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学家眼中的古代经典——朱自清的《经典常谈》
在多数读者的心目中，朱自清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人们熟悉他，主要因为其散文《荷塘月色》《匆匆》《背影》等。倘若翻读文集或全集，却可知朱自清的散文，占的份额其实并不多，占了绝大多数的是书评、杂记、游记、有关语文教育及其他方面学术论文，这其中就包含了一册珍贵的于抗战中完成并出版的《经典常谈》。
阅读经典的意义
抗战时期，民族处于危难时节。此刻，为何还提倡读经典，意义何在？出版序言中，朱自清这样说：“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这个说法很有力。一个时代，一个民族，即使在血战之中，人们也需经典训练。经典并不是让人立即有用于打仗或赚钱的能力，而是通过文化意识获得，开阔眼界，拓展精神。朱自清再加上一句：“再说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的国民，至少对于本国的经典，也有接触的义务。”这话有分量。一个人说自己受过教育，那么，他对自己的文化经典，就“有接触的义务。”这样明晰又坚定的话，应该作为阅读“经典”的经典解说词。
那么，经过新文化运动洗礼，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古代经典，应该包括哪些内容呢？“本书所谓经典是广义的用法，包括群经、先秦诸子、几种史书、一些集部；要读懂这些书，特别是经、子，得懂‘小学’，就是文字学，所以《说文解字》等书也是经典的一部分。”很明显，这里的经典，相较于传统理解范围的数量，是减弱了不少，可阅读工具的“小学”（文字学）《说文解字》，也添加入列了经典范畴。这又显现了一种现代观念的参与。
在朱自清的心目或眼中，我国古代经典，大致包含哪些内容？这部书中，他排列了这样十三种类：说文解字第一；周易第二；尚书第三；诗经第四；三礼第五；春秋三传第六；四书第七；战国策第八；史记汉书第九；诸子第十；辞赋第十一；诗第十二；文第十三。这中间，有的是一部部书，譬如《说文解字》《诗经》《史记》《汉书》《战国策》……有些是类别：诸子、辞赋、诗……这是范围区分。可重要的，应该是解读。解读才能突显经典意义，才能显现著述者的现代眼光和文字能力。
朱自清在抗战期间出版的部分著作。朱自清长期关注中学语文教育，与叶圣陶合作，撰写、编选了多部关于语文教育与学习的论著。
将《说文解字》排在经典之首
朱自清所列的内容虽只有十三篇，可经典的形成、传播以及在历代发生的影响，都颇为繁复，厘清它们，绝不容易。我们的介绍，也只能选择性地略加引述，期望人们有窥斑见豹的印象。比较特殊的，朱自清让一部文字学著述《说文解字》进入经典行列，并把它排在第一。我们就来看看他是如何陈述这部著述的。在引出远古仓颉造字传说故事后，作者叙说了早期文字庞杂情形，后来秦始皇为了统一文字，让李斯、赵高、胡毋等人作篇章加以集中；直到东汉“有个许慎，作了一部《说文解字》。”朱自清认为：“这是一部划时代的字书。”具体而言：“现在我们要认识商周文字，探寻汉以来字体演变的轨迹，都得凭这部书。而且不但研究字形得靠它，研究字音字义也得靠它。”研究文字的形音义，以前叫“小学”，现在叫文字学。这部书为何能入选经典：“以前学问限于经典，所以说研究学问必须从小学入手；现在学问的范围是广了，但要研究古典、古史、古文化，也还得从文字学入手。”“《说文解字》是文字学的古典，又是一切古典的工具或门径。”文字学的意义价值，今天更加突显，将《说文解字》纳入经典，可见作者眼光到底不同，十分的现代先进。
记录我国春秋时期历史的著述，最主要的便是《春秋》一书。朱自清的说法是：“‘春秋’是古代记事史书的通称。古代朝廷大事，多在春秋二季举行，所以记事的书用这个名字。”当时的书不易保存，只有鲁国春秋保留下来，即《鲁春秋》。后来《春秋》成了专名。这部书虽然久远，可据朱自清讲：“《春秋》可是一部信史，里面所记的鲁国日食，有三十次和西方科学家所推算的相合，这绝不是偶然的。”笔者查询资料可知，《春秋》一书，记载日食情况三十七次，采用今天的日食推算模型回推，可以匹配有三十三次。可见两千五百年前古人天象观测记录的精确性。它确实堪称“一部信史”。
我国历史文字记载年代十分久远，按朱自清说法：古代史官记事，有两种“目的”：一是“征实”，二是“劝惩”。一方面留存真实历史，再是通过历史教训，给后人指示好或不好，以便鼓励（向好）或惩戒（不好）。这两种目的，今天的历史著述依然秉承。可《春秋》一书，记载太过“简略”，需要诠释，这就有了后来相传为左丘明诠释简称《左传》的《左氏春秋》。对《左传》的评价，朱自清说得非常有味：“杜预作《春秋序》，论到《左传》，说‘其文缓，其旨远’；‘缓’是委婉，‘远’是含蓄。”有这两点，《左传》就“不但是好史笔，也是好文笔。”也就是说：《左传》不仅是一部好的历史著作，还是上佳的文学作品。
《左传》本身就是史书，可要称它文学，就得证明。朱自清认为：《左传》的文学本领，表现在记述辞令和描写战争上：“《左传》所记当时君臣的话，从容委曲，意味深长。只是平心静气地说，紧要关头却不放松一步；真所谓恰到好处。”“战争是个复杂的程序。叙得头头是道，已经不易，叙得有声有色，更难；这差不多全靠忙中有闲，透着优游不迫神儿，才成。这正是《左传》著者所擅长的。”朱自清本人是杰出文学家，对文章中记叙、描摹，体会极深，所以解说《左传》文学的成绩，来得精确而得心应手，文字也真“透着优游不迫神儿”。
《史记》《汉书》并称良史绝非偶然
《史记》《汉书》，人们常常并提。按朱自清说法，原因有两个：一是它们是最早的有系统的历史。再早的《尚书》《国语》《左传》《战国策》，或记言，或记事，都简短散碎，而《史记》创了“纪传体”，叙事自黄帝直到作者当朝，前后三千多年。《汉书》采用了《史记》体制，以汉代为断，记汉高祖到王莽事，二百三十年。后来中国称为“正史”的其他二十二史，都采用断代成书方式。《史记》《汉书》“可以说是‘正史’的源头。”二，历史意义价值外，这两部书都进了文学史，“成了文学的古典”。它们的写作，充满了文学的处理方式，尤其《史记》，塑造出一批鲜活的历史群像。当然，社会环境的因素，在不同时期，人们欣赏它们的程度，还有差别：“大概东汉、魏、晋到唐，喜欢《汉书》的多，唐以后喜欢《史记》的多，而明清犹然。”“这是两书文体各有所胜的缘故。”
司马迁的身世，人们了解不少。朱自清对《史记》写作情况陈述，也颇有识见。他认为司马迁著述的重要，与他的志向有关：“司马迁是窃比孔子的。孔子是在周末官守散失时代第一个保存文献的人；司马迁是秦火以后第一个保存文献的人。他们保存的方法不同，但是用心一样。”《史记·自序》里，司马迁引了董仲舒述孔子的话，朱自清用白话引出：“我有种种觉民救世的理想，凭空发议论，恐怕人不理会；不如借历史上现成的事实来表现，可以深切著明些。”这便是孔子作《春秋》的趣旨。司马迁“窃比孔子”，志向极高远。他在著名的《报任安书》中说他的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史记》写作，朱自清认为，有司马迁自己的深切认知：“《史记》虽然窃比《春秋》，却并不用那咬文嚼字的书法，只据事实录，使善恶自见。”对于这部巨著中作者参加的议论，朱自清报以同情的理解：“司马迁自遭李陵之祸，更加努力著书。他觉得自己已经身废名裂，要发抒意中的郁结，只有这一条路。”“天道的无常，世变的无常，引起了他的慨叹；他悲天悯人，发为牢骚抑扬之辞。这增加了他的书的情韵。”“后世论文的人推尊《史记》，一个原因便在这里。”
司马迁在著述中表现出的人生认知，遭到一些后来者的非议。《汉书》著述者班固父亲班彪，认为司马迁：“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论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说他太看重金钱，过分褒扬游侠。朱自清替司马迁辩解：“至于《游侠》《货殖》两传，确有他的身世之感。那时候有钱可以赎罪，他遭了李陵之祸，刑重家贫，不能自赎，所以才有‘羞贫穷’的话；他在穷窘之中，交游竟没有一个抱不平来救他的，所以才有称扬游侠的话。”历史也是现实的体验，是人生境遇的累积，这是接近历史真实的正常方式。只是说些维护“大统”之类表面漂亮大话者，如何能潜入繁复历史的幽密深处？
司马迁终成为历史巨子：“自出机杼，创立规模，以驾驭去取各种史料的，从《史记》起始。”行游万里，涵纳书海，以巨椽之笔：“贯穿经传，整齐百家杂语，成一家言。”我们今天还不由得虔敬感念，司马迁“靠了他的笔，古代许多主要人物的面形，至今还活现在纸上。”倘若要勉力比较两部史书，也可以借到朱自清的简括之笔：《史记》“文直而事核”，《汉书》“文赡而事详”。司马迁“感慨多，微情妙旨，时在文字蹊径之外；《汉书》一览无余，情词俱尽。”但“组织的宏大，描写的曲达，也同工异曲。二书并称良史，绝不是偶然的。”
限于篇幅，朱自清这部讲解古代的《经典常谈》，只能简括介绍于此。好在这几个章节，已显现了新文学家对经典的熟稔，也展示了当代学人对经典的最新判断（写作过程，除去阅读最新文章著述，朱自清还借阅了当时西南联大多位一流学者的稿本参考）；作者散文家的绵密又确当的笔致，使我们在领受经典精神的同时，又获得优游水溪间的自在清亮阅读美感。这样的感受，对于较为难懂的经典，是不多的。这也是笔者敢于、乐于举荐更多人打开《经典常谈》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