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原标题：徐鲁谈枕边书

徐鲁，诗人，散文作家

《奔腾的春溪》（山东教育出版社）、《林中空地的光》（百花文艺出版社）两部散文集分别收录您近几年创作的散文新作，总共有60余篇。您创作这些作品的初衷是什么？

徐鲁：感谢您关注到这两本散文新作集。《奔腾的春溪》里三辑的辑名分别是“大地春色”“故乡月明”“赤子芳华”；《林中空地的光》里三辑的辑名分别是“山河儿女”“灯火故乡”“楼船夜雪”。也就是说，两本书的辑名是相互对应，所写题材是一致的。“大地春色”和“山河儿女”，书写的都是新时代山河儿女和普通劳动者们的真实故事，是乡村振兴与绿水青山的生态文明带来的山乡巨变。我试图以鲜活的笔触，以亲历亲见的故事，去呈现新时代火热的“时代史诗”；“故乡月明”和“灯火故乡”，抒写的是故乡的人事、名物与童年记忆，这是我心中的美丽乡愁，同时我也想写出故乡一代代人质朴、坚毅的性格，写出他们的生存勇气、生活智慧以及生命的丰饶、坚韧与温暖；“赤子芳华”和“楼船夜雪”，可以说是新中国，尤其是新时代以来的一篇篇纪实性的“奋斗志”，其中的主人公有普通的奋斗者，有最可爱的人（志愿军战士和解放军官兵），也有曾经隐姓埋名、创造出惊天动地业绩的科学家等。我想用这些真实的奋斗故事，展现出中华民族一代代英雄儿女坚忍不拔、自强不息的奋斗勇气，以及中华儿女与生俱来的家国情怀与强国梦想。

“奔腾的春溪”，既是一个自然景象，同时也是我对新时代山乡巨变的一个隐喻。

书中的许多故事都来源于真实的生活体验，能否分享一下这些人物原型的故事？

徐鲁：您一定是注意到了，我在许多散文里一再写到鄂南幕阜山区的人物和生活故事，有的是写过去年代的，有的是写当下时代的。幕阜山区是我的“根据地”，富水河边的许多农家，是我的老房东和“老堡垒户”。幕阜山区横亘在赣、湘、鄂三省交界处。青年时代我在那里工作过很多年，现在仍然与幕阜山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虽然离开了云遮雾罩的幕阜山区已经多年，但那里的很多老乡亲和他们的新一代，那里的草木、民俗、名物，一年四季的雨丝风片，也时常萦绕在我的心头。像《奔腾的春溪》《红菊与红菱》《采春茶的日子》《稻场上的采茶戏》《鹧鸪飞过茶山去》等，写的都是幕阜山区真实生活。

关于读书，您出版过《剑桥的书香》《书房斜阳》《重返经典阅读之乡》《黄叶村读书记》等相关著作。

徐鲁：关于读书的散文和随笔，我确实写了不少。早期读书比较杂乱，一门心思地想成为唐弢那样的“书话家”。但写了几本这样的“书话集”之后，遭到恩师徐迟先生的一顿“棒喝”，说这样的阅读与写作，写得再多也是“二手”的，属于“文饭小品”，算不上是“文学创作”。这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 我后来的阅读就偏向自己所喜欢的经典作家、诗人和经典作品了，尤其是我所热爱的俄罗斯作家作品，从他们的“黄金时代”到“白银时代”，我读了不少；同时，读得较多的是一些自己喜欢的现当代作家作品，如鲁迅、艾芜、艾青、沈从文、何其芳、徐迟、孙犁、刘白羽和一些“七月派”诗人的作品。我从这些作家作品里，受到了许多文学滋养，也把主要创作精力，从“坐拥书斋”的读书散文，转向面向鲜活生活的纪实散文和长篇小说了。

您早期的阅读是否偏重诗歌和散文？徐鲁：是的，青年时代狂热地热爱诗歌，读得最多的就是中外诗歌，好像读的翻译诗歌更多一些。然后才渐渐转向散文、传记和小说阅读。20世纪八九十年代里，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诗苑译林”和“散文译丛”，百花文艺出版社的“现代名家散文丛书”和“外国名家散文丛书”，更不用说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联合出版的那套“外国文学名著丛书”（被书友们昵称为“网格本”），我几乎是见一本买一本、读一本。

是否格外重视经典阅读？

徐鲁：这是毫无疑问的。我的《重返经典阅读之乡》（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这本书的书名就可作证。还有《恋曲与挽歌》，就是一部关于外国文学经典作品的阅读札记。在《三十年阅读小说记》里也有一部分经典作家作品阅读记。

我心目中的“经典”的意义其实包含两方面：一方面是思想，即精神，即作用于人类心灵的那一方面；另一方面是文学，即贡献于人类文学艺术发展的那一方面。这两方面再缩小一点说，即是题材内容和艺术形式（或曰表达技巧）两方面。我觉得，一部真正的经典，一般都具备这两方面的恒定的价值与意义。当然有的可能某一方面的意义更为突出，因而掩盖了另一方面，但不可能有任何一方面“缺席”，那样便称不上是“经典”了。

在您的《黄叶村读书记》中，曾有一篇提到《心爱的〈鲁迅全集〉》，读《鲁迅全集》时您多大？ 是在什么情况下读的？

徐鲁：我们这代人，接触鲁迅的文章是比较早的。学生时代就接触过《狂人日记》《祝福》《为了忘却的记念》等篇什。大学时代，我特别迷恋鲁迅先生的《野草》《彷徨》和《故事新编》这三本集子。真正通读《鲁迅全集》，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

1982年，我刚满20岁，是参加工作的第一年。县城的新华书店里摆着一套人民文学出版社最新出版的精装16卷注释本《鲁迅全集》，我每次去书店都会心怀歆羡地去翻看这套大书，可以说是觊觎已久，却就是买不起。所幸的是，那时好像全县城里也只有我一个人在惦记着这套大书，因为我每次去书店都会看到，那套皇皇16卷的大书，依然稳稳地立在那里，似乎也没有谁去翻动过。这年我在《长江文艺》上发表了一组诗歌，得到了65元稿费，这对当时的我来说是一笔“巨款”，从邮局里取出稿费后，直接就奔向了斜对面的新华书店，毫不犹豫地把渴望已久的《鲁迅全集》抱回了任教的学校。那时候我是一名高中语文教员。从此，这套《鲁迅全集》就成了我最心爱的、常读常新的“宝书”。确实如那篇文中所言，80年代里，“我是认认真真地读过这套大书的，厚厚的16卷，连一条注释也没放过”。

您曾主张“把最好的书交给孩子”——您认为什么样的书是“最好的书”？

徐鲁：多年前，我的《黄叶村读书记》（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里收录了一篇《寻找回文学的美丽》，其中说到我心目中的“最理想的儿童文学”时，我十分认同余秋雨先生的一段表述：应该是那种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充分的道义感、健全的人格魅力、坚韧的奋斗意志，对于国际和历史的广阔认同，以及对于古典美和现代美的高度敏感的文学。只有这样的文学，才有可能把人生逆旅中的一切丑恶、粗俗、残暴、虚伪、委琐、污浊等等比照下去，甚至使一切复杂和深刻的哲学也相形见绌。

您常常重温读过的书吗？反复重读的书有哪些？

徐鲁：是的，对自己喜欢的书、喜欢的版本与译本，总是会经常重温的，有时候不一定是重读，只是重新找出来翻翻。有时半夜里突然想到哪本书了，会立刻开灯到书房里去找到它。至于“反复重读”的书，一是《鲁迅全集》的每一卷和他的若干单行本，二是《孙犁全集》和他的若干单行本。后来我发现，孙犁最为尊崇和服膺的作家，也是鲁迅。孙犁视鲁迅为“真正的一代文宗”，认为上溯下延几个时代，“都难以找到可与鲁迅比肩的人，梁启超、章太炎、胡适，都略逊一筹”。

您有枕边书吗？

徐鲁：我没有固定的枕边书。有的书短时间放在枕边，看完了，就插进书架，再换别的书。这不应算是枕边书。那么，一定要找一套放在枕边时间较长的书，那就是孙犁的“耕堂劫后十种”。这套书我有两套不同的版本，都很喜欢，一是百花文艺社陆续出版的“百花散文小开本”初版本，装帧风格不一；一是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统一装帧的那套小开本。这两套书都因为开本小巧，适合放在枕边。

如果可以带三本书到无人岛，您会选哪三本？

徐鲁：如果只能带三本的话，我想带一本史记，一本鲁迅选集，一本唐诗和宋词选。

假设策划宴会，可以邀请在世或已故作家出席，您会邀请谁？

徐鲁：恩师徐迟先生晚年，我跟随在他身边，成为他的“关门弟子”，受益良深。可惜没过几年，恩师就撒手而去。如果真有这样的宴会，我想邀请恩师从另一个世界回来，再邀来与我有着四十多年友情、也是徐迟先生的“入室弟子”的诗人和历史小说家熊召政兄，我们师徒三人重聚，一定有着说不完的话题。

（主持：宋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