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叶周先生的父亲是三十年代左翼战士、著名文艺理论家叶以群。我们这一代在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文学爱好者，大约都有过一个共同的学习经历，我们走上学习文艺理论的道路，几乎都是从读一本书开始起步的，那本书就是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这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最早的中国人自己编的文艺理论教材，之前高校里采用的都是苏联的文艺理论教材，翻译过来的。——记得那个时候还有一本蔡仪主编的文学理论教材，我不知道哪一本更早一些，我当时读到的文学理论教材，最早就是以群主编的那本，它就成为我的学习文学理论的入门书。

现在回忆起来，我读这本文艺理论教材，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头几年。那时我闲散在家，因为喜欢读书，就参加了上海卢湾区图书馆的工人书评小组，书评组成员都是爱好文艺的青年人，但是都没有学过什么文学理论，也不会写文学评论文章。图书馆书评组的负责老师就组织我们阅读这本《文学的基本原理》。当时还不能公开阅读，书评组老师就把它一章一章地拆散开来，重新打字，印成油印教材，前面还印着“供批判用”的字样。我们逐章逐段地学习了文学原理，第一次了解文学艺术与生活源流的关系，还有什么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共性与个性、人性与阶级性等等概念。经过了半个世纪天翻地覆的变化，这本书里阐述的理论观点，现在可能有些过时，不能适应文学创作的繁荣现状。但是在当时，我们就是根据这些理论一步步地进入文学的堂奥，它成为我们最初的文学理论启蒙之书。1977年恢复高考，我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第一学期就开设了文学概论课程，教材是中文系老师自己编的，但主要内容和观点，都是来自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当时那本书还不能正式出版，又过了好几年，那本书经过修订才重新出版，重新成为大学教材。不过那个时候风气开始有了变化，作为主编的以群先生早已经不在人世了。

后来我读了巴金先生的《随想录》里一篇《二十年前》，才知道叶以群在1966年就含冤而死，才55岁。那一年我刚刚小学毕业，完全不知道这个名字。

以前我们研究现代文学史，叶以群这个名字是经常被忽略的。他不像我们一般所理解的作家，以文学创作传世。他不是小说家，不是诗人和剧作家，他虽然写过各种文类的文学作品，也有过不少翻译，但都不是以这些作品传世。他在文学理论方面确实有过重要影响，主要就是主编的那本高校教材，现在可能知道的人也不多了。所以，被文学史著作所忽略是很正常的。我最近读了叶周的《世纪波澜中的文化记忆——叶以群和他的文学战友们》，这是一本用文学笔法叙述的叶以群传记，涉及到很多以前我所不知道的文学史背景材料。我才突然想到，对于叶以群这样的文学工作者，在现代文学史上还应该有一个特别的身份。叶以群有许多公开的身份，譬如他是一个编辑，他在抗战时期担任茅盾的助手，协助茅盾编辑《文艺阵地》。1949年以后，他也参与过编辑《文艺月报》和《收获》。还有，他在电影制作等方面也曾发挥了领导和管理人员的作用。但我以为，这些工作都不是叶以群在文学史上最主要的贡献，也不是他承担的真正的重要文学使命。

我是读叶周的这本书时才意识到的这一点。书中有一节写到曾经在重庆时期担任过周恩来秘书的张颖，她说茅盾在陪都重庆，是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出现的，需要与许多国民党方面的官员打交道。周恩来就对茅盾说：“（你）和我倒是不便频繁接近了，想你定能谅解。今后有关文艺活动及其他方面的事情，可以通过以群多多联系，互通消息。”张颖还进一步描述道：“周恩来说完后，他们紧紧握手相视而笑。”很显然，周恩来对茅盾说这个话的时候，张颖本人在场。这个场景无疑说明，叶以群被党组织派到茅盾身边工作，是代表了中共党对茅盾的支持，还包含了把中共指示及时传达到茅盾那里，指导具体工作。

张颖还写到中共南方局文化组领导重庆文化工作的一般程序：“南方局文化组在对一些重要问题形成决议后，很快把文化组讨论的意见和情况告诉负责‘全国文协’日常工作的叶以群，周恩来经常会见他。‘全国文协’组织的各种活动，叶以群都和徐冰（文化组组长）事先商量，事后了解反应，总结经验。以群还常常把恩来同志的意见转达给茅盾、老舍，并征求他们的看法，以沟通思想，配合工作。实际上，以群在南方局和‘全国文协’起到了沟通的作用。通过他的工作，联系文艺界持有各种不同见解的朋友。使之在大的方面达到一致。”这么看来，叶以群的编辑身份只是一种掩护，他实际的工作，就是中共党安排在茅盾、老舍身边的政工人员，在国民党统治区域，贯彻执行中共党的指示精神，团结知名人士，推动中共在文艺界的统战工作。如果把这项工作放在战时重庆、国民党方面张道藩等人也在千方百计拉拢、争取文化界人士的具体境遇下，就显得十分重要。书中还提到：叶以群在茅盾身边如鱼得水，越来越活跃，远远超出了编辑《文艺阵地》的范围，他管的工作越来越多，在同行的眼里，他是茅盾的“大管家”、“参谋长”，茅盾去哪里都有他的身影。茅盾本人曾经是早期中国共产党党员，此时虽然身为党外民主人士，但对于中共的事业和工作方式也能自觉配合。所以这段时期两人相得益彰，是叶以群的统战工作最出色也是最舒畅的时期。

叶以群（1911年5月-1966年8月）

关于这一点，我可以再扯开去谈点看法。为什么说，叶以群从事的中共统战工作可以纳入到现代文学史的叙述系统，成为其中的有机构成？我以前提出过这个看法：五四新文学的发生与中国共产党的发生几乎是同步的，相互影响的，它们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深入社会实践的结果，代表着两种不同、但又相互关联的路径。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既是新文学的催生者，又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袖。中国共产党诞生于这一场伟大的文化运动，它与生俱来就携带着新文学基因，政党领袖们从一开始就自觉地把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视作党的路线的实施路径之一，这是中国共产党与其他纯粹政治性的政党不一样的地方。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中共领导人对各个历史阶段文学运动的关注、言说、直接参与和领导，不仅仅是出于政党利益的考虑，更大程度上是出自一种五四新文化直接熏陶、培养出来的感情，这种政党与文学的亲密关系是自然天成的关系。从中共党史角度来看，新文学不仅是中共的天然盟友，还是整个革命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从《中国青年》对“革命文学”的提倡，到左翼文艺运动的兴起；从苏俄文艺理论早期传播，到瞿秋白翻译、鲁迅编撰的《海上述林》出版；从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界定、“文化生力军” 和“两种反围剿” 的论述，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都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在文艺战线一以贯之的路径。

这个路径又是与中共的统战工作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共产党由弱到强、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之一就是建立统一战线，而统一战线最直接、也最有成效的领域，是在文化领域，三十年代左翼文化运动的开展、四十年代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以鲁迅、郭沫若为旗帜的文坛领袖的出现，都是最好的证明。在这个背景下，认识、理解中共统一战线对现代文学发展的推动作用，就很清楚了。一批中共党员主动介入现实的文艺运动，接近知名作家，建立起知名作家与中共的联系渠道，从而宣传党的政策、方针和精神，他们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中共党史与现代文学史的交集点出发，冯雪峰之于鲁迅，冯乃超之于郭沫若，叶以群之于茅盾，吴晗之于闻一多等等中共的统战工作都是功不可没得，这比他们的诗、翻译、理论、学术研究更为重要。

叶以群的身份明确了。他在现代文学史上发挥的作用，主要不是文艺创作，而是一个党的工作者，被中共安排到文艺领域从事组织和统战的党的工作人员。在抗战初期的武汉，他被派到“中国文协”协助老舍工作；在重庆，他先协助郭沫若、后协助茅盾工作；在香港协助潘汉年工作；在上海，他又是在上海作家协会工作，接近了文化巨匠巴金。他的工作成就主要是体现在党在文艺领域总任务的实现之上，当他在知名作家的身边工作，他的工作的努力和成效也是体现在改善知名作家与中共的关系之上。要知道，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做好这项工作，最明显的例子，冯雪峰离开鲁迅到苏区以后，鲁迅与左联其他领导人的关系就急转直下，几近决裂。所以，在论鲁迅的文学史意义时，我们不能忘记冯雪峰的存在；同样，在论述茅盾在抗战后期的创作成就时，我们也不能忽略叶以群的存在。

叶周的这本文学传记，给予我们的启发是多方面的，非常丰富也非常深刻，使以群在离世快要一甲子的时候，又重新回到了我们的视界，成为我们今天关注的话题。这是值得庆幸的。叶以群是个很复杂的人，也是内心很寂寞的人，我们可以从多方面来理解这个人物。我最为感慨的是，作为一个曾经在白色恐怖下出生入死的政治工作者，叶以群本人的政治生涯却并不顺遂。他在1934年曾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外界却误传他叛变了，甚至差点被自己的组织“处决”。虽然后来在同监狱难友证明下，组织上还了他的清白名誉，继续委以重任，但对叶以群来说，心理上的阴影很难完全摆脱。书中写到张颖还讲到一个意味深长的故事，她从延安被派到重庆南方局工作，担任周恩来的秘书。出发前鲁艺的教师陈荒煤写了一封信，让她带给叶以群，无非是拜托叶以群照应她。但是她到了重庆，这封信在身边放了一年多，一直没有去找以群，后来还是在周恩来的鼓励下，才与以群建立工作联系。这说明周恩来对叶以群是了解的，也是信任的。但是张颖为什么迟疑着不主动去找以群？她说得有些含糊，我想可能是与外界对叶以群的负面传说有关。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叶以群在文艺界活力四溅地从事党的工作，以极大的热情和磊落团结了大批作家和艺术家，但他是敏感到自己不被组织信任，这种内心的痛苦和绝望，与他最后选择轻生，是有一定关系的。

感谢叶周写了一本好书。叶以群去世那一年，叶周才8岁，直到半个世纪以后，他拿起了笔写他的父亲的故事，为前辈立传。他从回国“寻找”开始，追寻着父亲的足迹，到重庆、到北京，到上海，到香港……到处寻求父亲行踪的蛛丝马迹，查阅历史文档，一点一点地拼接起父亲的被碾碎的形象。书的每一章文字都是与父亲的精神对话，要让文脉无缝对接，传统源远流长……

【作者补记】记得一个月前，2024年11月15日，我去上海四川北路内山书店原址二楼，参加作家叶周的新书《世纪波澜中的文化记忆——叶以群和他的文学战友们》的发布与分享会。几年前，我在复旦大学与上海作家协会联合举办的海外作家与评论家对话会上与叶周见过面，握过手，但没有交谈。我只知道叶周是国内著名文学理论家叶以群的哲嗣，现居洛杉矶。这次他为了邀我参加新书发布会，通过好几位师友与我联系。于是那天我们在内山书店会场见了面。因为人多，也没有能够说上几句话。他很高兴地对我说：“我们好容易联系上了，以后要保持下去。”他还告诉我，他过几天去安徽老家寻根采风，然后就要赶回洛杉矶。我们相约，等他下一次回上海，我们要找时间好好聊聊天。他离开上海前还有几次饭局，都是朋友间的聚会，我因为身体不好，都没有参加。接下来他就去了安徽。谁也没有想到，硬硬朗朗的叶周，竟在11月28日猝死于自己的家乡。他寻到了自己的生命之根，他安息了。我不用微信，对世间信息隔膜得很，竟到12月12日才间接地获悉噩耗。今天是12月15日，叶周新书发布后才一个月，却天人路隔。我心有戚戚，找出那天在新书发布会上的发言提纲，略作补充，以表达我对叶周的纪念。

2024年12月15日，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