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沂海：笑着向昨天告别
上海解放初期，民营滑稽剧团盛况空前，最多时有30多家。滑稽艺人们怀着强烈的翻身感，笑着向昨天告别，踊跃参加文化主管部门组织的业务学习班，历经“改戏改人改制”，力求摒弃旧时滑稽舞台的低俗、媚俗之风，创排了数部跟上新时代节拍、充满海派文化气息的剧目，令观众耳目一新。
戏里戏外欢呼“天亮了”
1949年7月，上海解放不到两个月，上海联合滑稽剧团的《天亮了》在天宫剧场开演，这是新政权的阳光普照申城后，滑稽戏打响的头一炮。演员阵容“乓乓响”，由姚慕双、周柏春、程笑飞、小刘春山、夏萍领衔主演。戏单上标注的这部“划时代的幽默大喜剧”，讲述了恶霸地主向贫农逼债，并将贫农女儿抢去逼婚，邻家参加游击队的儿子及时赶到，拯救了未婚妻，镇压了地主，迎来了解放。剧情虽有模仿《白毛女》之嫌，质量亦平淡无奇，却表达了滑稽艺人欢庆解放的喜悦心情。一时间，观众热情极其高涨，西藏路天宫剧场门口人潮汹涌，票房铁门也被人潮挤坏了。
这出戏的编导刘谦在戏单开篇有感而发：“这次，我们积极地排演了滑稽剧《天亮了》，我不敢说这是滑稽剧的改革，但肯定地说，我们从剧本起，已开始纠正滑稽剧过去的陈腐和错误为旨。‘滑稽’二字含义颇深，并不是以胡闹见长，我们应该恳定和认真地干，使滑稽剧能够步入正轨的道路。”
演出期间，节外生枝。剧中饰演乡保长一角的滑稽名家俞祥明，因曾应允为红宝剧场老板唱戏，却“跳槽”到马路对面的天宫剧场演出，而且票房火爆，“红宝”老板心生忌恨，叫了几个喽啰将俞祥明一顿痛殴。事发后，周柏春等人现编唱词上电台控诉，又往所在地公安分局递呈状纸，要求严惩凶手。接过状纸的公安局局长是位南下的解放军干部，听了事情原委，气得脸色发青，一个电话掷地有声：当即扣留“红宝”老板，勒令其承担全部医药费，登报赔礼道歉，对肇事者绳之以法。周柏春听闻公安局处罚决定，热泪盈眶，从心底里欢呼：天亮了！地痞流氓“戏霸”欺侮艺人的年代一去不复返了！
在姚慕双、周柏春的记忆里，还有一桩“悬案”。上海解放前夕，他俩去电台做节目，收到一封匿名信，字里行间，既鼓励兄弟俩发扬戏曲文化，又劝告他们怀瑾握瑜、莫唱诋毁共产党的段子。其实，姚周兄弟早就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行径大失所望，读罢来信，更加坚定了追求进步、向往光明的信念。直到上海解放，他们才知道这封信是一个叫李嘉富的解放军战士写的。
“中国菩萨”产自法兰西
一出滑稽戏，连演一年又九个月，每天日夜两场，礼拜天还得加演早场，后来又被邀往首都北京公演，堪称舞台奇迹！
1950年2月，小说家张恂子仿效莫里哀名作《伪君子》的戏剧结构，移植改编成滑稽戏《活菩萨》。参照文明戏的写法，剧本仅为一张幕表，上面交代出场人物与情节概要。“第一天讲戏，第二天上戏”，具体台词由演员即兴发挥。剧情讲述的是无业游民鲁道夫寄居寺庙，遇潘老太因儿子随商船出海不归，前来烧香问卜，鲁道夫大吹法螺，装神弄鬼，被潘家奉为“活菩萨”，迎回家中供养。岂料鲁道夫得寸进尺，图谋占有潘家儿媳，侍女略施小计，鲁道夫不打自招，潘老太幡然悔悟。
借了法国名著的外壳，洋溢的却是纯粹的本土风情，加之“七块头牌”杨华生、笑嘻嘻、张樵侬、沈一乐、程笑飞、小刘春山、俞祥明的演绎，后来又请拍过《桃李劫》《塞上风云》的电影导演应云卫作艺术加工，精益求精，票房长红，甚而引来文化大家的关注。1951年4月23日，茅盾在天宫剧场观看《活菩萨》后欣然题词：“吸收各方意见，总结本身经验，配合当时当地的政治号召，不断提高业务，同时也提高观众。滑稽戏在今天是起了一定的教育作用的。”
然而好事多磨，风头正劲的《活菩萨》差点遭遇停演。原来，沪上佛教界六位法师看戏时如坐针毡，怒不可遏，给了这部戏三大罪状：诬蔑佛教，滥用法器，丑化僧人。上海市人民政府相关部门的干部接到诉状后，要求剧团妥善处理：“最好考虑停演，否则全上海的僧人居士都找上门来，就不太好办了。”哪能办？剧组只好妥协变通，譬如撤换原先的禅杖道具，将“大做法事”一场戏彻底简化，就这样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平息风波。
《活菩萨》虽红，评论界也有不同声音。有人认为“活菩萨”为配合政治形势，角色身份不断变化，犹如“万灵膏药”一贴了之，如宣传抗美援朝时，潘家儿子居然参加了志愿军；“五反”运动时，鲁道夫唆使潘家儿子偷税漏税；镇压反革命时，鲁道夫又摇身变作美蒋特务。林林总总，把严肃的政治斗争庸俗化了。同时，剧目创下高票房，盖因剧组采取“海派噱头”的营销术招徕观众，演出“双满月”送红蛋，大热天送扇子，在剧场门口组织“小堂名”吹吹打打迎来送往，热衷于做花样文章。但在解放初期，这出戏确实在戏曲改革的探索和破除迷信的宣传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飞不起来的“阿飞戏”
阿飞，来源于旧上海的洋泾浜英语，为小瘪三、小地痞、小流氓的统称。“飞”音同Fly，乃苍蝇之意，美式英语中特指城市流氓。况且，彼时上海滩，一些混混脚蹬旱冰鞋，穿梭于街头巷尾抢人东西，抢了就跑，被抢的赤脚追也追不上，徒唤奈何，于是阿飞之“飞”，有了形象化的阐释。
1950年，申城加强治安管理，法办了一批流氓阿飞。程笑亭领衔的新新滑稽剧团，率先将报刊披露的罪行劣迹编写成滑稽戏《阿飞总司令》。这出戏的戏单，开宗明义，摘编了若干件“阿飞的供状”：是年5月16日，上海市公安局常熟分局在林森中路（现淮海中路）泰山疗养院附近捕获一批小阿飞，年龄在十八岁至廿三岁之间，个个都有绰号，叫什么大厚皮、小宁波、小乌龟、宁波阿梁、广东小王等。被抓的原因是当天大厚皮、小宁波等强行向蒋利和调换皮鞋并借钱，致生龃龉。告发人蒋利和本身也是阿飞，他起初诉说在混乱中被扒去三万元和一支派克钢笔，经询问后他才坦白是诬告，但打架斗殴情况确乎存在。常熟分局将他们教育后释放。据宁波阿梁交代，他们以敲竹杠吃白食、跳舞等是常事……凡此种种，大致勾勒出当年社会残渣众生相。
一时间，滑稽舞台“阿飞戏”盛行，雨后春笋般地涌现《阿飞展览会》《阿飞制造厂》《男女小阿飞》《阿飞轰炸机》《阿飞集中营》《小阿飞》等剧目。由剧情观之，大同小异，全是阿飞争风吃醋、逼良为娼、抢劫行骗、调戏妇女、聚众斗殴等套路，剧终则因恶贯满盈而逮捕法办。舞台上的阿飞，多以“飞机头”“八字胡”“盲公镜”“小裤脚管”的形象登场。舆论界对此深揭猛批，认为滑稽戏借揭露之名，行展览阿飞犯罪行径之实，社会效果不佳。
很快，沪上各大媒体发表多篇社论：《提高戏曲质量，不演坏戏》《有毒草就得斗争》，滑稽界闻风而动，积极投入整改。
向新社会文艺工作者转变
作为直面时代变迁的新编剧目，新大陆剧团的《幸福在东方》，特意选择在西藏中路东方饭店的东方剧场首演，可谓别有深意。只是故事线索比较松散，拼凑痕迹较重，前半段讲纱厂老板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血泪史，后半段讲母女两代纱厂工人解放前后的感情际遇，观众看得如坠云雾。唯一值得称道的是，刚刚踏入新社会的滑稽演员观念大变，吃苦耐劳，“一岗多能”，几乎包揽了剧组的所有工种。除了编导李昌鉴出演戏里的反派角色，其他演员亦不甘落后，胡君安兼舞台监督，朱翔飞、谭岱任舞台助理，张利音管剧务，张恨侬做提示，唐茜娜搞置景，王亚森掌控照明，胡士奇张罗服装，王敏负责效果，张明操办道具……好一派台前幕后“劳动最光荣”的演艺新风尚。
一些剧团也在尝试穿新鞋、走新路，着眼创作“现实喜剧”，如联艺滑稽剧团的《裁缝店》和华亭滑稽剧团的《红光满面》堪称异曲同工，分别讲述了新旧时代手艺人的不同遭遇：《裁缝店》里的老裁缝李宝林，解放前与二房东、伪警察及三教九流斗智斗勇，解放后克服生意清淡的困境，另辟蹊径改做人民装而使顾客盈门，生意蒸蒸日上。《红光满面》里擅做西菜的李阿华，经人介绍到美国兵舰上谋生，解放军渡江消息传来，美国兵舰欲从吴淞口外逃离，李阿华历经波折回到祖国怀抱。然而时过境迁，西菜遇冷落，生活无着落，他在苦闷中坚定信心，政府发行胜利折实公债使得工商业枯木逢春，适遇欧洲新民主主义国家访问团陆续抵沪，李阿华的高超厨艺有了用武之地。两剧从不同视角反映了老百姓在新旧政权交替之际绝处逢生，脱胎换骨，柳暗花明又一村。
1949年11月1日，沪上滑稽界成立上海滑稽戏剧改进会，筹委会由周柏春、杨笑峰、房笑吾、俞祥明、杨华生等组成，邀请军管会文艺处负责人到会指导，会上选出了主席周柏春、副主席杨华生、房笑吾及执行委员11人。翌年仲夏，上海文化局举办第二届戏曲研究班，周信芳任班主任，滑稽界有9位编剧和导演参加了编导班的学习。实行“戏改”之关键，还在于对承载艺术的“人”进行教育和改造，随着“蜜蜂”“艺锋”“大公”“大众”为代表的重组剧团脱颖而出，滑稽界群情激昂，迎头赶上，去芜存菁，在较短时期内实现了旧社会艺人群体向新社会文艺工作者的转变。
蜜蜂滑稽剧团是姚慕双、周柏春昆仲于1950年9月12日领衔成立的，他们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内拿出了倡导社会主义新风尚的滑稽戏《小儿科》与《老账房》。
1950年11月27日至12月10日，文化部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戏曲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上海代表共13人，滑稽界代表为周柏春。
周柏春在《自述》中写道：
白天人多，学习政治，晚上讨论戏改，或者观摩各路名将的精彩表演。那时候，我看到的戏倒是蛮多，看过梅兰芳的《宇宙锋》，李少春、袁世海的《将相和》，还有周信芳、程砚秋等名家的精彩演出。我由于职业关系，当然对侯宝林等相声大师最感兴趣，成了他们的听众，贪婪地吸取北方曲艺的养料。
不久，殷切盼望的一天终于到来！北京大饭店的厅堂里，几十桌宴席，像莲花朵朵开放在碧波池中央。周总理来了！周总理和蔼亲切地来到我们中间。大厅里有几十个餐桌，周总理到每一个餐桌前和大家握手，嘘寒问暖。到我们这一桌，大家立起来自报家门。我上去与周总理握手，自家报名，我恐怕报自己一个人的名字总理勿晓得，就连姚慕双一道报进。我讲：“总理呀，我们是解放前一直在电台上‘自由弹唱’的姚慕双、周柏春。”周总理和蔼可亲地讲：“哎，我知道，我知道。”我激动得实在不晓得再讲什么了。就说：“总理呀，你辛苦了！”这时候，我感觉到无比幸福！我们旧社会里受到地痞、流氓、反动派的欺侮，解放后总理日理万机，居然接见握手，一道讲话，我心里越想越开心，真是说不出的高兴！
等到会议结束返回上海。火车刚进站，即刻响起了喧天的锣鼓声，原来我的同行们早早等候在车站，欢迎我回来。一下车，我的颈项立刻挂满了簇簇花环，同行们前呼后拥，欢声笑语，俨然迎接一位“外国首相”。大家争先恐后地与我握手，幸福之情溢于言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