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书房的历史剪影
故宫之大，令人咋舌，即便去过几次，也很难搞清其真实的格局。社会上一直流传这样一种说法，故宫的房间共有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实际数量约九千间），如果一个婴儿从出生那天起，每天晚上都换一个房间住，等把所有房间住遍，他已长成二十七八岁的大人了。
事实上，故宫以乾清门为界，按照功能大致划分为两部分。乾清门以南是行政办公区，乾清门以北是生活居住区。
乾清门以北东南庑有个“五楹，面向北”的屋子。据《现代汉语词典》，“庑”是指正房对面和两侧的小屋子；一间为一楹，“五楹”，也就是五间小屋子的宽度（网上有“五楹”相当于现今二十七米多的说法，笔者并未找到明确依据，暂以此说作为参考）。因屋中悬挂“前垂天贶”“中天景运”“后天不老”三块匾额，有“三天”之说。这“三天”之所，就是清朝皇子皇孙读书的地方——上书房（又称“尚书房”，道光以后称“上书房”）。上书房之所以设置在靠近乾清门的位置，也是为了方便皇帝随时检查他们的学习情况。
清军入关是1644年，而满族人自己的文字，是1599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命额尔德尼和噶盖参照蒙古文字母创制的，俗称“老满文”。在此之前，满族人只有语言，没有文字。入关后，清朝统治者非常重视教育，尤其是皇家子弟的文化教育。
康熙帝对皇子皇孙的教育特别上心，不仅对所学内容做了严格要求，还经常到现场检查学习情况，史书记载他“于听政之暇，时时指授，罔或有间”。其实康熙帝年少时，就严格要求自己：“逐日未理事前，五更即起诵读，日暮理事稍暇，复讲论琢磨，竟至过劳，痰中带血，亦未少辍。”读书读到吐血，这功夫下得也是没谁了。一百多年后，还有一位皇帝患“吐血之症”，那就是咸丰帝。但此“吐血”非彼“吐血”，咸丰帝是因沉湎酒色，身体每况愈下而吐血的。
康熙帝去世后，四子胤禛继位，改年号为雍正。雍正帝比康熙帝还重视皇子皇孙的教育，雍正元年（1723），他专门为此下了一道圣旨。
为了达到“皇子知隆重师傅，师傅等得尽心教导”的目的，皇子入学时必须向师傅行礼，身旁伺候的人应当力劝师傅“受礼”，如不肯受，则以皇子向师傅的座位作揖代替。另外，必须安排好师傅的饮食，“至桌张饭菜”“照例用心预备”。雍正帝连上书房家具的形制、数量、摆放位置等，都提出具体要求，“与师傅预备杌子（凳子）四张、高桌四张，将书籍笔砚表里安放桌上”。真可谓事无巨细，面面俱到。
上书房的负责人称“总师傅”，通常由翰林院掌院学士担任。翰林院是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荟萃之地，能成为“掌院学士”的人，绝非泛泛之辈。对总师傅的人数，没有具体要求，单人或两三人的情况都出现过，总师傅也不用每天都到岗。有清一代，出任总师傅一职的多为名臣，如雍正朝的鄂尔泰、张廷玉，乾隆朝的嵇璜、刘墉，道（光）咸（丰）之间的翁心存（名臣翁同龢之父）等。
除了负责总体教学，总师傅还要为上书房配备师资力量。首先，总师傅遴选出若干名品学兼优的翰林，由皇帝亲自召见，选取其中“器识端谨者，钦点某某为某皇子授读师傅”。另外，要给师傅安排一两名助手，“谓之上书房行走”。
皇子皇孙对师傅极为尊重，彼此感情很深。乾隆帝逝世后，嘉庆帝急忙召自己的师傅朱珪进京，两人见面后，嘉庆帝居然握着朱珪的手，放声大哭。朱珪去世时，嘉庆帝亲自到府上吊唁，可朱家的大门低矮，御辇无法通过，嘉庆帝干脆自己走进去哭奠。
师傅之外，还设“谙达”（满语，朋友、伙伴的意思），有内外之分。内谙达负责教授满蒙语言，从八旗翻译人员中选派；外谙达负责教授弓箭骑射等。嘉庆十八年（1813），林清率领天理教徒攻入紫禁城，正在上书房读书的绵宁（后来的道光帝）听到消息后，手持鸟铳赶到隆宗门，亲手击毙两名教徒，立了大功。这就是“汉唐以来之未有”的“癸酉之变”。
嘉庆年间，一个名叫吴振棫的人写下《养吉斋丛录》，共三十六卷，详细记录了清朝的典章制度。该书记载，清朝家法规定，皇子皇孙六岁（此处是虚岁）开始读书。
皇子皇孙读书非常辛苦，“寅刻至书房，先习满洲、蒙古文毕，然后习汉书”。古代每天分为十二个时辰，对应今天的二十四小时，“寅刻”是凌晨三点到五点。如今，哪个家庭舍得不到凌晨三点，就把五岁的小朋友从被窝里拉起来，随即送去读书？这两个小时基本是自习时间。卯时，也就是五点到七点，老师开始讲课，一般到午时（十一点到十三点）才下课；课多的时候，会讲到申时（十五点到十七点）。下午，基本安排的是体育课，主要练习骑马射箭。一年到头，只有大年初一、端午节、中秋节、皇上的生日和自己的生日这五天，不用上课。
经过这般“魔鬼式”甚至“地狱式”教育的皇子皇孙，“文学安得不深”？“武事安得不娴熟”？“以之临政，复何事不办”？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清朝的皇族中出了那么多诗、书、画的名家。
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雍正帝去世，四子弘历继位，改年号为乾隆。乾隆帝继承了康熙帝、雍正帝的优良传统，始终关注皇子皇孙的教育，亲自给上书房题写楹联“念始终典于学，于缉熙单厥心”。
乾隆三十一年（1766），因为十一子永瑆“不务正业”，乾隆帝对儿子进行了批评教育。这件事的起因是，他看到十五子永琰（后来的嘉庆帝）手拿一把折扇，扇面上有画有诗，落款为“兄镜泉”（“镜泉”是永瑆的号），立马就不高兴了：“此非皇子所宜。皇子读书，惟当讲求大义，有益立身行己，至寻常琢句，已为末务，何可效书生习气，以虚名相尚乎？”堂堂皇家子弟，怎能效法儒生做派？
为此，乾隆帝现身说法，深情回忆道：我当皇子的时候，可没有号。二十二岁那年，你们的祖父（雍正帝）“因办当今法会一书，垂询有号否，朕（乾隆自称）敬以未有对，皇考即命朕为‘长春居士’，和亲王为‘旭日居士’”，即便是赐的号，我“未尝以之署款”。此事的来龙去脉，你们可以问问和亲王。
接着，他话锋一转，语气变得严厉起来：大清“家世敦淳朴之风，所重在乎习国书，学骑射，凡我子孙自当恪守前型，崇尚本务，以冀垂贻悠久。至于饰号美观，何裨实济？岂可效书愚陋习，流于虚谩而不加察乎！设使不知省改，相习成风，其流弊必至令羽林侍卫等官咸以脱剑学书为风雅，相率而入于无用，甚且改易衣冠，变更旧俗，所关于国运人心良非浅鲜，不可不知儆惕。……阿哥等此时即善辞章，工书法，不过儒生一艺之长，朕初不以为喜。若能熟谙国语，娴习弓马，乃国家创垂令绪，朕所嘉尚实在此而不在彼”。
他明确要求，要把这道上谕贴在上书房最显眼的地方。
《三字经》有言：“教不严，师之惰。”给皇子皇孙当老师，着实不易，要时时处处加小心，如果偷懒，后果相当严重！乾隆五十四年（1789），乾隆帝巡视上书房时发现“皇孙辈皆不喜读书”，经常旷课，而上书房的师傅竟有“六日不到者”。乾隆帝大怒，降旨申饬：皇子们的年龄都大了，有一定的基础，“毋须按日督课”，但皇孙“正在年幼勤学之时，岂可稍有间断”？
接着，他开始追究责任：“年已衰迈”的总师傅嵇璜和“军机处行走”王杰，“情尚可原，着从宽交部议处”；刘墉、胡高望、谢墉、吉梦熊、茅元铭、钱棨、钱越、严福、程昌期、秦丞业、邵玉清、万承风等人，“俱着交部严加议处”；阿肃和达椿，既是满洲亲贵又是内阁学士，居然对皇家教育“毫无所事”“其咎更不能辞”，不仅被革职处分，还各打四十大板，留在上书房“效力行走，以赎前愆而观后效”。
终究是“世界潮流，浩浩汤汤；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即便拥有如此完备的教育制度，经历康乾盛世的清朝也免不了走下坡路的命运，而爱新觉罗的子孙们再也无力担负开疆拓土、定国安邦的使命，一步步走向历史的深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