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626年5月30日，即天启六年五月初六，一声巨响震彻北京。几分钟内，一个巨大的黑色蘑菇云出现在都城上空；宣武门外数千房屋化为灰烬，数千人受伤或丧命，整个城市陷入恐慌。王恭厂，也就是当时的皇家火药厂，发生了爆炸。这是明朝末年在北京发生的最耸人听闻的公共灾难。[1]这场奇灾发生之时，正值东林党士人与阉党魏忠贤（1568~1627）等政治斗争最为激烈的阶段。在北京和江南地区，双方出现了流血冲突，而东林党数位官员被判决处死让斗争更加白热化。[2]这场恰巧在政治紧张时刻发生的大爆炸吸引了当时众多学者，也频繁出现在17世纪明清易代之际的笔记当中。

有关天启大爆炸的最早记录出现在一份邸报中。邸报曾是明代在官僚系统和社会上传递重要消息的主要媒介之一。多位晚明士人把这份记录传抄保留在各类笔记当中，并题以“天变邸抄”。[3]1635年，在《帝京景物略》（以下简称《景物略》）这本系统记录北京历史文化的专著中，刘侗（1593~1636，1634年进士）、于奕正（1597~1636）引鉴了许多邸报细节，把这场爆炸还原在当时的城市环境中。[4]17世纪中叶明代灭亡后，一大批学者相继通过历史笔记的写作严肃反思明亡之社会政治根源。[5]在《明季北略》（1670）里，计六奇（1622~？）把天启大爆炸描述成东林士人对抗阉党之英勇“义举”的见证。同时，在《绥寇纪略》（1658）里，吴伟业（1609~1671）进一步加强了这场灾难的宇宙学解释（cosmological interpretation），把它表述成一种上天的警示，预示着明朝的灭亡。

伴随明清朝代更迭的社会变迁，政治上支持东林党的作家一直在努力加强这场灾难和朝廷政治之间的关系。在对同一事件看似重复的记叙中，他们在各种文学体裁内颇有技巧性地调整文本，从而表达自身特殊的政治议程——其中最重要的是魏忠贤这一人物的罪名化（criminalization）。本文将梳理17世纪有关天启大爆炸的各类叙述——邸抄、《景物略》和历史笔记——并分析将灾难进行政治化的不同的文本策略。对天启大爆炸的重述和重构如何作用于这些历史构建？这场奇灾的本地环境（local setting）在多大程度上干预了记叙，进而影响了人们对历史人物行为动机的理性认识？下文将检索各位作者的文本策略，尤其是在北京城市背景下如何叙述暴力与死亡，并讨论这场灾难在塑造明代政治历史叙述中所发挥的作用。

一、邸抄：即时性的力量

邸报在推行之初是在各级官僚机构之间传递信息的方式，旨在让各级官员熟悉国家政事与官府要闻。[6]从现存规模最大的邸报集《万历邸钞》中可见，明代邸报的主要内容是皇帝御旨与朝廷政令，大多强调官制事项，如官员升降、军事外交事件等，但邸报有时也会发布有关自然灾害的信息。[7]邸报的读者也不限于官员，平民百姓也常有机会查询邸报以便了解时事。[8]相应的，政府信息的传播为邸报带来另一种功能：影响公众对朝廷事务的认知（或阐释）并以类似今天现代媒体的方式生成特定的公共舆论。也正因为与政务的密切关系，明代士人们热衷于抄写这些资料并把它们保存在日记和文集中。[9]

《天变邸抄》成文于1626年的夏天，正是这份报道把天启大爆炸的消息带向全国。这份邸抄有两处明显区别于传统邸报的特征。首先，它并不包含御旨政令，而是用大量篇幅描写人们在灾难中的痛苦经历；其次，这份文本呈现了在城市各地点发生的一系列怪异事件，营造了一种恐慌的氛围。这种志怪式的书写与其他邸报中对灾难的扼要表述形成鲜明对比。[10]这些对大爆炸引起的混乱场景的详细描写看似专门设计，以激起读者的恐惧和不安。虽然我们无法断定谁是《天变邸抄》的作者，但很显然他在政治上是反对阉党的。笔者认为，《天变邸抄》中那些非同寻常的描写正是对这场灾难进行政治化的手段，其目的之一是向朝廷施加压力，以便东林党人之生存。

1604年春，顾宪成（1550~1612）和高攀龙（1562~1626）在江苏无锡成立东林书院，重讲理学以期振奋士人义气。[11]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东林社发展成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并越来越多地开始影响民众对朝政的看法。在强调道德正义的同时，东林士人也引发了各方力量的反对，那些与东林政见不同者往往被归于“阉党”。[12]1624~1627年，东林和其他各势力之间的斗争达到顶峰。[13]正是在王恭厂爆炸之日，四名东林官员——周顺昌（1584~1626）、周宗建（1582~1626）、缪昌期（1562~1626）和李应昇（1593~1626）——在监狱中遭到迫害。学者刘志刚指出，当时的官员迅速抓住大爆炸的机会，利用其政治潜力去实现各种目的，例如推进当时财政改革、迫使皇帝释放关押的东林士人等。[14]在这样的政治乱局里，《天变邸抄》含蓄地批判了阉党并把矛头指向了魏忠贤。

与现代新闻报道类似，《天变邸抄》开头简短介绍事件经过，之后列举现场情状，提供了关于爆炸的第一手记载。该邸报先记载时间地点，又记录钦天监占语：“地鸣者，天下起兵相攻，妇寺大乱。”[15]接下来37条短文展现了城市各个地点的异象。巨大的混乱冲击了北京城从王恭厂到周边郊县的广大区域。从最幽闭的皇宫到畿辅县村，从世俗世界的官府衙邸到敬重神灵的寺庙宫观，无一不牵涉其中。北京的空间结构在叙述层面对爆炸进行政治化。符号性含义和城市各景观之间的相对位置被用来强化这种痛苦与恐怖的氛围。具体而言，对日常空间的陌生化处理进一步夸大了灾难的恐怖感，突出了人目击神灵活动的交接空间，进而强化一种对灾难的宇宙学解释。

在王恭厂上空腾起的黑色蘑菇云制造了非同寻常的城市景象：“遥望云气，有如乱丝者，有五色者，有如灵芝黑色者，冲天而起，经时方散。”[16]这种不祥但生动的景象构成了一个后人频频回顾的空间坐标。对北京当地居民而言，王恭厂所在街区正是朝廷法制与军事力量的集结处。宣武门以北有六部之中唯一不在皇城棋盘街的刑部，还有都察院、大理寺、九司及三法司。这一地区不但是管理人间社会秩序的机构所在，还有都城隍庙这一管理全国各地城隍庙并监察地下世界的“超级法庭”。这一象征王朝正义的地区发生爆炸，震动了在京的所有官员和居民，立即引发了朝廷日常公务的停摆。[17]

读者能从邸抄中提及的地点意识到财产损失之巨和人员伤亡之多：

东自顺城门大街，北至刑部街，长三四里，周围十三里尽为齑粉，屋以数万计，人以万计。王恭厂一带，糜烂尤甚，僵尸层叠，秽气熏天，瓦砾盈空，而下无从辨别街道门户。伤心惨目，笔所难述。震声南自河西务，东自通州，北自密云、昌平，告变相同城中。即不被害者，屋宇无不震裂，狂奔肆行之状，举国如狂。[18]

最值得注意的是，邸报的叙述通过描写受害者的肉体痛苦而把日常城市空间，尤其是街景，变得奇怪而陌生。首先，血腥的身体部位掉落全城。比如，第32条：

长安街一带，时从空飞堕人头，或眉毛和鼻，或连一额，纷纷而下。大木飞至密云石驸马街，有五千斤，大石狮子飞出顺城门外。[19]

又如第36条：

德胜门外堕落人臂、人腿更多。[20]

在这两条记录中，人体成为无数碎片，爆炸所引发的强大冲击波轻易地把人体分解，以匪夷所思的方式把碎片带往全城：它们飞越了一道道城墙和层层宫禁，最终掉落在距离王恭厂很远的地方。北京城庄严肃穆的地标——紫禁城外的长安街和北城墙高耸的德胜门——都变成怪异的场所。

《天变邸抄》还通过一种对女性受害者的偷窥式描写，揭示了日常生活秩序的突然失效。这些女性因爆炸而突然在公共空间里变得赤身裸体。例如，第6条讲述了官员何廷枢家中女眷经历的怪事：

屯院何廷枢全家，覆入土中，长班俱死。屯院内书办雷该相与持锹镢，立瓦砾上，呼曰：底下有人可答应。忽应声：救我！诸人问曰：你是谁？曰：我是小二姐。书办知是本官之爱妾，急救出，身无寸缕，一书办脱大褦裹之，身无裙裤，骑驴而去，不知所之。[21]

何廷枢（1619年进士）是魏忠贤党人，天启帝（1620~1627年在位）曾在1627年奖励一众魏氏亲信，何廷枢名列其中。然而崇祯帝即位后，在1629年清洗阉党时罢免了他的御史之职。[22]这个故事或许是想影射何氏在朝廷中颇有问题的立场。何家的宅院被彻底摧毁，除了这位爱妾，他的家人全部罹难。而当这个可怜的女人被救，她的裸体又非常奇怪地变成了叙述的焦点。

还有另外两条突出呈现了街上的赤裸女性：

圆宏寺街有女轿过，一响掀去轿顶，女人衣饰尽去，赤体在轿，竟亦无恙。[23]

有一人，因压伤一腿，卧于地，见妇人赤体而过，有以瓦遮阴户者，有以半条脚带掩者，有披半边褥子者，有牵一幅被单者，顷刻得数十人，是人又痛又笑。[24]

为何这种爆炸会让女性在毫发无伤的同时裙带尽失、一丝不挂？[25]在帝国晚期的自然灾害记录中，裸体并不少见，但《天变邸抄》仅仅关注年轻女性的裸体，而忽略了男性、儿童或老年妇女等。[26]对这些场景的描写意味着都城的日常生活被灾难打乱。邸抄中，王恭厂的爆炸使得原本管理森严的街道成为众人快速聚集又迅速离散的流动区域，使得人们的日常惯习受到干扰。人们有机会看到平时被遮蔽的物品，并玩味女体禁忌。诚然，观察者也付出了代价——腿伤卧地。这名男子“又痛又笑”，正向我们提示了这场灾难带给城市的复杂效果：恐惧与不安，但同样还有因越轨而出现的兴奋与刺激。

除了对日常空间的陌生化处理，《天变邸抄》还展现了许多居民目睹神祇显灵的场景，体现了人间与天界的感应。这些现象成为后来学者复述的焦点。王恭厂大爆炸激发了火神。《天变邸抄》提到，北安门附近火神庙殿中有红球滚出，腾空而上，少顷，王恭厂震声冲天。[27]在城市东南角崇文门附近的一座火神庙，庙祝“见火神飒飒行动，势将下殿”，于是“忙拈香跪告曰：火神老爷，外边天旱，切不可走动！”在推阻之间，爆炸发生。[28]在通州县张家湾火神庙，“积年扃锢不开，此曰锁钥俱断”。[29]《天变邸抄》第11条还写到火神在城内巡游被人看到：

北城察院，此日进衙门，马上仰面，见一神人赤冠赤发，持剑坐一麒麟，近在头上，大惊堕马伤额，方在喧嚷间，东城忽震。[30]

许多神灵出现在邸抄中，在城中各地呼应着爆炸的发生。在城东的草场，“巡更逻卒见一白须老人忽出忽入，知是草场土地”[31]。在王恭厂几条街外的都城隍庙，道士“初五夜，闻殿中喧嚷叫呼，绝似唱名之声”[32]。城隍唱名意在审讯刚死之人，因此庙内的嘈杂预示了无数人将在隔天早上亡故。[33]

邸抄中不断列举北京城内的死亡、暴力和神祇显灵，呼应着爆炸激起的公众恐慌。邸报反映了一种对城市空间非常熟悉的内部者视角。对于灾难的策略性叙述既反映了一种急迫性，呼吁了人们为重建都城而努力。在大爆炸之后的几周，兵部尚书王永光（1561~1638）等人恳请天启帝发放钱粮赈灾，并修复被破坏的道路、城墙、公署等基础设施。[34]

《天变邸抄》得以创作和流通的另一个目的是批判时政并向朝廷施压。多位朝廷官员利用这些超自然现象来劝诫皇帝并达成自己的目的。当时的御旨政令显示，各类官员——包括有些与魏忠贤交好的——出于各种目的在爆炸之后迅速展开对魏忠贤的批判。这份邸抄完成于魏忠贤权势正盛之时，隐晦地表达讽刺。这些奇异的场景证明了都城里世俗秩序和宇宙秩序的双重衰颓。对怪异的强调营造了不祥的氛围。建筑与设施的损毁、人体的肢解和女性身体的裸露都把帝都转化成一个怪异之地；而神灵的异常活动似乎预示了安稳日子一去不返。这些故事促使读者发问人间究竟出现了什么偏差，是什么导致了大灾，又如何才能解决问题。在1626年之后的岁月，士人们不断地复述重写这场灾难，在他们对天启年间政治的回顾中，东林党人成为同情的对象，而东林之敌则成了历史的罪人。

二、《帝京景物略》：把灾难写进地方史

王恭厂大爆炸并没有让魏忠贤落马。1626年后，伴随士人官员在都城重建和释放东林党人问题上的复杂协商，天启帝对他们越发无法信任，反而更加倚重魏忠贤。皇帝与宦官在权力上高度结合，最终决定处决羁押之中的东林官员。[35]1627年秋，天启帝因病去世，他的弟弟朱由检登基，成为崇祯帝。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魏忠贤选择自杀。但他的死亡并没有终结朝廷各派斗争，反而使各派之间的敌意越加深重。

1626年起，历史笔记与各类杂著中开始出现王恭厂大爆炸的纪闻。[36]大约九年后，在《帝京景物略》一书中，刘侗和于奕正正式把这场灾难写入北京的地方历史。[37]在《火神庙》一文中，作者把北京的空间性当作一种修辞装置，重写了《天变邸抄》中的内容。他们的作品呈现了另一种政治化方式。通过把宦官的负面形象搬上文本前台，他们在宦官的错误行为和这场灾难之间创造了因果性的联系。

在崇祯执政的最初十年，身在北京的士人见证了朝廷力量的衰退，并且焦虑地感到来自内政和外交的多重压力。刘侗，湖北麻城人，从1629年开始在北京暂居达五年，1634年中进士，之后派任吴县知县。于奕正，宛平人，对北京的历史和时事都十分熟悉。1629年冬，皇太极（1626~1643在位）对明朝开战。清军与明军在北京周边发生冲突，给当地带来混乱。[38]刘侗和于奕正感受到一种系统书写北京历史、保存国家的文化记忆并反思王朝过去的迫切性。1635年冬，他们完成了《景物略》这部明代最完整也是最后的北京专书。在写作过程中，他们不仅展开了广泛的文献搜集整理工作，还在城市内外进行实地调查，以记录各处的最新情况。[39]他们对历史文献和城市现状非常熟悉，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写作方式，他们在介绍名胜的同时，在城市空间的背景下，叙述和评议特定历史事件。这样一来，他们改写了早已存在的文本，通过看似中立的追述表达自己的观点。

刘侗与复社众多成员交好，自然也对东林党抱有极大的同情。[40]张溥（1602~1641）延续东林精神于1629年建立复社。复社在明清易代之际十分活跃，从一个文学学术社团迅速演变成一股不可忽视的派系力量。《景物略》最终成书于作者逗留南京期间，之后刘侗便赶去苏州赴任。因此，这本书的视角杂糅了内在者的北京知识和基于江南的东林/复社的外来者的社会批判。作者或许是怕被牵连，所以使用一种非常克制的写法来隐藏自己的观点，同时相信那些独具慧眼的读者能辨识出文中的赞扬、讽刺和批评。于奕正在略例中写道：

山川记止夷陵，刹宇记止衰盛，令节记止嬉游，园林记止木石。比事属辞，不置一褒，不置一讥。习其读者，不必其知之，言外得之。[41]

遵照这样的逻辑，《火神庙》一文对王恭厂大爆炸进行了重新叙述。

《火神庙》开篇介绍了该庙的建造历史、建筑布局以及现场所保留的石刻。其中提到，自1603年以来，由于宫廷火灾频发，此庙一直不断接受皇家供养。这篇文章的叙述从北安门太监的视角切入，改写了《天变邸抄》第2条的内容：

天启六年五月初六日巳刻，北安门内侍忽闻粗细乐，先后过者三，众惊而迹其声，自庙出。开殿审视，忽火如球，滚而上于空。众方仰瞩，西南震声发矣。[42]

文章继续描写蘑菇云的奇状，总结了灾难带来的惨象：“望其光气，乱丝者，海潮头者，五色者，黑灵芝者，起冲天。王恭厂灾也。东自阜成门，北至刑部街，亘四里，阔十三里，宇坍地塌，木石人禽，自天雨而下。屋以千数，人以百数，燔臭灰眯，号声弥满。死者皆裸，有失手足头目，于里外得之者，物或移故处而他置之。”[43]最后以《天变邸抄》中火神焰焰欲起的情节结束。

《景物略》还记载了北京城频繁发生的火灾：1596年，皇极殿、乾清宫、哕鸾殿遭火；1626年，王恭厂爆炸，几个月后曾是永乐潜邸的朝天宫又大火。火神庙作为执掌火焰并沟通人间与神界的特殊空间，成为天启大爆炸事件的叙述中心。刘侗和于奕正虽然参考了邸抄，但有意略去了其中过分怪诞、肉肢横飞和赤裸女性的诸多情节。他们试图呈现大爆炸的历史事实，而非添油加醋兴味盎然地谈论街头乱象。

同样消失在《火神庙》一文中的，是邸抄里平行并置的场景视角。《景物略》的作者把邸抄里的不同场景编织到一个连续的叙述中，而且更重要的是，把这些叙述严格锚定在宦官的视角上。对照明代北京城的布局，我们就更能读懂这些只言片语背后的深层含义。文章从皇城北墙北安门附近的太监讲起。北安门坐落于帝都中轴线北部，在其正南方的是帝国的中枢：除刑部之外的其余五部（礼、兵、吏、工、户）和军都督府等军事机构。更有趣的是，北安门一带是内监执掌的各部门所在地，如内官监、司设监、尚衣监以及晚明政治版图中最有特权的机构———司礼监。这些内监部门的总领，无论“秉笔太监”还是“掌印太监”，都是朝廷里的特殊力量：他们不仅是宫廷内务的实际总管，还是东厂、西厂等监察机构的统领者。在天启年间，东厂秉笔太监魏忠贤实际上也控制了锦衣卫，并借由这种权力开始对东林党人进行秘密处置。回到《火神庙》一文，正是太监们打开殿门使火球飞出，引发了大爆炸。

为何作者故意设置内监为唯一的行动者，并从地安门的空间开始讲述这场灾难呢？从皇城出发，能不露痕迹地略过那些街头乱景。更重要的是把火球逸出的某种罪责放置到内监身上，从现象上构建一种逻辑联系。文章最后火神试图出殿被庙祝阻拦，似乎也在暗示神灵试图干预某些人间事务。作为“言文旨隐”的作品，《景物略》一直试图隐藏作者的主观意见和批判态度。虽然它看似城市名胜的导览之作，但实际上，晚明作者在写作过程中积极实践着他们所理解的“春秋笔法”，以伸张“微言大义”，也即在简洁客观的陈述中置入隐含批评。[44]

《景物略》中的其他文章也显示出这样的写作逻辑。在其他诸篇中，刘侗和于奕正常将阉党与名胜之地发生的乱事结合起来，建筑的损毁往往是某种批评的隐喻。例如，《首善书院》一文记载东林学者邹元标、冯从吾在北京创办学院，宣讲理学和士人政治理念的事迹。全文主要内容是复述邹、冯二人语录，但在篇末，刘侗的叙述突然转向书院在魏忠贤（1568~1627）掌权时期的遭遇：“崔（呈秀）、魏（忠贤）盛，党祸深”，书院惨遭拆除，“乃碎碑，暴其碎于门外，乃毁先圣主，焚弃经史典律于堂中。院且拆矣”[45]。又如《摩诃庵》一文，上半段追忆万历年间京城士大夫在此观花作诗乐事，结尾处突然转向此地发生的暴力事件：魏忠贤偶然经过此地，见士人聚集，命令拆毁寺院建筑，自此“人相戒不过”，该寺渐渐衰落。[46]

总结而言，《景物略》巧妙地改动了《天变邸抄》中城市空间的叙事功能，通过宦官视角的再叙述，发展了一种新的文本政治化策略。把邸报中的不同场景重新排序，在新的情节序列中建立历史人物与事件的联系，进而含蓄地对宦官进行批评。隐藏自身观点，不仅是避免灾祸的理性选择，也是创立更具可信度的历史叙述的方法。天启大爆炸正是以这种方式进入了北京的地方史，并与明末党争深深绑定。

三、火中烈士：东林传奇的写成

1644年明朝灭亡，历经丧乱的学者们纷纷回顾易代之际的诸般事件，试图找寻明亡之失的根源。17世纪后半叶出现了一波私家著史的高潮。[47]在这一时期的著作中，几乎无一例外的，东林党被塑造成在黑暗时期勇抗宦官强权和朝廷腐败的英雄。对东林传奇的重述体现了清初文人复杂的心理状态，在深度的怅惘与遗憾中，他们痛彻心扉地批判前朝政治，同时又不可避免地缅怀故国。1670年，计六奇撰写了《明季北略》，在这部详尽记录易代前后各类事件的重要文献中，《天变邸抄》的全文再度出现，而天启大爆炸则出现在东林士人的传记中。

在分析计六奇的编辑策略后，我们能看到这位作者是如何把天启大爆炸转变成前朝关键历史事件的，还能进一步勾勒在激烈党争中东林士人的行为是如何被戏剧化呈现的。计六奇的文本把矛头清晰地指向了魏忠贤，这位权宦在清代初年的历史写作中已经彻底成为一个臭名昭著的恶棍。计六奇简化了天启年间各党派之间的复杂互动，其中阉党与东林士人之间的协商、合作、背叛等诸多细节被表述成单纯的仇恨和报复。1626年之后，对大爆炸的政治性解释不断累积，而计六奇则突出争斗的两极化并将之表现为无可争议的“历史事实”。与此同时，北京城市空间的微妙性从易代之后的文本中消失了。计六奇从未到过北京，主要依靠各类典籍来写作，于是北京的城市空间背景在叙述中被弱化，都城最终变成一个文学的符号，象征着远去的王朝。

《明季北略》中《天变邸抄》的位置清晰地建立了魏忠贤与大爆炸之间的联系。在计六奇作品之前，还有两份晚明笔记收录这份邸抄并分别传递了编者的政治考虑。1629年的《颂天胪笔》创作于崇祯暂时平息朝廷党争之时，而作者正在用此书歌颂新朝秩序。此书中《天变邸抄》以附录形式出现在最后一卷，作为对天启朝混乱状况的说明。1626年的《碧血录》是为纪念同年牺牲的东林学者而作，作者黄煜收录了二十条东林士人的传记以及他们的诗文。这本书在晚明一直以抄本形式流传，直到1776年才得以刊刻。书题“碧血”二字源自《庄子》：“苌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为碧”，意在颂扬忠臣。邸抄也以附录形式出现，题为“天变杂记”，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另一份附录题为“人变述略”，记载了苏州民众义抗阉党的事迹，并纪念了五位为保护周顺昌而牺牲的义士。[48]“天变”与“人变”暗示了一种彼此呼应的关系，发生在北方都城里的天灾与江南市镇中的人祸构成了对照。换句话说，这两者都是对魏忠贤暴政的反映。爆炸是天的警告，而苏州的义举就代表着人间的谴责。

《明季北略》成书于1666~1670年，计六奇把天启大爆炸放置在新的叙述结构中，这完全不同于早期的《颂天胪笔》和《碧血录》。《明季北略》综合了纪传体和编年体这两种史学体例，把历史事件按照时间顺序叙述，同时记载重要历史人物的生平。计六奇把《天变邸抄》从附录位置取出，把它编在全书第二卷。在这卷的开头，读者首先看到周顺昌等勇于反抗魏忠贤的东林烈士的传记，之后是魏忠贤上疏弹劾东林人的奏折等文书，还有两个故事讲述了魏忠贤的情人客氏作为天启皇帝乳母如何谋害朝臣和嫔妃。[49]紧随其后，当读者读到天启大爆炸的记录，这场灾难与当时政治问题之间的联系已经完全确立了。计六奇的编辑策略改变邸报在历史叙述中的位置，从一个补充说明历史事件的注解式附录变成一个主体叙述中的重要场景。

相比之前的两部笔记，《明季北略》对天启大爆炸的展现还有更多细节改动，这些都直接传递了政治性的信息。《天变邸抄》中描写女性身体的赤裸情节完全消失，而其他涉及神灵的部分保持不变。另外，魏忠贤本人在钦天监一条中出现。在最早的邸抄中，钦天监提供了一个占语：“地鸣者，天下起兵相攻，妇寺大乱”，而魏忠贤和东林士人的名字都没有出现在正文中。但在《颂天胪笔》里出现了夹批“魏忠贤即时打死此官”，这样就把阉党拉进叙述，勾勒灾难的原因。[50]计六奇则进一步改编，把夹批放入正文，放大了派系之间的对抗。《明季北略》中出现了这样的细节：“魏忠贤谓妖言惑众，杖一百，乃死。”[51]这种对魏忠贤更加具象化的表现，介绍钦天监官员受刑程度，进一步突出了阉党的残酷。

计六奇还把天启大爆炸融入东林士人的传记中，以增强士人行为的崇高感。周顺昌被捕后于1626年到达北京，在五月初一下诏狱。许显纯（？~1629），魏忠贤亲信，当时掌管锦衣卫秘密监狱并全程刑讯周顺昌。[52]在周顺昌传记中，计六奇描述了如下戏剧性的场景，天启大爆炸恰如其分地成为一个干扰刑讯的事件：

公谓所知曰：今我赴都必死，死则诉高皇帝速殛元凶。□□公至都，下狱，对簿不屈，强坐赃三千，即欲杀公。天意示儆，火起王恭厂，奉旨停刑。六月酷暑，复五日一严比。公大骂许显纯。显纯将铜锤击公齿，齿俱落，公犹极骂喷血于显纯面，遂死。[53]

故事的基本情节——下狱、受刑，以及溅血凿齿——可以在《颂天胪笔》的周顺昌传中看到。[54]同样在周顺昌亲友的纪念文中也可以看到这位烈士身受酷刑与天启大爆炸之间的某种关联。[55]在1628年前后，胡敬辰（1622年进士）这样描写周顺昌生前遭遇：

方先生初逮时，地以震变告，比于狱，天以王恭厂火雷之变告，屡讯搒略，天又以雨雹之变告。[56]

这些纪念文章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周顺昌之死的叙述逻辑。实际上，东林士人最初试图利用大爆炸的契机劝谏皇帝释放羁押人士，而周本人还尝试筹措银两将自己赎出。[57]但天启帝对此置之不理并且最终默认了对周顺昌的致命刑讯。政治中的博弈与反水在这些叙述中全部消失了，但有关爆炸的一种新解释确立了。周顺昌之死被放进了这样的因果链条中：魏忠贤对正直的东林士人发起迫害，触怒上天，之后大火烧城以示警诫，但魏忠贤还不收手，最终拷问周至死。

《明季北略》还进一步强化两个阵营的冲突。这种写作策略与《景物略》完全不同，在字里行间充斥着强烈的情绪。计六奇把当时笔记小说中的大量信息放入《明季北略》。历史事件的细节中往往有着明显的戏说成分。[58]计六奇来自东林书院创始地无锡，他的视角是来自江南士绅群体的，外在于北京的。在《明季北略》的创作过程中，他走访了扬州、苏州、杭州等多个江南城市，这些地方也曾经是东林士人的活动中心。他从前朝遗民那里搜集了大量资料。[59]因此，江南士人受难的冲突时刻就成了计六奇作品的主题。北京不再是一个为读者提供政治解释框架的具体城市，而是一个呈现正直的东林烈士受难的舞台。

在他为周顺昌撰写的传记中，计六奇把之前各类资料中的表述进行了综合，把爆炸放到传记中，在将之视为天意警示的同时，使之打断了对周顺昌的刑讯。这种处理增强了读者的同情，并把周顺昌身体的苦楚与一系列与燃烧和混乱有关的符号相连接。在炎炎夏日中，周顺昌被打得血肉模糊、肌肤溃烂，他的叱骂声与爆炸的巨响相互呼应。在计六奇看来，烈火不仅代表了抽象的天意，还表达了周顺昌、他的纪念者以及所有参与1626年抗议的人的怒火。根据计六奇的描述，魏忠贤高高在上，滥用权力清洗异党；本该平衡各方的皇帝却完全置之不理。于是上天介入，以爆炸和大火迫使拷问暂停。

四、尾声：燃烧城市、燃尽前朝

清代初年，伴随东林士人正直忠义形象的最终确立，天启大爆炸开始成为预示明朝灭亡的凶兆，进入了朝代循环的一节。根据这样的逻辑，复社的核心成员、著名遗民诗人吴伟业把这场灾难编织到明末社会秩序衰退的整体性讨论中。在《绥寇纪略》中，吴伟业系统地记录了崇祯年间各地的兵祸和冲突，并尝试从这段历史中找寻明亡的经济、军事和历史原因。他利用了“火”这一意象：威胁都城的真实大火预示了王朝的悲剧，隐喻中的大火——集中体现在祸乱朝政的官宦身上——则最终烧毁了整个帝国。

1631~1639年，吴伟业在北京担任官职。[60]1644年，当农民起义军和清军相继占领北京时，吴伟业正在家乡江苏太仓。同年秋天，在短暂任职南明朝廷后，吴返回太仓，并在附近的几个县市躲避灾祸。[61]1654年，清廷召见吴伟业，这是明亡后他第一次返回北京。[62]值得一提的是，1649年底北京的城市空间发生了巨变，满汉分治，内城成为旗人独居的区域，因此在吴伟业再访北京时，城内诸多衙门也都经历了改整，内城样貌大变。1656年，吴伟业辞去国子监的官职，两年后他在家乡完成了《绥寇纪略》。在这本书中，位于天人交界之处的天子之城北京，看上去具有某种主体性，悲伤地回应着帝国的灭亡。例如，在最后一卷中，作者记录了崇祯年间出现的各种异象：“陵哭”“城愁”“神像有泪”。[63]

吴伟业把北京城各处发生的火灾视为天人感应的表达。正如前文提到的，明代终其一朝，北京总是火灾多发。1421年春，在永乐帝迁都北京并正式迁入新建的紫禁城后几个月，三座最宏伟的宫殿建筑——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被焚为灰烬。嘉靖、万历和天启年间，火灾数量前所未有的多。1557年，三大殿再次遭火，午门附近的建筑全部遭殃。1596~1597年，乾清宫和三大殿再次遇火，这促使皇帝翻修了火神庙以求神灵庇佑。1626年当王恭厂发生爆炸时，这些庙宇还在重建或修缮。在《绥寇纪略》中，吴伟业回顾了1635~1638年北京城发生的五次大火，并在注释中提到万历年间大小火灾多达35次。[64]他评论道：

《易传》曰：“上不俭，下不节，孽火烧其室。”东汉中平二年，南宫灵台灾，未几黄巾乱。流寇之作，即三殿两宫火灾之应也。安民厂者，以天启六年王恭厂灾而改焉者也，逆珰施炮烙以锻炼杨、左诸君子。[65]

吴伟业没有过多关注爆炸和火灾在城市里带来的异样景象，而是把每一次大火看成“常态化的”、无数灾难之间的一个环节。在他看来，王朝末年灾难构成的循环样式比灾难本身的细节更重要。明朝最后百年里的火灾正如东汉黄巾起义时烧毁灵台一样。而1590年后，微型循环出现在明朝，火灾不断发生在宫廷中，而王恭厂则一次又一次爆炸。[66]

除此之外，吴伟业把王恭厂大爆炸塑造成上天对东林士人受难的感应。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引文的最后，他反转了大爆炸和杨涟、左光斗死亡的时间顺序。1624年，左都御史杨涟上书怒陈魏忠贤二十四条大罪。1625年，杨左两人被秘密处死，此时距大爆炸还有一年。[67]但在吴伟业这里，他以杨左二人代替周顺昌等，实际上发生了时间的错位。

吴伟业还在讨论中加入了更多天启大爆炸的细节。基于《天变邸抄》，吴伟业介绍了这场灾难的大致情况。或许作者不想更多提及此时已经变更的北京城市空间，《绥寇纪略》对爆炸的叙述基本脱离了城市场所之间复杂的关系和寓意。吴伟业只选择了邸抄中的部分场景，例如都城隍庙唱名、火神庙火球飞出。[68]这里面还出现了另一个错误，就是何廷枢在爆炸中遇难身亡。实际上，按照邸抄记载，何的家人遇难，他本人则逃过一劫，在朝中任职直到1629年。吴伟业可能弄错了，但也可能是故意编造了何的死亡，以此作为他阉党身份的某种报应。

在回顾火灾的最后，吴伟业把“火”的字面意义和隐喻意义推到更深的层面：

若先皇则何为乎灾？曰：内操之未罢也，缉事衙门如董琨等，则犹许显纯之余焰也，故火之也。且安民厂所以修守备，其后寇逼京师，炮不置铅丸，贼不伤而城已陷。天意若曰：火不炎上，徒以自毙也。[69]

火灾成为天意不断的警示，而许显纯、董琨等锦衣卫阉党成员，成为威胁朝廷的“危火”。上述引文的最后一句来自《汉书·五行传》：

弃法律，逐功臣，杀太子，以妾为妻，则火不炎上。[70]

异火代表着政治秩序的腐坏。吴伟业的火之隐喻把火灾的问题与明朝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值得注意的是，在王恭厂事件里，朝廷无力救灾既暗示了火药厂管理的混乱，也意味着火药制造的质量低下。结果，火炮无法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而军事上的无能最终导致王朝的灭亡。

在讨论了这么多所谓爆炸原因（宦官的作为、士人的受难和上天的警示）后，让我们再次检查这场灾难的元凶——火药。是谁点燃了这些易爆品，进而导致了火药厂的爆炸？回到1626年爆炸当天，一个名叫王业浩的御史曾向皇帝提出，根据当时塘报，皇太极派出了十名奸细，在九日前抵达京城并混迹在王恭厂附近。[71]邸抄中最初也提到“缉拿奸细”。但两天后，一些官员开始质问这种怀疑，很快就把爆炸原因导向了天人感应之说。[72]从1626年的明实录来看，对外来奸细的调查被搁置，甚至王业浩本人也放弃了最初的提议。由是，爆炸后所有的讨论都持续着一种统一的语调，把爆炸视为天人秩序的混乱。而对真实原因的追查则在有意无意之间被遗忘了。

同样被忽视的是个人视角下的体验。我们几乎无法看到任何从个人经验出发的，对王恭厂大爆炸的描述。对这个灾难的每一次讨论都是高度政治化和一致的。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这种情况呢？一个诚实的回答就是我们几乎无法断定爆炸原因，因为没有任何证据可供推断。尽管如此，笔者认为还是有两个视角可以让我们进一步反思这个事件。首先，把爆炸统一解释成“天变”提示我们注意明朝末期极其复杂的权力结构。似乎只在事件刚发生的几天里，不同的声音曾短暂浮现过。也许官员们迅速意识到他们可以利用这些天人感应的解释来谋取利益：从赈灾中谋财物、攻击政敌，抑或使自己免于被诟为阉党。于是统一的口径迅速形成了。其次，所有后来的叙述都证明了《天变邸抄》这份文件实在是影响深远。它被设计成官方传播消息的样式，也确实成了最重要的、最早的信息源。无论读者是否相信其中的内容，它对奇景的描绘总能引人瞩目，也强力地塑造了所有后来者对灾难的印象。面对一个历史性的事件，人们更倾向于记住最显著的、最富戏剧性的元素，也最容易接受英雄-恶棍的善恶二分。伴随着历史背景的消逝，那些承载了复杂权力动态的微妙情节最终被忘却了。

结论

本文从各类史料出发，分析了对王恭厂大爆炸这个历史事件进行政治化的一系列叙述策略。其中，邸报成为事件的即时记录，《景物略》是把事件纳入地方史叙述的城市笔记，而清代一众笔记史料则是对明朝历史的分析性记录。1626年，这场皇家火药厂的灾祸给城市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也迅速在朝廷中引发众议。作为将这场灾难的细节传播开来的《天变邸抄》，强调了爆炸本身的奇特。黑灵芝般的蘑菇云、横飞的断肢、裸体的女性以及神灵的异动，以城市的躁动不安营造了异常的气氛。邸报为后人提供了理解和再现这个事件的最基本的素材。17世纪30年代，《景物略》的作者借鉴了邸报内容并代入大爆炸时的城市空间和各个场所之间的关系，小心地影射宦官政治。清朝初年，学者们频繁表达对阉党的憎恶。王恭厂大爆炸被用来复述明末政治斗争，其中，东林士人被铭记成正义的偶像，于是就带出了对两个党派的历史评价。同时，北京的城市空间性从这些晚近写作中消失，而皇城本身成为一个烈火中的文学性场所，爆炸成为明朝将亡的噩兆。

在检索众多叙述后，我们仍要追问究竟能从这场爆炸事件中得到什么。爆炸故事的写成过程让我们重新思考历史研究中笔记的功能。在有明显倾向性和高度政治化的声音背后，爆炸本身，也即爆炸过程中物理和物质的相关事实，实在无法被复原。尽管如此，通过这些叙述，我们能有机会洞察晚明政治史。大爆炸把不同时代的士人联合到一起，并加剧了他们对魏忠贤的共同憎恨。文本不仅带着有关人物和事件的历史信息，还承载着作者的个人观察和反思，这些都反映在对细节的甄选上。各位作者不断对大爆炸进行理性化说明，把它从难以解释的异事转换成阉党导致的灾祸。作者的立场无疑影响了读者对过去的理解，在阅读和复述同一个故事的过程里，士人的共同体得以团结。对东林士人的认同使得17世纪不同时段的作者极力搜罗各种细节作为历史证据，用来责难魏忠贤这位权宦，并且树立起他的残暴形象。结果，复杂的权力竞争最终以一幅简单的图景而终：魏忠贤成为万劫不复的恶人，而东林烈士成为赞歌中永恒的英雄。

注 释：

*冯乃希, 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副教授, 清华大学仲英青年学者。 本文改写自 Feng Naixi, “Mushroom Cloud over the Northern Capital: Writing the Tianqi Explosion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 Late Imperial China 41: 1 ( 2020 ) : 71 - 112. ©2020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and the Society for Qing Studies. 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of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明熹宗实录》 71: 5 (天启六年五月初六) , 《明实录》 ,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67年版; 耿庆国、 李少一编 《王恭厂大爆炸》 , 地震出版社, 1990; 刘志刚 《天变与党争: 天启六年王恭厂大灾下的明末政治》 , 《史林》 2009 年第 2 期, 第 115 ~ 123 页。

[2]有关东林党和阉党党争的历史, 参考 Harry Miller, State Versus Gentry in Late Ming Dynasty China, 1644 - 1699 (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 pp. 95 - 136; John Dardess, Blood and History in China The Donglin Faction and Its Repression, 1620 - 1627 ( Honu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2) ; 小野和子 《明季党社考》 ,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谢国桢 《明清之际党社 考》 , 中 华 书 局, 1982; 孟 森 《 明 清 史 讲 义》 ,中华书局, 1981, 第 293 ~ 316 页。

[3]天启大爆炸的邸报被转抄在金日昇《颂天胪笔》、黄煜《碧血录》和计六奇《明季北略》 当中。日期最早的是发表于 1629 年的赞颂崇祯登基的《颂天胪笔》 , 见金日昇《颂天胪笔》 , 台北学生书局, 1986。 金氏的文章是最长, 也可能是最完整的版本。 本文中, 我使用金氏的 《天变邸抄》 为本。 《 碧血录》 是黄煜为纪念被魏忠贤戕害的朝臣所作, 具体年份不详, 但根据序言及文本内对皇帝的尊称, 应成书于明末。 《 天变邸抄》 见 《 碧血录》 , 《 笔记小说大观》 第 7 卷, 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 1983, 第 171 ~ 199 页。1670 年计六奇著 《 明季北略》 亦收该邸抄, 但内容有改动，见计六奇 《明季北略》 , 中华书局, 1984, 第 73 ~ 76 页。

[4]刘侗、 于奕正: 《帝京景物略·火神庙》 ,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1, 第 66 ~ 67 页。

[5]有关清代早期对亡明之反思的研究, 参考 Lynn Struve, “ Huang Zongxi in Context: A Reappraisal of His Major Writings,”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 (1988) : 474- 502; David Der-wei Wang and Shang Wei, eds. , Dynastic Crisis and Cultural Innovation From the Late Ming to the Late Qing and Beyond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Wai-yee Li, “The Representation of History in The Peach Blossom Fa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3 (1995) : 421-33。

[6]多位学者对邸报的文本性质、 社会功能、 历史价值、 实践方式和流通渠道做出过研究。 参考尹韵公 《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 , 重庆出版社, 1990; Shang Wei, “ Jin Ping Mei Cihua and Late Ming Print Culture,” in Writing and Materiality in China Essays in Honor of Patrick Hanan, eds. Judith Zeitlin and Lydia Liu (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 pp. 187-238; 刘勇强 《明清邸报与文学之关系》 , 《学人》 1992 年第3 期, 第 437 ~ 464 页; Timothy Brook, “ Communications and Commerce,” in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The Ming Dynasty, 1368 - 1644, Part 2, eds. Denis C. Twitchett and Frederick W. Mote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 pp. 579-770。

[7]尹韵公: 《略论万历邸抄》 , 《新闻研究资料》1989 年第 1 期, 第 75 ~ 90 页。Timothy Brook, “ Communications and Commerce,” pp. 638-639.

[8]有学者认为邸报创设了一种新的阅读体验, 使得读者能同时浏览不同的情节线, 而这或许部分地解释了明代通俗小说和日用类书的兴盛。 参考 Shang Wei, “ Jin ping mei cihua and Late Ming Print Culture,” in Writing and Materiality in China Essays in Honor of Patrick Hanan, eds. Judith Zeitlin and Lydia Liu (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 pp. 187-238。 有关非线性的 “空间性” 阅读体验, 参考 He Yuming, Home and the World Editing the “ Glorious Ming” in Woodblock-printed Books of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中译本: 何予明 《家园与天下: 明代书文化与寻常阅读》 , 中华书局, 2019) 。

[9]国家图书馆现藏一份刊行于 1580 年的邸报原件, 题为 《急选报》 。 这是目前可见最早的原始文档。 有关明代士人抄写邸报的研 究, 参 考 尹 韵 公 《明代邸报与明代历史》 , 《新闻大学》 1997 年第 3 卷, 第 79 ~ 81 页。

[10]例如, 在 《万历邸钞》 中有很多对自然灾害的描述: 干旱和洪水 ( 见 《 万历邸钞》 ,台北学生书局, 1968, 第 822 页) 、 地震 (第 1094 页) 和火灾 (第 1732 页) 等, 但这些描写通常很短。 有关邸报中灾难描写的研究, 可参考尹韵公 《 略论万历邸钞》 ,《新闻研究资料》 1989 年第 1 期, 第 78 ~ 81 页。

[11]Harry Miller, State Versus Gentry in Late Ming Dynasty China, 1644-1699, pp. 95-104.

[12]天启时期朝廷中曾形成一个松散的反对东林士人的政治集团, 被称为“阉党” , 魏忠贤被认定为其领袖。 有历史学者认为, 两党之间看似水火不容的区隔其实有时是模糊的, 甚至流动的。我们今天很难勾勒反东林集团的清晰图景, 因为大部分史料都试图去强化他们的负面角色。参考 Harry Miller, State Versus Gentry in Late Ming Dynasty China, 1644-1699, pp. 106-112。

[13]历史学者提出, 斗争始于1624年7月, 杨 涟 ( 1572 ~ 1625) 上 疏天启皇帝, 列 出“二十四大罪” 弹劾魏忠贤。 在此之后, 包括杨涟在内, 一批东林党人遭到逮捕和杀害。 John Dardess, Blood and History in China, pp. 72 - 100; Harry Miller, State Versus Gentry in Late Ming Dynasty China, pp. 121-123。

[14]刘志刚: 《天变与党争》 , 第 121 ~ 122 页。

[15]《颂天胪笔》 , 第 3214 ~ 3215 页。

[16]《颂天胪笔》 , 第 3214 页。

[17]《明熹宗实录》 , 第 71 卷, 第 7 ~ 8 页 (“天启六年五月初八” ) 。

[18]《颂天胪笔》 , 第 3213 ~ 3214 页。

[19]《颂天胪笔》 , 第 3226 页。

[20]《颂天胪笔》 , 第 3228 页。

[21]《颂天胪笔》 , 第 3217 页。

[22]《明熹宗实录》 , 87: 17 (“天启七年八月十二” ) ; 《崇祯长编》 , 17: 19-22 (“崇祯二年正月二十一” ) 。

[23]《颂天胪笔》 , 第 3226 页。

[24]《颂天胪笔》 , 第 3222 页。

[25]当代学者曾尝试从地理学、 核科学和生化研究等领域对这些爆炸现象进行分析, 但始终无法从科学层面解释这些现象。 耿庆国、 李少一编《王恭厂大爆炸》 , 第 181 ~192 页。

[26]例如, 蒲松龄在 《地震》一文中描写了混乱的街景, 但他对裸体的处理是更为概括的, 仅提及人们来不及穿衣便逃到街上。 蒲松龄 《聊斋志异》 , 中华书局, 2001, 第170 ~ 171 页。

[27]《颂天胪笔》 , 第 3215 页。

[28]《颂天胪笔》 , 第 3215 ~ 3216 页。

[29]《颂天胪笔》 , 第 3216 页。

[30]《颂天胪笔》 , 第 3220 页。

[31]《颂天胪笔》 , 第 3221 页。

[32]《颂天胪笔》 , 第 3223 页。

[33]有关城隍信仰, 参考 David Johnson, “The City-god Cults of T'ang and Sung Chin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2 ( 1985) : 363-457。

[34]《明熹宗实录》 , 第 71卷, 第7 ~ 8页 ( “天启六年五月初八” ) 。

[35]很多历史学家把天启帝描述成一个懦弱无知、 被魏忠贤操控的傀儡, 例如 John Dardess, Blood and History in China, pp. 141-144。 刘志刚却认为皇帝本人其实颇有主动性, 能积极利用各派势力增强自身对朝政的影响。 刘志刚 《天变与党争》 , 第 120 ~122 页。 同样, Miller 也指出, 所谓“魏忠贤独裁”夸大了魏的力量, 这种指责正是其政敌所宣扬的。 Miller, State Versus Gentry in Late Ming Dynasty China, p. 129。

[36]刘若愚曾简要提及天启大爆炸, 见刘若愚 《 酌中志》 ( 约 1630 年) ,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94。 在 《玉镜新谭》 , 朱长祚回顾了天启晚期、 崇祯早期魏忠贤的活动。 王恭厂大爆炸被记录在专述自然灾害的一章中, 见 《 玉镜新谭》 , 中华书局, 1989, 第77 ~ 78 页。 在 17 世纪中期成书的佚名小说 《梼杌闲评》 中, 大爆炸构成了第四十回的背景, 预示了后来魏忠贤的倒台。 《梼杌闲评》 ,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 第 446 ~454 页。 对魏忠贤文学的介绍, 参考 Keith McMahon, “ The Potent Eunuch: The Story of Wei Zhongxian,” 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2014) : 1-28。

[37]对 《帝京景物略》 的介绍, 参考王灿炽 《帝京景物略及其作者考》 , 《北京社会科学》2006 年第4期, 第54 ~ 60页。

[38]Twitchett and Mote, eds. ,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pp. 616 - 617; Peterson, ed.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pp. 53-54.

[39]《帝京景物略·略例》 , 第 1 页。

[40]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刘侗参与复社活动, 但其好友如谭元春等都与复社密切相关。参考吴国平 《竟陵派与明代文学批评》 ,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第 15 ~ 25 页; 张永刚 《东林党议与晚明文学活动》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第 165 ~ 189 页。

[41]《帝京景物略》 , 第 3 页。

[42]《帝京景物略》 , 第 67 页。

[43]《帝京景物略》 , 第 67 页。

[44]韩书瑞 (Susan Naquin) 在其著作中曾简要介绍 《景物略》 作为旅行导览的不足之处，参考 Peking Temples and City Life, 1400-1900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pp. 254-255。

[45]《帝京景物略》 , 第 218 页。

[46]《帝京景物略》 , 第 308 页。

[47]参考阚红柳《清初私家修史研究》 , 人民出版社, 2008。

[48]黄煜: 《碧血录》, 第 191~195 页。 Dardess 也在其著作中介绍了这五位义士的事迹, Blood and History in China, pp. 110-112。

[49]计六奇: 《明季北略》 , 第 56 ~ 70 页。

[50]《颂天胪笔》 , 第 3215 页。

[51]《明季北略》 , 第 73 页。

[52]许显纯于 1629 年被崇祯帝处死。 《崇祯长编》 卷 17, 第 20 页。

[53]《明季北略》 , 第 58 页。

[54]《颂天胪笔》 , 第 1004 页。

[55]例如, 在张溥为周顺昌撰写的墓志中就有类似表述, 见张溥 《赠太仆寺卿周公来玉墓志铭》, 《七录斋诗文合集》, 《续修四库全书》 册1387, 中华书局, 1984, 第 355 ~ 358 页。

[56]胡敬臣: 《周蓼洲先生传》 , 第 422 页。

[57]朱祖文: 《北行日谱》 ,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5 年版, 第 8 页。 参考 John Dardess, Blood and History in China, pp. 108-112。

[58]张平仁: 《明季北略明季南略对时事小说的采录》 , 《 文献》 2004 年第 3 期, 第 185 ~192 页。 计六奇所引用的具体篇目, 参考 《明季北略》 , 第 738 ~ 744 页。

[59]《明季北略》 , 第 733 ~ 736 页。

[60]冯其庸: 《吴梅村年谱》 ,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7, 第 36 ~ 37、 57、 60、 64 ~ 65、 73 ~74、 79 ~ 80 页。

[61]冯其庸: 《吴梅村年谱》 ,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7, 第 115 ~ 116、 124 页。

[62]冯其庸: 《吴梅村年谱》 ,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7, 第 233 ~ 236 页。

[63]吴伟业: 《绥寇纪略》 , 第 321 ~ 365 页。

[64]这些火灾发生在天坛、 皇家库房、 另一处制造火药的作坊、 重建后的王恭厂以及皇家草场。 《绥寇纪略》 , 第 344 ~ 345 页。

[65]1626 年爆炸后, 王恭厂改名为安民厂。 《明熹宗实录》 , 第 71 卷, 第 7 ~ 8 页 ( “ 天启六年五月初九” )

[66]1626 年爆炸后, 王恭厂改名为安民厂。 《明熹宗实录》 , 第 71 卷, 第 7 ~ 8 页 ( “ 天启六年五月初九” ) , 第 345 页。

[67]《明熹宗实录》 43: 1a-2b ( “天启四年六月初一” ) 。

[68]《绥寇纪略》 , 第 345 页。

[69]《绥寇纪略》 , 第 345 页。

[70]班固: 《汉书》 , 台北鼎文书局, 1986, 第 1320 页。

[71]《明熹宗实录》 第 71 卷, 第 5 页 ( “天启六年五月初七” ) 。

[72]《明熹宗实录》 第 71 卷, 第 8 页 ( “天启六年五月初九” ) 。

（转载自“清华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