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翎：一个清瘦的影子
蓝翎与杂文
蓝翎，是我的师父，但他称我为“刚老弟”。他去世甚早。2005年2月8日，农历除夕，一大早的电话铃声后是蓝翎夫人颤抖的声音：“蓝翎走了。”我当即赶往。蓝翎过世后，我和师父们的聚会——袁鹰说是“自费吃喝”——在报社周边的小饭店中继续进行，每隔两三个月一次。袁鹰每次都指着一个空座位说：“要是蓝翎在就圆满了！”
蓝翎去世后，袁鹰很快写了《悼蓝翎》：“往事历历在目，我们第一次相识于1954年10月，蓝翎和山东大学时期的同窗好友李希凡，合作写了两篇关于《红楼梦》研究的评论，向前辈专家的观点挑战，很有一股当时难得见到的锐气。被毛泽东主席赏识，誉为敢于向权威认真挑战的‘小人物’，一夜之间声名大振。”不久，蓝翎从北京师范大学工农速成中学调入人民日报社，那年他23岁，是文艺部最年轻的编辑。而李希凡当时还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班学习。袁鹰在文中说：“调他（李希凡）来报社需经过吴玉章校长批准，所以迟了一些时候。两位‘小人物’一时间成为万人瞩目的名人，披满身光彩步入文坛。”
蓝翎到来一年多后，恰逢《人民日报》改版，恢复文艺副刊。副刊的特色之一，是每天版面头条位置必定是一篇加花边的杂文。蓝翎就是杂文编辑之一，他对这项工作有很浓厚的兴趣，抱着极大的热忱进入角色。正是工作和兴趣使然，蓝翎自己也开始写杂文。此一时期，应是蓝翎成为一代杂文名家之始。袁鹰写道：“那一个时期，杂文大大兴旺，老作家纷纷拿起笔，茅盾（署名玄珠）、周建人、夏衍（署名任晦）、巴金（署名余一）、王任叔（署名巴人）、王缉和（署名秦似）、徐懋庸等几位带头，一大批中青年杂文家群起响应，蓬蓬勃勃，此呼彼应，确实有点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景象。”
据蓝翎后来统计，从1956年7月1日到1957年6月6日，不到一年时间，仅《人民日报》副刊就发表了约500篇杂文，作者200余人，各地报刊上发表更多。蓝翎后来追述：“篇目之多，作者之众，影响之大，实属空前，说它（这段时期）对杂文的‘复兴’起了带头的作用，并不过分。”
袁鹰说：“蓝翎对这个应该载入现代杂文史的‘复兴’是有功绩的。他本人也从一个古典文学研究者转换为年轻的杂文家，他出手很快，文笔犀利，抓住合适的题材，立刻就能拿出一篇。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高低贵贱’论》《笔下有冤魂》等篇，当时都产生较大影响。”
瓜田与叙事
蓝翎回忆往事时，轻松而不怨愤，还带着幽默。他曾在河南农村某地劳动，生产队长看他瘦弱，便问：“你瘦瘦小小的，怎么当得了右派分子？”蓝翎一笑：“我在生产队干农活，还胖了点。”队长说：“中！不要再去干活了，你去看瓜田。”这个夏天，被蓝翎称为“瓜田李下”的日子。蓝翎每晚在好大一片瓜田巡察，吃瓜不要钱。他一个人住在地头的窝棚里，窝棚顶的架子上挂盏汽油灯，可以读书，读《人间词话》《梦溪笔谈》。巡夜时执手电筒，看到有路人偷瓜，蓝翎就叮嘱他们：“把瓜皮扔远点。”队长偶尔会问：“有偷瓜的吗？”蓝翎说：“吃瓜不算偷。”
我几乎从未见过蓝翎穿新衣服，比如笔挺的白衬衫。他常穿布鞋和洗得很干净的蓝布上装。他的办公室在走廊南头，我和他隔着两间办公室，分别是李希凡和袁鹰的。我从工厂送小样回来，有时会在走廊上碰见他，或者在他办公室小坐聊会儿天。说是聊天，其实是蓝翎为我授业解惑：“诗，一般都从抒情开始，李白就是这样。但年岁大了，会想起杜甫。为什么？杜诗中多了点叙事的成分，他在诗中讲一个故事，比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谁住茅屋？谁住秋风能破的茅屋？穷人，活得很艰困的老百姓。杜甫显现的同情心，是以穷苦农人和茅屋展开的，是为民呼号的，倘若没有茅屋的叙事，就没有了这首诗的全部现实和历史价值，以及所有魅力。”他又嘱我：“叙事是一切文学体裁的基础。”
《人间词话》
1993年秋天的某日，我合上手中的《人间词话》，准备下班时，碰见了蓝翎。我俩同行。从文艺部办公室到报社大门有很长一段路，出了大门，蓝翎要陪我走一段，说想跟我聊聊王国维。我请教蓝翎：“《人间词话》里反复说境界，但论家却少有细致的梳理。”蓝翎说：“读者一般都会把‘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称为‘三境界说’。此三境界，其实是《人间词话》境界说的统领，刚老弟，你说呢？诗词最应倚重的是什么？众说纷纭。《人间词话》定于一尊：境界！王国维细说境界，刚老弟，你是诗人，能举几例吗？”
我回答道：“王国维说，‘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怜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等等。”
蓝翎告诉我：“王国维还说：‘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得此真谛，非一读再读，且在写作实践中累积心得体会不可。我有时会惶恐地觉得，我们正远离读书的时代。”
出得报社大门，金台路两侧的鸡爪枫叶在夕照中悠悠落下，红艳艳地铺在人行道上，而夹杂其间的银杏树叶，金闪闪地和枫叶相伴。从初秋到仲秋，秋风是造景者，枫树、银杏先在枝头染红披金，唯恐人们不及抬头，便落到路上，让你看到秋色烂漫。我们一边感叹秋日风景，一边道别。走了两三步，蓝翎又回头说：“刚老弟，就这一段路，便有多少风景！但我们总是脚步匆匆、心事重重，风景不见了，境界何在？”说完，蓝翎飘然而去。而“景”与“境”，则萦绕我心中矣！
久别重逢
蓝翎总是轻轻地走到你面前，轻轻地说话，轻轻地离开，说他“飘然而去”实不为过。岁月蹉跎，这一飘，竟是我飘到了很远的法国巴黎，一别3年。回国后，我与蓝翎相约在饭店聚餐，饭后品茗聊天。蓝翎问：“读了很多书吧？那地方中文书好买吗？”我说：“我在友丰书店还买到了《人间词话》。”蓝翎莞尔，大约想起了几年前的对话。提及法兰西，他说：“那是一片有风景的土地。”我说：“感受风景大约是和心境相连的，且与时地有关。”蓝翎有兴味地说：“愿闻其详。”
“我下决心在秋日去一次枫丹白露宫，是因为一种好奇：什么样的风景诱使朱自清，做出了如此美妙的翻译？”枫丹白露（Fontainebleau），法语本义为“美丽的泉水”。徐志摩则较朱自清更早译为“芳丹薄罗”。枫丹白露宫坐落在约170平方公里的树林中，林中有橡树、栎树、白桦、欧洲山毛榉、悬铃木、椴木、香柏木等，还有泉水。树木各有姿态、风情，各色树叶在秋风中任意晃动，晃动着大地和天空。“我心里却会闪过一种感慨——那是外国的。或可说，风景的欣赏和情绪，不仅关乎风景，也关乎风景的所在地？为什么在中国的森林中，我总是很快被树木的清香和野花野草所陶醉？”
蓝翎说：“或许这就是家国情怀。”稍顿，他又说：“诗人目睹自然风物，心有所动，有一个移情的过程。在自己的国土上，你的移情更为丰富而且习惯。”我说：“是的，站在自己的国土上，回到崇明岛的芦荡中时，我有一种油然而生的亲近和踏实的感觉。我会大口地呼吸。”
蓝翎把话题转到《人间词话》上，说不妨从字里行间，推想王国维的心路历程，这是很有趣的。如对词人的评价，先有“词之最工者，实推后主、正中、永叔、少游、美成，而前此温、韦，后此姜、吴，皆不与焉”之语。上述5人，即李煜、冯延巳、欧阳修、秦观、周邦彦。后又说：“唐五代之词……唯李后主降宋后之作，及永叔、子瞻、少游、美成、稼轩数人而已。”
蓝翎又说：“任何一个人的任何一种看法，都是自己的见解，因而都是有片面性的，虽王国维也不能例外。他最推重的冯延巳善写闲情，再发逸致。可是今天，我以为读苏东坡的人数，远超读冯延巳的人，为什么？作品要经过时间的拣选，且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虽王国维也不例外。一时的‘第一’‘著名’云云，均可小看，不足为训。”
2003年春，我太太得知京郊某地有广东人做盐焗鸡，品尝后觉得味道不错。我便买了3只，分送袁鹰、姜德明、蓝翎。退休多年的蓝翎正在写作，我在诸多师友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到用毛笔以蝇头小楷、按古式竖行书写书稿的场景，这令人叹为观止。他留我小坐喝茶，并送我一幅书法，写的是我的一首九行抒情诗《南屏晚钟》：
把风尘带进山中，
抖一抖心灵，
像泉水一样轻松，
石也亲近草也热情，
又想做樵夫又想做牧童，
东山有庙西山有松，
山山都有古风，
半生奔波此刻闻道，
杜鹃斜阳听南屏晚钟。
落款：录书徐刚兄九行诗以奉 金台闲人蓝翎
蓝翎告诉我：“这首小诗里有一点‘空’和‘闲’的味道。”
从武夷山到天目山
我是1985年夏天离开《人民日报》，到《中国作家》担任报告文学编辑的。从我熟悉的诗歌，到陌生的报告文学，仿佛是因缘巧合，也促成了我写作的一个转身。其时，恰逢大兴安岭大火，我第一次目睹了一处森林的灾难，便查找了一些相关的资料，内心有创作的冲动。那时，有一位我尊敬的好友告诉我，武夷山有位用生命保护林木的奇人陈建霖，并嘱我：“你要去一趟，好好写！”1987年9月，我便请假，自费直奔武夷山。临行前，我给师父们电话辞行。艾青说：“走进自然，是美好的开始。”蓝翎说：“多一次登临，多一次远望，你会有意料不到的收获。”
上得武夷山，山和人的故事便接踵而来。某日，陈建霖刚刚上班，依惯例一早便巡山，直奔鹰嘴岩——他牵挂着那里的一棵巨松，刚好遇见了正在砍伐松树的老乡，他连忙抱住了那棵树，止住了那把斧子，先劝后求，声泪俱下。农人说没钱买柴火，只好上山砍树。陈建霖连忙从口袋里掏钱，只有5元。他告诉乡人：“我回家拿钱，你等着。”回崇安县城家里取钱再上山，用60元钱保住了一棵老树的命。待老乡一走，陈建霖抚摸着被斧子砍伤的树，像个孩子似的哭了。陈建霖又在幔亭山房树“毁林碑”，勒石铭文云：“……今者保护森林，政府有明令，凡我人民宜各有责遵守之，况性有自觉，心有自尊，肥己捐公被人鄙，非君子所为，则名山胜概益增华美，记事勒石，示告诫焉……”
半个月后，我转赴浙江天目山林场，找一个老人。又是一座山和一个人。老人是天目山林场的老场长，叫宋永增，年近80，比陈建霖大近40岁，1982年离休。宋永增是一名老共产党员，1960年到天目山做林场场长，他说：“我刚去的时候，山里有座庙，只有庙里的和尚拿着棒子在管山，盗伐的人有浙江的，有安徽的。安徽那边的天目山已成荒山秃岭，就来砍浙江这边的林木。”宋永增到天目山，先拜访了小庙及和尚，然后招工。他白天盖房、种树，晚上巡山。和尚带路，一人一根长木棒。遇见盗伐者，他们先是口头警告，如果跑掉的，便作罢；如遇蛮横惯犯继续砍树的，便先行包围，再警告，仍不服从者，便一路追下山去。天目山旁，是古关隘千秋关，衰草依稀。老宋带着林场工人连种了3年树，吃了3年沙土，9000亩森林终于绿了千秋关。天目山凡是缺林少树处，宋永增便遍植名木，它们都已成为天目山林场的一部分。每当太阳升起，树木便开始劳作，把清新的空气散向人间；夜晚，在海拔1100米的峰峦间，小鸟归巢，林中有手电筒的光闪过，那是巡山的宋永增。
老场长拉着我的手，不容分说，把我从宾馆接到了他的家——天目山下3间平房里。他说：“住家里舒服，我老伴做的家常便饭好吃！”在老场长将我牵到他家的一路上，我看到他的手是变形的，右手的手指特别瘦长，双手长满了重重叠叠的茧子。老场长告诉我：“林场初建时特别稀罕的是小树苗，尤其是高品级的乔木树苗。天目山的林子里、山路边有野生的小树苗，有的长在石头缝里，我便抠，抠泥巴，抠石头，把小苗连根抠出来。”这一抠就是30多年啊！天目山红枫红了时，我告别老场长，背包里是《伐木者，醒来！》的手稿。
语言的不共性
蓝翎找了家金台路附近的小饭馆，请我小酌。那一晚，他兴致很高：“诗文本一家，侧重有不同。最关键的是语言文字的锤炼，是诗性写作。”我请教蓝翎：“诗文体裁有别，构思的方法不一，具体到写作，切入点或有不同。但我在写作散文及《伐木者，醒来！》时，笔下会有诗的语言闪现，便写在文章中了。”
蓝翎告诉我：“这就是诗与文的契合，是诗性写作的基础。诗歌对其他文体的作用，是润物细无声的，概而言之，是诗性在不经意间流出。具体而言，是遣字造句，即所谓文字，不一般化的、诗性的文字，也就是它的独特性。‘不要把我和别人相提并论’，看似狂语，其实是一种境界，那是指语言文字的不共性，可理解为只属于我的语言文字。《伐木者，醒来！》中，有点这种味道。”同时他又提点我：“刚老弟，要把写诗和生活分开，思维敏捷之于诗，为才华；但在日常，重要的是相善于群。”
我们还谈起了辜鸿铭——这个当年在北大校园里扎着小辫子，经常独自徘徊而又学贯中西的“怪人”。蓝翎特别欣赏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中的这段话：“实际上，中国的毛笔或许可以被视为中国人精神的象征。用毛笔书写绘画非常困难，好像也难以精确，但是一旦掌握了它，你就能够得心应手，创造出美妙优雅的书画来，而用西方坚硬的钢笔是无法获得这种效果的。”
难怪蓝翎是用毛笔以蝇头小楷、按竖行格式写作的。不知道是在《红楼梦》还是在别的书里，他寻得了“古风”的痕迹。蓝翎的手稿整齐地叠放在一间小书房的案头，如今墨迹安在？
蓝翎已远行20年。我闭目就能看到，不远处那个清瘦的影子。
（作者：徐刚，系诗人、报告文学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