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郝岚，女，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世界文学研究。

金在涌，男，韩国圆光大学全球世界文学研究所教授，主要从事世界文学研究。

郝岚（以下简称 “郝”)：金在涌教授，您好！我非常高兴能和您就韩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和世界文学研究的前沿问题进行笔谈。也非常感谢天津师范大学金长善教授为我们做的引荐和联络工作。在我看来，2024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韩国70后出生的女作家韩江，是当代世界文学领域一个重要的文学事件，具有标志性意义。近年来我倾向于将1990年代以后国际学术界的世界文学理论范式和描述的对象，称为 “新世界文学”，它将世界文学视为一个空间、一种阅读模式、一个问题、一套流通或从翻译中获益的文学。但由于它不再是一套固定的、“死去的” 大师之作，而是根据读者不同而构成的动态阅读方式，也因此使得各国当代在世作家的文学进入新世界文学具有了合法性。由此出现的问题是：世界文学似乎无处不在，又很难描述和度量，如同太阳光。我最近受到一个光学史上的启发，想借此来谈一个 “新世界文学光谱” (New World Literature Spectrum）的初步设想。

太阳光光谱是一种按照不同波长的吸收光绘制的谱系。由于人类对太阳光的认识有多重途径，比如利用光谱仪分解，其中包括很多工具。早期的经典方式之一就是17世纪的牛顿利用三棱镜把太阳光分解为七色光。我们不妨将诺贝尔文学奖视为一种有效认知和分解 “新世界文学” 的工具，类似三棱镜，当然认识 “新世界文学光谱” 的工具还可以有很多，比如可以统计不同国家年度译本数量、图书市场销售排行、学术资源库中每年学位论文研究对象的数据等。我认为随着数字人文技术的兴起，只要研究者设定一个观测轴，说明标准，给出分析结论，“新世界文学光谱” 就可以从不同角度绘制。而国际文学评奖则是其中比较好把握、易于获得资料、研究对象明晰的一种方式，借此可以认识新世界文学光谱的不断变化。

“新世界文学光谱” 可以用来描述1990年代开始的世界文学动态变化，是一种由一条或多条几何学上的坐标轴构成的认识方式和工具模型。由于单一的线形轴无法描述因冷战结束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多元主义以及世界文学经典的日趋多样性，我们可以通过在一个或多个轴上定位不同的立场，设定各种标准，形象化理解新世界文学的动态变化，其中国际文学奖项评选可以作为一个重要考察工具，如同光谱仪。新世界文学光谱的引入，有助于我们理解日益复杂多元、风云变幻的世界文学，有助于读者把握不同群体、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文学取向和评选标准。学者可以进一步思考每年由诺奖评选推动的全球图书市场的起伏、翻译的作用与反作用，关注世界文学热点的变化和争议点，从而促进更深入的对新世界文学多元化是否真正得到实践的公共讨论。

获奖作家分析轴可以包括作家的性别、使用的语言、所属的国籍、创作的主题等。例如，右端可以包括男性、西方主流语言、欧美白人作家、传统议题（身份、阶级、肤色、异性恋等)；左端可以是女性、非西方主流语言、非欧美作家、边缘与少数群体议题等。从全球视角来看，新世界文学光谱越来越多样化，每个作家的定位常常基本是中间态偏向某一方，例如获奖作家古尔纳（Abdulrazak Gurnah）虽然是非洲裔作家，但他是男性，国籍是英国，主要用英语写作，书写的还是殖民与身份的旧话题；获奖作家安妮·艾尔诺（Annie Ernaux）虽然使用传统 “旧世界” 的语言法语，但她是女性作家，书写范畴似乎脱离了宏大政治话题，主要是在私人领域或日常性中探索人与世界的关系等。从这个意义说，韩江2024年获诺奖，是新世界文学光谱中值得注意的极化现象：中青年女性作家、韩国籍，书写语言为全球母语使用仅占1. 004%的韩语，主要用诗性的、个人化的、非情节化方式书写历史等，都是与传统主流完全不同的、非常靠近另一端的极端化情况。当然对世界文学来说，这是个非常可喜的状况，它不仅对于韩国文学、更对于整个非西方文学都是个鼓励，也是其获得更多关注的良好契机。特别有趣的是12月9日公布的韦氏词典2024年度热词正是polarization。

金在涌（以下简称 “金”)：您说的这个透过诺贝尔文学奖折射出 “新世界文学光谱” 的想法非常有启发性。这和我的观察有类似感受，后来我把它们写在了给哈佛大学大卫·达姆罗什主编的《世界文学杂志》(Journal of World Literature）的文章里，文章的名字是《从欧洲中心的世界文学到全球世界文学》(Kim，2016)。

在歌德宣称世界文学要到来后不久，席卷英格兰和欧洲大陆的工业化之风也席卷了世界其他地方，歌德世界文学的思想在眨眼之间就消失了。尝过蒸汽船和机车力量的欧洲人开始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并开始认为世界其他地方处于一种急需文明和进步的可怜的状态。他们认为欧洲文学是世界文学，而所有其他文学显然只是一种低级的方言。这种错误的概念肯定被欧洲人自己内化了，但更糟糕的是，它也开始被非欧洲人内化。欧洲人努力将他们的文学作为非欧洲人效仿的榜样，而非欧洲人则否认他们自己的文学传统，并尽最大努力效仿欧洲的文学传统。欧洲中心主义席卷了整个世界，一百多年来它一直没有受到挑战，直到亚洲和非洲的知识分子和作家开始对它提出质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亚洲和非洲国家开始从欧洲殖民主义中解放出来，环境开始慢慢改变。他们不再把欧洲文学作为世界文学的全部。与此同时，非欧洲作家不仅能够宣称欧洲文学是他们自己的，而且能够创造新的文学类型，他们正在以强烈的热情创作文学作品。因此，人们越来越难以支持世界文学实际上是欧洲文学的观点。亚洲已经有了悠久的书面文学传统，新的文学作品和作家出现在非洲各地，那里也有口头文学的传统。在古巴革命后席卷拉丁美洲的新小说，不仅有力地冲击了欧洲，也冲击了整个全球。

欧美文学话语并没有忽视世界文学的这种结构性转变，而是迅速给予回应，它不再像过去那样坚持将欧洲文学称为 “世界文学”。相反，它主动借鉴了欧洲以外的文学作品，并以 “比较文学” 或 “世界文学” 的名义将这种做法制度化。看一眼最新出版的世界文学选集就能证实其反应迅速。然而，尽管欧美文学机构处理世界文学的新方式扩大了它的来源和主题，但它仍然无法摆脱自身视角中以欧美为中心的本质。尽管非西方的优秀作品越来越多，但文学界却无法改变世界文学的模式，因为它缺乏把这些非西方作品完全带入话语领域的基础和愿景。

在世界文学的话语中，西方理论的影响仍然很强烈，以至于非西方文学作品的创作没有得到适当的重视。通过翻译引入这些文学作品，希望在此基础上产生新的话语。因此，《全球世界文学》杂志的最终构想是成为一个非西方的前哨站，能够改变这类世界文学的格局。

郝：您的 “全球世界文学” 不仅将文学作品和学术评论都放在一起，而且将亚、非、拉文学与西方文学也都囊括其中。在这样的背景下韩国作家韩江终于取得突破，荣获了这个国际性文学声誉，您怎样定位她的价值?

金：全球世界文学不仅是批判欧洲文学中心论的世界文学理论，而且还是对包括欧美在内的以及被压迫的非欧美地区的文学做出公正评论的文学理论。从这个角度来看，韩江小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审和颁发者主要是从事西方文学相关工作的人，而他们对韩国女性文学的兴趣可以被视为摆脱欧洲中心主义的一种表现。这可以说是非常令人鼓舞的，因为西方人对非西方周边地区的文学感兴趣，并试图从自己的角度来理解它，这种趋势在未来可能会进一步加强。在当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文学正在逐渐减弱，而推理小说等东西占主导地位，这是因为非西方世界的作家有很多话要说，所以他们正在继续努力创作真正的文学。从这一点来看，韩国女作家韩江获奖，从全球文学的角度来看，可以说具有重大意义。

郝：但这里有没有问题呢?

金：这里也有一两个问题值得关注：一是西方评委的偏见仍然很强。布克奖过去只奖励英联邦国家的英语文学作品，直到最近才开辟了一个新的国际领域，奖励英联邦以外的文学作品。布克奖授予英联邦文学奖的意图一直延续到授予英联邦以外地区的英译本作品。西方文明论者倡导的悠久知识传统之一是通过西方的干预将非西方女性从父权的野蛮压迫中拯救出来。值得仔细观察的是，韩江的小说《素食主义者》在布克奖高度评价的背后是否隐藏着这样的东西，这种倾向可以说也适用于诺贝尔奖的其他方面。诺贝尔奖评审团与布克奖的狭隘态度有很大不同，诺贝尔文学奖要求非西方作家具有不同于西方作家的更广阔的历史观。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他们所关注的是那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非西方历史的作家，而非停留在只写私人化东西的作家。对让西方人感到不舒服的事情，他们会不屑一顾。非洲的阿契贝（Chinua Achebe)、来自印度次大陆的拉什迪（Sir Salman Rushdie）和来自巴勒斯坦的达尔维什（Mahmoud Darwish）都没有获奖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韩江的小说《少年来了》和《不做告别》可以说是非常符合这些西方评委要求的作品，因为它超越了个人，涉及非西方地区的历史，但又不会让西方人感到不适。在众多高水平的韩国作家中，韩江之所以脱颖而出，恐怕也是出于这方面的原因。

郝：在韩江作品国际化过程中，韩国有着非常成功的体制、机制化的经验，越来越受到非西方国家的推崇。您能具体谈一谈吗?

金：韩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仅是作家个人的胜利，也是韩国文学的胜利，其中不可缺少的就是国家层面的翻译支持。由国民纳税创建的韩国文学翻译院作出了巨大努力，不仅将韩国文学翻译成欧洲语言，还将韩国文学翻译成多种其他语言。当日本川端康成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日本在国家层面上推动了翻译。受这一事实的启发，韩国成立了一个将韩国文学翻译成外语的机构，并系统地翻译韩国文学。最近，韩国作品不仅被翻译成欧洲语言，还被翻译成亚非语言。目前，许多其他韩国作家也受益于这一翻译。以高银为例，他被认为是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的作家，他被翻译的作品和语种都比韩江的多。此外，许多作家的作品目前正在被翻译成西方和非西方语言。从这一点来看，韩国文学翻译院的存在可以说是非常宝贵的。

郝：从效果看，几年前，韩国的流行音乐、韩国电影等文化产业的国际崛起已经是不争事实，这次韩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无疑是韩国文学的巨大胜利。但国家层面推动的文化助推项目在国际上有时会引起其他国家的敏感反应，也可能在本国有不同声音。

金：虽然由于预算庞大而受到民众的严厉批评，但可以说这项工作为韩国文学的全球化和提高韩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做出了巨大贡献，目前包括越南在内的许多非西方国家都对韩国文学翻译院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并试图效仿。对于通过非西方文学的全球化促进人类之间真正的理解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模式。

郝：翻译项目除去国家层面，有没有非政府机构的参与？翻译哪些作品由谁决定？谁来决定，译者或其国籍?

金：韩国文学翻译院在包括韩江在内的韩国文学全球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有关这个话题需要单独写一篇长文。因为我也曾参与韩国文学翻译院的工作，对此较为熟悉。在韩国，国家运营的韩国文学翻译院将韩国文学翻译成外语。大山文化财团是个人法人，既支持将韩国文学翻译成外语，也支持将外国文学翻译成韩语文学。在这方面，这两个机构是不同的。韩国文学翻译院有几个项目支持将韩国文学翻译成外语。韩国人和外国人都可得到支持，译作在国外出版。如果译者凭借翻译样章申请资助，韩国的评委会对此进行判断并决定是否资助。

郝：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韩江的创作在主题上明显有个变化，但在诗性、个人化叙述、情节淡化、叙述视角次第更换等方面，又有非常强烈的风格上的连续性。

金：韩江在《希腊语时间》(中文译名为《失语者》）中延续了她在《素食主义者》中所展现的写作方式，但在之后的作品《少年来了》和《不做告别》中，她试图展现历史事件中的创伤，因此改变了以往的风格，这就是诺贝尔奖评委们所说的诗意文体。

郝：因此韩江创作的转变带来一个经典问题：就是非西方作家在世界化过程中必然面对的一个问题，他/她的创作与对西方主导的国际文学奖项口味的自觉意识之间怎样平衡。美国学者宇文所安就曾批评中国诗人北岛的诗歌专门为西方读者所写。

金：但我觉得韩江转向讲述历史创伤的小说《少年来了》和《素食主义者》，并不是专为斩获诺贝尔奖而写的。首先，她感觉到以前的小说因局限于女性主义倾向或语言的本体论问题而变得狭窄，因此她也反思自己的文学是否存在此类问题。考虑到她在光州事件爆发的光州度过了青少年时期，这是完全可以想象的。其次，随着她的小说被翻译成外文，与外国读者见面，她似乎自觉地拓宽了对韩国历史状况的自我意识。

郝：比较少见的是，最近几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很多都有国际流动、移民、语言转换、异国生存、文化冲击等全球化经验，但是韩江是一位非常本土化书写的作家，虽然有国际写作计划支持，域外生活也都是短暂的文学性体验、语言也是使用母语韩语。因此，我倒是非常看重她在韩国文学中的状况，特别是与韩国现代以来强大的女性文学传统的关系。

金：韩江的《素食主义者》所揭示的女性主义有着非常独特的历史背景。该书由三个短篇组成，都发表于2000年前后，此时正值韩国女性主义文学兴起的时期，20世纪90年代的韩国文学对劳工问题、民族问题等各种社会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的确如你所说，这个时间段对全球都非常重要。1990年苏联解体后，这种倾向的作品在韩国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很快就从文学界消失了。填补这一空白的是女性主义文学。这一时期出现的年轻女作家的写作受到了极大的关注，女性主义文学达到了鼎盛时期。韩江在20世纪90年代席卷韩国社会和文学界的女性主义洪流中因发出自己的声音而受到关注。

郝：这也正是我说的1990年代，新世界文学兴起的时刻。1990年代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和技术的巨大变化为世界文学概念带来根本性变革：冷战的结束、经济的全球化使得资本利益集团可以对地方性的图书等文化市场的传统生态进行改变，还有互联网技术急剧扩张，巨大的存储能力与搜索能力带来了文本的流动性，使得日常意义的地理位置、民族国家的疆界被虚拟空间打破，因此多元的中心急剧增长。当然我觉得2023年突飞猛进的人工智能等AI技术带来的翻译祛魅、语言识别、文本生成等问题的变革对世界文学的新冲击又将是一个急需密切观察和动态把握的极其重要领域，但这是另一个话题了。

金：20世纪90年代的韩国女性文学在挑战父权秩序和压迫的同时提出了各种问题，有时发出非常激进的声音，有的作家注重直接揭示现实中女性所遭受的父权压迫，其他女作家则以颠覆性的写作风格而受到关注。虽然她们部分接受了欧洲女性主义的论点，但基本上都是从对统治韩国社会的父权秩序的原始反感开始的。但与以往不同的是，女作家在此时集体出现并写作，在男性作家无法正确应对时代变化的情况下，很容易受到文坛和读者的关注。在20世纪90年代韩国女性主义文学的各种潮流中，韩江写出了自己独特的作品。她用独特的抒情语言开辟了自己的世界，在保留现有小说语法的同时，大胆地与韩国社会普遍存在的父权压迫发生冲突，用近乎血淋淋的语言揭示了鲜活的生活矛盾。一边是较单纯的女性主义文学，一边是试图颠覆男性写作而表现出过于散漫的叙事风格而被大众疏离的女性主义文学；韩江的小说将叙事和抒情语言适当地融合在一起，在女性作家的潮流中找到了自己的语言。

郝：我非常同意您的观点，韩江是一位非常独特的女作家。我勉强算是中国较早注意并研究韩江作品的人，这也是非常偶然的。我曾在负责主持并担任副主编的《世界文学作品选》(亚非卷，2021年高等教育出版社）中特意选入了《素食主义者》并亲自撰写了作品分析。当时的考虑就是想平衡一下中国编选亚非世界文学时，对东方古代文学的辉煌和中古时期各民族文学的独特性投入比例过多，导致对当代东方文学投入版面过少的状况。我在当代作家中选择了奥尔罕·帕慕克（Ferit Orhan Pamuk）和阿摩司·奥兹（Amos Oz）后，决心要选一位年轻一点的女作家，在日本和韩国作家之间迟疑了一段时间后，最终选择了韩江。我当时阅读的体验和思考的内容不能全部写入解读，就专门写了一篇学术论文，探索了作品本身和文学社会学的问题。在韩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很多媒体和记者联系我，有的还断章取义把我对韩江《素食主义者》的学术批评作为标题，以引起争议，说她不值得获奖，这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我非常看好韩江，我认为她是有悟性、有才华、有训练、有专业性、有责任感的70后中生代女作家，特别是她在《少年来了》《不做告别》等作品中，以不在场的身份书写历史伤痛等问题上，在叙事视角、人称更迭、嵌套方式上，表现得既富国际化又非常有开拓性。我想了解的是，在她之前的例如80年代的韩国文学如何呢？

金：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韩国文学受冷战的影响，无法正面讲述阶级或民族等故事。在1980年光州事件后，随着民主化运动对国家权力愈加激烈的抵抗，韩国文学描述阶级和民族等话题的作品越来越多，甚至还出现了大胆描写社会主义的作品，这些现象在以前是不可能的。然而，随着苏联的解体，这种左翼倾向失去了说服力。这些宏大叙事逐渐被认为是只写 “小事” 的女性文学所取代，后者开始受到大众的青睐。

郝：中国语境中对韩江的关注主要还是出现在2016年她荣获布克国际文学奖之后，对《素食主义者》和相关主题的《植物妻子》的阅读和研究迅速增多。足以见得，我所说的新世界文学光谱中国际文学评奖这个维度对推动当代作家的世界化的力量之大。但我个人的观点是，这部作品不是韩江最好的作品，但它具有话题性，因为它包含了吸引西方读者和评论界的、自文化战争以后最为敏感的诸多要素，甚至是过于政治正确了。女性主角、男权压迫、疯癫、沉默、禁食、变形、幽闭等都是在19世纪以来西方文学的强大传统中可以被理解的。从专业文学研究者的角度来看，我个人觉得小说有些地方的西方话题性过强，看似布克奖给了韩国作家，但是它的审美标准和阐释传统、写作主题都是非常典型的西方意义的，并没有为世界增加一个东亚的新样貌、新经验，具体观点我在两年前的文章中写得比较充分（郝岚，2023)，可能也会有人不同意。但是我会批评说，那一届布克国际奖呈现的新世界文学光谱是虚假的多元化。我认为文学批评第一是甄别，要在作家个人创作的所有作品中、本民族的创作中、世界文学中为一个作品、一个作家定位，而不单纯是阐释作品故事、解读技巧，还是需要尖锐品评，大胆判断，当然这个判断可能也有争议，但这是专业读者义不容辞的责任。我相信韩国1990年代以后的女性文学风貌还是有很多新东西吧。可惜翻译或者对韩国文学的缺乏认识都令我们忽视了真正的、处境中的多元性。

金：20世纪90年代女性主义文学主要分为两个分支。一种是基于再现传统的叙事方式的女性主义文学，受到了大众的欢迎。究其原因，大概是因为它在被大众所熟知的固定叙事方式中反映了女性意识。然而，这种创作方法受到女性主义的批评，这是因为作家试图用没有摆脱传统男性主义创作方法去颠覆传统的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制度，另外一些作家为了克服这种局限性而摸索出新的创作方式。这种倾向虽然是一种崭新的叙事风格，但在很大程度上根植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特别是女性主义写作，所以表现出了过度的自我意识，这就导致其远离公众的视线。而韩江正好位于这两个潮流的中间。

郝：当然，我对国际学界也包括中国学界和我自己，对韩江的作品解读过于局限于西方理论框架，还是感到不满和遗憾的。韩江获奖之后，中国读者和学界想要了解更多韩语文学和文化的严肃问题，才发现资料和信息非常少。由于我不懂韩语，只能借助英文材料。中国学界很多人和我一样无奈吧。其实从所占比例看，汉语学界对韩国文学的研究重点主要还是集中于古代文献中，我们也需要克服大国心态，给予韩国或者传统上与中国古代文化联系紧密的周边国家更多的关注，特别是它们在现代民族国家建立之后的文化样貌。我相信，韩江这样的女作家的成功不仅在于文学阅读和写作的世界化，关键还是她继承了很多韩国自身的文学传统，从20世纪初东亚早期中日韩都经历了一个共同的现代主义探索期，到您上面提到的韩国强大的女性文学传统。我知道，您编过关于李箱的书，我们也知道，韩江的毕业论文写的就是李箱，她明确讲过自己创作中人的 “植物” 变形也来自李箱，但是这方面我渴望看到更多材料。可惜非常难找到汉语的研究资料。

金：我同意您的观点，即从韩国文学的传统中评价韩江文学可能是摆脱西方视角的一种方式。然而，由于韩国文学的传统对韩江的小说有着复杂的影响，因此提及一两位作家并没有多大意义。可以说，她受到70年代的女作家朴婉绪박완서、朴景利박경리等女作家的影响很大。

郝：我最后一个思考的重点是关于语言的。我们就韩江和世界文学的交流非常顺畅，但是作为中国学者的我和韩国学者的您，很遗憾都不会对方的语言，只好借助作为西方语言的英语，思考东亚女性文学这样的少数群体在世界文学的 “祝圣仪式”——诺贝尔文学奖（帕斯卡·卡萨诺瓦语）中获得关注的意义。这似乎是后殖民语境中的一个经典的语言悖论，非西方国家试图要反抗欧美中心主义，最终却只能借由他们的语言和一套既定的理论框架思考自身。我注意到我们的英文交流是很有效的，但是最终您还是选择用韩国语回答我的英文问题，这也是非常有趣的。

金：每当来自非西方地区的作家聚集在一起开会时，他们都感到很大的障碍就是语言问题。正如你所说，由于英语是一种国际语言，非西方地区的各种文学人士通过英语交谈是最方便的方式。在这种情况下，那些不会说英语的人会被排除在外。结果，你会发现最好的方式是以英语为主、其他语言为辅的方式。当前，我主持的亚非拉文学论坛用的正是这一方法。但是在我主持的另一个会议——东亚殖民地文学论坛上，我们采取了另一种方式。因为参加这次会议的是来自韩国、中国、日本的学者，所以我们用韩语、中文、日语开会，根本不使用英语。演讲者用自己的母语发言，其他与会者在人工智能翻译的帮助下进行了某种程度的交流。在过去，这种方法非常困难和耗时，但在人工智能的帮助下，情况变得更好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可以明显感觉到语言障碍正在降低。在我看来，只要我们有意愿扩大摆脱欧美中心主义的全球性世界文学，我乐观地认为，在这种技术的帮助下，语言障碍的问题将会逐渐得到解决。

郝：我非常同意您的观点，您在国际会议上借助现代技术解决语言问题也很有启发。不过我们的对谈事实上已经有意无意地使用了这个方法。我们的对话和一般邮件交流使用了英语，但是我用英文给您的问题，您用韩文回复之后，我也是借助了AI技术的翻译，除去一些韩文人名的译法不对和个别专有名词需要请专家帮助外，基本没有什么问题。我想我们人文学者一方面对技术保持密切关注和批判思考，另一方面也可以有审慎的乐观，并可以积极介入，去借助技术训练自己专业相关的数据库和语言翻译。我就用AI技术快速翻译了解了您用韩文表达的思想，再用英文回复，继续探讨交流，您所有的韩文回答我整理之后，又请天津师范大学的韩国语著名教授金长善先生进行了纠正和校对。再次特别致谢金长善教授的无私工作和牵线搭桥，也非常感谢金在涌教授的对谈，让中国读者能在几乎是第一时间，从学术意义和文学研究专业角度了解韩江在韩国学界的情况。希望中国学界与韩国文学的交流越来越多，非西方国家的多元的文学样貌在新世界文学光谱中的关注度越来越高。

按：2024年10月，韩国女作家韩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几年前注意到韩江这位70后女作家并在中国发表过一些不成熟的研究成果，国内诸多刊物迅速找到我采访。我的老朋友和老同事天津师范大学韩国语金长善教授看到这些报道也用微信联系我，说想介绍韩国圆光大学金在涌教授与我结识，因为在很多话题上我们一定有很多可以拓展的内容。金在涌教授是 “全球世界文学研究所” (Institute of Global World Literature）的主任，该研究所是为了克服欧美中心主义而成立的。他也是每年举办的亚非和拉丁美洲文学论坛（Asia Africa and Latin American Literature Forum）的创始人和组织者。我们先互相发送了与韩江和世界文学相关的研究成果，之后用英文进行了较充分的前期电子邮件沟通。我用英文列出了我的观点和问题，金在涌教授还是决定用韩语进行了回答，这些韩国语的回复首先由AI技术翻译，最终都由金长善教授进行了校对。特此致以深深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