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最近因为一场文学对谈而重读澳大利亚作家帕特里克·怀特的《风暴眼》（The Eye of the Storm），相隔近三十年的阅读感受迥然不同。信息检索的迅捷、批评视野的拓展，以及个人生命经验的沉积，使得这次阅读让我愈发感慨沃尔夫冈·伊瑟尔（Wolfgang Iser）等学者所强调的：文本意义是在阅读的过程中、读者与作品的互动中生成的，而非早已封存的真理。同样，这本书的意义并非静止不变，而是在不同时间与空间中，伴随着阅读者的人生经验，不断生成与翻新。

彼时与此时

初读《风暴眼》时，我尚未深入澳大利亚研究，对其社会背景了解不多，对帕特里克·怀特的创作背景也缺乏系统认知。选择阅读这部小说，很大程度是因为怀特是澳大利亚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阅读期望深受瑞典文学院颁奖词的影响——“他以史诗般的和擅长于刻画人物心理的叙事艺术，把一个新的大陆介绍进文学领域”。我带着敬意与猎奇心理走入这部作品，希望透过他特有的心理描写技巧，捕捉到一个陌生国度的精神图景。阅读中，我更多是被文字的迷宫所牵引，注意力集中在怀特如何细致入微地描写人物内心的跌宕起伏，如何用语言描述一个来自澳大利亚的、令人瞠目的富庶家庭。

我一方面试图从人物那些私密又幽暗的心理轨迹中，提炼出所谓“澳大利亚性”的线索，却又困惑于那种自身经验所不熟悉的氛围压抑与文本张力。从历史主义的视角，我努力将文本看作一个发生在殖民历史背景浓厚的国家的故事，女主人公的豪宅就如同旧帝国的缩影，而她经历的风暴象征着旧文化秩序的消解，进而附和当时学界的观点，认为这部小说象征着“帝国母亲”的垮塌。伊丽莎白·亨特，这位垂暮的女主人，她居高临下的掌控欲、对死亡的焦灼、对记忆的碎片化凝视，让我不禁联想到《荆棘鸟》中的女农场主玛丽·卡森。两人身上都集合了权力与孤独、渴望与绝望的复杂特质，她们既是某种土地权威的延续者，又都是家族关系的操控者甚至扭曲者。伊丽莎白居住的宅邸和玛丽·卡森在牧场中的大宅一样——她们身在其中，被人服侍着，同样以权力和金钱作为掌控一切的手段，也同样在死亡面前显露出茫然与恐惧。记得当时我对此小说的总体感受：它的主旨不是描写澳大利亚异国风情与人文，而是一场对“人之存在”的深度拷问。那时的我尚未具备足够的文化语境知识去解读其中的历史隐喻或者宗教张力，但已经感受到这两位作家都很有能力借“风暴”构建一个具有的强烈穿透力的心理剧场。

最近这次重读《风暴眼》，我惊讶地发现，自己作为读者的阅读体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初读时，那些繁复细腻的心理描写曾让人感到一种近乎晦涩的陌生感，如同进入了一片片愤懑情绪的密林，步履艰难；而这一次，那种生涩艰辛感悄然消散。得益于近年来在澳大利亚研究上的深入，以及多次实地探访对这片土地的亲历体验——风暴、冰雹、飓风、山火、干旱等自然灾害不再新奇，反而沉淀为感知的一部分，进而帮助我更容易对文字背后所隐含的作者的创作心理有了更多新的理解。

这种新的理解不仅是因为我自身生命经验发生了变化，也得益于信息检索的便捷，让人更容易找到关于这部小说的创作背景与作家生平的丰富资料。怀特的母亲罗斯（Rose）于1963年去世，这成为怀特人生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母亲的离世不仅带来了情感上的震动，也促使他开始更加频繁地回望母子之间那段既亲密又紧张的复杂关系。怀特与母亲的关系并不总是温情脉脉。年轻时，他曾渴望成为一名演员，而母亲对此持否定态度，这种压抑与抗争深刻地影响了他此后的写作动机。他转向戏剧与小说创作，但内心始终未曾割舍舞台之梦。他曾在《镜中的瑕疵》（Flaws in the Glass）中写道，自己是“一个被困在小说中的剧作家”（a playwright who got stuck in novels），这一句话几乎可以作为理解他文学创作的钥匙。《风暴眼》是一部高度自传性的文学创作，小说中伊丽莎白·亨特居住的那座老宅，与怀特晚年实际所居住的住所几乎一模一样，正对着悉尼的森蒂尼尔公园（Centennial Park）。这不是偶然的巧合，很可能是作者一种刻意的空间选择,它既承载着母子关系的裂缝，也映射着怀特对过往人生的回望与试图释怀。

《风暴眼》中的回望并非怀旧，而是一种带着反思、疼痛甚至审判色彩的心理追溯。这部小说最终于1973年出版，而正是在这一年，怀特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成为澳大利亚历史上第一位获得这一荣誉的作家。这种时间上的重叠几乎具有一种宿命般的象征意义：写作成为了他与母亲关系的精神出口，而世界文学的认可，仿佛也是在他完成了这场深沉告别之后降临的某种肯定与释放。这一幕也让我想起库切——当他在2003年获得诺贝尔奖的颁奖致辞中，他讲到自己想象到的一个场景，是回家向母亲报喜，而母亲淡淡地回应：“趁热把胡萝卜吃了。”那是一种几乎冷静到荒诞的温柔，也是一种作家对母亲情感的永恒回声。两位作家在成就的高峰处，都不约而同地回望母亲，这一回望背后，藏着的不仅是自豪，还有深不可测的爱与无法轻易释怀的情感纠葛。

“风暴眼”的空间位移

对于读者而言，阅读的时间变了，空间也同时发生变化，对于小说中的时空理解也会发生位移，比如如何理解风暴眼的中心以及其寓意。初读时，我所看到的是母亲伊丽莎白·亨特在布龙比岛上经历的风暴。她劫后余生，“风暴眼的滋味都尝过了，别的就更不在话下”。那时，我尝试从结构视角看待小说，将风暴眼视为一种叙述上的“稳定点”——是伊丽莎白·亨特控制的象征。她的财富权力与极度自我的性格构成家庭矛盾的核心，所有人物的混乱、痛苦与纠葛几乎都围绕她展开。她本身却似乎始终处于“动中之静”的中心地带，搅动着周遭的一切。但在重新阅读的过程中，尤其是在对怀特母子关系、自传性背景以及他晚年孤独状态有所了解之后，我开始理解：风暴眼不仅是叙事的中心，更是情感的内核，它所指向的不是一位即将老去的妇人的专断跋扈，而是一种深层的空虚与哀悼。那是一种难以名状的情感中心——静默、剥离、无法逃避的“曾经存在之痛”。伊丽莎白在身体衰败与记忆碎裂中，逐渐裸露出她控制背后的脆弱，她并非风暴的制造者，而是其真正的承受者。

然后这种承受一定是恐惧与无助的吗？在这次阅读中，我看到另一个风暴眼，它来自一位经历过风暴的荷兰人船长的描述。当时，女主人公的女儿多萝西所乘坐的飞机处于颠簸之中，坐在邻座的荷兰人给她描述自己曾经遇到的几乎让他送命的风暴：“一连好几个小时，我们被抛来抛去，乱碰乱撞——后来突然平静了——成了我曾经经历过的海上最大的平静。上帝让我们进入风暴眼了——你知道风暴眼吗，风暴中平静的中心——我们躺在风暴眼中休息——周围有好几百只海鸟，也都栖息在水面上。”听了这位昔日船长的描述，多萝茜不再恐惧令飞机颠簸不停的阵阵风暴,反而为自己可能终身没机会经历这位荷兰船长所描述的风暴眼而沮丧。这里，风暴眼不仅是逃避风暴的避难所，更是生命经验中某种极致对比后的顿悟状态。在经历混乱、撕裂与危机之后，人往往会短暂地进入一个内在的平衡点——仿佛所有的喧嚣都退场了，留下的是最本源的存在感与清明状态。而这种状态，不是靠逃避得来，而是必须先穿越风暴，才有可能触及。

爱有时差

重读的时间、空间与视角发生改变之后，我突然发现对小说中一句话的理解发生了巨大变化。亨特夫人对照顾她的护士说：“人与人之间的爱，最糟糕的是，当你准备爱他们时，他们却不需要你的爱；而当他们需要时，你又不爱了。” 我清楚地记得，在初读时曾把此句理解为一位生病的老母亲因为孩子们不来看望和照顾而产生的怨恨。但是重读过程中，我发现如果把“你”和“他们”的指代变化一下，可以理解为另一种爱而不得的状态：当一个孩子小的时候，特别需要父母的爱，而父母只是一味地逼着他学习进步，并不积极感受或以理解来回应；等孩子长大了，父母需要孩子的爱，但是孩子的身心都早已远离了父母，失去了爱的能力。如果这样来看，这表述中有作家怀特对父母爱的方式和结果的反思，他在通过文字来探究关于爱的悖论。爱不仅是情感的给予、物质的支持，里面还有关于时间与权力的错位。爱是什么？谁有资格给予爱？何时的爱才被需要？如果爱的情感被拒绝、或发生错位时，它是否还是爱？

其实，带有时差的爱，或者说“错位的爱”，可能是一种普遍的人生常态。我们给予的爱，常常在对方未准备好时到达；而我们渴望的爱，也往往在错过之后才姗姗来迟。有多少时候，那些我们殷切想要表达的情感，最终成了对方“听不见”“看不见”或“无法及时回应”的存在。爱并非总是在恰当的时刻发生，也并不总能被恰当地理解和接住。也许，我们每个人都必须经历多次情感风暴的颠簸，才能真正理解，什么是风暴眼，什么是在混乱深处那片稍纵即逝的澄明。那是一种被命运反复推搡后的静默领悟，是在爱与痛、控制与放手、记忆与遗忘之间，最终找到的一个安顿点。

此次重读也让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小说阅读绝非一次性的消费行为，而是一种可以反复呈现的“关系的展开”。读者与文本、与角色、与作者之间的关系，因时间推移与生命经验的变化，不断生成新的理解与共鸣。在这一过程中，小说始终静静伫立于原地，等待每一个阶段的读者前来靠近、解读、倾听与感受。比如，“风暴眼”可以成为一种对人类存在的隐喻——它既是混乱中心的静止点，也是一道通往内在真实的门户。只有在那个无法逃避的风暴中心，或许我们才可能找到一个真正凝视世界与自我的角度。这也许就是为何我们总说“众生皆苦”，却又能在苦中作乐——因为我们明白，风暴无可回避：亲人离去、关系断裂、身体衰败、信念动摇……然而，在穿越这些不可承受之重的过程中，我们仍可以通过文学之力，隐隐看到幽光并知晓：生命的某处，始终藏着一个宁静的中心，一个可以短暂停泊、轻声喘息的所在。它无声，不耀眼，不属于任何人，却在我们真正经历风暴之后，悄然向我们展现。

重读的恍惚间，我仿佛也正穿越着帕特里克·怀特笔下文字所构成的一场风暴。在反复的阅读与再阅读中，我在不同时空、不同生命阶段，从不同的视角，一次又一次地体认“爱”的复杂面貌。初读之时，所见多是控制与撕裂；再读之时，方感哀悼与空虚；而行文至此，终于开始看到那可能的慈悲与放下，看到风暴之后的沉静与洞见。借助小说之力，我穿越爱的情感风暴，抵达那风暴眼的中心——在那里，既无喧嚣，也无混乱，只有一种近乎超然的平静。

（作者系清华大学外文系澳研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