和特瓦尔多夫斯基。苏联作家认为前线记者是一种无需称颂的职责，西蒙诺夫说：“在报社当军事记者是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应做的事中最微不足道的……军事记者的工作并不是最危险的，也不是最繁重的。”

早期前线记者有瓦尔舍夫斯基、列斯特、斯托诺夫、布拉日宁、邦达林等，他们从前线发回的报道都被刊登在各大报纸上，揭露敌人的凶恶形象是最重要的内容之一。1943年戈尔巴托夫向所有军事记者发出号召：“心里要充满对敌人的憎恨，用火热的语言之鞭和语言炮弹来攻击敌人、烧光敌人……关于敌人的兽行我们已经写了很多，但仍然不够。”西蒙诺夫、肖洛霍夫、阿·托尔斯泰、爱伦堡、苏尔科夫、斯塔夫斯基、马尔夏克等人的文字中也贯穿着这一主题。优秀作家的通讯稿提升了苏联新闻行业的语言水平，很多报道与其说是一份新闻稿件，不如说是一份优秀的文学创作成果。

后方作家大多被优先疏散到安全地带，很多人得以继续开展文学工作。多罗霍夫描述过列宁格勒文学工作者们有条不紊的分工：“诗人创作新的诗歌，小说家们生动描绘战争日常生活，评论家努力校对战士们写的简讯。”苏联作家们清晰认识到了写作任务的变化，爱伦堡在《行进中的缪斯》中明确指出：“建筑师应该不仅能建索菲亚教堂，还要能挖窑洞。作家应该不仅为时代而写作，还应该为某一个短暂的、能决定人民命运的时刻写作。”战时阿赫玛托娃创作了《起誓》（1941）、《勇敢》（1942）、《胜利》（1942-1945）等战争诗篇。

还有些作家积极参与后备战斗队伍，莫斯科作家协会的82名成员都加入了保卫莫斯科的民兵队伍。作家们还投身于社会活动，如组织公开演讲、文学晚会和捐物捐款，作家们在工厂、医院的演讲中传递了巨大的精神力量，阿·托尔斯泰、肖洛霍夫、格罗斯曼等作家还捐助了不少款项或武器。

巨变中的文艺创作

特殊历史条件下，战时的苏联文学创作自然也会有其倾向性。从苏联《文学报》的报道可以看出，战时苏联的文学创作有以下两种明显特征。

其一，诗歌、短篇小说等适于歌颂英雄主义的文学体裁最为流行。叶尔绍夫在《苏联文学史》中确认过战时创作体裁的倾向性：“一开始，通过随笔特写，有时采用报导性描写，或是概括叙述战事故事的手法来反映战争。1942年夏季、秋季和初冬创作的大量中短篇小说就是这样的作品……仅在战争的头两年就出版了二百多部中篇小说。”

战争开始，《文学报》报道莫斯科作家大会时，写作体裁问题就被明确提出：现在不是写多卷书和多幕剧的时候。让我们写些简短的英雄故事和战斗诗歌吧！作家要去舞台、广场、动员站和工厂！潘菲洛夫也在《无情消灭》一文中肯定了文学体裁的战争性，认为其他留在这里的、没有去前线的人，应该迅速转变工作方式，歌谣、诗歌、短剧、短篇小说——这些都是对敌人的打击。

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祖国形象、敌人形象是作家的共同主题，但每位作家都结合个人所长，找到了最擅长的选题和风格。爱伦堡偏重于写反法西斯主题，西蒙诺夫擅长刻画祖国形象和苏联人民的团结精神，阿·托尔斯泰强调民族的历史传统以及俄罗斯民族性格的特点，格罗斯曼、戈尔巴托夫和波列伏依更关注普通士兵建立的功勋和苏联人民坚韧不拔的意志。

其二，当时的创作有明显的平民化特征。1941年《文学报》上发表的《诞生在战斗中的文学》关注并充分肯定了红军战士的创作：“政治指导员在士兵和指挥员中间发现了很多有才华的诗人和小说家，他们根据在战斗和对敌袭击中的个人观察和感受创作诗歌和短篇小说，这些内容在报纸上占有重要地位。红军战士米·杜金的诗非常有力、鲜明、简洁……”

1943年1月1日，罗佐诺夫在《前线诗歌》一文中以战士列舍特尼科夫的创作为例，对其诗歌语言、风格、题材进行了深入分析，充分肯定了前线战士诗人的才华，他明确指出：“战争产生英雄，战争也产生诗人。在过去的1942年出现了许多新诗人，有些人确实具有诗歌天赋……但是，把该作家（列舍特尼科夫）的创作个性归结为能出色地描述坦克是极其不公正的，把他称为‘坦克手诗人’是对他创作的一种缩小……毫无疑问，在新的前线诗人当中，值得关注的并非列舍特尼科夫一人。这样的前线诗人在各条战线、在陆军和海军部队中都存在，他们有可能成为职业诗人。战争时期应该更突出表现出人民的创造力，从人民当中诞生成千上万的英雄人物和才华横溢的讴歌者。”

《文学报》鼓励普通战士的创作，力争开辟一条年轻化的、大众化的文学发表渠道。青年战士创作的文学作品质量或许不高，但其意义主要在于传达信念和力量。1944年《文学报》复刊首期，吉洪诺夫在《战斗的呼应》中再次确认了战士写作的价值：

很多在战时写的东西都无法被长久地铭记，很多作品都过于表面化、过于匆忙，但是对诗歌普遍的渴求和巨大的兴趣没有减少。笔和刺刀被视同一律，诗歌语言与作战部队也被同等看待。

令人惊讶的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就连简单的报纸报道都像英雄赞歌一样雄伟。这么多真实的人类激情毫不掩饰地暴露在残酷的日常战争当中，抒情诗不是“被俘获的心灵的激荡”，它从最真实的琼浆中汲取营养，它穿透心灵，直占灵魂。即使语言和诗句并不完美，但它们是被渴望着真诚又简单的文字的人民群众推举和支持的。

文学机制的重构

战争对苏联文学生态的影响是多方面的，1941年以前的文学机制几乎被彻底瓦解。这首先在于文学生产的主体，即广大文艺工作者失去了原有的稳定创作环境，有些作家上了战场，还有些作家在城市沦陷或被长时间围困的情况下被集体转移。大规模的作家队伍转移破坏了文学生态中最基本的细胞和元素，原有的文学机制也因此遭到不同程度的解构。其次是文学传播渠道，即文学报刊和出版发行机构的运行也被深刻地影响，炮火严重破坏了出版机构的印刷工作，纸张、油墨等物质原料的匮乏和交通运输的不便和阻断，使许多文学报刊被迫重组或休刊，文学出版机制无法正常运行。最后，文学的消费和评价机制也与以往差异较大，战争让读者的文学阅读大大减少，评论家也把文学的审美价值置于文学的政治宣传作用之下。因此，战争让文学制度在方方面面都受到了严重挑战。然而，战争初期的慌乱过后，苏联最终认清这将会是一场艰辛、持久的战斗，国家的文艺生活依然要在战争的背景中走向正常化和有序化，被战争解构了的文学制度体系也开始了艰难的重构之路。

苏联最重要的文学报纸《文学报》是重建该制度的重要一环。《文学报》坚持了它最有代表性的常规组织性内容——报道苏联各地区的作家会议，向作家群体通报不同单位和个人如何支援国家，有效增强了作家团队的组织性和凝聚力。但更重要的是，报纸实现了作家们互通消息、了解最新文学动向的愿望。

战争中后期，文学报刊上新鲜出炉的优秀作品越来越多，新书推荐、作家评论、新剧评述、文学纪念日等内容也回到读者视线，报刊从前的面貌逐渐恢复，为苏联文学的生产提供了广阔空间。一些原本更倾向于在大型文学期刊上发表作品的作家也转向了《文学报》，因为报纸的发行量大、流通速度快，客观上能加快作品的传播速度，扩大读者接受面。“杂志的作者——一个很庞大的作家队伍都去了卫国战争前线，他们把最新的战争诗歌、随笔、文章都发表在了报纸上，而非杂志。文学从大型杂志、书和文集转移到了报纸。战争需要及时的反馈，需要作家迅速介入到事件当中。”英培尔的长诗《普尔科夫子午线》、西蒙诺夫的《日日夜夜》、特瓦尔多夫斯基的长诗《路旁人家》都是这样发表的。帕斯捷尔纳克、普罗科菲耶夫、列昂诺夫、吉洪诺夫等人的诗歌作品也时常见报，敌占区、封闭区的作家们可以及时了解到文学同行的创作动态，文学消息传达的及时性和有效性得到保证。报上的文艺作品本身也是同时代作家创作方法和主题倾向的清晰呈现，有力推动了文学生活有序恢复。

随着文学生活的正常化，《文学报》逐渐转向对文学本身的讨论，战争成为了文学主题的一部分。1942年底，阿·托尔斯泰所著的《苏联文学的二十五年》被《文学报》连续刊载，该书对苏联文学发展做出的科学分期被苏联文学史界沿用甚久。1943年4月的苏联作协创作大会上，爱伦堡、阿谢耶夫、古谢夫、什克洛夫斯基等人都对战争时期文学做出了总结，这些内容被冠名为《伟大的卫国战争文学》的总标题发表。

对战时文学的总结也积极吸取了读者的意见和建议。在1944年第一期复刊的《文学报》中，编辑部发布了名为《战时我读了什么》的读者问卷调查结果。与其说这是广大读者公布自己的阅读书目，不如说是他们阅读趣味和期待的表达。苏联元帅托尔布欣、少将费辛等战斗英雄，建筑劳动英雄、地铁工程负责人等在回答中提到了爱伦堡、苏尔科夫，还有西蒙诺夫的《日日夜夜》、阿·托尔斯泰的《彼得一世》、皮加列夫的《士兵兼统帅》、索波列夫的《海魂》、阿丽格尔的长诗《卓娅》，还有读者更偏好契诃夫的短篇和伊里夫和彼得罗夫的幽默作品，因为人们要在紧张的战斗生活中得到一定的放松。

兼收并蓄的“新闻纸”

法西斯德国入侵苏联后，苏联新闻政策迅速调整至战时轨道，军事报刊大力发行。据统计，截至战争结束，苏联共出版各种军事报刊821种，发行量超过300万份。为有效节省人力资源和纸张等物质资料，苏联对所有报刊出版物的篇幅、出版刊次和发行量都有所限制，一些专业性的、理论教育类报刊被停办，类型相近的报刊被合并，如《文学报》和《苏维埃艺术报》合并为《文学与艺术》。各出版物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以战争胜利为导向选择内容、设计版面，营造了浓厚的战时媒体氛围。1942年起，苏联规定只有苏联新闻局、塔斯社、《真理报》等重要媒体才有权利派现场记者去前线，因而战时许多报纸栏目的稳定性和持久性较差。

《文学报》的定位是要报道战争和战争中的作家，既保持了文学性，又与时事紧密结合。以战争首期报纸为例，报眼处有“抗击法西斯匪徒”的大字口号，头版刊登了苏联外交部长的广播演讲、斯大林的巨幅半身照，还有苏联新闻局的战争通报。列昂诺夫、莎吉娘、帕乌斯托夫斯基等作家纷纷发表了反战宣言，表达了自己投入战斗、保卫祖国的决心，文章标题大多是带感叹号的短语，充满了战斗激情，如《无情消灭！》《为了祖国，为了斯大林！》《为了荣誉，为了自由！》。

许多苏联报纸是从内容调整、语言策略两个方面发掘读者。首先，报纸及时调整内容，注重对于战况的传达和解读，以吸引更广泛的读者群体。如战时《文学报》的常规内容不免被其它更有现实意义的战争信息所替代，转载战报的《来自苏联新闻局》栏目是战时《文学报》最持久的重点栏目，从未离开过第一、二版。报纸在此基础上又开设了《阅读战报》分析新闻局报告，以帮助那些不擅长解读信息、不了解军事术语和战斗策略的读者。报纸栏目和文章标题常常出现“我们”，或者直接使用动词复数第一人称形式，暗指万众一心，极大地拉近了作者、编者和读者之间的距离。

其次，报纸的语言进一步向读者倾斜，强调与读者的情感互动。以《文学报》为例，战争前主导着报纸品位的是作家，读者在该场域当中被忽略了，但是“战时生活在很多方面都使人在教育程度、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差别均一化，占首位的是永恒价值和人的品质：纪律、诚实、勇敢、耐力、随时准备让身边的人依靠自己”。报纸用更贴近读者的报道形式，开设了新栏目《来自前线的信》和《发往前线的信》，这种情感交流方式增强了读者之间的心灵链接，让全体人民同仇敌忾、上下一心，也提升了普通读者在《文学报》的出场频率和话语地位。

宣传画通俗易懂、生动形象、传播便利，新闻媒体、城乡街头，交通工具和商品包装上随处可见。苏联宣传画是绘画艺术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统计，战争期间共出版了1829种宣传画，一般是获得前线战报或最新国际局势变动的信息后第一时间创作出来的。苏联最优秀的版画家和漫画家，如叶菲莫夫、施马林诺夫、科列茨基都从事了宣传画创作。其主题大多是英勇正义的红军形象和俄国的英勇抗敌历史。在当时，漫画一直被当成打击国家公敌和社会恶习的宣传武器，它嘲讽过资本家、帝国主义分子、叛逃分子等。希特勒以及其纳粹党羽是战时漫画的主要讥讽对象，漫画家们通过绘画作品嘲讽他们的残忍和愚蠢。

新闻的图像化传达能大大提高新闻传播的效率，强化读者对新闻的记忆力。卫国战争开始后，许多报纸对图像材料的运用在数量、质量上都有了跨越性提升。对感官刺激力最强、最有感染力的是在前线拍摄的真实照片，过目难忘的瞬间被真实记录，直观展示战场的残酷无情、将士的成就与牺牲。著名战地摄影记者沙伊赫特、巴尔特曼茨、泽尔玛等人以相机为武器，在战争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作者系河南大学外语学院俄语系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