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日记全集》：一部兼具史料价值和文献意义的鸿篇巨著
“‘十四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六卷本《叶圣陶日记全集》，2024年10月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出版界的一件盛事，可喜可贺。
众所周知，在文学作品中，最容易鲜明地表现作者个性的，是日记和书信。不过，书信是专门写给特定的第二者的，虽说较为率真自然，但有时也会作点“敷衍”，“故意写得含糊些”（鲁迅语）。而日记只是“唯我可观”，是原本并不想给别人读的私人性的实录，将作者生命史中的点点滴滴化为纸上的文字，具有原始性、私密性的特征，这是日记的“正宗嫡派”，不仅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而且具有文献的意义。
圣陶先生的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处处存真，从未说过违心的话，也没有作过改动，堪称日记的“正宗嫡派”。保存下来的有四部，题作《圣陶日记》《西行日记》《东归日记》《北游日记》，总共有五百万字，这在同时代作家中并不多见。
一
《圣陶日记》是圣陶先生最早的日记，从十七岁的头一天（公元1910年11月2日）起，写日记“成了习惯，就与刷牙漱口一样，一天不写是很不舒服”（圣陶：《夏》，《现代》第1卷第5期，1932年9月15日），1910年11月2日日记的小序中说：
我之生也，以甲午九月三十，以迄昨日，十六周岁矣，而今日乃为十七岁之第一日。日来于百事之动静变迁，以及师长之朝训夕诲，每清晨卧思，若有所会，而未足云心得也；及下床一有他事，则强半忘之，虽于肠角搜索，亦难得矣。因思古来贤哲皆有日记，所以记每日所作所思所得种种。我于是亦效之而作日记，而非敢以贤哲自比也。以今日为十七岁之第一日，故即以今日始。且我过失孔多，己而察之，志之日记；己而不察，人或告之，亦志之日记，则庶以求不贰过也。
庚戌十月初一日未记日记前志（《叶圣陶日记全集》第1卷第3页）
小序中说的“生日”是农历，十七岁是虚岁，实足年龄是十六岁。圣陶先生说得很清楚，他是为了要铭记“百事之动静变迁”和“师长之朝训夕诲”，“以求不贰过也”才记日记的。记日记是为了长“记性”，“修身立己”，“过而要改”，不会再犯以前犯过的错误，并与“百事之动静变迁”和“师长之朝训夕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涉及生活、学习、工作、交游等方方面面，因而显得弥足珍贵。遗憾的是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丟失了“十几本”日记（《叶圣陶集》第5卷第335页，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早年日记保留下来的只有五年半，自1910年11月2日始，至1916年5月14日止，约四十二万字。
这五年半的日记，不仅完整地记录了辛亥革命的全过程、苏州光复后“万象更新”的景象，还记录了作为苏州草桥中学学生的叶圣陶英姿飒爽，“剪辫子”、撰诗文赞颂革命军、加入苏州学界军界组织的“学团”，为保卫地方治安，“穿校服”“背荷枪”，腰缠“弹匣刺刀”，晚上列队出巡，为苏州光复尽“天职”的种种壮举。也正是因为为苏州光复尽过“天职”，叶圣陶在辛亥革命流产后慷慨陈词，反对“南北议和”，主张“第二次革命”，“宜用激烈之手段，先致袁氏于死”（《叶圣陶日记全集》第1卷第150页），思想相当激进。袁世凯篡位后，叶圣陶也有过短暂的幻灭。但他很快就又找到新的救国理念，信奉“教育救国”和“文艺救国”。1912年3月，当上小学教师后就立定志向：一定要“使醇醇诸稚展发神辉”。1914年7月被旧势力排挤出校后，仍念念不忘教育。日记中写到他决不向旧势力妥协，求人说情、“复蹈”教职时说：“然余对于友人，如君畴，如石人，如仁侯，复劝之更奋毅力，益厉精神，为儿童造福，为学界模范；且谓如有需我，必当将助。盖余自知无干才，为教师良匪称，而此三君皆足以有为者也”（《叶圣陶日记全集》第1卷第407页）。1915年4月，叶圣陶到上海商务印书馆附设的尚公学校执教。4月23日记：“商务书馆内之花园，碧草平铺，翠藤作障。绿荫之下位置凉椅，可憩可读也。园中亭舍均以未雕琢之树干为之，弥见萧疏逸景。课馀无俚来此小坐，诚好去处也。”（《叶圣陶日记全集》第1卷第482页）进而怀着喜悦的心情，潜心研究教育和文学。1915年秋，读到章士钊主编的《甲寅》杂志，以及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即《新青年》）后，思想又有了升华。1915年11月2日记：
阴，间作微雨。百事最贵朝气，而阴霾之天气，不堪之时事，胥欲寻我之朝气而挫之。是在自胜心强，方克免于堕落，否则凄凉嗟叹时作，日暮途穷之况，甚无谓已。年来国人朝气丧亡，殆尽牛马奴隶，亦既准备为之。于是嬉游恣乐而外，无复所事。人心欲死，是可叹也。某君谓欲挽人心，当提倡新文学，的是探本之论。贤者为民之责，亦唯此一事而已。至于其他，匪此日所可言矣。（《叶圣陶日记全集》第1卷第523页）
“某君”当指黄远庸（笔名远生），他在给章士钊的信中说：“愚见以为居今论政，实不知从何处说起。……至根本救济，远意当从提倡新文学入手。综之，当使吾辈思潮如何能与现代思潮相接触，而促其猛省。”（黄远庸：《释言（致甲寅杂志记者）》，《甲寅》第1卷第10号，1915年10月10日）“的是探本之论”，这是叶圣陶对黄远庸的“从提倡新文学入手”的倡导作出的最热忱、最迅速的回应。叶圣陶1915年11月25日记：
夜览《青年杂志》，其文字类能激起青年自励心。我亦青年，乃同衰朽，我生之目的为何事，精神之安慰为何物，胥梦焉，莫能自明。康德曰：“含生秉性之人，皆有一己所蕲向。”我诵此言，感慨系之矣。（《叶圣陶日记全集》第1卷第527页）
仅这两则日记，就让我们看到了青年叶圣陶最鲜活的形象。1916年1月2日批评文明戏“胡闹杂糅，不成篇幅”，强调戏剧要有“美之真价”，“提倡新文学之不可缓也”（《叶圣陶日记全集》第1卷第537页）。4月14日日记中说：“思教育之要点，无逾养成儿童正确精新之思想能力。国人旧时思想陈腐已极，匪可应用于当世，而儿童之环境之遗传，均不出此陈腐之思想。言教育者不探其本，何效可获？ 徒推求于学生课文如何能背诵默写，学校规则如何能强令恪守，抑亦枝叶之事耳”（《叶圣陶日记全集》第1卷第553页）。4月21日日记中说：“偶思诸夏之书，当观者甚少。盖充栋之作，言不必征乎名理，词鲜能免夫夸饰，吾人取而诵习，是玩物丧志尔”（《叶圣陶日记全集》第1卷第555页），主张研读“当世大哲”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散文家、哲学家培根和法国哲学家、作家柏格森阐释“人生之真谛”的著作（《叶圣陶日记全集》第1卷第552页）。青年时代的叶圣陶处处走在时代的前列，称得上是“精神界的战士”。
二
《西行日记》从全民族抗战之初携家入川开始记起，直至抗战胜利离开重庆为止，只是1937年7月至1939年4月的日记在“乐山轰炸”中焚毁了。1939年8月19日，日寇战机狂炸乐山，炮弹犹如雨点，散落在圣陶先生家屋前，“老幼破后门而逃出”，“所有家物器用书籍悉付一炬”（《诸翁公鉴》，《叶圣陶集》第24卷第220页）。值得庆幸的是，圣陶先生当时不在乐山。8月11日，他应邀到成都给中学教师作如何讲授国文的演讲，随身带了一本日记，这本日记是从1939年5月1日记起的，因为带在身边得以保存下来。圣陶先生《西行日记》中写他在乐山、成都等地的生活和爱国忧民的思想感情，可以作为“抗战史”来阅读。这里侧重介绍圣陶先生1942年5月2日至7月11日的“蓉桂之旅”。
抗日战争期间，桂林成为“文化人”集中的地方，圣陶先生过去在上海朝夕相见的许多老朋友都在那儿。为了筹备创刊桂林《国文杂志》，拟定开明书店编译所成都办事处的编辑出版方针，更主要的是想见见在桂林的朋友们，圣陶先生1942年5月2日从成都出发，乘卡车和汽车，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经历了“一个月又一天”的“难以言说”的艰辛的旅行，6月2日来到广西金城江，日记中写道：“下车闻火车放汽笛，见车站、铁轨、火车。此景暌违已久，乍历之，不禁感慨”（《叶圣陶日记全集》第2卷第275页）。承蒙下榻的铁路宾馆老板帮忙，圣陶先生买到了由金城江去桂林的火车票，且看圣陶先生的这两则日记：
6月3日 列车系由各路原有车辆杂凑而成，人戏名为车辆展览会。我们四人（同行的傅彬然等）占一间。室中器用，固以前所惯见，而睽违已五年者，骤睹之，不无异感。电扇生风，电铃唤役，绒毯软垫，无不舒适。以视挤坐于卡车之中，何止天壤之判耶。车以下午一时十分开。行驶甚缓，平均每时殆不足卅公里。窗外所见唯广西风格之山，略有田亩。所经镇集县城，不能详记。七时至柳州。（《叶圣陶日记全集》第2卷第276页）
6月4日 （晨）五时起身，见窗外下雨，念桂林将到，殆可以不复在车中遇警报。讵意六时许车抵横山，即传有警，车停止不进。询知敌机来者仅一架，颇不足怕。察头等卧车所谓“蓝皮钢车”者，车箱顶下有钢件颇多，伏其间避机枪弹，绰绰有馀，因不复他适。同车之客则有避至路旁山上者。等候两时许，始解警，车复开行。（同上）
圣陶先生已五年没有听到“汽笛”，见到“电扇”“电铃”“绒毯”。他乘坐的这趟列车“系由各路原有车辆杂凑而成”，“戏名为车辆展览会”。“头等卧车”取名为“蓝皮钢车”，车箱顶下捆绑了厚厚的钢板，敌机枪扫射时伏在车厢里就可以幸免，无需下车躲避。不读圣陶先生的日记，这样的“头等卧车”是想象不到的。
圣陶先生途经重庆和贵阳，以及在桂林逗留期间，见到的老朋友少说也有一百多人。战乱岁月，一别五年，这一批遍尝了颠沛流离之苦的“文化人”，突然相逢，欣然握手，“心情之畅快真是难以言说”。各人的踪迹、遭遇、见闻不同；思想、性格、感慨各异；国难深重，“人事变更难料”，以后能否重逢也说不准，彼此间要说的话很多，一时又不知从哪里说起，只得“东鳞西爪”地“杂谈”，说些心里最急于想要说的话，一句话未了，又想起了另一句，屡屡易辙，没有中心。叶圣陶随手笔录，把朋友们的谈话，他们当时的状貌、风姿，以及他们各自的感慨、信仰都记入日记中，间加评述，使我们看到了徐盈、彭子冈、黄炎培、沈衡山（钧儒）、王云五、姚蓬子、范寿康、贺昌群、顾颉刚、吴朗西、马宗融、丁晓先、傅彬然、范洗人、金仲华、宋云彬、沈雁冰、陈劭先、欧阳予倩、柳亚子、柳无垢、艾芜、梁漱溟、胡绳、熊佛西、孙春台、林憾庐、萧珊、洪深、胡风、安娥女士、高士其等一批文化人在抗日战争期间的所经所历所思所感所作所为，以及战时桂林作为“文化城”的全貌。
从成都到桂林，途中走了“一个月又三天”，想起就心有余悸。回来的时候托人买到了欧亚公司的飞机票。7月11日，圣陶先生自桂林机场乘飞机飞重庆，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晨二时，离开明（开明书店桂林分店），洗翁、士敭、彬然、瑞清送之。余言此生未必再来桂林，此游良可珍惜。诸君言未必然，人事变更难料，或不久须重至也。至欧亚公司，乘客到者尚无有。候至三时半，客始到齐，遂入汽车往机场。送客者例不得同往，珍重道谢，招手而别。
车行约半时许，到达，亦不知所经何路，场在何地。到则入一草棚中。至天放明，关员检查行李。见场外一机，机身大如两间房间，两翼横广，约相当于屋七间。发动机凡三个，一一开动，试推进机之旋转无碍否。旋公司主任令上机，诸客自机左侧之小门入。坐位凡两行，每行七座，余坐左首之第四座，正居中。自窗外望，即见左翼之顶部，如在楼上望屋面也。五时四十分开行，左旋右转数次，机即直驰，渐渐离地，初不之觉。在漓江上空北行，未能详观桂林市廛。余初以为或将感觉不舒，此时乃知不然，与乘汽车无异，又似乘江上小船，有随波轻荡之感。机声虽响，亦不致震耳，初塞棉花，旋即去之。……机头司机者三人，机械复杂，远胜汽车，亦不知其分职若何。乘客诸人，有老头子、老太太，有时装女子、西服青年，有美大使馆馆员一人，又有日本空军俘虏一人，一军官押解之。此俘虏似作冥想，垂目而坐，不知其究何所思也。余曾入睡半时许。八时半，停于重庆江中之珊瑚坝上。自桂至渝，不足三小时，痛快极矣！ 若以陆行，乘木炭汽车，即一路无耽搁，亦须半个月矣。（《叶圣陶日记全集》第2卷第294页）
桂林机场的候机室是“草棚”，圣陶先生乘坐的飞机只有十四个座位，驾驶室与机舱不隔，乘客可以观看司机在操作，乘飞机“与乘汽车无异，又似乘江上小船，有随波轻荡之感”，但圣陶先生感觉“痛快极矣！ 若以陆行，乘木炭汽车，即一路无耽搁，亦须半个月矣”。要写我国现代航空史，圣陶先生的这则日记不可不录。
三
《东归日记》，记的是圣陶先生携老扶幼，从重庆乘木船回上海的行程，以及随后在上海居住的三年间的生活和工作。1945年抗战胜利后，在四川流亡了八年之久的圣陶先生急于东归，想早日与留在上海的亲友们会面，乘飞机、轮船、汽车都得拉关系走后门，或者买高价的黑市票。他老人家宁折不弯，就租了木船，从重庆沿江而下。他在《我坐了木船》一文中说：
要坐轮船坐飞机，自然也有办法。只要往各方去请托，找关系，或者干脆买张黑票。先说黑票，且不谈付出超过定额的钱，力有不及，心有不甘，单单一个“黑”字，就叫你不愿领教。“黑”字表示作弊，表示越出常轨，你买黑票，无异帮同作弊，赞助越出常轨。一个人既不能独个儿转移风气，也该在消极方面有所自守，帮同作弊，赞助越出常轨的事儿，总可以免了吧。——这自然是书生之见，不值通达的人一笑。（《叶圣陶集》第6卷第200―201页）
一家七个人，上有年过八旬的老母，下有不到三岁的长孙三午，就在这条木船上漂流。1945年12月28日，木船离开重庆。29日，“棹夫二人，得工资而逃”。1946年1月1日，“过丰都若干里，有礁石与岸平行，激起水波甚急”。1月5日，“舱中漏水”。1月6日，“与军粮船相撞，损船舷一板”，“后舱入水甚多，货物浸湿”。1月9日，“驾长不慎，触岸旁礁石两回，水乃大入”。1月10日，“失事之驾长杨姓已逃”，“船主雇木匠修船”。“—路上数不尽的滩，礁石随处都是。要出事，随时可以出。还有盗匪”（叶圣陶：《我坐了木船》，《叶圣陶集》第6卷第200页），想起来不寒而栗。圣陶先生把“拉关系走后门”和“买高价的黑市票”上升到“帮同作弊”“越出常轨”的高度，有所不为，着实令人钦敬。
四
与《东归日记》紧紧衔接的是《北游日记》，自1949年1月7日始，到1988年逝世。
1949年1月7日，圣陶先生接受中共中央的邀请，偕夫人胡墨林绕道香港进入北方解放区。这时的香港既是新政协运动的中心，也是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巨变的“中转站”。“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初，辽沈战役结束，就有许多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陆续进入解放区，真像‘涓泉归海’似的。”（叶圣陶：《〈北上日记〉小记》，《叶圣陶集》第22卷第48页）一幕幕激动人心的场景使圣陶先生的精神为之大振。1949年1月12日，他到香港第二天上午，就迫不及待地给在上海的老友王伯祥等人写信，敦促他们转告郑振铎速来香港，同舟“北上”。圣陶先生在香港的日记，写得最多的是与各界人士的交往。1949年2月1日，听僧人巨赞谈“社会革新”之“拟议”（《叶圣陶日记全集》第3卷第310页）；2月10日，与杨东莼谈教育“自宜注重于培养优良之品质”（同上第313页）；2月11日，与邵荃麟等谈“观北方来之各种出版物”之“观感”（同上第314页）；2月12日，与金仲华“论及中共之优点”（同上）；2月16日，与章元善谈“寄希望于新政权”（同上第316页）。2月27日，圣陶先生由中共交通员李正文“导引”，与王芸生、徐铸成、赵超构、刘尊棋、郑振铎、胡墨林、曹禺、邓小姐（曹禺女友）、郑小姐（郑振铎女儿）、宋云彬、傅彬然分批登上一艘“挂葡萄牙旗”的货轮“北上”，分批上船的还有“陈叔通、马寅初、包达三、张䌹伯、柳亚子夫妇。又有张志让、沈体兰两位。吴全衡携其二子。外有包达三之女儿。外有小姐三位，皆往出席全国妇女大会者。总计男女老幼廿七人。历次载运北上之人，以此次为最多矣”（同上第319页）。虽说“大多数都年过半百，可是兴奋的心情却还像青年。因为大家看得很清楚，中国即将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并且认为，这一回航海决非寻常的旅行，而是去参与一项极其伟大的工作”（叶圣陶：《〈北上日记〉小记》，《叶圣陶集》第22卷第48页）。
货轮于2月28日上午11点50分启碇，圣陶先生日记中写道：“此行大可纪念，而开行连续五六日，亦云长途。全系熟人，如乘专轮，尤为不易得”；“诸君谋每夕开晚会，亦庄亦谐，讨论与娱乐兼备，以消此旅中光阴”（《叶圣陶日记全集》第3卷第319页）。3月1日记：
晚饭以后，举行第一次晚会。包达老谈蒋介石琐事。曹禺唱《李陵碑》《打渔杀家》，邓小姐唱《贵妃醉酒》，张季龙唱青衣，徐铸成唱老生，余皆不知其何戏。全衡与郑小姐唱民歌。轮及余说笑话，余以谜语代之。谜面为“我们一批人乘此轮赶路”，谜底为《庄子》篇名一。云彬猜中为《知北游》，“知”盖知识分子之简称也。云彬索奖品，要余作诗一首，并请柳亚老和之。……余归寝后作诗，迄于深夜得一律，将以呈同舟诸公。
南运经时又北游，最欣同气与同舟。翻身民众开新史，立国规模俟共谋。篑土为山宁肯后，涓泉归海复何求。不贤识小原其分，言志奚须故自羞。（《叶圣陶日记全集》第3卷第320页）
圣陶先生在诗中说他离沪南行，至香港北上，已五十多天了，最可欣庆的是“同舟”都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朋友。他与朋友们一起讨论“立国规模”，成了“翻身民众”中的一分子。他会像背着一筐土去堆“千仞”高山似的，决不肯落在别人后头；像小溪一样流归大海，从来没这么高兴过。只是自己没有才干，怎样去“参与一项极其伟大的工作”，“应该怎样去做”，还“相当模糊”。他不怕难为情，把自己的志向告诉“同舟诸公”，得到柳亚子、陈叔通、张季龙、宋云彬等“同舟诸公”的赞颂和唱和。
1949年3月18日上午抵达北平（北京），北平市长叶剑英，以及李维汉、郭沫若、马夷初、沈衡山、胡愈之等“数十人”在站迎候。圣陶先生的生活翻开了新的一页。4月8日，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正式成立，圣陶先生任主任委员，周建人和胡绳任副主任委员，为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突击编撰教科书。只因新中国还没有成立，只好将教科书编审委员会隶属于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等新中国成立后“当属于中央政府”（《叶圣陶日记全集》第3卷第339页）。想到一个梦寐以求的新中国即将诞生，圣陶先生怎么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欣喜。他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会议上提出了一个口号：“解放军打到哪里，教科书送到哪里！”激励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同人忘我地工作。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在亿万人民的欢呼声中成立了。10月20日，《人民日报》刊载中央人民政府各机构负责人名单，胡愈之为出版总署署长，叶圣陶与周建人为副署长，叶圣陶仍兼任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任。教科书编审委员会选编的《初级小学国语课本》《高级小学国语课本》《初级中学语文课本》《高级中学语文课本》《大学国文（现代文之部）》《大学国文（文言之部）》等各种课本，由新华书店和华北联合出版社相继出版。新中国大中小学教科书与新中国同时诞生！“解放军打到哪里，教科书送到哪里”的豪言壮语，化作累累硕果，镶嵌在新中国教育史的扉页上。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生活日新月异，身为国家出版总署副署长、教育部副部长的圣陶先生的所见所闻就更开阔，感情也更加丰富，他的日记也就具有更重要的史料价值和珍贵的文献意义。1951年10月12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正式出版，在全国各大城市同时发行。作为出版总署副署长，圣陶先生参与了这一宏伟的工程，因而在日记中留下了许多感人的记载。1951年9月27日记：“今日得《毛泽东选集》精装本第一册。排校、印刷、装帧均讲究，可谓近来出版物中之上品。”（《叶圣陶日记全集》第3卷第622页）。10月10日记：“《毛泽东选集》定于后日正式出版，此是一大事件，宜为庆祝。（同上第628页）。10月12日记：
午后二时，开《毛泽东选集》出版庆祝会，到者将二百人。（胡）愈之首致辞，次之编委会田家英报告编辑情形。选集凡四卷，今出版者为第一卷。各篇取舍，经毛氏审慎考虑，存录者复亲加修订校阅，多者六七遍，少者亦两遍。田谓于此第一卷中，可见毛氏思想之发展，及以后种种规划之基础。次由人民出版社中人报告排校此书之经过，新华厂中人报告印刷此书之经过，新华书店中人报告发行此书之种种布置。此三方面皆视此事为重大任务，想尽办法，务期尽善尽美。因而特订若干工作制度，创造若干工作方法，皆可以提高今后之出版工作。今就成品而言，此卷无一错字，唯有三四字，如“种子”“种籽”，“梭标”“梭镖”，“名副其实”“名符其实”，前后用字不统一。印成单片皆经检查，故无污页、摺皱页。订成后复经检查，故无缺页错简。邮局以新制邮袋装运，书店人员取携皆戴新手套，以保持封面之整洁。凡此种种，皆见精到，尤可见对于毛氏之爱戴。此第一卷共印一百零一万册，外精装本（非卖品）六千册。至于外文译本，俄文本拟在莫斯科印，今年或可出版。英文本已有成稿，尚须修订，出版当在明年夏秋矣。会将终时，有人建议以每年十月十二日为出版节。此事当可考虑。（同上第629页）
出版总署庆祝会会场上的热烈气氛，发言者的真诚和自豪，不看圣陶先生的日记，是想象不到的，这是新中国出版史上辉煌的一页。
《圣陶日记》《西行日记》《东归日记》《北游日记》，跨越晚清、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代，涉及文学、教育、出版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这是圣陶先生“生命史”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也是“百事之动静变迁，以及师长之朝训夕诲”的汇集，是一部兼具史料价值和文献意义的鸿篇巨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