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文艳：怀念褚水敖伯伯
褚水敖伯伯离开我们将近半年了。
再过几天，就是整整半年。半年来，我总是会在一些很日常的、莫名其妙的时刻想起他。
拿紫砂壶泡岩茶，在每一壶快倒完、茶水滴滴答答的时候，我会很清晰地听到褚伯伯的声音，就在耳边，一句“滴滴香浓”——肯定是他，连说个四字短语都那么认真，抑扬顿挫；拿出大红色日记本写日记，我脑中出现的是每年的1月1日，褚伯伯一个人开心地坐公车跑去福州路书店买红色的新年日记本，那场隐秘而得意的跨年仪式：每年我都对他说，明年我陪你一起去买，但我从来没有做到过；在网上买书的时候，我总会想加购几本褚伯伯想买的新书；还有每次经过卢浦大桥、巨鹿路、陕西大厦、瑞金医院……每当我感觉自己是真实地生活在上海这座城市的时候，我都会想起褚伯伯……然后我会想起我所在的是一个已经没有褚伯伯的上海。接着，我会感到迷失；我会想到逃离。
在过去的六个月里，2025年，我极力地想要逃离上海，逃离有关褚伯伯的记忆。我不再喝岩茶，很少记日记，不怎么上网买书，尽可能不去市中心那些跟褚伯伯有关的街道，并且在每一个不必要去单位工作的日子里第一时间开车回湖州老家，连续住上几天到几周……2025年是从褚伯伯的离世开始的，我的2025，2025的上海……2025年以后，我只能在这座城市的街道上沉默地描摹褚伯伯精神踪迹……或者，就这样任其消失……
有关褚伯伯年轻时的人生故事，我记得最深的有两件。
一件是他参加高考。褚伯伯是1963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他的老家在浙江余姚的一个小村庄。高考那几天，他一个人带着几条小鱼干，几小袋米，一顶蚊帐，从村子里走了很远的路去县城参加考试。有关那次高考的经历，包括小鱼干、米和蚊帐的细节，还有当年的高考作文题目，褚伯伯跟我绘声绘色地讲过不下十次。有几次，他还会很骄傲地背诵起五十多年前的作文内容，神采飞扬，好像一瞬间又变回了那个独行在乡间小路、沉浸在文学梦里的男孩，年轻又幸福。褚伯伯讲这个故事的时间是2015年——他之所以反复讲，主要是为了鼓励当时正在没日没夜地准备复旦中文系博士统考的我。那时候我很慌，因为我没参加过什么正式考试，也没念过中文系，需要在一年的时间里恶补，看大量的书，背知识点，还得从头学一遍最薄弱的古代文学。我很没信心，但褚伯伯一直鼓励我。他说他相信我能做到，他说我志在必得。说这些话的时候——尤其是说“志在必得”这样的四字成语时——他总是抑扬顿挫，像在念诗。最后，他还会高高地抬起下巴，露出一个很大很神气的笑，就好像他已经看到了我的“得”，看到了一个妙不可言的未来。
另一件是他在北大念书时候的事情。其实褚伯伯跟我讲过很多很多他在北大的故事，讲过他的老师、同学，讲过未名湖畔的友谊和欢乐，还讲过和某个东欧来的外国留学生结伴交流，生平第一次在留学生食堂吃到牛排的经历——那些生命中闪闪发光的、幸福的日子。但他也跟我讲起过求学时遭遇的挫折，突然断裂的时间：当世界的时间和个人的时间一并断裂，从外到里；外面是狂暴的“文革”，里面是人生的偶然和意外——念书期间，有一次他不小心从双杠上摔了下来受了伤，只得休学回家静养。褚伯伯跟我讲这个故事，也还是为了鼓励我：时间来到2016年，我博士入学不到两周，就因为一次骑行训练，摔断了右手手臂的两根骨头，手术住院，也算是遭遇了人生的一场意外，一个小挫折。得知我摔断了胳膊，褚伯伯急疯了。在医院里，他很严厉地批评我粗心大意，然后又用自己的人生经验反复告诉我，遭遇挫折是为了吸取教训，在未来的道路上我必须更加谨慎、小心，小心小心再小心，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不然的话，你将来不会有太大的成就的，他这样对我说。
我摔断胳膊住院的事，是我的博士生导师陈思和先生打电话告诉褚伯伯的。陈老师和褚伯伯很多年前一起在上海作协共事过，而一开始建议并介绍我考陈老师博士的人，就是褚伯伯。
2014年年底，我从德国回国，一边在杭州四处晃荡，无所事事，一边写着我的硕士论文。一天，经浙江作协的英姿阿姨介绍，我在西湖边的一家餐馆里认识了褚伯伯和他的夫人张小南阿姨。那时候褚伯伯从上海作协退休没几年，非常热情，详细地问我的经历、我的写作情况，还有我未来的打算。我说我没什么打算，应该会回德国继续读博士，但得先跟我母亲争斗一番，因为她想逼我回国工作、找对象。褚伯伯哈哈大笑。没过多久，他和张阿姨就邀请我去上海玩，我第一次去了他们在卢浦大桥附近的家里，参观了褚伯伯的书房。褚伯伯对我说：上海是中国最好的城市。我不置可否。接着他又说：你必须来上海，你可以在这里读博、写作。
一开始，我以为褚伯伯只是随便说说。毕竟我们还没有太深的交往，他没有任何理由为我的未来操劳。后来我才慢慢发现，对待任何事，褚伯伯从来都不会“随便说说”——“言行必果”和“知行合一”是褚伯伯平时最常用的四字成语。他和张阿姨很快就行动起来。他们先是和我母亲交流了这个想法，希望我母亲同意我在上海读博士的计划。没多久，他们就陪我一起去拜望陈老师。接下来的一年，我一边在复旦旁听陈老师的课，一边准备入学统考。一开始，为了每天能去图书馆自习，我和陌生人一起合租在上海图书馆附近一间狭小的公寓里，没有单独的房间。褚伯伯和张阿姨去看了那间公寓之后，觉得那里环境太差，开始频繁地催促我搬到他们家里。他们给我腾出了一间卧室，于是我就在里面住了一阵子，一直住到我在复旦附近租到新的公寓。搬去新公寓的时候，他们也陪着我一起，看到那个房间环境还可以，才放下心来。入学时，褚伯伯和张阿姨又专程把我送到宿舍。我记得那天很热，那种很疯狂的九月高温天。褚伯伯爬上五楼，大汗淋漓地坐在还没有铺好的床板上，喘着气，很开心地说：蛮好，蛮好。
直到现在，我还是不理解褚伯伯为我的人生计划所耗费的心力。一个人究竟为什么要为一个和自己没有任何亲缘关系，并且无法为自己带来任何利益价值的人尽心尽力呢？这个问题如果有答案，那应该是一个很大的词。我很害怕用这个词。特别是在想起褚伯伯的时候，“爱”这个词总是会哽住。因为每每想到这里，我就很难不陷入一种无力回应、无以回报的怅然。事实是，我为褚伯伯做的实在太少了。褚伯伯最后那几个月里，我只去医院看望了他两次，平时也很少给他发送问候的微信消息。我知道他在等着我，这个他在生命的最后十年寄予了极大的期望、极深的关爱和持久惦念的我。可我没有回报他。
褚伯伯是2025年1月11日傍晚去世的。我最后一次给褚伯伯发消息是在1月1日那天。我祝他新年快乐，祝他新年迎接胜利和健康。过了一会儿，褚伯伯回复我：
“祝文艳宝宝新年快乐！祝新年各方面有新的飞跃，成为上海著名才俊！”
褚伯伯是一名诗人。他主要写旧体诗词，喜好研究古典诗词，也为很多新诗写评论。由于我不写诗，古典诗词方面的知识很薄弱，所以我和褚伯伯在古诗词方面的交流仅限于每年读他发来的元旦咏怀，以及闲时翻阅他推荐给我的古诗词研究新著。
褚伯伯身上的诗人气质也是偏古典的，率真而不乏理性。我以前问过褚伯伯最喜欢哪位诗人，他说当然是苏轼。我想这个答案在他那一代的文人那里应该是比较典型的。他们向往的不是浪漫的暴烈和疏狂，他们总是想要平衡生活和哲思，入与出，进与退。
在生活中，褚伯伯很少会表现得很激烈。从来没有过放纵的狂妄和狂饮，也从来没有表露过阴郁或感伤的神情。他总是很乐观，习惯用真诚、积极又很有分量的话语鼓励他身边的每一个人，特别是年轻人。大多数时候，我看到的褚伯伯是一个热情洋溢、充满活力的诗人，总是站在阳光下，向世界露出一个大大的笑，好像随时准备为美好的生活吟诗高歌。
褚伯伯与诗词相伴，也与人相伴。与他人相处、交往的时候，他总是首先看到他人的优点，认真地对待每一个人，无论年岁还是身份。在我面前说起文学圈里的人时，褚伯伯总是会说出他非常欣赏他们的地方，用一种在我看来时常略显夸张的方式大加称赞，从来不会细述任何一个人的瑕疵——后来我发现，每次他在别人面前谈起我、介绍我的时候，那种用力称赞的夸张程度还会加剧、加倍。但是，如果我在他面前表现出对他人的傲慢和不屑，他就会严肃地批评我，告诉我人必须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褚伯伯对自己也的确相当严苛。他每天早晨5点起床，泡一壶茶，就一两块小饼干，花几个小时一个人在书房看书、写作，雷打不动。他很喜欢在我面前炫耀自己勤奋的阅读和写作。每次我去家中拜访，他都会从书房里捧出最近看的新书，或者拿出新写的诗作或评论，一沓漂亮的手写稿，很得意地向我述说最新的文学工作成果。我会夸他勤奋、厉害。他听我夸他自然很高兴，但过一会儿，他的眼里又会流露出淡淡的怅惘，仿佛眼前忽然闪过了生命中许多虚度的光阴。“人的惰性是很难克服的。”他总是这么说，一边感叹着过去的自己不够努力，没有充分利用业余时间钻研学问——褚伯伯长期在文坛任职，他把人生最好的时间和最充沛的精力献给了集体文艺事业的发展，留给自己个人的写作时间很少。退休以后，他一直坚持学习，努力提升自我，从不怠息，还经常在我面前引用鲁迅那句名言：“倘能生存，我当然仍要学习！”我知道他不仅是在激励自己，更是在勉励我。他想告诉我，我虽然还年轻，但如果要在文学的道路上坚持走下去，还需要很强的毅力、勇气和决心。他希望我能更努力，克服我的惰性，改正我身上的诸多缺点，虚心接受批评。
他希望我能和他一样，坚持学习、写作，努力去做正确的事，做正直的人。他希望我永远不要放弃。
2024年五一长假前一天，褚伯伯约我去上海作协。退休以后的十几年里，褚伯伯每周二上午依然会坐公交车去他退休前的工作单位，走进他心爱的爱神花园，看看曾经的同事，处理一些诗词学会的事务。那天也是一个周二，褚伯伯提前几天很郑重地打语音给我，说希望带我去一趟作协的创联室。我知道他是在提醒我办理作协会员的转会手续。从好几年以前开始，褚伯伯就一直建议我把作协会员关系从浙江转到上海，因为我已经在上海快十年了。每次我口头上都答应说好，但由于我对作协系统的会员制度并不了解，也从不在意，所以一直拖延着这件事。
于是那天我第一次去了褚伯伯在作协的办公室，和办公室里的两位同事老师聊了会儿天。接着，褚伯伯带我去了创联室，向创联室的老师介绍我，询问转会手续的办理步骤。创联室的老师说，转会员关系只要填一张表格就可以了，并且马上通过微信发送给我。事情这时其实已经办完了，但褚伯伯继续在办公室里坐着，在办公室几位老师们面前用力地夸赞了我一番。我很拘谨地坐着，僵硬地微笑，有点尴尬。褚伯伯坐在我对面，不停地说着话，眉飞色舞。他的脸上放着光，词句在呼吸中闪耀。那时褚伯伯已经生病一年多，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看到他这么兴奋、欢快了。那天最后我们一起走出办公室，穿过爱神花园的绿荫。褚伯伯再次嘱咐我不要忘记填写表格，然后满面幸福地说，现在你终于也在上海作协了。
褚伯伯去世以后，我在他的遗物里看到了他保存的一张发黄的报纸，上面有一篇我2021年在《文汇报》“笔会”发表的文章。我想起他第一次在《文汇报》上看到我的文章的时候，曾经很激动地给我打电话祝贺我，然后到处发微信消息给他的文友们吹嘘我的文章，周二去作协的时候也拿着那张报纸给他的同事们传阅。然后我还第一次在公众号上读到了他二十多年前写的文章，里面写到了他很久以前来上海作协办转会手续的那天。他说他把上海作协看作他的福地：“我最有活力的生命以文学为依托……我的精神最热烈、最有力、最富于深思与激情的领域，是文学的天地。”
我的褚伯伯一直爱着他的工作。他毫无保留地爱着文学，爱着他奉献了一生的文学事业。上海作协不仅是他的工作单位，也是他安放精神的所在——他那“最热烈、最有力、最富于深思与激情的精神”。文学是他的生命信仰，而上海作协是支撑这个虔诚信仰的所在，一个近乎神圣的空间：这里是他的福地，是“文学的天堂”。于是褚伯伯把我带到了他的所在之地，一座他深爱的城市，还有这座城市里他认为最接近文学与永恒的地方，他的福地。他希望我也能和他一样，爱上这个地方，毫无保留地爱着神圣的文学事业。然后——这时我看见他就在我眼前，又一次对我露出了那个饱满的、大大的微笑，笃定地对我说——总有一天，这里也会爱上你的。文学也会爱上我的。
2025年7月7日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