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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年间朝鲜使者的北京游览指南
来源:“北京文艺观察”微信公众号 | 周思铭  2025年06月18日08:21

本次游览时间为乾隆三十年(1765)前后,出行人群为入京朝贡的朝鲜使臣。朝鲜使臣于上年十一月初启程,到达北京、结束一系列参仪活动后,从次年正月中旬开始为期三天的游观活动。

一、使臣入京

朝鲜使臣于上年十一月初启程,二十余日后渡过鸭绿江,随后途经辽东、盛京、广宁、山海关、蓟州、通州等地,大致经过一月时间,在十二月底到达北京。使臣由朝阳门进入内城,至崇文门内西侧,渡过玉河桥,入住朝鲜馆南侧的南馆。抵京次日,使臣需将表文呈交礼部。又次日,需前往鸿胪寺预先学习朝参礼仪。至正月,使臣入宫朝贺后方可开始游览。

(1)派遣使臣:有明一代,作为朝贡国的朝鲜需以冬至、正朝、圣节、千秋名目定期向中国派遣使臣。至崇德年间,朝鲜定期派遣冬至、正朝、圣节、岁币四行,取消了前代的千秋使。顺治二年开始,清廷将四行合并为冬至使[1],使臣每岁冬季出行朝贺,“由凤凰城陆路至盛京,入山海关,赴京师”[2],此外又有种种不定期出使。使团从汉城至北京大致需要两月时间,其在北京期间及中国境内的沿路供馈,均由光禄寺负担[3]。

(2)朝鲜馆与南馆[4]:明代永乐年间,朝廷设会同馆招待使臣,又设别馆供其居住。别馆位于玉河之南,又称作玉河馆。清代将会同馆改作会同四译馆,又设三处使馆招待使团[5],其中玉河馆专供朝鲜使臣居住。朝鲜使臣朴趾源在《热河日记》中记载:“顺治初,设朝鲜使邸于玉河四畔,称玉河馆,后为鄂罗斯所占。鄂罗斯,所谓大鼻挞子,最凶悍,清人不能制。”[6]康熙末年,因俄罗斯使臣强行占领玉河馆,朝鲜使臣只得转去玉河馆南部的南馆居住。南馆“屋凡四重,正堂安咨文及方物,上房在其后,副房次之,三房在副房之后”[7],因距玉河馆不远,其后仍沿用“玉河馆”之名。据学者考证,南馆故址应在前门东大街北京市公安局大楼一带[8]。

(3)关于呈交表文、鸿胪寺演仪的具体内容,可参看洪大容《湛轩燕记》卷三《燕行杂记》“礼部呈表”“鸿胪寅仪”[9]两篇。

二、第一日行程

晨起,在玉河馆内用早餐。饭后雇车至正阳门外西侧,在琉璃厂一带逛文粹堂、五柳居、先月楼、鸣盛堂等书铺,购买稀见书籍、器玩杂物,并观赏幻术表演。后步行至正阳门外,在路旁食铺内品尝元宵饼。下午在正阳门外戏庄内观看场戏,需先将标纸粘于桌上,方可落座。后雇车沿城西行,前往友人家中用晚饭,饭后在友人家前观赏火炮,结束后返回玉河馆。

(1)雇车:洪大容《湛轩燕记》、朴趾源《热河日记》均对“太平车”这一日常乘坐出行的交通工具有所介绍。《热河日记》载:“(太平车)轮高及肘,三十幅共一毂,枣木团成,铁片铁钉围遍轮身。上为圆屋,可容三人。屋以青布,或绫缎、或羽缎为帐,或垂细帘,用银纽开闭,左右傅玻璃为窗。屋前设横板以坐御者,屋后亦坐从者。驾一驴而行,远道则益马与骡。”[10]这里朝鲜使臣应是乘坐太平车出行。

(2)琉璃厂:琉璃厂位于正阳门外西南五里处,为辽代海王村旧制。明代在此设立琉璃窑,烧制五色琉璃瓦,因名琉璃厂,为明工部五大厂之一[11]。清代仍沿明制,于琉璃厂烧制瓦砖,“厂禁人出入”[12],而琉璃厂附近路旁多有市铺,出售书籍碑版、鼎彝古董、妆奁古玩诸物,“灯屏琉璃,万盏棚悬;玉轴牙签,千门联络;图书充栋,宝玩填街”[13],步入其中,“如入波斯宝市”[14]。琉璃厂附近书册铺最大者有文粹堂、五柳居、先月楼、鸣盛堂等,洪大容曾有“一肆之书已不下数万卷,仰面良久,不能遍省其标号,而眼已眩昏”[15]的感慨。各书铺中,朝鲜使臣光顾最频繁者非五柳居莫属。据称,五柳居内“经史诸子百家之书,充栋而塞宇,其余稗官杂记,汗漫细琐,不可尽记”[16]。琉璃厂百货云集,但要价较高,货物中亦不乏赝品。洪大容记载:“琉璃厂画铺皆庸品,且多淫戏,少年学习者亦多为之,不以为耻。概古本书画类多赝作,尝有卖苏李河梁别诗亲笔,下有王献之、蔡邕、米芾小跋,纸墨剥落,如千百年古物,价为八十两银云。”[17]

(3)幻术:琉璃厂路旁多有幻术表演。表演者设一高桌,桌上铺有红毡,空无一物。接着“取黑布小袱,振拂数下”,“使袱、毡平贴于桌”。随后“手提袱心,乍举乍下者数次,倏尔脱去”。只见毡上忽有一大画碟,满盛胡桃、干栗诸杂果,有“麻雀四五首在其上,决起而飞”。再次提起黑布小袱,又有一大碗水,碗中盛有四五条红鱼。此外,还有抽绳等诸多表演。其人从怀中掏出一条细绳,命观众选取任意一点,粘好后握入自己手中,并使观众“持绳之两端”。随后“令舍一端而抽之,引岀无余绳”[18]。观众面对这样的表演,唯有相顾称奇,感慨不可思议而已。

(4)元宵饼:元宵饼是将面粉团作鸟卵大小,并在其中放入糖馅,炸制而成的一种点心,颇受朝鲜使者喜爱。《湛轩燕记》中就有“入路傍食铺,买吃元宵饼”的记载。

(5)场戏:场戏盛于明末,至乾隆年间已“戏台遍天下”,正阳门外有十多座戏庄,朝鲜使臣曾多次在此处观赏戏曲。戏庄中的楼台器物,布置华丽而不失严整。戏台以雕栏围住,十余步外的锦帐处有六七人,执笙簧、弦子、台琴、短笛等乐器。锦帐之后,演唱者正在换装。戏台左右有戏子出入之门,“上有扁曰‘玉色金声’,曰‘润色太平’,周悬羊角、花黎、绡画、玻璃诸灯,皆彩线流苏,珠贝璎珞”。戏台周围三面均“环以围阶,以坐观者”,楼台上下累计可坐百千人。戏庄生意相当红火,看戏需先将标纸粘于桌上,方可落座。粘有标纸的座位虽终日无人,其他客人亦不能坐。开始表演后,场中虽人山人海,但“寂然无哗声”,唱至精彩处,观众方齐笑如雷[19]。

(6)元宵灯炮:元宵节期间,京师有观赏烟火、花炮的习俗,“满城爆响如操场,令人寝睡不宁”[20]。爆竹有双响震天雷、升高三级浪等;有不响、不起、盘旋地上者,为地老鼠;放置水中者为水老鼠;还有霸王鞭、竹节花、泥筒花、金盆捞月等。每年正月,京师街头多有推车售卖烟火者[21]。朝鲜使臣因朝廷规定,历来“夜不敢出”,至乾隆中期,这项规定终于有所松动。乾隆三十年,朝鲜使臣洪大容等人“请于衙门”,获得允许后先前往友人徐宗孟家用晚饭,饭毕,于宗孟家前观赏了一场盛大的烟火。他在《湛轩燕记》中记载:“先置小凳于途南,上建红纸一筒,点火而退,少顷筒中沸荡,火焰熛发百道金光,向空乱喷。少焉,一筒节节爆折落地,为四五短炮,一时喷火如初,终必猛炮一声而止。”结束后回馆时,又见“夹道朱窗绣户,千百宝灯,摩戛晃朗,金翠增其色,明月失其光”[22],一派盛世景象。

三、第二日行程

晨起,在玉河馆内用早餐。食毕,雇车至安定门内,参观国子监。国子监院内有古槐一株,为元代祭酒许衡所植。国子监正堂曰彝伦堂,有康熙皇帝亲笔匾额;又有“行忠心”一匾,为雍正皇帝所撰。监中有率性、修道、诚心、正谊、崇志、广业六堂,为监生肄业之所。大门外道南又有南学堂。后向东步行至孔庙,在大成门外参观石鼓与历朝进士题名碑。孔庙正殿题曰先师庙,有“万世师表”“生民未有”两匾,殿后为崇圣祠,庙内还有一座元代石碑。中午沿街向东步行至雍和宫。雍和宫正门为昭泰门,正门两侧设有牌楼,南侧设戏台,中筑御路以通行。在雍和宫内品尝各种糕点,随后参观雍和宫北侧正殿。殿内安三尊佛像,有假山、珊瑚等多种宝物。正殿后仍有殿,为诸僧念经之所。最后进入观音阁,依次参拜。离开后向东步行至柏林寺,有乾隆重修御制碑。之后雇车回玉河馆,在馆中用晚餐,饭后招乐师学习琴艺。

(1)国子监:国子监旧址为元仁宗时期修建的崇文阁,明永乐年间改为国子监。国子监正堂额枋正中有“彝伦堂”名匾,为康熙四十四年国子监新修竣工后清圣祖的亲笔手书,殿内又有“亲君师”三字匾额。“彝伦”象征此处为圣贤传道之所,彝伦堂主要供朝参、办公、临雍、会讲之用[23]。彝伦堂西讲堂之南有一株古槐,相传为元代许衡所植。据说乾隆十六年慈宁皇太后寿辰时,古槐久枯而复荣,因此也被称作“复苏槐”[24]。国子监内有率性、修道、诚心、正谊、崇志、广业六堂,为监生肄业之所。彝伦堂外有屋十数间,康熙以来琉球曾派遣子弟在此学习,“近已散去不复来”。国子监道南又有南学堂,“室门墙正方,中绳墨十八省拔贡人监者数百人,满洲、蒙古居其半”[25]。

(2)孔庙:孔庙位于国子监之东,“苍松古柏,森列阶墀,气象肃穆。清乾隆二年,改盖黄瓦”[26]。在大成门东西两侧共有十枚石鼓,相传为周宣王所作,“高可四周,尺径可二尺,形如鼓石,顶微凸,字画多剥落浑黑,为拓墨迹也”[27]。大成门两侧还有进士题名碑,书元明清历代会试榜期、次第、进士姓名与籍贯。又有一座元代短碑,为元代大德年间虞集所作。先师庙内有“万世师表”“生民未有”两块匾额,分别为清圣祖、清高宗亲笔所作。先师庙东西两侧各有屋数十间,“列配诸贤神版”。殿后有崇圣祠[28]。

(3)雍和宫:雍和宫位于安定门内大街之东,为雍正帝潜邸。高宗即位后,将其改作佛寺,“穷天下之技巧,聚喇嘛僧数千人,供佛诵经,以资冥福”。雍和宫正门为昭泰门,有“寰海尊亲”匾额,两旁设牌楼,南设戏台以封门,西设红栅以禁人入门,中筑砖为御路。百余步后,进入雍和宫殿。殿中及其雄侈,“盘龙于柱,爪鳞如活,砌栏以诸色琉璃彩砖,间花叠架,光焰照人”。殿中有三尊佛像,均高数丈,两壁下亦有佛像,各像前均设有拜席。地面铺有一张龙纹画毡,“踏之令人心动”,殿内“炉瓶宝玩不可尽述,盖多西洋铜磁之制,皆系乾隆十二年款识”。佛像前置假山,“城池人物,细如秋毫,刻画入神”,又有珊瑚两枝,“观者叹其珍异”。雍和宫殿东西两侧各有屋七八间,俱放置多座塑像,装饰有各种珍宝。正殿后又有殿,为僧人念经之所,设有乾隆年间新造香炉一座。最后有观音阁,“外为三檐,高入云霄,内供观音金像……挂金贝数珠,颗大如拳”,可见“中土之器量”[29]。此外,朝鲜使臣到达雍和宫后,宫内太监需进行接待。如《湛轩燕记》中记载洪大容进入雍和宫后,有守宫太监“邀坐内炕,馈以饼果珍味十数种,器碗皆是古今明窑”。洪大容还据此推测守宫太监必定“俸禄不薄”[30]。

(4)柏林寺:柏林寺位于雍和宫旁,始建于元代至正七年,明代正统十二年重建。清代康熙二十五年奉敕重修,有圣祖御笔“万古柏林”四字。乾隆二十三年再修,有高宗御制碑。寺内多有古柏,并存有藏经版,价值极高[31]。

(5)回馆学琴:《湛轩燕记》中有“向晚归馆,夜招乐师,共习调弦”[32]的记载。

四、第三日行程

晨起,在玉河馆内用早餐。饭后雇车至隆福寺前牌楼处,下车步行至寺中。每逢一旬八九十三日,隆福寺均开市,京师商侩货物尽数凑集于此。沿阶向北,可观赏口技等民间表演。随后西行,南出一门,至书画市,购入笔墨纸砚、彝鼎古玩等物。隆福寺东侧又有花草铺,其中“盎然有春意”,“红白交辉”[33]。结束参观后,在隆福寺外商贩处品尝油煎肉三角等小吃。午后步行前往东天主堂,参观西式壁画、西洋仪器等,与传教士交流,品尝浙江菊茶。之后雇车至朝阳门外,进入东岳庙。庙前建有一对牌楼,极其奢侈,经过三重门后步入正殿(即岱岳殿),殿中供奉东岳神像,殿后还有育德、玉皇二殿。殿外左右月廊处设有“地狱七十二司”。东岳庙内诸殿宇及神像均系乾隆二十五年新修,庭中列有数十座石碑,皆记载历代修建东岳庙之事。结束游览后,雇车回玉河馆休息,在馆内用晚饭。

(1)隆福寺:隆福寺位于东四牌楼西北,为明景泰四年所造。相传庙中的白石台栏为明英宗翔凤殿之故物[34]。隆福寺每旬八九十三日开市,各摊杂集,百货并陈。沿阶北行,有“呈戏而乞钱者”独身而立,“嗔目奋拳,或戏笑,或悲愁,口喃喃不已”,数十百人簇拥围观。有向空中挥洒肥皂泡者,“左手捧一大碗,中有水浑浊而淡紫,右手持竹匙,且和且酌,向空而飘洒之,辄成千百泡铃,飞扬上下,良久不灭,日光透照,荡成彩虹色”。还有表演口技者,既可模仿“少妇婉弱之音”,亦能发出多人争诘之声。从隆福寺后殿向西,再向南,有书画市,专售笔墨纸砚等物。如果买者认为要价过高,可与商家讲价。书画市以西,有专门出售服装的衣市,其中“贵贱服用无不具”。衣市南侧列有诸种兵器,“中有板斧一双,短柄圆刃,宛是水浒图像中物也”[35]。

(2)花草铺:花草铺位于隆福寺东侧。雪天风寒、百卉冻瘃之时,“独此半亩土室装成别界,红白交辉”。铺中温暖如春,牡丹、芍药、水仙、海棠、红白之梅、石榴、月桂等花应有尽有。其中,民间“最重石榴,月桂次之”[36]。

(3)油煎肉三角:《帝京岁时纪胜》中记载:“正月荐新品物,除椒盘、柏酒、春饼、元宵之外,則青韭卤馅包、油煎肉三角、开河鱼、看灯鸡、海青螺、雏野鹜、春橘金豆、斗酒双柑。”[37]油煎肉三角即炸三角,是一种北京传统的面食小吃。面用烫面,面皮为半圆形,包好馅料后为三角形。馅有荤素两种,包好后入油锅炸成焦黄色[38],色泽金黄,味道鲜美。

(4)东天主堂:北京天主堂主要有四,时人称之为东西南北四堂。东堂位于东安门外,始建于顺治十二年,正式名称为“圣若瑟教堂”,因其地处城东,又称“东堂”。相较位于宣武门内的西堂,东堂虽稍显冷清,但教堂的建筑、壁画风格亦彰显西式理念。教堂外北壁有天主像,“毛发森森如生人”。堂内有“半壁设彩龛,安三塑像”,其“塑像之妙,非佛家所及”。墙上绘有西式壁画,“有新死小儿横置于棺上,少妇掩面而啼,其傍四五人环伏而哭之”。堂外有自鸣钟楼,楼下有日晷石一双,楼外西侧有观星台,“上建三屋,中屋藏各种仪器,门锁不可开”[39]。

(5)浙江菊茶:“浙江菊茶,清香甚可口,天主堂洋人所见待者,状如茴香,香美绝异。”[40]

(6)东岳庙:东岳庙位于朝阳门外数里处,“庙门外人山人海,肩摩毂击,都下民物最所凑集也”[41]。庙内正殿为岱岳殿,后殿育德殿为寝殿,育德殿后有玉皇殿,两侧月廊设有“地狱七十二司”,此外还有配殿。康熙三十七年,东岳庙毁于火,四年后重建完成。乾隆二十五至二十六年间,东岳庙再次大修,新修后“每启一室,见神像飒爽动人”。“正殿前后庭方五六十步,遍铺花砖,中筑路台,高丈许。后庭列数十碑,皆历代修建记事,有赵孟頫书《张天师神道碑》,虞集隶书《仁圣公碑》。”[42]

侧记

本指南主要依据乾隆三十年(朝鲜英祖四十一年)朝鲜使者洪大容撰写的《湛轩燕记》改编而成。洪大容(1731—1783),字德保,一字弘之,号湛轩,朝鲜南阳人,师从金元行,与朴趾源、李德懋、柳得恭、金在行等为友。乾隆二十九年,有朝鲜民人来到福建霞浦县,被解送至北京,其中一人至通州病故,其余八人解送至义州。朝鲜遂派遣冬至等三节年贡兼谢恩使顺义君李烜、副使礼曹判书金善行、书状官兼司宪府执义洪檍等前往北京,进三节年贡,并谢上谕、犯人缓决、方物移准等事,洪大容跟随叔父洪檍一同前行。他们于乾隆三十年十一月初二日离开汉城,二十五天后渡过鸭绿江,十二月二十七日至北京,停留六十余日,翌年四月下旬返回。在出行过程中,洪大容写成《湛轩燕记》六卷以记述游览经历。该书前两卷为洪大容与不同人群的对谈记录,卷三卷四称“燕行杂记”,卷三记述汉城至北京路途中及入京后游览的各种景点,如望海亭、夷齐庙、凤凰山等,卷四包括幻术、场戏、市肆、寺观、饮食等项,从衣食住行等方面观察中国人的生活习惯,最后两卷为《乾净笔谭》。因洪大容在玉河馆停留时间较长,得以“悠游观览,从容访谈”,又通习汉语,能够与人熟练交流,他撰写的《湛轩燕记》为研究乾隆年间京师的建筑情况、民俗风情、思想文化等方面都提供了珍贵史料[43]。

那么,这篇指南为什么选择以朝鲜使者的“燕行录”为中心呢?一方面,以一种外来者心态进入中国的朝鲜使者,大多会怀着游览、参观的态度,详细记述自己在京师的经历,并结合自己的经验与认知加以分析。他们的部分记录不仅描绘了一个真实生动的北京,从中也能窥探其参观京师后的心态变化。另一方面,上述材料也可与同时期中国方面记载北京民俗的书目比照阅读,如本指南就利用了乾隆年间成书的《帝京岁时纪胜》与《日下旧闻考》,还参考了稍晚时期朝鲜使者朴趾源撰写的《热河日记》,以及目前学界对“燕行录”的部分研究。

将游览时间设定在乾隆三十年前后,一是因为这与洪大容前往中国的时间基本一致,《湛轩燕记》能够为指南设计提供丰富的材料。二是与康熙、雍正年间相比,乾隆三十年的清朝相对处于更加稳定的环境,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三是此时朝廷对朝鲜使者的“门禁”有所放松。据洪大容记载,入燕使臣自明代就有门禁,进入史馆后不得擅自外出游观,“为使者呈文以请,或许之,终不能无间也”。清代以降,“禁之益严”,康熙末年天下安定后,虽“禁防少解”,但使臣依旧小心翼翼,“无敢公然出入”。这种情况直到乾隆年间方有所松动,“法令渐疏,出入者几无间”[44],洪大容也因此得以游观京师。将时间设定在乾隆三十年,比较符合朝鲜使臣出行游览的现实情况。具体的游览时间则设置为正月,既与洪大容在内的多位朝鲜使者的入京时间一致,又和《北京研究》的结课时间接近。

这篇指南的旅行路线主要是依据《湛轩燕记》与《热河日记》中提及的、一些朝鲜使臣经常前往的景点改编而成,此外还参考了《老北京旅行指南》,以及部分有关“燕行录”的研究。在设计游览路线时,我也遇到了一些困难。首先是门禁问题,虽然乾隆年间朝鲜使者的门禁已有放松,但观察洪大容行踪可以发现,朝鲜使者每晚必须回到馆内,不能在外逗留,且此时也不存在汽车等更加发达的交通工具,即游览者每天的外出时间较短,在不同景点间往来的路程又比较长,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旅行路线的设计,导致每日只能安排两到三个位置相近的地点。其次,《湛轩燕记》的记载存在一些疏漏或误区,如朝鲜使者似乎对北京的民间小吃记录较少,对每日饮食也往往一带而过,因此只能利用中国方面的《帝京岁时纪胜》等书,对他们的饮食加以推测。又如在东岳庙这一景点中,学界已经指出,《湛轩燕记》忽视了岱岳殿与玉皇殿中间的育德殿,随后的朴趾源也受到这一观点的影响[45],这提示我们需理性对待朝鲜使者的记录,不能盲目从之。

需要说明的是,三日行程中并未包括圆明园、畅春园等今人耳熟能详的景点,这主要是因为乾隆三十年前后朝廷仍有禁令,朝鲜使者“不敢入门窥望”[46],直至乾隆四十七年,朝鲜使臣才首次进入圆明园[47]。此外,洪大容在《湛轩燕记》卷二中留下了一份日程表,详细记载其每日行迹。从这份日程表来看,洪大容在一个月的游览时间中,基本每日仅前往一个地点。本指南则在此基础上,将朝鲜使者的多日活动整合在一日内,以保证游览路线与地点的丰富度。具体到每日路线,第一日主要集中在正阳门外,包括参观琉璃厂、观看场戏、观赏烟花三项内容。关于烟花一项,元宵节期间,京师虽有灯市,然朝鲜使者始终“无敢为观灯之行”[48],因此只能结合洪大容的现实情况,设计了一场去友人家中观赏烟花的活动。第二日前往城北,参观太学、雍和宫、柏林寺等处。因朝鲜使者在“燕行录”中多未提及城北一带的特色饮食,午餐似乎无法解决,最后只好再次借用洪大容的经历,设计成由雍和宫守宫太监接待,在宫内品尝糕点。夜晚回馆后的活动也根据《湛轩燕记》的记载相应安排。第三日围绕隆福寺一带,先后参观隆福寺、东天主堂、东岳庙三个地点,午餐的“油煎肉三角”是根据《帝京岁时纪胜》“正月”“时品”的记载改编而成。虽然天主堂与东岳庙的距离相对较远,但二者对朝鲜使者来说均属陌生领域,前者可参观西式建筑、与传教士交往,后者能够感受独特的民间信仰,也是朝鲜使者的热门景点,因此将三处地点结合起来,作为最后一日的行程。

接着,我想简单讨论下朝鲜使者对北京城的印象。洪大容记载了北京城内的风沙,称风起时“尘灰蔽天,隔手不见人”,市肆中“拂拭器物不停手”。对于城内各行各业,他亦有所描绘,有“肩挑独轮小车,上置方箱,满戴粪秽而行”之人,有在小簟屋内“设椅坐,置筹筒,术书于卓”的推命者,也有“一日得十两银”,但苦于地位低微,子孙“不敢考试作官”[49]的裁缝。在他笔下,京师秩序井然,百货云集,一片欣欣向荣。洪大容在游览观光的同时,还负责观察记录北京城内的种种景象,窥探中国的实际状况。一方面,他十分注重西洋器物,曾经记载铺商所售黄锡灯台“可油可烛,并为螺钉,制样甚巧,西洋器也”[50],并时常与传教士交流沟通。另一方面,他曾亲临观象台,关注清廷在天文历法方面的情况。观象台在城东南隅,为“钦天监所司仪器测候之地”,“皇上禁地,人不敢近”。洪大容仓促进入后,发现观象台中有宋制浑天仪与康熙以来新制成的六种仪器,“皆出于西法东来之后,比郭守敬旧制迥益精密”[51],对各类仪器有一准确判断。

由于朝鲜使者为外来者,在北京城中往往会遭到不同的待遇。如《湛轩燕记》卷三记载洪大容在隆福寺购买笔筒时,就遇到了商家胡乱讨价的情况:

欲买一花梨笔筒,问其价,为十数两,舍之而去。辄呼请更,商至六七返,然后定以一两二钱。始闻中国市卖有定价,不妄贾,意其为外国人而侮之也。细察其自相买卖,其虚张胡讨,低仰之悬绝,反甚于我国,则真汉话所谓“天下老鸦一般黑”者也。[52]

但整体来看,洪大容对于北京城内的市井生活还是持包容态度,并未因自身遭遇而产生偏见。

最后,这篇指南主要是依据文本改编而成的。在路线设计环节,我在阅读《湛轩燕记》后,一边翻阅《北京历史地图集》,一边由衷感慨,我对北京的了解实在太少。不知不觉,来到北京求学已有将近五年时间,但一直以来受种种因素所限,我始终没什么出游的机会,甚至指南里面列举的一大半景点我都没有去过。借着这篇游览指南,我也想鞭策自己,在新的一年多看看外面的世界。

注释:

[1] 参见全海宗:《清代韩中朝贡关系考》,收入全海宗著:《中韩关系史论集》,全善姬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181-242页。

[2] 乾隆《大清会典》卷五六《礼部·宾礼·朝贡》,《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19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99页。

[3] 参见全海宗:《清代韩中朝贡关系考》,收入全海宗著,全善姬译:《中韩关系史论集》,第191页。

[4] 参见祁庆富、金成南:《清代北京的朝鲜使馆》,《清史研究》2004年第3期。

[5]《日下旧闻考》卷六三《官署》载:“朝贡使人之馆舍三:一在宣武门内京畿道胡同,一在宣武门外横街,一在东江米巷御河桥。”参见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六三《官署》,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033页。

[6] 朴趾源:《热河日记》卷二《关内程史·虎叱》,朱瑞平校点,上海:上海书店,1997年,第106页。

[7] 洪大容:《湛轩燕记》卷三《燕行杂记·入皇城》,《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第18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78页。

[8] 祁庆富、金成南:《清代北京的朝鲜使馆》,《清史研究》2004年第3期。

[9] 洪大容:《湛轩燕记》卷三《燕行杂记·礼部呈表》,第379-380页,洪大容:《湛轩燕记》卷三《燕行杂记·鸿胪寅仪》,第381-382页。

[10] 朴趾源:《热河日记》卷二《驲汛随笔·车制》,第63页。

[11] 马芷庠:《老北京旅行指南》卷一,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第108页。

[12] 朴趾源:《热河日记》卷五《黄图纪略·琉璃厂》,第334页。

[13] 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正月·琉璃厂店》,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9页。

[14] 洪大容:《湛轩燕记》卷三《燕行杂记·琉璃厂》,第355页。

[15] 洪大容:《湛轩燕记》卷三《燕行杂记·琉璃厂》,第355页。

[16] 未详:《中州偶录(入燕记)》,《燕行录全集日本所藏编》第1册,首尔:东国大学韩国文学研究所,2001年,第455页。转引自漆永祥:《朝鲜燕行使在中国的书籍访购、编刻、刊印与文化交流》,《文献》2023年第3期。

[17] 洪大容:《湛轩燕记》卷二《京城记略》,第254页。

[18] 洪大容:《湛轩燕记》卷四《燕行杂记·幻术》,《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第19册,第7-12页。

[19] 洪大容:《湛轩燕记》卷四《燕行杂记·场戏》,第13-18页。

[20] 洪大容:《湛轩燕记》卷三《燕行杂记·元宵灯炮》,第389页。

[21] 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正月·烟火》,第10-11页。

[22] 洪大容:《湛轩燕记》卷三《燕行杂记·元宵灯炮》,第390-391页。

[23] 李永康,高彦编著:《北京孔庙国子监史话》,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0年,第33页。

[24] 李永康,高彦编著:《北京孔庙国子监史话》,第36页。

[25] 洪大容:《湛轩燕记》卷三《燕行杂记·太学(府学文山庙附)》,第328页。

[26] 马芷庠:《老北京旅行指南》卷一,第133页。

[27] 洪大容:《湛轩燕记》卷三《燕行杂记·太学(府学文山庙附)》,第327页。按,石鼓于乾隆五十五年设重栏围护,另选贞石摹其诗文,从其石鼓文就有了新旧两种。参见李永康,高彦编著:《北京孔庙国子监史话》,第197页。

[28] 洪大容:《湛轩燕记》卷三《燕行杂记·太学(府学文山庙附)》,第327页。

[29] 洪大容:《湛轩燕记》卷三《燕行杂记·雍和宫》,第331-335页。

[30] 洪大容:《湛轩燕记》卷二《京城记略》,第262页。

[31] 马芷庠:《老北京旅行指南》卷一,第137页。

[32] 洪大容:《湛轩燕记》卷一《琴铺刘生》,第139页。

[33] 洪大容:《湛轩燕记》卷三《燕行杂记·花草铺》,第357页。

[34] 马芷庠:《老北京旅行指南》卷一,第124页。

[35] 洪大容:《湛轩燕记》卷三《燕行杂记·隆福市》,第349-354页。

[36] 洪大容:《湛轩燕记》卷三《燕行杂记·花草铺》,第357页,

[37] 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正月·时品》,第13页。

[38] 王秉愚编著:《老北京风俗词典》,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第42页。

[39] 洪大容:《湛轩燕记》卷三《燕行杂记·东天主堂》,第339-341页。

[40] 洪大容:《湛轩燕记》卷四《燕行杂记·饮食》,第30页。

[41] 洪大容在《湛轩燕记》中忽视了育德殿的存在,参考杨雨蕾、冯一帆:《文本承袭和他者视角:明清朝鲜使臣的北京东岳庙书写》,《国际汉学》2024年第2期。

[42] 参见洪大容:《湛轩燕记》卷三《燕行杂记·东岳庙》,第347-348页;杨雨蕾、冯一帆:《文本承袭和他者视角:明清朝鲜使臣的北京东岳庙书写》,《国际汉学》2024年第2期。

[43] 参考漆永祥著,王邦维主编:《燕行录千种解题》上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830-835页。

[44] 洪大容:《湛轩燕记》卷一《衙门诸官》,第57页。

[45] 杨雨蕾、冯一帆:《文本承袭和他者视角:明清朝鲜使臣的北京东岳庙书写》,《国际汉学》2024年第2期。

[46] 洪大容:《湛轩燕记》卷三《燕行杂记·畅春园》,第359页。

[47] 可参见祁庆富,金成南:《清代朝鲜使臣与圆明园》,《清史研究》2005年第3期。

[48] 洪大容:《湛轩燕记》卷三《燕行杂记·元宵灯炮》,第389页。

[49] 参见洪大容:《湛轩燕记》卷二《京城记略》,第245-265页。

[50] 洪大容:《湛轩燕记》卷二《京城记略》,第262页。

[51] 洪大容:《湛轩燕记》卷三《燕行杂记·观象台》,第338页。

[52] 参见洪大容:《湛轩燕记》卷三《燕行杂记·隆福市》,第3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