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能先谈谈您的童年阅读吗？

黄蓓佳：说到童年的读书，想起来很多有趣的故事。

60年前的一天，夕阳西下的黄昏，一个长胳膊长腿的瘦高女孩蜷坐在老屋的门槛上，拱起的膝盖上摊着一本厚厚的小说，是当年风靡全国的长篇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因为夕阳斜照的关系，她的眼睛微微地眯缝着，皮肤也是微黄的，隐隐地现着一种菜色。毫无疑问，女孩是当年无数营养不良的人群中的一个。

那个黄昏，她的姨娘风尘仆仆从长途汽车站出来，一路打听找到了她的家门。姨娘的身影遮住了女孩眼前光线的刹那，女孩迷蒙地抬起头来，竟没有丝毫的惊讶和惊喜，把膝盖上的书页合上，让姨娘看清封面，然后问出一句话：“你看过这本书吗？”

这个蜷坐在门槛上的女孩就是我。那年我7岁，读小学二年级。

您的阅读受到谁的影响比较多？

黄蓓佳：我的父母都是中学老师，工作的学校是一家很不错的县中。我家书架上仅有的百十本书，短时间内被我如饥似渴却又是囫囵吞枣地读了个遍。记得那书架上最齐全的一套书是初一到高三的语文课本，借助于课文后面的详细注释，我似懂非懂地读完了整个中学时代必须阅读的古代诗文。有几册《世界历史》和《世界地理》，是我最感兴趣的读本，因为它们，我清楚地意识到世界不仅仅是我生活的那个小城，它要广阔得多神奇得多也丰富得多，值得我们穷尽一生的努力去追寻和探索。

我11岁那年，恰逢一场酷烈的运动。运动剥夺了我们那一代人读书的权利，然而对于文字的渴望却像野火烧过春风中又生的野草一样，蓬蓬勃勃不可遏止。运动开始后，县中图书馆里成千上万册的图书被揪出来示众，然后拖到操场上一把火烧毁。图书馆主任火中抢栗，偷偷运回家一纸箱书籍，藏在床下。主任的儿子跟我小学同班，因此我沾了他的光，我们像老鼠偷鸡蛋一样，把箱子里的小说一本一本地搬运出来，在一双双黝黑的小手中辗转一圈之后，再神不知鬼不觉地放回箱子中去。那个图书馆主任可能比较“崇洋媚外”，弄回家的小说大都是世界名著，我对于外国文学的兴趣，便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您还曾经到农场插队，那一时期的阅读是怎样的？

黄蓓佳：19岁，我在农场插队。一个飘雪的冬夜，农场宣传队集中在场部排练节目时，电忽然停了，礼堂里一片漆黑。一个只读了三年小学的农场工人对我们说：“我来讲个故事吧。”

他讲出来的是《茶花女》。时至今日我仍然觉得这是一个奇迹：在那样的年代，那样的乡村，小学三年级文化程度的农场工人能够绘声绘色地讲述法国作家的一本小说。那个凄美的冬夜从此深深刻印在我的记忆之中。我记得我落泪了。一生中我第一次懂得了什么叫悲剧作品的魅力。几年之后，我买到了《茶花女》的小说，听过了《茶花女》的歌剧，看过了《茶花女》的电影，不止一次地聆听各种男高音领唱的华丽异常的《饮酒歌》。我从一切形式的《茶花女》中寻找那个雪夜的感觉，试图重温为玛格丽特命运流泪的幸福。然而再不可能了，人的一生不会两次蹚过同一条河，所有最好的都是唯一的。

不论什么年代，阅读一直伴随着您的成长，这期间也有很多难忘或有趣的故事吧？

黄蓓佳：还是在那个年代，有一段时间我从插队的农场被借调到南京工作，一位好心的老师知道我喜欢读书，借给我一本《基督山恩仇记》。不是小说的全部，只是四卷本中的第一卷。老师千叮万嘱，此书切不可让第二个人看到，否则他会被加上“传播封资修毒草”的大罪名。我再三再四地向他作了保证。回到宿舍通宵看完了书，天亮之后我的人就傻掉了，我神魂颠倒，走路如同踩着棉花，恍恍惚惚，不知道今夕何夕，此处何处。此后的好几年中，我的生活目标里增添了很重要的一条：疯狂寻找《基督山恩仇记》的后面三卷。我询问过很多的人，得到过无数次否定回答。一直到1979年，我在北大读书时，外国文学解禁，我和班上同学轮换着在海淀新华书店通宵排队，才得以和我的梦中情人相遇。那天我抱着新书是一路小跑奔回宿舍的，我旷了一整天课，躲在宿舍里读这套四卷本的书，从开头读起。读完最后一个字，合上发散着油墨香味的书页，不知道怎么我有一种隐隐的忧伤和失望：我再找不回从前的迷狂和喜悦了！ 我已经是一个大学中文系的学生，我读过了太多的外国名著，我不再单纯，有了跟从前不同的阅读品味，因此我不再可能感受到从前读这本书的快乐。人的成长过程原来是要用很多消逝的东西来换取的。

您会为读者推荐书单吗？

黄蓓佳：有一年，京东图书商城的运营者们在网上做了一档栏目，叫做“大咖书单”，我记得是在第四期时，我为这份书单推荐了两本书，《杀死一只知更鸟》和《奇风岁月》，到第七期又推荐了两本，《老师，水缸破了》和《天虹战队小学》。回过头一想，赫然惊觉，两次推荐的四本书，居然都是出自译林出版社。潜意识里我对这家出版社是有多偏爱啊，我那么自觉自愿地、一往无前地做了译林社的一名吹鼓手。

为什么这么喜欢译林出版社？

黄蓓佳：其实是因为我喜欢外国文学作品。

高二那年，妹妹的同学借了我一套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在我的生命中，那是一次飞跃，此后的年月里我以文学为生，应该与那一次的阅读震撼有关。书中的那个哥萨克人格利高里，很长时间中成为我欣赏男性的标准。书中描写的顿河风光，至今都在我的脑子里鲜活和闪亮。

1978年考入北大，那时候读书氛围浓厚。

黄蓓佳：那一年外国文学还没有开禁，北大图书馆里辟出很小的一个房间作为“外国文学阅览室”，每星期三的下午，允许中文系文学专业的学生，凭学生证进入阅读。我的印象中，那间阅览室只能容纳十几二十几个学生，每次开放，排在前面的同学才有机会被老师放进门去。于是那一年的“星期三”成了我们的排队日，匆忙吃过午饭，碗都来不及洗，拔脚往图书馆飞奔，一行人安静地在阅览室门外排队，等待两点钟开门放人。除却寒暑假，节日，有课的日子，有重要活动的日子，剩下的“星期三”并不是很多，所以每一次的阅读时间弥足珍贵。一书在手，全身心地扑上去吞食，每每到五点钟闭馆交书，站起身来，头晕目眩，虚脱的感觉。那种阅读，耗出去的不仅仅是脑力，还有巨大的体力。

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开始重印外国文学名著。刚开始的时候人多书少，全班同学轮流着到海淀新华书店通宵排队购书。那时年轻，通宵不眠为了买一本书，丝毫不觉辛苦。慢慢地书越出越多，时常到书店转悠，冷不丁地就碰上新书上架。排长队是不必了，痛切的感觉是口袋里钱太少。那时发下的心愿是哪一天发了财，可以把书店里的新书都掳回来。转眼五十年过去，谈不上发大财，买书是可以不计价钱了，可是看着书店里铺天盖地的图书，想到书架上还有很多书不及阅读，解囊的兴致少了许多，挑挑拣拣，带个一两本回家，心中并没有太多欣喜。人生的悲哀真正是无处不在。

刚才谈的多是书籍，刊物在您的阅读中也占有不小的比重吧？

黄蓓佳：年轻的时候，因为写作，本土的文学杂志大都是编辑部赠送给我的，我自己订阅过的基本上都是外国文学方面的刊物：《世界文学》《外国文艺》《译林》《译文》《世界电影》……这些刊物以国外的当代中短篇小说和电影剧本为主，对于习惯了阅读古典长篇的我们，眼前似乎又打开了另外一个世界。我非常清楚地记得，同班同学陈建功有一次读到格雷厄姆·格林的短篇《永远占有》，佩服得五体投地，双眼发光地跑来跟我们说：“我真想跪在格林面前向他致敬！”

年轻时候的阅读实在重要，它奠定了一个人终生的阅读口味。几十年中，每一个灯光漫溢的夜晚，阅读这些缤纷华彩的文字，感觉世界离我很近。文字中写到的每一个角落，都是我心灵去过的地方。我占有了这些作品，我就占有了这个世界。

再谈谈枕边书吧——您有枕边书吗？

黄蓓佳：说到枕边书，我已经没有了，因为灯光下看书太吃力。我现在喜欢坐在床上看电影电视剧，用手机投屏到大电视上看。我经常会在朋友圈里分享我看到的好作品。

读书人最大的苦恼就是有书读了，视力却跟不上了。

黄蓓佳：退休之后，我的文字阅读量急剧减少，因为眼睛不给力，心有余力不足。远视近视加上散光，看书必须在阳光充足的时间，必须坐在窗口附近，看个十来页，目光便开始模糊，要使劲眨眼，对焦，才能继续阅读，很累。又因为我现在时不时还写点儿童小说，有限的视力得留着在电脑上打字（我现在打字几乎都带点儿盲打），阅读又一次成为奢侈的事情。

不过我用大量的时间在手机上阅读和查资料。很奇怪，手机光线调亮一点，字体放大一点，对我的眼睛就比较友好，读起来要省劲很多。都说手机阅读碎片化，但是朋友圈里经常有人推送很多有趣的文章，国际国内各种大事，政治的，经济的，科技的，文化的，战争的……信息量极大，丰富而且及时，对我的写作很有帮助。

暑期到了，您愿意给孩子们推荐些阅读书目吗？

黄蓓佳：因为这些年写儿童小说，总会有家长和媒体追着要我推荐书目。实话实说，这事总让我为难至死。人各有所爱，学历不同，成长环境和背景不同，知识结构不同，审美不同，我喜欢的，未必是别人喜欢的，推荐得不好，反惹骂声。再说，我是从成人文学转到儿童文学上来的，我喜欢的儿童文学就比较偏社会性，偏人性，偏成长性，也就是说，介于成人文学和儿童文学之间的那一类。我前面已经提过四本，再提的话，还有《布鲁克林有棵树》《在我的坟上起舞》《奇风岁月》……包括《追风筝的人》。就我个人来说，成人文学和儿童文学之间界限不大。作为作家，阅读对象是少年儿童的话，我在写作时笔下自然会有收敛，该写的不该写的要考虑周全。作为读者，我是从小没有读过地道的儿童文学，开初第一本就读了那本《野火春风斗古城》，所以，潜意识里，我不认为对儿童阅读要有限制，孩子愿意读的书，让他尽情去读就好，人不可能读一两本书就把思想读坏。

如果邀请作家也来谈谈枕边书，您最想请谁来谈？

黄蓓佳：我希望任意邀请一位30岁以下或者更年轻一些的青年作家来谈这件事。我比较好奇年轻人现在感兴趣的书是哪种类型的？他（她）们都读过了哪些书？ 我也可以照葫芦画瓢地跟着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