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祖慈：我信仰“原汁原味”的翻译
竺祖慈，祖籍宁波，1949年生于上海。曾任江苏人民出版社《译林》杂志编辑、副主编，译林出版社编审、副社长兼《译林》杂志主编，中国外国文学学会日本文学研究分会副会长。获第八届鲁迅文学奖翻译奖。
十年前，竺祖慈离开供职三十多年的译林出版社，正式开始退休生活。有同事劝他译点东西，乃至直接在日本近现代名著中选一选值得重译的作品，他却视为畏途：“已有诸多译本在先，其中不乏名家名译，高山在前，我当仰止，何必非要翻越过去，何况自己又没有这种脚力。”
竺祖慈对重译名著还有一种抗拒心理，是因为他偏爱尝新，没有耐性对一部作品反复重读，也想当然地觉得多数读者无兴趣再买再读同一部作品的其他译本。他在译书时很少像有些译者那样先把原作通读几遍，而是顶多先读一两个章节，大致了解作者、作品的语言风格便动手开译。他总觉得第一次入眼入脑的新鲜内容才足以刺激翻译欲望，读过别人的译本，欲望便难再生，重译难免味同嚼蜡，甚至会给读者拾人牙慧之感。
然而有些规则的打破，也有不可违的因素。比如他翻译太宰治，是因为被带进了作品，这种“带进”，不是进入作品的情节故事，而是其中浓烈的情绪，使他产生阅读冲动和移译的欲望。比如翻译藤泽周平，是因为藤泽远离狂热与流行，《小说周边》里仍是那个旧而美的时代，泥土芬芳，人心恒常，深得翻译家的共鸣和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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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您的处女译作是《川端康成的死与文学道路》。为什么选择川端？
竺祖慈：翻译《川端康成的死与文学道路》应是一种偶然。那是上世纪70年代末我在江苏淮阴师专读书时，刚结束苏北农村十年下放生活返回南京图书馆工作的家父给我寄了一本进口日本刊物，上面载有一篇介绍川端康成的文章。
由于此前数十年的文化封闭，包括我在内的国人对于日本现当代文学知之甚少，唯有川端康成因其作为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第二人而为我和许多国人所知，但大多也是知其名而已。直至1980年，创刊伊始的上海《外国文艺》才初次译介川端的短篇小说《伊豆歌女》和《水月》。我当时便有了译介这篇文章的冲动，一是想让自己与国内读者一起了解一点这位文学大师的生平及创作背景，二是试试自己所学日语能否用于笔译实践，于是译出并由当时的中国现代文学任课老师程中原先生（已故著名党史国史专家，生前曾任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推荐给《淮阴师专学报》发表。大概是因为此类文章在国内尚属鲜见，所以发表后便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转载。
中华读书报：您一般是怎么开始一部作品的翻译？
竺祖慈：至今为止，除少数为《译林》杂志所译短篇小说之外，我发表的译作基本都是应约而译。有些是以前就读过的。即使是不曾读过的作品，我也没像有些译者那样先读一遍乃至数遍，做到了然于心后再动笔，而是读过一个章节的原文，对作品文字风格有了大致了解后就开始落笔，遇到难解部分才会将整段乃至前后几段文字反复读几遍，直至完全理解吃透原义后再动笔，以求文脉贯通。这大致是因我追求新鲜的心理使然，喜欢在翻译的同时享受初读一部作品所产生的刺激。但在完成初稿后，我会再读译稿至少两遍，每遍之间必须相隔一段时间，只要在规定的交稿期内，相隔时间越长越好，避免因短期内反复阅读而产生的麻木导致不易发现问题，以求生出新的“灵光一闪”，令文字得到进一步琢磨。再读译稿时采取低声吟读的方式，发现拗口处尽量改得顺畅一些。所译作品若已有其他译本，我会尽量找来，但只在重读自己初稿时才拿来对照参考，庶几不在翻译时受其影响，但又能通过译后的查对异同而发现自己或对方的问题，尤其是误读误译问题。所以我始终认为，至少在理解原作原意方面，后译胜过前译应是理所当然。若发生前译未有之大量误译，那就大不应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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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小说周边》是日本剑侠小说家藤泽周平的随笔集。您在翻译中对作家有何更为深切、独特的理解？
竺祖慈：译林社买了一套藤泽作品的中文出版权，从中挑出唯一的一部散文随笔作品集约我翻译。我在翻译过程中深感它与我读过的一些藤泽作品大不一样，完全不见剑侠之气，而是一位平实的中年书生在与我们娓娓道来，带着几分闲适，几分淡泊，几分自嘲，几分羞涩，与我的心境和性格倒有几分相适。
书中有许多篇幅是关于作者的读书生活。令我意外的是，藤泽所有小说的故事背景都放在日本武士时代，从不涉今涉洋，他的阅读和观影观剧范围却又出奇地广泛，除了中日古典之外，更有大量的西方现当代文学和影剧作品，尤其是侦探推理和美国西部题材作品，其中不少已非当今中国读者耳熟能详，令我查找大量中外文资料以作注解。仔细再想，藤泽剑侠小说中那些出色的人物性格刻画和引人入胜、荡气回肠的情节设计，难道不是从这些西方作品中获取了灵感吗？ 当然，对于喜爱剑侠题材的藤泽作品拥趸来说，这部闲适的随笔集不一定能配胃口，除非对作者的喜爱已达希望了解他的创作背景乃至个人生活方方面面的程度。
中华读书报：您还翻译了太宰治——一位评价比较两极的作家。您如何看待太宰治？
竺祖慈：至少从这部中期作品集《女生徒》来看，我倒不觉得太宰治有多少“自恋”倾向。倒是从书中那些自传体篇目里反复出现的“感伤”“体无完肤”“愚昧”“羞耻”“丧失睿智”“盲目激情”“丑恶”等用于自我描绘的词汇深感他的自省和自疚。书中的褒扬对象，除了于其有恩的亲人和情侣，还有日常生活中偶有接触的一些凡俗百姓，对自己则多为冠以上述消极词汇的种种失败和挫折的记录。
中华读书报：太宰治的作品在国内翻译也多。
竺祖慈：我看过篇目，除了《奔跑吧，梅勒斯》一篇，其他篇目我以前好像都没读过。这一方面让我反省自己读书不够，一方面倒也减轻了对此项译事的抵触，因为至少新鲜感还在。
2019年秋我陪太太去澳新旅游二十余日，便把这本作品集的日文原文带在身边。旅途中自然无法翻译，于是我决定先通读一遍再说。幸运的是，我被带进了作品之中。这种“带进”，不是进入作品的情节故事，而是进入其中浓烈的情绪。太宰治这个阶段的作品，确实普遍认为是他整个创作生涯中比较明快的一个部分，但毕竟只是与他自身的比较。纵贯其一生的“丧”感在这个阶段也是不会逸离的，只是其中不乏作者对于新生的追求。这种“丧”感与作者的挣扎和追求的冲突，便构成了作品强烈的情绪张力，令人产生阅读冲动，也令我产生移译的欲望。
剩下的便是“重译”的问题。我查了一下，此集中的篇目确实多已有中文译本，散见于海峡两岸的各个版本。我因已有移译的欲望，便说服自己不去考虑“重译”的种种问题，决心自己闭门造车先干起来。我译出两篇初稿后，试着与能找到的其他译本比较了一下，发现阅读体验其实是不一样的。仔细推敲了一下原因，觉得首先是因为原作语言文字的丰富性为移译转换提供了相当的想象和再塑的空间，另一个重要原因大概是作品中那种浓烈的情绪感在不同性格的译者笔下必然会有不同程度，乃至不同方式的释放和表达。有了这种认识，我便比较放心地不以其他译本为意，专注地投入了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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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多年从事翻译专业研究工作，现在您的翻译是不是已经没有什么难度？
竺祖慈：我有过一些文学翻译的实践，但绝不属于专业研究。与一些资深翻译家相比，我的译作数量还很有限，在译事中也难免磕磕绊绊。在我译过的作品中，原作的理解难度有着很大的差别，主要体现在他们的写作风格和语言文字风格。川端康成、藤泽周平的语言简练、文字平实，易读易懂易译，三岛由纪夫则是文字艰涩，语言绮丽变幻，行文十分欧化，常有一句话拖了几行之长，其间的语法结构和逻辑关系十分复杂，且间有大段哲理性的议论或心理剖析。一些中译本的瑕疵也往往出在这个方面，在未吃透原义的情况下，或是误读误解误译，或是照着字面硬拖硬译，让人不知所云。这好像也是社科人文学术译作中常有的通病。此时我应对的办法唯有“顶真”二字，一遍遍地反复细读琢磨原文，努力理解和把握其中的准确意思，然后用尽可能接近作者语言风格而又不致太绕的汉语（俗称说人话）译出。
还有一种难点，在于作品中关于日本文化一些生僻内容的描述。例如川端康成《古都》一书中有大段关于京都“祇园祭”仪式的描写。我对一些既有译本中某样器物的译法产生怀疑，但所有的中日辞书和网络搜索引擎中都查不到这个词汇，最后通过网络上大量与祇园祭有关的图片和视频，终于弄清这个器物的真身为何物。以前的译本是以其汉字名称而望文生义地给了个南辕北辙的译名。
中华读书报：您一般如何克服翻译困难？ 您会借助互联网和计算机技术吗？
竺祖慈：互联网给译事带来了不少便利。现在回头想想，网络时代前做翻译时全靠几本永远落后于文字文化发展现状的工具书，真不知是怎么过来的。当年翻译家译本中的种种不尽如人意之处也就可以理解了。
近来同行聊天中不免触及AI（人工智能）对译事的影响。我向来认为AI目前尚难在文学尤其是纯文学翻译领域替代人工。碰巧前几天在译三岛一个短篇小说时遇到一段十分难解的话，而现有的一个译本译得更是不知所云，于是我第一次动了借助AI的念头，动用了几个AI应用软件，把这段日文输入后求译中文，给出的答案或是有点胡扯，或是不知所云。唯有DS（深度求索）的译案虽有明显硬伤，但在关键一处的理解给我很好的启发，我因此而有了自己的译案。我由此得到的体会是：目前的AI工具绝对还难以承担纯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但或可起到“一字之师”的点化作用，偶尔还是可以利用一下。
中华读书报：您如何评价自己的翻译风格？
竺祖慈：总的来说，我不赞成一个翻译家的风格体现为某种相对固定的文字风格。我知道自己的文字若用于写作，可能确实会有意无意地形成某种识别度。但在做文学翻译时，我有意识地提醒自己不要把这种识别度体现在不同语言风格的作家和作品中。我努力去把握原作的语言风格，并以自己的文字体现不同作者的不同风格，因为我信仰“原汁原味”的翻译原则。能否完全做到是另一回事，但努力追求是必需的，尤其不应以追求自己的文字识别度而自诩。这个原则几十年来应该没有什么变化，但觉得我对文字“干净”的追求好像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日渐迫切。各种可有可无的助词之类在一遍遍的复读译稿的过程中一一删除了，但发表后再读时还常发现漏网之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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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您在译林社多年，又曾担任日本文学研究会副会长，能谈谈您所了解日本文学翻译吗？翻译界目前存在哪些问题？
竺祖慈：我在职时确实比较关注国内日本文学翻译界的情况，退休十多年来于这方面已日渐疏离，顶多只能从自己视野范围内的日本文学翻译出版情况（脱离出版谈翻译似乎意义不大）得出一点模糊的印象。
总的来说，在传统出版业的景气日渐下行的大势下，与其他国别、语种的作品相比，日本文学翻译作品的出版似乎没有落于下风。公版范围的太宰治、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等名家的一些代表作都有至少十几种译本，川端作品这几年更是出了多种成套的系列，这与欧美文学大师相比似也并不逊色。
以版权新作而言，多年来芥川奖和直木奖这两大传统文学奖，以及由日本书店业发布的本屋大赏的获奖作，几乎是一经发布便被国内引进翻译出版。就连日本推理作家协会赏等日推界的获奖作也都成为国内出版业的抢手货。村上春树、东野圭吾等热门作家更被国内出版界盯得紧紧，一有新作便争相抢购，往往以极高的版税条件落入少数几家“常客”手中。新星出版社有一套“午夜文库”专收推理小说，这些年来好像已是日本作品成为其中主角。
在日本文学的翻译出版方面，一些后起的出版机构似已成为主力军，东野圭吾的作品多年来由新经典公司占据多半，就连一直被上海译文出版社成套拥有的村上春树作品，这些年的新作也曾多次落入新经典和读客文化等公司之手。
从这些出版物的翻译情况来看，除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村上春树这几位作品的译者中可以常见一些耳熟能详的老翻译家（有些是同一译者的同一译本在不同出版社分别出版），很多名不见经传的译者已不断崭露头角。我读过一些。有的译本真的不错，至少从中文的阅读体验来说完全不输于老一辈名译家，也让我从中获益。
中华读书报：您关注中国文学在日本的翻译情况吗？哪些作家在日本最受欢迎？
竺祖慈：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在日本除了以原样的汉语形式流布外，近代以降有过很多日译本，这已人所共知。在现当代文学方面，鲁迅等民国时期的作品自不待言。
新时期作家中，我所知道的主要大概有这几类：一、国际大奖得主，如莫言、刘慈欣，他们的大多数作品都已有日译本。二、批判性和争议性比较明显的。三、叙事性、可读性较强的，如余华。四、先锋性、实验性风格明显的。五、后起的话题性青年作家，如春树、双雪涛的作品在日本已有译介。
中华读书报：您如何看待中日互译？ 对于中国文学如何更好地走出去，有何建议？
竺祖慈：中日现当代文学的互译目前显然呈现不平衡状态，中国尚处较严重的入超地位。我觉得这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目前在国际上的整体地位相符，而整体地位的改变恐非短期可以实现。所以对于“走出去”问题似可保持一种相对冷静的心态，毕竟我们的文学主要是为国内读者服务的，若无国内文学市场的强大影响和支撑，也很难引起域外市场的兴趣，所以不让国内的文学市场继续疲软下去或是当务之急。人为的营销宣传和经济支持也许可助一臂之力，例如在域外互联网页上的多语种免费推介，包括作品梗概和精华片段等。当然，这就需要有相关部门支持编译等费用的支出，作者可能也需在经济权益方面作出一些局部牺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