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郁：端木蕻良与汪曾祺
老舍曾经说，北京文联他最怕的是两个人，一个是端木蕻良，另一个是汪曾祺。意思是，将来这两个人的写作，会有成就。这个说法出自汪曾祺的文章，我问过林斤澜，他说是确实的。
20世纪50年代初，老舍主编《说说唱唱》月刊的时候，端木蕻良与汪曾祺都是编辑。老舍不久就感受到，这两个晚辈都有内在的爆发力，前途不可限量。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是较为亲近的。
20世纪90年代初，我在北京日报编副刊时，老舍已经离世多年了。老编辑谈起旧时北京文坛，不免生叹，也由此知道了不少旧闻。我曾向端木蕻良和汪曾祺约过稿，从他们身上明显感到不凡之气。那时候的散文、随笔能抵得上他们的，的确不多。
端木蕻良与汪曾祺都善写短文，读起来通透自如。他们的读书笔记与人物素描颇为传神，文章举重若轻，余味缭绕。许多年间，副刊上的作品多就事论事，有时候也不免八股气。而他们写来的文字，平淡中有一种内美，也常有出人意料的妙笔。这在国内小品文中，称得上上品。
老舍当年欣赏两人，其实是从他们身上看到了自己没有的东西，那就是京派传统。而老舍属于京味作家，他方言中的文气也是两人所无的。我们知道，京派传统到了20世纪50年代已经式微，知堂隐退到“苦雨斋”翻译希腊经典，废名离开北京到了东北，沈从文则改行到文物单位了。端木蕻良早年毕业于南开中学和清华大学历史系，知识背景与京派有所交织，汪曾祺在西南联大时随沈从文读书，自然承袭了京派意绪。但两人在20世纪50年代的写作有意回避自己的趣味，他们知道，积习在新的时代里要有所改变的。
端木蕻良曾多次随老舍调查北京风土，了解文物与各类文人群体。我想那过程中，彼此的交流也是有趣的。而汪曾祺在20世纪50年代每年去老舍家的聚会，所显示的气质，也是让老舍不能忘记的。这些在一些回忆文字中，可以找到印证。
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端木蕻良与汪曾祺被抑制的审美趣味井喷般出来。前者从左翼精神转入京派历史趣味和诗文趣味，还保留着鲁迅传统的某些遗风。后者则跳出样板戏写作的框子，回归到废名、沈从文的某些路径上。但他们的回归京派趣味，已经与民国语境大不相同，眼界不限于书斋中，辞章也多见弹性。这不仅沿袭了某些五四传统，也在向古代辞章致意，文章学的意味也出现了。
汪曾祺对端木蕻良一向佩服，对他的评价高于对当时其他一些人。北京文联的老作家中，老舍、赵树理之外，端木蕻良的分量在他心里最重。有一次我去汪曾祺家里，谈及香港一本文学杂志创办多少周年的活动，国内许多作家都写了祝贺文章，汪曾祺说，写得最好的是端木蕻良，他自己的那篇还是过于普通了。
端木蕻良也是欣赏汪曾祺的。他看到汪氏那篇悼念沈从文的文章《星斗其文，赤子其人》，认为所作的诗句“尤及回乡听楚声”中的“尤及”二字很好，是深味其中味道的。那么说他们心有灵犀，也是对的。他们平时没有什么交往，彼此只在心里惦记，可谓君子之交。端木蕻良去世后，汪曾祺写了一篇悼念文章《哲人其萎——悼端木蕻良同志》，文中谈到端木蕻良的学识：
他善写旧体诗，由重庆到桂林后常与柳亚子、陈迩冬等人唱和。他的旧诗间有拗句，但俊逸潇洒，每出专业诗人之上。他和萧红到香港后，曾两个人合编了一种文学杂志，那上面发表了一些端木的旧体诗。我只记得一句：
落花无语对萧红
我觉得这颇似李商隐，在可解不可解之间。端木的字很清秀，宗法二王。他的文稿都很干净。端木写过戏曲剧本。他写戏曲唱词，是要唱着写的。唱的不是京剧，却是桂剧。端木能画。和萧红在香港合编的杂志中有的小说插图即是端木手笔。不知以何缘由，他和王梦白有很深的交情。我见过他一篇写王梦白的文章，似传记性的散文，又有小说的味道，是一篇好文章！王梦白在北京的画家中是最为萧疏淡雅的，结构重留白，用笔如流水行云，可惜死得太早了。一个人能对王梦白情有独钟，此人的艺术欣赏品味可知矣！
但新京派作家中，端木蕻良的影响一直不及汪曾祺，什么原因，值得思考。
我想，一点是端木蕻良在啃一个不好啃的馒头，晚年研究红学，走入神秘之境。写《曹雪芹》这样的书，难之又难。而汪曾祺则还在人间烟火里，于市井与野地中，生出苏轼式的仙气，与读者的距离近。汪曾祺散文的神韵，是受到端木影响的，比如端木回忆人物的文章，善于从细节出发，在平淡处露出学识，汪曾祺对此颇为喜欢。我们看他谈沈从文、金岳霖，也用了类似审美趣味。但端木的文章，还保留着时风里的某些概念，而汪曾祺没有，完全是一清如水，显得更为纯粹。另外一点是端木与时代的对话性弱于汪曾祺，对于历史遗迹的明与暗，缺少亲历性的回溯，与读者在一些地方有些隔膜。像汪曾祺的《晚饭花集》《蒲桥集》这类经典的集子是没有的，所以，端木蕻良是身后寂寞，汪曾祺则热度不减，名气不亚于自己的老师沈从文了。
不过，他们两人相似的地方很多。从回忆老舍的文章可以看到，两人都喜欢老舍的趣味，端木蕻良在《忆老舍先生二三事》中有这样的片段：
老舍先生除了酷爱张大千、齐白石的画，也喜欢收藏。他特别喜欢收藏瓷器，不管官窑、民窑，不管什么朝代，只要制作精良、花色不凡，他都品玩，爱不释手。赵树理曾送他一只“酒桃瓶”，当时琉璃厂很多，不久就买不到了。我也送了一只雪花兰瓶，老舍先生都很喜欢。
汪曾祺那篇《老舍先生》，这样写道：
老舍先生藏画甚富，大都是精品。所藏齐白石的画可谓“绝品”。壁上所挂的画是时常更换的。挂的时间较久的，是白石老人应老舍点题而画的四幅屏。其中一幅是很多人在文章里提到过的“蛙声十里出山泉”。“蛙声”如何画？白石老人只画了一脉活泼的流泉，两旁是乌黑的石崖，画的下端画了几只摇摆的蝌蚪。画刚刚裱起来时，我上老舍先生家去，老舍先生对白石老人的设想赞叹不止。
有趣的是，汪曾祺后来写小说，借鉴了老舍的京味，把老北京的审美带了进来。而端木蕻良则寻觅更远的东西，到曹雪芹的世界驻足，有些不食人间烟火。所以比较起来，汪曾祺还是尘世里的诗人。京派过去与京味是互不相干的，但汪曾祺把它们结合起来。端木蕻良没有做这样的实验，他和茅盾交情深，喜欢作史诗，而汪曾祺对于宏大叙事是没有兴趣的，他是个安于寻常之态的人。
我曾经梳理过他们对于鲁迅的态度，发现视角是相近的。比如端木蕻良年轻时画过一幅鲁迅肖像，肖像没有金刚怒目的样子，很慈祥，像个可爱的父亲。他后来谈论鲁迅，对于先生温和的、暖意的东西更为关注，由此吸收不少的养分。汪曾祺谈论鲁迅，注意的是民俗意识、语言技巧和内在的学问。也从这些方面贴近先贤。由此可以看到，他们内心呼应的是鲁迅最为本然的一面，面对的也是鲁迅动人的部分。而他们的辞章里，是有几分鲁老夫子的温情。
端木晚年住在和平门文联家属楼，汪曾祺则住在蒲黄榆新华社的一个塔楼里，后来搬至虎坊桥。这几个地方我都去过。他们的家都普普通通，没有特别的装饰，也没有看到多少藏书。与老舍故居比，氛围颇为不同。这已经是两个时代了。而他们给后人留下的却是同样的东西，那就是思想的暖风。我有时想，北京这个地方，不同时代的文气，是有所交集的，又每每有所不同。同中之异与异中之同，乃古都风景错落有致的内因之一，这些都耐人寻味。倘能细细打量，那是很有意思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