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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档案馆，时光在泛黄的纸页间沉淀。一张夹杂其间的便签，以其特别而有趣的内容，瞬间攫住观者的目光。纸上手写着三排生卒年：“孔夫子551庚戌—478壬戌；孟夫子371庚戌—289壬申，372己酉—甲戌287；方夫子1910庚戌—47th”。“方夫子”何许人也？ 竟与孔孟两位圣人并称“夫子”？ 答案令人惊诧：正是这份档案的主人——方志彤本人！ 若是其自诩与圣人相提并论，狂傲狷介、睥睨流俗的性情已跃然纸上。这绝非孤芳自赏的戏谑，多年之后，与其相识50多年的美国汉学家海陶玮（James R.Hightower）在其深情的悼文中，同样援引美国诗人约翰·绍尔特（John Solt）的诗句，为其一生定调——“一位古老的中国圣人”。

方志彤（Achilles Chih-tung Fang,1910-1995，又叫方志浵，阿基里斯·方）的一生，是跨越东西方文化鸿沟的传奇。他出生于日据朝鲜的华裔家庭，幼年由美国传教士带到中国接受传统教育，后在清华大学攻读本科和硕士，与同学钱锺书私谊颇厚。毕业后，他辗转北平辅仁大学、中德学会等地教授德语，并于20世纪40年代在著名的西文东方学刊物《华裔学志》（Monumenta Serica）担任编辑工作。1947年应哈佛燕京学社之邀远赴美国，参与哈佛汉英字典编纂工作，后申请哈佛大学博士并于1958年获得比较文学博士学位，毕业后一直留在哈佛工作，直至1977年荣休，1995年在波士顿悄然长逝。

与钱锺书的名满天下相比，方志彤这位同样学贯中西、淹博古今的大师级人物，却在相当长的岁月里隐没于历史尘埃之中，近年来随着中外交流的日益加深才逐步进入国内学界视野，他的美国师友、门生故旧的回忆文字可供梳理其阅历，个别学者通过接触哈佛所藏档案，纷纷对其博学盛赞不已，如徐文堪称其为“不该被遗忘”的“百科全书式学人”，高峰枫认为哈佛在京留学生“所有人他都教过”。《中国文化报》（2014）专版刊登文章，向国内学界和广大读者推介方志彤。

著述发表稀少、个性孤傲狷介，是方志彤长期被湮没的主因，他也因此被冠以“哈佛怪杰”之名。尽管学识渊博，他却直到退休前一年才晋升为高级讲师，一生与哈佛“教授”头衔无缘，个中愤懑，可想而知。然而，老友钱锺书却对他这份不为浮名虚利所羁绊、唯真理学问是求的境界赞誉有加，戏谑地称他为“学术裸体”（Academic nudity）——道尽了他摒弃一切外在装饰、以纯粹智识直面世界的学人风骨。

笔者在研究海陶玮的过程中，得以深入哈佛档案馆，披览方志彤尘封的卷宗，翻阅间，一个未被充分认知的学术富矿展现眼前。海陶玮在1977年5月21日方志彤荣休晚宴上的致辞，概括了方志彤的主要学术成果：“外界对方志彤的了解主要来自其出版作品……然而他的名声同样源于未出版之作。他藏着关于庞德的1500页手稿已非秘密，关于《庄子》《老子》、司空图《诗品》的手稿也都足以成书。”这些尘封已久的档案，是他留给世人无尽的悬念与宝藏。让我们拂去历史的尘埃，探寻这位自诩“夫子”的“古老的中国圣人”的传奇。

庞德“中国信息来源的提供者和儒学方面的导师”

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这位20世纪美国诗坛的巨擘与争议人物，其意象派诗歌的革新，深深植根于对中国古典诗歌与日本俳句的领悟。鲜为人知的是，在庞德后期儒家思想的构建与典籍翻译的深刻转向中，方志彤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海陶玮在悼文中评价：方志彤是庞德“中国信息来源的提供者和儒学方面的导师”，这是一段跨越文化与境遇的非凡学术传奇。

两人交往，源于方志彤在攻读哈佛博士时，将庞德饱受争议又才华横溢的《比萨诗章》（The Pisan Cantos）作为博士论文选题，他千方百计想与庞德建立联系。然而，彼时的庞德，因“二战”期间亲法西斯的立场，正被囚禁于华盛顿圣伊丽莎白精神病医院，与世隔绝，深为沮丧。方志彤历经百般周折，终于联络到了这位困顿的诗人。1950年12月27日，两位学者初次会面，均有“互为知己、相见恨晚”之感，自此，书信成为他们跨越空间的桥梁，深厚的私人友谊在学术激荡中日益坚固。

1958年，方志彤以一部865页的鸿篇论文《庞德〈诗章〉研究》（Materials for the Study of Pound’s Cantos）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并逐步成为庞德研究领域公认的权威。翻阅档案，有不少学者向方志彤请教庞德问题的信件，构成了一个独特的“庞德研究者探索的乐园”。耐人寻味的是，这部凝聚心血的巨著在其生前却始终未正式出版，外界多猜测是因篇幅过于浩繁，海陶玮却道出其中隐情：方志彤不愿公开指摘庞德作品中引经据典的疏漏与错误，以免令身处逆境的诗人或其妻子难堪。

对于身陷囹圄、精神苦闷的庞德而言，方志彤的出现，无异于黑暗中的一束光，一位来自东方的“儒学导师”。通过持续而深入的通信与会面，庞德得以与一位深谙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学者进行直接、热烈的思想交锋。方志彤以其深厚的学养，为庞德理解儒家思想、解读中国经典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指引和校正。这种深度交流，深刻塑造了庞德后期《诗章》的创作，更直接体现在他对中国典籍的翻译实践中。庞德的《诗经》英译本序言即出自方志彤之手，《中庸》与《大学》英汉对照本亦请方志彤为其详加注释。钱兆明在《中华才俊与庞德》中经过详实考证后断言：“方志彤对庞德后期儒家典籍翻译的帮助和影响超过了半个世纪来学界的估计。”庞德在1954年3月的一封信中，更是动情地将方志彤称为自己晚年“唯一的安慰”。

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东方学人，一位“百科全书式”的西方诗人，在思想的巅峰相遇，彼此倾慕，相互成就。方志彤以他深厚的中国学问，照亮了庞德探索东方的精神旅程；庞德则以他天才的创造力，赋予了方志彤学术研究独特的意义。这段超越国界与个人境遇的深厚情谊与学术碰撞，无疑是中美文化交流史上一段不可复制的传奇佳话。

“美国和西方许多汉学家的宗师”

审视世界汉学版图的变迁，美国汉学虽为后起之秀，却在二战后异军突起，迅速取代欧洲成为西方汉学的执牛耳者。在这一波澜壮阔的崛起过程中，方志彤扮演的角色，可谓一位深具远见、默默耕耘的“宗师”，其影响力深远而持久。

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北平时期，方志彤就成为西方留学生圈中令人敬畏的存在。当时来北平求学的美国第一批来华留学生纷纷服膺其学养，向方志彤学习汉语、中国文化和中国古典文学，高峰枫精辟地指出“几乎囊括了后来哈佛出产的一流学者”，比如柯立夫（Francis Woodman Cleaves）、伊丽莎白·赫芙（Elizabeth Huff）、海陶玮（James Robert Hightower）、芮沃寿（Arthur Wright）等，这批学生学成返美后，迅速成长为美国汉学各领域的开创者与领军人物。

1947年赴美后，方志彤继续发挥“宗师”角色。在哈佛远东语言系长达30余年的教学生涯中，他主讲古代汉语、中国文学理论与文艺批评等课程。讲台上的他，学识渊博，要求严苛，却又倾心相授，不遗余力。他的课堂成为培养新一代汉学家的摇篮，艾朗诺（Ronald Egan）等日后卓然成家的学者皆出自其门下。

海陶玮是方志彤“宗师”之路最亲密的见证者与受益者。两人情谊跨越半个世纪，贯穿北平与哈佛两个重要时期。40年代，海陶玮在北平撰写关于汉代韩婴《韩诗外传》的博士论文，经柯立夫、赫芙引荐，得以经常向方志彤请教。这段经历对海陶玮的学术生涯影响至深，他在后来出版的博士论文序言中满怀感激地写道：“方先生审阅了整个手稿，几乎每一页都包含着根据他的建议所进行的修订。”在悼念方志彤时，他深情回忆当年情景：“作为一位在中国语言方面令人敬畏的汉学家，他也在北京的美国留学生中间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他都慷慨地提供帮助，并拒绝收取报酬，即使他为此花费了不少时间。”这份无私的奉献，正是“宗师”风范的生动体现。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两人同在哈佛任教，是当时哈佛仅有的两位中国文学专任教员。他们并肩协作，在课程设置、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在亦师亦友的交往中，方志彤对海陶玮的学术兴趣、研究课题乃至治学方法，都产生了潜移默化而又非常深刻的影响。亲炙二人的华裔美国作家木令耆（刘年玲）的评价一语中的：“他（方志彤）是海陶玮教授的老师，也是美国和西方许多汉学家的宗师。”海陶玮在1977年方志彤荣休晚宴上的致辞，充满了对这位良师益友的敬仰：“40年代早期，方志彤在北京已经是一个令人敬畏的人物，就像在剑桥的维特根斯坦一样。他对公元一世纪的中国与当代的罗马一样熟悉，对希腊哲学家了如指掌。”20年后，海陶玮在悼文中再次勾勒出这位诲人不倦、终身奉献的严师形象：“方志彤是一个天生的教师，知识非常渊博，也很愿意毫无保留地与他的学生、朋友和同事们分享。他不是苏格拉底式的教师，而是非常坚持原则，很少表扬，倒是很像他所敬仰的孔夫子。能被他吸引的学者欣赏的是大师级的指导，而不会被他尖刻的批评所吓倒……在他退休之后，甚至在他最后一次生病期间，这些人依然来找他寻求帮助。事实上，在他去世的前一天，他还跟一个学生谈了一个小时。

今天，方志彤的名字或许未出现在美国汉学史中，但他以其渊博学识、严格教导和无私付出，深刻地滋养了美国汉学的根系，是真正的“美国和西方许多汉学家的宗师”。

“一位古老的中国圣人”

方志彤生于日据朝鲜的华裔家庭，幼承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后入籍美国——这种独特的跨文化背景，既赋予他融通中西的视野，也带来了伴随终生的身份焦虑与心理困扰。“朝鲜人”冒充“中国人”的“冒牌华人”的讥讽，如同幽灵般始终萦绕周围。关于他的出生地与族裔，至今仍存不同说法，一说他是有中国血统的朝鲜人，一说他本是中国人，只是朝鲜族或生在朝鲜而已。这桩谜案或许需要更多史料才能定论。然而，无论其血脉源头如何蜿蜒，有一点确凿无疑：他自幼接受的是纯粹而系统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这种教育塑造了他的灵魂，奠定了他一生的精神底色。他以中国文人自居，视孔孟等古代圣贤为道德圭臬，孜孜不倦地在西方世界阐释、传播中国思想文化，仿佛成为他刻入骨髓的使命，也是他对抗身份焦虑、确证文化归属的方式。

1995年11月22日，85岁的方志彤在波士顿家中平静离世。面对癌症，他选择了“拒绝治疗”，以一种尊严的方式走向生命的终点。海陶玮在悼文中写道：“他的身体已成为一个脆弱的躯壳，但头脑和记忆仍然完好无损。对于一个坚守儒学的道德家来说，这是一种能够保持尊严体面的临终。”遵照其生前意愿，葬礼未举行任何宗教仪式。这位漂泊一生的学人，最终安息于哈佛大学附近的奥本山公墓。

2018年一个冬日的午后，笔者怀着敬仰之情，踏访了这片安息着众多社会名流的静谧墓园。寻寻觅觅，终于在一处不起眼的角落，发现了方志彤与夫人马仪思（Ilse Martin Fang）博士合葬的墓碑。没有高大的碑刻，没有华丽的装饰，仅是一块嵌于地面、毫不起眼的长方形水泥板，在墓园中堪称最平凡的存在。我蹲下身，轻轻拂去碑上的浮尘与枯叶，将两片青翠松柏叶，恭敬地置于碑前，以寄哀思。举目环顾，墓园石墙边栽种的松柏，在万物凋零的萧瑟中，依然傲然挺立，苍翠欲滴，无声地诉说着坚韧与永恒。

方志彤身后，其贡献曾得到广泛承认。哈佛大学专门为其举办了表彰典礼，并设立“方志彤奖”，以激励在中国传统人文和东亚文化方面的研究。他曾倾注心血的《华裔学志》于1997年特设纪念专栏，主编马雷凯（Roman Malek）深情追忆其贡献，赞其为“非凡的学者”。专栏中刊发了海陶玮那篇情真意切的悼文，以及方志彤夫人马仪思博士整理的丈夫著述目录。中外学人的悼念信件珍藏于哈佛档案，字里行间无不高度评价他在传播汉语与中国文化、培养汉学人才、推动东亚研究等方面的卓越贡献与深远影响。

从自诩“方夫子”的狷介书生，到践行“学术裸体”的纯粹学人；从深刻影响庞德诗学的“儒学导师”，到滋养美国汉学根系的“宗师”；从深陷身份困扰的文化漂泊者，到被尊为“古老的中国圣人”——方志彤以其跌宕起伏、深邃丰盈的一生，完成了对自身文化血脉最坚韧的坚守。

想起海陶玮悼文的配图，定格了方志彤晚年的一个经典瞬间：他立于一棵苍劲的松树前，手持烟斗，凝神沉思。照片中的他，满头银发如霜，精神却依旧矍铄，身着深色厚外套，镜片后的目光深邃，仿佛正沉浸于烟草的醇香与无垠的思绪之中……这幅充满东方哲思韵味的影像，与海陶玮在悼文结尾处引用的美国诗人约翰·绍尔特（John Solt）献诗《一位古老的中国圣人》的意境完美契合。海陶玮认为，这首诗“捕捉到了一位从办公室回家途中的孤独者的超脱和骨子里的尊严，这个人被移植到两种异质文化中，却在其中自成一体、怡然自得”，现将该诗译录如下，结束本文：

一位古老的中国圣人满头银发，点着烟斗，拄着弯曲的拐杖，蹒跚而行

他似乎超然世外又似乎归来已久目光如洗，清澈闪耀

鸟儿在枝头摇曳他不断攀登遥远的过去美丽的森林尽收眼底

落叶之美跨越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