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稀方：抗战时期的香港文学再论
有关抗战时期的香港文学，笔者曾在2019年发表过《抗战初期的香港文学新论》一文。“新论”之新，在于从“南来”与“本土”的角度，扩大了抗战时期香港文学的范围。文章认为，抗战初期的香港文学主要由三个部分构成：一是由茅盾、许地山、萧红等内地南来作家所构成的左翼文坛，二是未被注意的黄天石、平可、张吻冰、龙秀实等本港作家的写作，三是为左翼文坛培养起来的香港青年文坛，其中包括彭耀芬、刘火子、黄谷柳以及大量的本地年轻人的写作。茅盾等南来作家的活动，构成了全国抗战文学的中心。他们虽然对于原有的香港新文学文坛比较隔膜，自身的作品不太能够进入香港市民读者，然而他们通过《文艺青年》等刊物，带动培养了香港本地文艺青年，并生产出一批反映抗战及香港本地生活的文学作品。至于香港原来新文学作家，虽然未能加入左翼主流，却也通过自己的通俗写作，在香港社会发挥了重要影响，弥补了左翼作家的不足。我们的香港文学史一向只谈到第一类内地南下作家，未注意到第二类本港作家和第三类香港左翼青年的写作，显然是不够的。
本文再从另一个角度对抗战时期的香港文学进行补充，即在香港的南来作家，也并非只有左翼作家。香港不同于内地城市的特殊性，在于它是殖民式统治下的空间，因此不同的政治文化力量能够集中于同一个空间之中。就抗战文艺而论，南来文人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是以“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香港分会”（以下简称“香港文协”）为代表的左翼作家，二是以“中国文化协进会”为代表的国民党方面文人，三是以“和平文艺”相号召的汉奸文人。这里主要讨论被文学史忽略的“中国文化协进会”的部分，“和平文艺”只在相关论述中提到。
一
上文提到“主要由左翼作家构成的‘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香港分会’”，这个说法其实不太准确，需要加以补充说明。
“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香港分会”是香港在1940年1月26日才正式通过的，此前名称为“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留港委员会通讯处”，它成立于1939年3月。所以严格来说，在1940年1月26日以前称呼“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香港分会”是不合适的。
另外，“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香港分会”中没有“抗敌”二字，并非“遗漏”，而是有特殊情况。当时香港与日本尚非敌对关系，禁用“抗敌”二字，所以删除。在全国各地的“文协”分会中，香港分会是唯一在名称上没有“抗敌”的。
“主要由左翼作家构成的‘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香港分会’”，本可称“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文人”，与后文的“主要由国民党方面文人构成的中国文化协进会”相对。但事实上，“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并非由共产党单独领导，它是一个由各党派组成的统一战线组织，国民党方面在其中占据重要作用。不过在香港，“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留港委员会通讯处”却变成了以左翼为主的组织，由此又产生了一个国民党方面的“中国文化协进会”。这是怎么回事呢？
按照通行的说法，是香港文协理事选举时排斥了国民党方面的人，由此导致分裂。香港学者卢玮銮说：“由于在第一次理事选举中，‘乔冠华发表了煽动性的演讲后，人心一面倒’，投票结果，简又文只得了个候补理事名位，会里右派代表完全占不到地位。因此，不到半年，他就受吴铁城之命，另组‘中国文化协进会’了。”
据卢玮銮解释，有关乔冠华演讲的说法，来自她对徐迟的采访。查阅徐迟的回忆录《江南小镇》，其中有更加详细的交代：
一九三九年上半年开会，要选举干事。没有用民主的作风了，而以突然袭击的预谋方式，由乔木在会上发表一篇痛快淋漓的讲演，真是一篇激动人心的讲话。……这事不太应该，本来是大可不必的。人家虽然也有一些不可告人的阴谋，国民党想通过他来夺取香港文艺界的领导之权的。但他也还是抱着一点热心，愿意合作，大敌当前，本来是可以协商共事的。虽不是怎么好的伙伴，不是说团结抗战嘛。他其实也干不了什么事，硬排斥了他。徒然给自己添了麻烦，导致后来简又文奉国民党命令，另立了一个中国文化协进会，唱了双包案。我们还不得不投入一部分人去参加它，帮了他的场子，它也承担了不少工作。本来是可以在一起做好的事，一定要拆开作两摊。个中情况，我也不明白，每回想起，多少有点不以为然。
这一段话，说明卢玮銮对于徐迟的转述是准确的，也表明徐迟对于当时左翼文人的做法并不以为然。考诸史实，在1939年3月26日香港文协第一次理事会选举时，选举出干事九人，分别是楼适夷、许地山、欧阳予倩、戴望舒、叶灵凤、刘思慕、蔡楚生、陈哲衡、陆丹林。身为国民党立法院立法委员的简又文选票倒数第二，只与陈赞元并列候补委员。
不过，简又文是否为此恼怒，以至于闹分裂，这个说法并不能得到现有文献的支持。
就在香港文协成立大会召开之时，1939年3月27日，简又文撰写了《香港的文艺界》一文。在这篇文章中，简又文的态度相当客观，并无怨言。他在文章中说：
适于此时文协总会这边委托几位同仁在香港招集各文友筹备文协分会事，准备联合外来旅港的和本地正派的作家，共八十余人——正式组织起来。筹备经过极为顺利，总会当另有报告，兹不赘述。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香港分会遂于三月二十七日——即重庆总会成立一周年之日——正式成立了。在那里，以当地人士的资格、声望和职位论，其足以领袖群伦堪言“大龙头”的，当然要推落华生许地山教授为首。
至如当地文化界名流如毕？绰、马鑑、许世英、欧阳予倩等同心同志一致加入可以号召起来。而楼适夷、陆丹林、叶灵凤、戴望舒、萧乾、穆时英、张春风……等诸子皆当地文坛健将足以担任进行工作。我临走之前，他们决定暂假“大风社”作为分会筹备、会集、通讯、活动、和发表的大本营，将来经济充裕时，可另找会所，以备大家齐心努力进行得法，必可成非常之功。香港文协分会之成功，即是全民抗战力量加增之成功也。如果我个人将来要到香港工作的话，自然加入阵线当一名“马前卒”。
所以我们对于此次的组织，应对香港分会抱持大的希望和加以厚力的援助，而尤盼中央各方面和总会这边予以明确的指导和实际的补助，使将可奏奇功。
从内容上看，简又文对于香港文协是大力赞成的，并且积极推荐左翼文人楼适夷、陆丹林、叶灵凤、戴望舒等担任工作，并且主动提出以“大风社”作为场所，还呼吁中央和总会予以支持。“大风社”的主将陆丹林和他本人都当选，他似乎并无意见，还表示要当一名“马前卒”。从文章看，香港文协理事选举时，简又文并不在现场，他在重庆立法院还有工作，所以才说“如果我个人将来要到香港工作的话”。
与此同时，简又文所在的“大风社”也表态。在最新一期《大风》（1939年4月5日第33期）上，主编陆丹林发表《文艺的统一战线》一文，明确表示对香港文协的支持。他首先赞扬了全国“文协”的成立，接着说：“我们一部分留在香港的会员，和其他一切文艺界同人，虽然远离祖国的烽烟，寄居这个没有炮火和血腥的特殊环境中，却未曾有一时一刻，自外于战斗的营阵，而不思以本位的工作，勉自尽力于民族生存自由的战争。”他们完全同意归于全国“文协”的旗帜之下，成立“留港会员通讯处”。
20天以后，简又文又写下《文人相重论》，更见他的高风亮节。简又文在这篇文章中，表现出对于中国文人在抗战大旗下团结感到兴奋：“自抗战军兴，文艺界先集中于汉口，后迁重庆新都者百余人。他们组织成立一个‘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党派意见一概化除，门户界限一概泯没。”简又文本人参加了1939年4月9日在重庆举行的“文协”一周年纪念会，他引用叶楚伧的演讲词，“文人如此团结，实中国二千年来得未曾见之盛况”。他又提到，同时其他各地也都成立分会，香港也不例外：
同时成都、贵阳、长沙各地文友也有同样的结合。南归后，又见留港文艺界九十余人也组织起来，盛况与佳像，不逊于他方，更使我兴奋有加了。
简又文在文中还专门批评了“文人相轻”的风气，提出要“文人相重”。他从三个方面论述了“文人相重”的意义，一是“人格相重”，二是“长才相重”，三是“主张相重”。可以说，简又文对香港文协态度是相当积极的，看不出来他要闹分裂的意思。
1939年8月5日第44期《大风》上，简又文发表了《向香港文化界的建议》一文，他首先对于香港文化界的如火如荼感到高兴，随即提出“虽然从事各方面活动的人，已各有组织，如教育界、学术界、文艺界、音乐界等，但是联合共进的团体仍付阙如。我们认为这一团体之组织至为重要，亦至为时势的需要，所以敬谨向文化界同人郑重建议”。意思香港已有各行业组织，但需成立一个总会。他又提出，这个总会需要有一个场所，供应咖啡等，使之成为“文化界‘沙龙’”。简又文的建议得到了响应，“中国文化协进会”于1939年9月17日“九一八”纪念日之前成立，会上推选理事27人，与香港文协重复的，有许地山、杨刚和戴望舒。
对于“中国文化协进会”的成立，文学史多持否定的态度，认为它实际上是与香港文协争权夺利，并引用《立报》上的“人上沙场我沙龙”诗句进行讽刺。卢玮銮认为简又文成立“中国文化协进会”的理由不成立：“其实‘文协香港分会’的成员已包括他所提的各界人士，例如欧阳予倩、蔡楚生、司徒慧敏是电影界、戏剧界，方与俨是教育界，陈烟桥是教育界，许地山、叶恭绰是学术界，李驰是音乐界，郭步陶是新闻界。至于会场方面，虽然‘中国文化协进会’拥有自己的会址，但大部分较大规模的活动，也难在会所举行。”至于简又文为什么要成立“中国文化协进会”，卢玮銮认为来自国民党政府方面的指令。作为最早研究香港南来作家的学者，卢玮銮的说法影响很大，内地香港文学史的说法基本上来自她。如刘登翰主编《香港文学史》认为：“事实上，文协香港分会的会员已包括了文化界各个部门的成员，成立‘中国文化协进会’不过是针对文协香港分会，想削弱其力量和影响。”
在笔者看来，卢玮銮有关“中国文化协进会”的说法，多多少少有点勉强。的确，香港文协中有很多专才，不过这和总会下属专门的委员会显然不是一回事。“文协”的会员标准是：“一、文艺作者，二、文艺理论及文艺批评者，三、文艺翻译者。”⑩显然是作家为主，并不包括学术、文物等其他文化领域。陆丹林专门解释过这个问题，在《大风》1939年9月25日第49期《香港文化界大联合》一文中，他首先肯定了香港文协的工作，“不过这一个组合，顾名思义，他的成份只限于文艺工作者。为着适应时代和环境的需要，联合文化界各部门工作人们共同大规模的组织，发扬光大祖国固有的文化，而和现代文化相沟通，不是有深切的意义，切合时势所需要的吗？”
如果说，陆丹林的说法有倾向性，那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组织部本身对此就专门有说法，据段从学研究：“‘文协’是一个‘纯粹的文艺写作者的团体’，向来不接纳‘对文艺仅有爱好的热情，并不主张把自己的精力寄托在文艺部门努力工作的会员。’曾有个别分会由于种种客观原因或不了解‘文协’章程而吸收了非文艺工作者，总会指示的处理措施是：‘会务必须由本会会员指导，其未取得会员资格的宜赶快填其入会证交付审查。至于所容纳的非文艺工作者，不妨暂在会中工作，一俟艺术界各部门的协会成立，即可转入’，毫无通融余地。”
“香港文化协进会”会员资格就不同了，“致力于文化各部门工作”，分为“文艺、学术、教育、绘画、新闻、戏剧、音乐、电影、社会服务等”。这不是说说而已，在第一届“中国文化协进会工作委员会”中，就包括各种工作委员会，每个专委会专人负责。这里不妨把第一届各工作委员会名单列举如下：①临时组织国庆纪念筹备委员会——胡春冰；②图书馆设置委员会及所布置委员会——叶秀英；③学术研究委员会——许地山；④文化座谈会委员会——陈炳权；⑤读书运动推行委员会——何荫棠；⑥美术研究委员会——简又文；⑦文物研究委员会——叶恭绰；⑧戏剧电影委员会——胡春冰；⑨新音乐运动促进委员会——伍伯就；⑩广东文物展览筹备委员会——叶恭绰；《真光》周刊筹备委员会——罗明佑。
更重要的是，我们不需要看怎么说，而是要看怎么做。“中国文化协进会”除“沙龙咖啡”之外，在抗战中到底做了什么？“中国文化协进会”的阵地，我们通常只知道《大风》，其实它还有《文化界》与《文化通讯》。《文化界》附在《国民日报》上的，以学术论文为主。《文化通讯》才是“中国文化协进会”工作会刊，刊登其工作进程。我们从《文化通讯》中，能看到“中国文化协进会”到底做了什么。
《文化通讯》从1939年11月1日开始出版，第一号是“创刊弁言”和“中国文化协进会”简章；第二号就开始了活动，是“艺术观赏会”；第三号发表《广东文物展览会缘起》；第四号发布“华侨图书馆不日成立”；第五号和第六号是“艺术观赏会”和“广东文物展”的进展；第七号是“巡回演讲筹备概要”；第八号是“搞建歌咏比赛章程”；第九号是“歌咏比赛初赛”；第十号是“粤文物展征集学生论文评阅揭晓”；第十二号是“现代画展”；第十三号是“编印广东丛书”；第十四号是“拟举办文化讲座”，等等。由此看，“中国文化协进会”在抗战期间做的事情包括艺术观赏、广东文物展、建立图书馆、歌咏比赛、学生征文、现代画展、编印广东丛书、举办文化讲座等，罗列起来真不少。其中，“广东文物展”是“中国文化协进会”重点筹办的一件事情，他们认为：国家强盛，不仅在于军力财力，更在于文化是否强盛，“一国之盛衰强弱，不徒以兵力财力为断，往往取决于文化程度之高上深浅广狭，此已成近今一致之定论”。因为身在香港，他们着重强调的是岭南文化：“五岭之南，文章冠冕，当有不下于黄河长江两流域者，山辉川媚，照耀离明，企予望之。”文化救国、学术救国，此之谓也，它对于岭南文化的保存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作为文化之一部分的文艺，“中国文化协进会”也自有其贡献，这主要体现在《大风》杂志上。《大风》并非文艺刊物，而是文化刊物，简又文在创刊词上曾将其内容归为13类，包括文史通讯各种内容，不过它也专有“文艺”一门，发表作品。《大风》后来也发表过不少名家名作，如许地山的中篇小说《玉官》《铁鱼底鳃》、郁达夫的《毁家诗记》、施蛰存的《薄凫林杂记》《我的家屋》、戴望舒翻译马尔洛（Andre Malraux）的《死刑判决》、杜衡《白沙溪上》等。
我们再来看一下香港文协的主要活动，概括起来：一是创办报刊，推广抗战文艺创作；二是文艺理论论争，如“文艺大众化”“民族形式”“抗战诗”等；三是推广文艺通讯运动，动员青年；四是开展纪念鲁迅先生活动，也包括郭沫若先生的祝寿活动等。对比起来看，香港文协与“中国文化协进会”的活动可以说重点不同，彼此不能取代。否定或者不提“中国文化协进会”对于抗战的贡献，是不可取的。
况且，这两个协会的活动，事实上有很多都是联合举行的。1939年9月17日“中国文化协进会”成立伊始，就与香港文协联合举办活动，如9月30日，“中国文化协进会”与香港文协、“香港戏剧协进会”、“青记学会”等联合举办欢送“粤剧救亡服务团”大会；10月19日，“中国文化协进会”与香港文协等单位联合举办鲁迅先生逝世纪念大会等。
上文《文化通讯》没提“十一号”的内容，原因是涉及两个协会合作，留在这里专门说一下。这一期谈到“中国文化协进会”与香港文协在1940年4月27日下午举行联谊活动，商定两会联络合作事宜，计有：①“两会简称，一为文艺协会，一是文化协会”；②“文化协会之《文化通讯》，尽量发表文艺方面的消息”；③“定期欢迎林语堂，举许地山、施蛰存、叶秀英、陈畸筹备”；④“举李驰、伍伯就、徐迟、郁风，筹备音乐欣赏会，由文化协会垫款五十元”；⑤“文化清洁运动，举黄绳、冯亦代、林焕平、陈炳元、叶恭绰、简又文办理”；⑥“文化肃奸运动，由两会会员所述意见，汇集发表，举袁锦涛、陆丹林、陈良猷、徐迟、戴望舒、叶灵凤办理”；⑦“定期两会举行会员联谊会，由两会负责人协商办理”。由此我们看到，香港文协与“中国文化协进会”定期进行联谊，共同举办活动，特别是他们所进行的“文化清洁运动”和“文化肃奸运动”，都是政治性很强的活动，由双方核心人员联手举行，这充分说明两个协会在共同抗日的前提下是彼此联合的。
事实上，在两个协会还没有成立的时候，他们就携手共同批判“主和”的汉奸言论。1938年12月29日，汪精卫在河内发出“艳电”，正式落水，香港《南华日报》当天刊登了“艳电”，从此成为汪派言论阵地，1939年起更成为“和平文艺”大本营。香港各界，包括《大风》同人与左翼文人，共同发起论战和批判，《南华日报》获得日本人办的《香港日报》的支持。简又文在《香港的文艺界》一文对两场“恶战”有过描述：
前些日子，有主和分子提出外交路线问题，立论不利国家，大背民意，竟惹起一场大笔战。最近又有主和问题再发生一场笔战。香港大报小报晨报晚报，和各期刊均一致向主和的独家日报集矢攻击和驳斥，社会全体人心亦非常愤恨唾骂他们。好两场恶战，淋漓痛快，直打到他们体无完肤，词穷理竭。只有一个日本的在香港办的《香港日报》同意和响应他们。
简又文认为，这两场“恶战”反映了“香港同胞爱国抗战拥护中央的情绪，更可见香港文艺界以笔杆肃清后方指导舆论的努力”。
二
比较能够清晰反映香港文协、“中国文化协进会”及“和平文艺”之间关系的，莫过于“反新式风花雪月”的大讨论，这场讨论规模很广，涉及香港文坛各个方面，使得各个方面的立场差异都显露无遗。
事情起因是来自当时“文通”的负责人、《大公报·文艺》编辑杨刚，她在1940年10月1日《文艺青年》第2期发表了一篇《反新式风花雪月——对香港文艺青年的一个挑战》，引起各方反响。杨刚在文章中指出，她在编副刊时，“我所读到的大都是抒情的散文。写文章的人情绪，大都在一个‘我’字的统率之下，发出种种的音调”。如其中一个普遍的倾向是怀乡，即怀念在战争中失掉了的家乡和亲人。杨刚在文章中读不到更大的东西，读不到“民族煎熬，社会苦难”。她把这些题材狭窄的个人化的作品，称为“新式风花雪月”。在文末，杨刚自称“我的手套已经抛出去了，敢请香港文艺青年接受一场挑战”。
这篇文章发表后，在左翼文学圈获得很多支持，《文艺青年》在第4期连续发表了陈杰的《关于……反新式风花雪月》、汉华的《“反新式风花雪月”的我见》、甘震的《谈“新式风花雪月”》等文，这些文章基本上都支持杨刚的观点，并对此进行了进一步阐发和强化。这些文章认为：我们要去“感召”和“影响”香港文艺青年，使其接触实际的斗争，了解当前的政治问题；而香港的文艺青年，也应该虚心听取意见，改造自己。《文艺青年》之外，左翼文坛的其他报刊也陆续刊出了不少支持杨刚的文章，如黄绳的《论“新式风花雪月”》（《大公报》1940年11月13日）、林焕平《作为一般倾向的新式风花雪月》（《大公报·文艺》第969期，1940年11月）、乔木《题材·方法·倾向·态度——关于新式风花雪月的论争》（《大公报·文艺》第972期，1940年11月10日）等，这些文章基本上都是正面阐述杨刚观点的，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
不过，国民党方面的《国民日报》却提出不同的看法，曾洁孺在1940年11月9日《国民日报》发表反驳文章，题为《错误的“挑战”——对新风花雪月问题的辨正》。曾洁孺提出，杨刚文章发表后，很多文章“都只忙着为她补充，为她注释，而忘记了对所谓‘新式风花雪月’问题的本身作更深一层和更基本的理解”。他认为，左翼文坛都在一窝蜂支持杨刚，没有自己的见解。曾洁孺认为，杨刚“不能彻底把握现实主义的观点，看错了问题的本质，把所谓‘新式风花雪月’的问题，误解为创作倾向的问题，所以妄提‘反’的口号”。在他看来，“这是一个创作方法的问题，而并不是创作倾向的问题，不对这个问题作更深的研究，就贸然提出‘反’它，那是没有用处的”。曾洁孺认为，杨刚所批评的香港文艺青年写来写去都脱离不了个人怀乡等题材，这本身不但没有问题，并且有积极意义。他针锋相对地指出：
所谓“新风花雪月”的内容，据杨女士所指出的，是一些对于故乡的恋慕，对于祖国的追怀，是思乡病，思亲感及其附属的忧郁和苍老，这些东西之产生在今日，其实并不是偶然的，它不但具有着浓厚的时代意义，而且还染有浓重的战斗气息，……因为它反映了亿万万流离的中国人民的哀伤，反映全国人民对于收复失地与“打回老家”的愿望，多少也是我们这个战斗时代中的情操和记录。……试问在“中原百万尚无家”的时候，遍地都是流亡，住居香港的流亡青年，把这种怀乡的情绪反映到文章上来，为什么一定是坏事呢？
不过，他进一步指出，只有“千篇都是故乡的柳丝，故乡的蝉儿，千篇都是山、水、落日的余晖和中大的明月，感伤和眼泪，化而为公式，怨恨和咒骂都变成了常套”的时候，这才成了问题，失去了文学的力量。那么出现这一问题的根源在哪儿呢？他认为出在：
文学青年们对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把握未能彻底，他们未能深潜在现实生活变动的中心，未能认识中国历史发展的本质，他们不曾学习把握自身的生活实感，不曾深切了解中国群众的心情，同时又不会驾驭技巧，不善于选择题材，结果就不可避免犯上了像杨刚女士所举出的种种缺陷，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有了“抗战八股”就反对人家在文章中谈抗战，所以也就不能因为有这些缺陷便反对人家从这个创作倾向上写作。问题是在创作方法的低弱而并不在于创作倾向的本身。
曾洁孺的观点是，香港文艺青年抒写个人在抗战时代家破人亡的感情，并无过错，过错在于他们没有写好，变得公式化，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没有掌握好“现代主义的创作方法”，未能深入认识生活，并驾驭题材和方法。
胡春冰在1940年11月8日《国民日报》上发表的《关于新式风花雪月》一文，表达相对委婉，不过仍然提出不同看法。他在文中首先表示杨刚的文章引起这么大反响，说明“新式风花雪月”的确成了问题，“提出这病态而且针对这病态来加强自己的建设与战斗的工作是对的”。不过，将“新式风花雪月”与“抗战八股”相提并论，仍是从写作方法角度，而不是从立场倾向上谈论这个问题，所以他是支持曾洁孺的观点的。他指出：“‘抗战八股’和‘新式风花雪月’是抗战文艺的两种病态，软硬虽然不同，而其为空虚与肤浅则初无二致。”“正视抗战文艺，勇于面对现实与真理，拥护而扬弃‘抗战八股’和‘新式风花雪月’，使‘抗战文艺进到更高的阶段’：应该是这一次‘反新式风花雪月’的论争的结论。”
除此之外，胡春冰的文章质疑了杨刚的“香港文艺青年”这个概念。文中认为，杨刚所谓的“香港文艺青年”是一个很“暧昧”的概念。“香港文艺青年”若指本地港人而言，则难以成立，因为本地港人从事新文艺者只是“极少数”，“若以真正香港的社会文化以及前一个时期的教育而论则‘老式风花雪月’的影响极深，恐怕还谈不到‘新式风花雪月’”。就此而言，杨刚所说的现象，并非指香港本地青年，而主要是指外地流亡到香港的青年，香港外地青年来自全国各地，不能专指某地，所以“新式风花雪月”现象是一种普遍的现象。
许地山的观点并不站在哪一派，他是香港文协的领导人，然而在“香港文艺青年”的问题上，他却支持胡春冰的看法。许地山在《论“反新式风花雪月”》（《大公报·文艺》1940年11月14日）一文中，并没有把“新式风花雪月”归结于香港人，而是将“香港文艺青年”直接转换成了“中国青年”。在“新式风花雪月”的根源上，他也没有像杨刚一样归结于香港的历史，而是归结为中国古代的“型式文章”和“八股”。
最终，这些观点不一的作者举行座谈会，当面交流，寻找共识。1940年11月24日，《文艺青年》召开了一个有关“新式风花雪月”的座谈会，让作者之间充分交流。在这场座谈会上，当事人杨刚首先发言，对“新式风花雪月”的概念做进一步说明。接着是胡春冰发言，他首先提出“新式风花雪月”的现象的确是存在的，与抗战初的“打杀主义”有关，杨刚的批评是一个很好的提示，这个发言显然较他的文章更加婉转。接着，是曾洁孺发言，他仍主张“新式风花雪月”不是“创作倾向”，而是“创作方法”的问题。再下面是乔冠华发言，他回应了曾洁孺，认为主要还是“创作倾向”问题。曾洁孺马上进行了回应，解释何为他说的“创作方法”。
接下来的问题，于是变成了如何定义“创作方法”和“创作倾向”。曾洁孺认为，“创作方法包括了作家的生活态度和写作态度”。胡春冰这次表示了支持，认为“创作方法是包含了作家的世界观”。黎觉奔也认为“进步的现实主义应该把创作方法和世界观都包括起来”。这一解释，等于模糊了“创作方法”和“创作倾向”的差别。后来黄绳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提出：“曾先生在他的两篇文章里，认为把新式风花雪月说是倾向的错误，是不对的、庸俗的，认为说是方法的错误，才是非庸俗的、对的。但今晚曾先生好像已将意见修改了，认为是问题的两面。”原来意见不同是因为对“创作方法”和“创作倾向”概念的不同理解，现在当面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发现双方其实并没有多大差异。
座谈最后杨刚总结说：“（一）新式风花雪月是存在的；（二）是一种倾向，在心理上是一种倾向，在写作方面也是一种倾向。要克服它，必须加强生活实践，改善写作方法。”这个总结，坚持了“创作倾向”，不过又兼容了“创作方法”，算是一个圆满的解决，座谈会的目的也达到了。
我们看到，在“新式风花雪月”之争中，左翼文人在《文艺青年》等刊上发表的文章与《国民日报》的文章的确有观点的不同，如“错误的‘挑战’”之类的题目本身或者含有火气，不过整体来说，阵线没那么对立，是同一阵线的学术交流，最后还能走到一起，当面交流，解决问题。双方都强调以“现实主义”为旨归，对于“新式风花雪月”的批评是一致的，只是对产生的原因产生差异，原因是对某些概念有不同的理解。
过于强调两者之间的对立，把它视为“左右翼两派文艺观的差异”，未免过于夸张。《文艺青年》的编辑后记《献》中，只是说“在报纸上发表正反意见的作者都热烈地参加讨论”，完全没提到什么左派右派，只是抗战阵营的一场内部争议罢了，后人以“左右”区分两派可能夸大了他们的对立。
再引入第三方，即参加论争的“和平文艺”派，我们马上就能看出来，香港文协与“中国文化协进会”是同一阵线的。“和平文艺”论者娜马在1940年11月18日《南华日报》发表题为《关于新风花雪月》的文章，一开头就辨明这场论战与上一次有关“和平文艺”的论战性质的不同：
香港文坛，自从闹得如火如荼的和平文艺论争结束了之后，跟着便沉寂了这么久了；直到最近，所谓“新风花雪月”的论争，又闹得满城风雨了！当然，这两次争论，却有截然不同的本质；前者是革命的和平文艺与反动的抗战文艺的殊死战，后者是“抗战文艺”的内讧。
娜马明确地说，这是“抗战文艺的内讧”，这反面说明了争论者是具有同一性的，是从“抗战文艺”的前提出发的，它的真正的对手是“和平文艺”。娜马“从和平文艺”的角度回答这一论争，在他看来，在香港青年们为战争所困，抒写怀念沦陷中的祖国，这是正常的，根本的解决是放弃抗战，“试问，一方面在怀恋着危难中的祖国，一方面却拥护着专替祖国制造危难的盲目抗战，这不是一出无可再滑稽的戏剧吗？”结论是“为救国救民的和平文艺运动而工作”。
另外一位“和平文艺”论者李汉人也在《南华日报》发表文章，题为《关于“新风花雪月”论点》。这篇文章的一开头就指出：“‘抗战文艺’与和平文艺是对立的，一般人以为‘抗战文艺’的事，我们用不着管。无论站在什么用意来打这想头，也是错的。我们总不会忘记，革命者是决胜不能放弃对反革命者每一分钟的批判和打击。”“和平文艺”者是革命者自居，认为“抗战文艺”是反革命的。
在面对“和平文艺”的时候，抗战文艺的作家立即泯灭了彼此差异，一致对外。他们在论争中其实一直担心“新式风花雪月”的论争，会成为“和平文艺”论者攻击“抗战文艺”的借口。发表于《立报》的张乙帆的文章《关于论争》，就从香港文协的角度，担心《民国日报》上的文章会误伤战友，“不久以前，‘和平文艺’和‘作家’们，曾不断用卑鄙手段，对香港‘文协’的会员作猛烈的人身攻击。现在事过而境未迁，则那些‘作家’们看了洁孺洁夫二先生的文章，不知要如何的快意了。这种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的作风，在同是抗战营垒之中的战友，是不应存在的，假如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愿自外于这营垒的话。”张乙帆首先肯定香港文协与曾洁孺等人是同属抗战阵线，担心曾洁孺的批评会造成“亲者痛仇者快”的效果。
其实曾洁孺等人也有这个担心，曾洁孺曾在文中说：“我们不能因为有了‘抗战八股’就反对人家在文章中谈抗战，所以也就不能因为有了这些缺陷便反对人家从这个创作倾向上写作。”胡春冰在文中说得更加明确：
提出这病态而且针对这病态来加强自己的建设与战斗的工作是对的，因为这怀疑或攻击抗战文艺这主张与口号是不对的。我们要求抗战文艺的深入与现实化，但对于奸徒借口攻击“八股”“风花雪月”而企图动摇、破坏抗战文艺这一伟大运动的阴谋，我们是要加以粉碎的。
曾洁孺与胡春冰的观点是，批判“八股”“风花雪月”等问题，是为了更好地促进抗战文艺，而不是否定抗战文艺本身，也不能给攻击抗战文艺的人提供了借口。由此可见，在提倡抗战文艺、反对“和平文艺”上，香港文协与“中国文化协进会”双方是高度一致的。
毫无疑问，在抗战时期的香港文坛上，香港文协起到了主要作用，本文想补充的是，以“中国文化协进会”为代表的国民党文人也做了大量文化工作，不可忽略。香港文协与“中国文化促进会”两者侧重不同，互为补充，互为支持，同为抗战做出了重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