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听水斋”五分之一斋主

1946年8月至1948年3月，汪曾祺在上海度过了一年零七个月的时间，其中一年零六个月（1946年8月除外）在私立致远中学教书。1983年夏汪曾祺在北京家中创作的唯一回忆这段上海教书生活的短篇小说《星期天》，开头介绍以“致远中学”为原型的“这所中学”地理位置和学生情况相当详细——

这是一所私立中学，很小，只有三个初中班。地点很好，在福煦路。往南不远是霞飞路；往北，穿过两条横马路，便是静安寺路、南京路。因此，学生不少。学生多半是附近商人家的子女。

汪曾祺1947年5月6日完成的《短篇小说的本质——在解鞋带和刷牙的时候之四》，落款处交代这篇畅谈小说理论和文学观念的长文写于“上海市中心区听水斋”。所谓“听水斋”，就是他在致远中学的宿舍。学校安排两个类似地下室的“底层”房间给三名单身教员居住——

这两个房间黑暗而潮湿，白天也得开灯。我临离开上海时，打行李，发现垫在小铁床上的席子的背面竟长了一寸多长的白毛！房间前面有一个狭小的天井，后楼的二三层和隔壁人家楼上随时会把用过的水从高空泼在天井里，哗啦一声，惊心动魄。我因此给这两间屋起了一个室名：听水斋。

“听水斋”雅号由此而来。值得注意的是“这两间屋”共有五位住客（还有两位跟校长熟悉的校外借住者）。电影演员“赫连都”（原型中叔皇）借住该校（可能也兼数学课），跟体育教员“谢霈”、教一年级算数的“李维廉”（原型可能是复旦教授孙大雨之侄）三人住一间，“我和一个在《大晚报》当夜班编辑的姓江的老兄住另一间”。倘若这段描写属实，1947年夏所作小说《绿猫》介绍青年作家“栢”的房间也大致相同，汪曾祺顶多只能算“听水斋”五分之一斋主。

汪曾祺到上海不久结识的青年文友黄裳多年后的回忆跟《星期天》的有关细节基本吻合，“房内只有铁床两只，床底铁条下陷，难怪永玉借宿时有小儿陷入窝内之感。一桌一灯，就是曾祺起坐之处。”既云“铁床两只”，说明这间屋子住了两个人，“一桌一灯”归两人共用。幸亏同屋者并非该校教员，只因是校长同学而寄居于此，并且做着夜班编辑，昼伏夜出，晚上“一桌一灯”归汪曾祺独用的概率更大一些。

当时同在上海、一度居无定所的诗人陈敬容的诗作不仅是自嘲，也多少反映了虽有固定居所，但住处相当逼仄的小说家汪曾祺类似的窘境——

我们是现代都市里

渺小的沙丁鱼：

无论衣食住行，

全是个挤！

不挤容不下你。

除了“听水斋”，汪曾祺在致远中学还有一处栖身之所，就是“‘教学楼’对面的铁皮木棚”。他平时在那里“批改学生的作文，写小说，直到深夜。我喜欢这件棚子，因为只有我一个人。除了我，谁也不来。下雨天，雨点落在铁皮顶上，乒乒乓乓，很好听。听着雨声，我往往会想起一些很遥远的往事。但是我又很清楚地知道：我现在在上海”。相比起居之所“听水斋”，汪曾祺显然更喜欢这间“铁皮木棚”，他在上海时期许多作品都写于此处。

“汪迷”们一度不易分辨“听水斋”究竟特指那两间门前小天井经常被人家高空泼水的宿舍，还是夜晚为汪曾祺独占、下雨天也能听到雨点“乒乒乓乓”落在屋顶的这间“铁皮木棚”。就连当事人之一黄裳在后来的回忆中也分不清究竟哪个是“听水斋”，索性将二者合而为一了。如果“听水斋”也可以指这间“铁皮木棚”，汪曾祺就是名副其实的唯一主人了。

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太子太傅陈宝琛罢官乡居，在福州鼓山涌泉寺旁修“听水斋”，据说形似石船，上下两层，可听潺潺水声。陈氏自述“年未四十作沧趣、听水二斋以娱亲”，他也自号听水居士、听水老人，以“听水斋”为题写了不少诗。汪曾祺将“听水斋”作为他在致远中学居所的雅号，虽是自嘲，却也不失为一种苦中作乐的谐趣。

因“拙于经费”，在汪曾祺来沪之前，致远中学就取消了高中部，大概在汪曾祺离沪之后才恢复。1956年高中部并入番禺中学之后，致远中学又从福煦路（延安中路）成都北路路口搬迁至与江苏路交界的华山路1164号。1960年致远中学改为长宁区财贸中学。1962年财贸中学停办，仍复名致远中学。1965年致远迁出华山路江苏路校区，拆并到法华路329弄43号新建的法华中学（一个月后改名长新中学）。不管学校如何改来改去，高宗靖一直担任校长，直至1975年退休。

从1941年创立到1965年拆并，致远中学走完了二十四年的历史。作家汪曾祺在1946年秋至1948年春在致远的短暂驻留无疑是这所私立学校四分之一世纪历史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笔，而在致远中学“听水斋”住过的一年零七个月也给汪曾祺个人生命史带来不可忽略的一抹亮色。

二、致远中学之准确定位

1983年夏创作的《星期天》还提到学校太小没操场，体育老师“谢霈”经常“把学生带出去，到霞飞路的几条车辆行人较少的横马路上跑一圈”。也只有“上海市中心区”的“弄堂中学”才会这样上体育课。

“福煦路”之外，致远中学校址还牵涉另外两个路名（“中正中路”与“爱多亚路”），以至于这所中学究竟坐落何方，在后来的各种“寻访”“追忆”中曾经一度显得扑朔迷离。

汪曾祺执教期间及其前后，致远中学在上海各大报刊登载广告，均简称“福煦路致远中学”或“本市中正中路三八四号致远中学”，或说该校坐落在“中正中路成都路西首”。也有当事人后来回忆说是“爱多亚路致远中学”。同一所中学交叉使用三条马路的路名，就连一向记忆力超强的汪曾祺也曾感到迷惑。1948年9月他离开上海到北京半年后给一位旧日同事写信说，“福煦路”和“三八四号”他记得很牢，但吃不准信封上应该写“福煦路”“中正路”还是“中正中路”？

查1948年9月出版的《上海市学校调查录》，介绍“致远中学”仅三行：“校长：高宗靖/校址：中五西路三八四号/电话：三五四六三”。校址一行两个错字“五西”被人（编辑？收藏人？读者？）用钢笔圈去，旁改为“正中”。既无“福煦路”也无“爱多亚路”字眼。

在汪曾祺执教前后的1945年至1949年，该校校址正式写法应为“中正中路三八四号”，其具体方位就在今天上海市延安中路北沿与老成都北路西首的交界处。

1993年、1999年上海市先后架设成都路南北高架和东西走向的延安路高架，致远中学恰巧紧挨着贯穿上海市区（浦西）南北和东西这两大高架桥的十字交叉点（承载两大高架接口的“龙柱”）。仅此一点便足可见出作家汪曾祺和上海之间一种奇妙的历史因缘。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落魄的青年作家汪曾祺执教和住宿一年零六个月的私立致远中学以及校内“听水斋”，不仅是汪曾祺彼时所谓“上海市中心区”，更是地理和交通意义上的“上海市中心点”。

因为上述两大高架桥的架设以及持续的市政建设，延安中路（当年“福熙路”/“中正中路”）不仅路面拓宽，两旁还辟出大片绿地。目前除了“中共二大”“平民女校”旧址辅德里小区以及成都北路接连延安中路的最后一小段（改名“老成都北路”）得以象征性保存下来，昔日鳞次栉比的弄堂建筑群（包括致远中学遗址）均已不复存在。

文化的物质形态容易消逝，语言文字（包括图画影像）的记忆却较为永久。目前能看到明确标记致远中学地理方位的历史文献，当首推“上海福利营业股份有限公司”编印的《上海市行号路图录》（又名《上海商用地图》）。该书编写动工于1937年，1939年、1940年先后出版第一、第二编。抗战胜利后为满足恢复工作的需要，“福利营业公司”又在原书基础上分别于1947年、1949年出版了上、下册的修订本。2004年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出版了该书的编选本《老上海百业指南——道路机构厂商住宅分布图》。2016年又推出增订本。在增订本“上册二”第119页，可以看到“中正中路（福煦路）”北沿与“成都北路”西首交界处门牌号为384的独立地块，清楚标记着“致远小学”四字（显系“中学”之误），对面中正中路（福煦路）南沿是“九星大戏院”。当年致远中学在沪上报纸登载广告以及相关新闻报道总是提醒读者，“福煦路上的致远中学”就坐落在成都北路西首、九星大戏院对面（该戏院遗址也早已杳无踪影）。

“致远小学”旁边还标记着三个机构（六河沟煤矿公司、中国新闻学校、中华民国矿业联合会），均设于致远中学校内。汪曾祺当时在致远中学的学生几十年后还记得，学校唯一的三层楼建筑，高校长家在住三楼，底下二楼有间屋子悬挂着“六河沟煤矿有限公司”的招牌。

福煦路始筑于清宣统二年（1910年），因系填平北长浜水道而成，初名“长浜路”。1920年改用法国陆军元帅斐迪南·福煦的姓氏为路名（AvenueFoch），中文就叫“福煦路”。1943年改为“洛阳路”。1945年抗战胜利后为庆贺蒋介石六十寿辰而有了新名“中正中路”。1950年正式定名为延安中路。沦陷时期的“洛阳路”路名只用了两年，上海人尚未叫熟就被取消。1946年8月汪曾祺抵沪，新路名“中正中路”启用未满一年，“福煦路”之名却从1920年一直用到1943年。上海人叫“福煦路”叫顺了口，一时改不过来。从昆明来上海的汪曾祺自然也跟着周围的上海人，称这所坐北朝南的学校门口的马路为“福煦路”，对“中正中路”则始终感到陌生。

至于“爱多亚路”，乃是接连福煦路的另一条马路Avenue Adward7（英王爱德华七世路）的中译名。英租界当局1915年将这条沿着英法租界的界河修筑的马路称为“爱多亚路”。1943年改为大上海路。1945年抗战胜利后，也是为庆贺蒋氏六十寿辰，改名中正东路。1950年正式定名为延安东路。福煦路和爱多亚路是东西相连的两条马路（后来取统一命名的“延安中路”和“延安东路”），有些人误以为福煦路上的致远中学坐落在爱多亚路上，其实致远中学和爱多亚路/福熙路连接处还有一小段距离。

小说《星期天》开头提到另外三条马路“霞飞路”“静安寺路”“南京路”，跟“福煦路”一样都有新旧路名的沿革。“南京路”即今南京东路，始筑于清咸丰元年（1851年），初名花园弄（谐音译称“派克弄”）。咸丰四年（1854年）扩建后，俗称“大马路”。同治四年（1865年）上海公共租界当局为纪念《南京条约》之签订，改花园弄为“南京路”。1945年更名为“南京东路”。“静安寺路”即今南京西路1862年至1945年的旧名。“霞飞路”是法租界西区繁华主干道，始筑于1900年，初名西江路，后以法租界公董局总董宝昌之名改称“宝昌路”。1922年以法国将军约瑟夫·霞飞（JosephJacquesCésaireJofre）之姓改为霞飞路。1943年改名“泰山路”。1945年以国民党元老林森之名改为“林森中路”。1950年定名“淮海中路”。其往东至外滩一段即1950年定名的淮海东路，始筑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因为从旅沪宁波人办的四明公所（宁波会馆）大门经过，故名宁波路。1943年与霞飞路一起改名“泰山路”，1945年改为“林森东路”（这也是汪曾祺在上海期间的路名）。

汪曾祺执教致远中学期间，“福煦路”“霞飞路”“南京路”“静安寺路”各自都有新路名“中正中路”“林森中路”“南京东路”“南京西路”，只是尚未被上海居民所普遍接受。汪曾祺入乡随俗，跟着身边的上海人也叫这四条马路的曾用名。及至1983年夏在北京家中写短篇《星期天》，仍然沿用他当年在上海时对这四条马路的习惯性称呼。所谓“当年”，不仅指1946年8月至1948年3月西南联大肄业生、青年作家汪曾祺连续居住上海的一年零七个月，还包括1939年夏高中生汪曾祺从上海出发去云南报考西南联大时对这座远东第一座大城市匆匆一瞥所留下的最初印象。

仅此一点，足见其创作态度之严谨。

三、“上海市中心区”（一）：苏州河以南“沪西”地区

福煦路（延安中路）上的致远中学，北有南京路（南京东路）、静安寺路（南京西路），南有霞飞路（淮海中路），诚然是名副其实的“上海市中心区”。

汪曾祺虽然执教于一家并不怎么起眼的“弄堂中学”，却因此住进了十里洋场的核心地带，这大概是他离开昆明近郊西南联大学生创办的“中国建设中学”、中转香港、初到上海借住同学朱德熙家时，做梦也想不到的吧。

致远中学的地理位置给汪曾祺带来极大的方便，他不用挤公交，或花钱雇人力车，步行就可以去拜访和联络沪上跟他有关的几乎所有重要文化单位或文化界的师友。“上海市中心区”云云，应该不只是看地图、听别人介绍所得的间接知识，更是基于具体文学交往，甚至用脚步实地丈量之后的经验之谈。

小说《星期天》所谓“往南不远是霞飞路”，是指从致远中学出发，往南穿过福煦路，沿成都南路走过钜鹿路、蒲石路，就到了霞飞路。沿霞飞路往西，走到茂名北路转弯处，便是霞飞路927弄“霞飞坊”大门（20世纪50年代后随路名改为“淮海坊”）。巴金、萧珊住在弄内“霞飞坊”59号。从致远中学到巴金、萧珊家，全程1.5公里，步行21分钟。

这是汪曾祺在上海期间去得最勤的地方。

巴金1937年夏离开拉都路（今襄阳南路）寓所，搬到霞飞坊59号三层楼连体别墅（上海人俗称“新式里弄”），与作家索非夫妇同住。抗战时期巴金奔波于广州、桂林、昆明、贵阳、成都、重庆等地，但每次回沪，必住霞飞坊。1946年6月他从重庆接回萧珊和出生不久的女儿小林，就定居霞飞坊（借住于此的二哥李尧林刚病逝，索菲夫妇不久也离开上海），直到1955年迁入武康路新居。“复员”回上海的巴金立即着手加紧经营他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就开始跟一班志同道合者辛苦合办的文化生活出版社。汪曾祺在沪期间，“文生社”设在钜鹿路一弄八号，紧靠霞飞坊。1947年秋巴金弟弟李济生第一次从四川来上海，在巴金家遇到汪曾祺。初到上海的李济生“不知东南西北，陌生极了”，但他来往于钜鹿路文化生活出版社与霞飞坊之间“这条短短的路程”，并不感到怎么困难。比李济生早来上海一年的汪曾祺自然更熟悉这片街区。

从致远出发往南，穿过福煦路到钜鹿路左拐，朝东走一小段路，便是钜鹿路一弄八号文化生活出版社。全程两百米，步行3分钟。文化生活出版社是全上海最靠近致远中学的一个文化机构。汪曾祺主要创作且编辑于上海的第一部小说集《邂逅集》由该社于1949年4月出版，这不知道算不算一种历史的巧合？

走出文化生活出版社，沿霞飞路朝东步行一公里（约18分钟），至普安路桃源路口一座石库门房子，便是文生社给青年员工提供的宿舍。与文生社青年编辑单复（本名林景煌，笔名梦白骷）熟悉的黄永玉经常借宿于此。1947年7月14日，单复跟《文汇报》青年编辑韦芜（姜钟德）、《文艺复兴》青年编辑阿湛（王湛贤），就是由即将赴郊区闵行县立中学教书的黄永玉作陪，结队到致远中学，第一次拜访汪曾祺。

单复在文生社协助巴金、吴朗西编辑已故作家陆蠡（圣泉）创办于1938年、1946年复刊的《少年读物》。该刊1947年5月15日出版的第四卷四/五期合刊（也是终刊）推出汪曾祺系列散文《室外写生》之一《白马庙》。复刊后的《少年读物》虽然由文生社“总经售”，但以“少年读物社”名义独立编辑和发行，编辑发行所并不设在巨鹿路一弄八号文生社总部。1946年1月二卷一期复刊号编辑发行所是发行单位“中国文化合作公司”所在的九江路276号“和成大楼”。二卷二期2月号改为“上海金家庵路荣旺里六号”（在虹口其美路即今四平路上）。至1947年2月四卷二期，又改在钜鹿路福润里八号。1947年3月四卷三期搬到“上海林森中路一八八六号”，距“霞飞坊”2.5公里。1947年5月四卷四/五期合刊（终刊号）又改为“上海林森中路一八三六号”，其实就是“诺曼底公寓”（1924年由匈牙利籍斯洛伐克人邬达克设计，万国储蓄会中国建业地产公司建造）。霞飞路1945年改名林森中路，20世纪50年代初改为淮海中路。“少年读物社”编辑发行部最后所在的“上海林森中路1836/1886号”诺曼底公寓于1953年改名“武康大楼”，门牌号是淮海中路1836～1858号。

巴金、萧珊的霞飞坊59号寓所，钜鹿路一弄八号文化生活出版社，桃源路文生社青年员工宿舍，林森中路“诺曼底公寓”，再加上著名的霞飞路813-815号DD’S咖啡馆，这五处都是汪曾祺抬腿就到的地方。

从巴金家出发，步行30分钟约2.1公里，可到建国西路506弄懿园31号“合肥张氏四姐妹”大小姐张元和家。沈从文只身赴北平任北大教授之后，夫人张兆和（“三姐”）离开苏州娘家，带着孩子暂住上海大姐家。汪曾祺读西南联大时就与师母“三姐”亲如家人。1946年8月汪曾祺初到上海，尚未找到致远中学这份工作之前，一度情绪低落，险些自杀。沈从文除了自己从北平写信勉励爱徒，“同时又叫三姐（沈从文夫人张兆和）从苏州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安慰我。”张兆和带着孩子借住“张大小姐”家期间，汪曾祺与沈从文书信往来频繁，北方报刊发表的汪曾祺文稿绝大多数仍然由沈从文经手。不管汪曾祺有没有去过“懿园”拜访“三姐”，同在上海的“三姐”和丈夫的这位爱徒之间应该声息相通。

小说《星期天》说，从致远中学出发，“往北，穿过两条横马路，便是静安寺路、南京路”，指的是沿成都北路往北，穿过相隔不远的两条横马路即大沽路、威海卫路（今威海路），便到了繁华的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和南京路（今南京东路）。这个方向与汪曾祺关系最密切的首先是李健吾家。从致远或文生社出发，沿福煦路往西走到威海路/西摩路口，或者沿成都北路往北行至威海卫路，再沿威海卫路往西走到西摩路口，两条路线步行到李健吾家均只需一刻钟。

抗战胜利后李健吾从姚主教路（今天平路）搬到西摩路（今陕西北路）175弄华业公寓（与威海卫路交界），跟致远中学及其近邻文生社、霞飞坊巴金家恰成三足鼎立之势。

汪曾祺可能不会像青年文友、浙江大学外文系学生唐湜那样，几乎每个周末都以私淑弟子身份去李健吾家请益。但汪曾祺在巴金家经常见到李健吾。这位生性豪爽的文坛前辈不仅介绍汪曾祺去自己学生高宗靖创办的私立致远中学教书，还在他与郑振铎联合主编的战后上海乃至全国新开的唯一大型文学期刊《文艺复兴》上接连发表了汪曾祺三篇重要小说《小学校的钟声》《复仇》《老鲁》。听说汪曾祺喜欢京剧，跟自己有同好，李健吾专门赠票给这位文坛新人，邀他去静安寺路派克路口（今延安西路口黄河路21号）“卡尔登大戏院”，一道欣赏京剧“十大名牌”的表演。1982年汪曾祺在给李健吾的信中说，“您在‘卡尔登’门口等我，我现在还记得您当时的样子”。

诗人和评论家唐湜正是在华业公寓李健吾家，得知他心仪已久的青年作家汪曾祺已到上海，正执教于李健吾弟子高宗靖任校长的私立致远中学，于是立刻拿着李健吾的介绍信找到致远中学，与高宗靖、汪曾祺一见如故。

1946年5月1日《文艺复兴》一卷四期发表《复仇》，郑振铎在“编后”向读者隆重介绍当时尚在昆明近郊“中国建设中学”教书的“汪曾祺先生”，令汪曾祺终生难忘。不知汪曾祺可曾跟阿湛一道去过愚园路东庙弄44号郑振铎家，但他对紧挨着静安寺的东、西庙弄（Templelane）再熟悉不过了。1946年8月初到上海尚未寻到工作之前，汪曾祺曾借住在老同学朱德熙在庙弄的“本家老屋”。朱家距致远中学2.5公里，步行35分钟左右。从华业公寓李健吾家出发去庙弄仅1.3公里，沿静安寺路（南京西路）步行20分钟即可到达。碰巧致远中学校长高宗靖家也住在愚园路750弄22号（汪曾祺或许就是在高家见过高父遗像）。汪曾祺来静安寺“庙弄”，可同时拜访朱德熙家人、高宗靖校长、郑振铎以及1939年夏陪汪曾祺第一次出远门来到大上海的静安寺那个高邮籍和尚（如果时隔八年这位僧人还安然无恙的话）。

出高宗靖家，沿愚园路往西步行500米，是施蛰存家所在的愚园路1032弄“岐山邨”。1946年8月施蛰存和夫人、孩子迁居辣菲德路（今复兴中路）暨南大学教师宿舍，1948年8月又搬到虹口其美路（今四平路）401弄上海市立师范专科学校教师宿舍，1949年10月才迁回愚园路岐山邨。但施蛰存常回愚园路老宅，比如1948年1月18日就曾在此设家宴为短期赴美的王辛笛饯行。

目前尚不能确知1946年8月至1948年3月汪曾祺在上海与施蛰存可曾有过交集。在西南联大读书期间，汪曾祺从沈从文的课堂讲授及其30年代《沫沫集·论施蛰存与罗黑芷》中早已熟知施蛰存。沈从文推崇施蛰存在文学技巧上“可以说是完美无疵”，某些方面甚至“在中国现代短篇作家中似乎还无人可企及”，而施蛰存最迟于1941年初就从沈从文来信以及《国文月刊》上知道了“汪曾祺先生”的大名。沈从文1941年2月3日致信施蛰存说，“新作家联大方面出了不少，很有几个好的。有个汪曾祺，将来必有大成就。”1940年初施蛰存交给浦江清一篇《鲁迅的〈明天〉》，认为《明天》“含有一点性爱的暗示”，即描写了苦命的单四嫂子的性意识和性心理。浦江清将此文发表于《国文月刊》创刊号，引起轩然大波，许多人纷纷撰文反驳施蛰存。直至1941年12月28日出版的《国文月刊》一卷十一期上还有施的回应文章《关于〈明天〉》。凑巧《国文月刊》一卷十期刚刚隆重推出汪曾祺小说《灯下》，编者介绍这篇“西南联合大学语体文习作班佳卷”是“由沈从文先生交来”，“作者汪曾祺先生是联大文学院二年级学生”。如果施蛰存还记得沈从文在1941年初的私信中关于“汪曾祺”的大胆预言，应当不会放过《灯下》这篇“佳卷”不看吧。

施蛰存“复员”回沪，先后在省立江苏学院（徐州）以及暨南大学、光华大学、大同大学、上海市立师范专科学校任教，除了短期为上海出版公司编辑《活时代》之外，不能再像20世纪30年代那样活跃于文学编辑岗位，但他仍然密切关注文坛新人的成长，对此时在上海教书、且正在平津沪三地各大文学杂志和报纸副刊频频亮相的昔日早有所知的“汪曾祺先生”，不可能不以他老编辑和昔日现代派作家的敏感而有所关注。

四、“上海市中心区”（二）：苏州河以南至“外滩”

以上几处，除了桃源路文生社青年员工宿舍，其余皆位于致远中学这个“上海市中心区”以西（相当于以往法租界和英美公共租界的西区）。从致远往东，经桃源路文生社员工宿舍，步行至苏州河以南、黄浦江西岸的“外滩”，就是以福州路、河南路、四川路为中心，包括西门路（自忠路）、九江路、江西路、山东路、圆明园路、厦门路、民国路（今人民路）在内的另一个沪上商业和文化中心，大致相当于以往整个英租界，以及法租界东区一小片。

致远中学离西门路60弄43号诗人杭约赫（曹辛之）家约1.9公里，步行半小时可达。“上海星群出版公司”1947年7月以书代刊，出版了战后全国范围规模最大的诗丛《诗创造》第一辑《带路的人》，此后每月出版一辑，直到1948年10月推出“第二年·第四辑”《愤怒的匕首》停刊。曹辛之家作为“星群出版社”暨《诗创造》编辑部，是臧克家、王辛笛、杭约赫、刘岚山、林宏、康定、穆天航、沈明、田地、陈敬容、唐湜以及后来抵沪的唐祈等一众诗人经常聚集之地。1948年4月《诗创造》出到“第一年·第十二辑”《严肃的星辰们》（诗论专号），扉页地址改为自忠路（门牌号不变）。为纪念抗日烈士张自忠将军，西门路早在1946年就改为自忠路。《诗创造》地址改名滞后，也是上海市民习惯使然。

虽然汪曾祺只有一篇“散文诗”《疯子》发表在《中国新诗》上（该刊从《诗创造》分出，仅在1948年推出五期，由方敬、辛笛、杭约赫、陈敬容、唐湜、唐祈联合编辑），但经常造访致远中学“听水斋”的黄永玉、唐湜、韦芜等都是“西门路”时代《诗创造》的作者，“听水斋”主人汪曾祺对西门路曹辛之家应该不会陌生。尽管汪曾祺主要写小说，但他在教育背景、文学观念上更靠近此时在上海（辛笛、杭约赫、陈敬容、唐湜、唐祈）、北平（穆旦、袁可嘉、郑敏、李瑛）、南京（方宇晨）、重庆（方敬）乃至新加坡（杜运燮）等地共同追求中国新诗现代化的年龄相仿的这群“诗的新生代”，而且他最擅长的文体小说一开始就被文坛前辈杨振声誉为“近于诗”。

上海文协（中华全国文艺家协会上海分会）1945年12月17日在诗人王辛笛供职的江西路（今江西中路）200号金城银行举行成立大会。“复员”后的上海文化人经常在此聚集（上海文协成立大会的主席郑振铎在讲话中预言全国文协总会将来也要移到上海）。金城银行和附近《文艺复兴》编辑部厦门路136弄尊德里十一号离致远中学不到3公里，步行顶多40分钟。

晋成钱庄钱家圭、刘哲民主持的上海出版公司一边发行《文艺复兴》，一边还请唐弢、柯灵主编《周报》，请施蛰存、周煦良主编《活时代》。号称上海出版公司“三大杂志”名义上的编辑部最初均设在紧靠苏州河的尊德里十一号。《活时代》1946年4至5月出版三期即告停刊，《文艺复兴》《周报》1946年6月随上海出版公司迁至西藏南路廿六号，1947年3月至1948年9月又一起搬到南京西路六二四号。1946年8月抵沪的汪曾祺若去编辑部拜访郑振铎、李健吾和唐弢、柯灵，只能去后两个地方，其中南京西路（小说《星期天》所谓“静安寺路”）六二四号更加靠近致远中学。但《文艺复兴》郑、李两主编习惯在家办公，“快付印了，我（按指李健吾）总拿起每期的稿子到庙弄给他（按指郑振铎）过目一遍”。其实负责往来于李健吾家所在华业公寓、愚园路东庙弄44号郑振铎家、编辑部这三处递送稿件的更多是杂志社唯一编务、青年小说家阿湛（柯灵外甥，本名王湛贤），郑振铎1947年5月6日、7月23日两次提到“王湛贤来取稿”。如前所述，也是通过黄永玉介绍，从1947年7月中旬开始，阿湛就成了“听水斋”的熟客。

金城银行和尊德里紧靠以福州路/河南中路交叉口为中心的集文化和商业于一体的“外滩”闹市区。福州路是南京路南侧第四条平行道路，俗称“四马路”，其东段高楼林立，主要是中外大企业和各国租界当局及市政机构；

西段有天蟾舞台、大西洋和大鸿运饭店等多家戏院、旅馆、茶楼酒肆。1946年8月汪曾祺在福州路556号“老正兴”曾与西南联大同学朱德熙、学长朱南铣喝得烂醉。风化区“会乐里”也在福州路，市井社会有时就用它作“四马路”代名词。汪曾祺苦闷时曾向青年文友扬言，他想逛逛“会乐里”，真正“进入上海”。

福州路连接著名的棋盘街（今河南中路及其东西两侧），从20年代开始，许多书局、书店、旧书店、图书批发公司、文具店、美术用品店汇聚于此，形成沪上当之无愧的“文化街”。范泉主编的《文艺春秋》《文艺春秋副刊》依托的上海永祥印书馆在福州路380号，叶圣陶等人主持的开明书店在福州路268号、272号“西中和里”，出版界龙头老大商务印书馆在福州路与棋盘街交界处。1946年已经56岁的开明书店资深编辑王伯祥住霞飞坊35号，“自店回家，经常步行，道途至远，居然胜任，其故在怕坐电车，不欲受挤受气。”年轻的汪曾祺从致远中学出发，步行去“四马路”文化街，比王伯祥往返霞飞坊和开明书店路程更短，自然更加“胜任”愉快。

商务印书馆委托北大教授朱光潜主编《文学杂志》，1937年创刊后只出了4期，即因抗战爆发停刊。1947年6月复刊至1948年三卷六期，总共出了18期。除去1948年10月三卷五期《朱自清先生纪念特辑》，剩下17期先后发表了汪曾祺小说《牙疼》《戴车匠》《异秉》，以及散文《礼拜天早晨》（外一篇《疯子》）。编辑在北京而印刷发行主要在上海商务印书馆总部的《文学杂志》是当时所有大型文学期刊中接受汪曾祺作品最多、发表最密集的一家。由于沈从文、朱光潜的提携，汪曾祺得以与朱自清、朱光潜、废名、冯至、沈从文、李长之、常风、林庚、袁可嘉、穆旦等两三代“京派”文人同刊同期发表作品，也因此使他在40年代后半期文坛的流派归属显得异常复杂。沪上一些报刊杂志视他为“色彩”“态度”与反内战争民主的海派左翼为同道，但他在《文学杂志》以及平津地区《益世报》《大公报》《经世日报》（尤其后来《新路》）等报刊发表作品，似乎又坐实了他虽然一度身在上海，却仍然跨地域隶属“京派”文人圈的另类身份。

《文艺春秋》1947年五卷二期以显著位置推出汪曾祺短篇小说《绿猫》，这是在西南联大读书期间差点“死于晦涩”的校园作家创作于上海，却依然保留早期浓郁的现代派探索风格、篇幅也最长的一篇奇文。《文艺春秋》六卷三期作为头条赫然发表的《鸡鸭名家》则是汪曾祺当时最见写实功力的作品，显示了主编范泉对截然不同的创作风格兼收并蓄的气度。这期《文艺春秋》出版于1948年3月15日，正巧赶在汪曾祺作别上海之时，也算是给这位“‘小’作家”在沪上的短暂逗留画上了一个美丽而忧伤的句号。

福州路379弄20号“上海书报杂志联合发行所”及其周边旧书店是黄裳、汪曾祺等青年文友经常光顾的地方。福州路附近还有《大公报》（原址在爱多亚路即今延安东路山东路口，1947年迁至民国路即今人民路261号新址），萧乾、刘北汜（汪曾祺西南联大同学）在这里上班，不远处则是柯灵、唐弢、黄裳供职的《文汇报》新址圆明园路149号哈密大楼。《大公报》文艺副刊《文艺》《大公园》《文汇报·笔会》是汪曾祺在上海期间发表散文的主阵地，两大报社办公地点离致远中学约3.6公里，都在年轻人足力所及的范围。

天津《益世报》1946年6月增出“上海版”，由上海益世报馆发行，馆址在山东路290号，编辑部设在四川中路215号四楼，紧挨着《文汇报》《大公报》。汪曾祺曾在1947年1月5日《益世报》上海版发表过小说《最响的炮仗》，这是1980年名篇《岁寒三月》的“前身”之一（《岁寒三友》另一“前身”是1943年孙陵在桂林主编的《文学杂志》一卷二期发表的汪曾祺短篇小说《除岁》）。

苏州河以南至外滩这些报馆、杂志社都与汪曾祺有关。此外，他还经常与黄永玉结伴，去《文汇报》附近黄裳兼职的“中兴轮船公司”（四川中路261号），作“沪上三剑客”的神聊与小聚（“记得常去的是三马路上的‘四川味’，那是我经常宴客之处。小店里的大曲和棒子鸡是曾祺的恩物”）。汪曾祺偶尔也会去“二马路”（九江路）某处银行或邮局，领取沈从文从北平寄来的平津等地报刊的稿费。这和上海本地报刊所付稿酬加在一起，无疑是当时汪曾祺在菲薄的教师薪金之外最重要的生活来源了。

“外滩”附近这片文化和商业中心最有名的高档时尚消费场所自然首推“南京路”（今南京东路）浙江路口的先施百货公司，汪曾祺等贫穷的青年文艺家自然不会经常涉足其中，但1947年他曾经“在先施公司二楼卖字画的陈列室”，意外地看到自学成才的高邮画家张长之独具特色的四条“断简残篇”（据说“画法近似‘颖拓’”），汪曾祺不禁由衷地赞叹，“这家伙混得能到上海来卖画，真是不简单”。

不知当时汪曾祺可曾悄悄对自己说，“你这家伙混得能到上海来教书，卖文章，也真是不简单！”

五、“上海市中心区”（三）：苏州河以北（四川北路沿线）

离开福州路棋盘街，沿四川路桥移步至苏州河对岸，迎面左手边就是唐弢1943年才离开的上海邮政总局大楼。汪曾祺在上海期间认识了“书界权威唐弢氏”，1948年6月到北平后曾写信请黄裳“代为致候”，并拜托唐弢为他一位“研究语言”的朋友（可能是朱德熙）在上海打听一本《外来语大辞典》。他跟黄裳打趣说，唐弢若能觅得该书，“我准备更大的佩服他”。

从邮政总局大楼出来，穿过四川北路，往北再走两分钟右拐，便是武昌路口四川北路118号南仁智里45号“大中国图书局”《人世间》杂志社（凤子主编，丁聪、李嘉、冯亦代、马国亮任编委）。汪曾祺重要小说《囚犯》被凤子作为“报告”，用粗体字排在1947年10月1日出版的《人世间》二卷一期目录显要位置，居茅盾、王任叔、袁可嘉、郭沫若、许寿裳、徐迟、赵景深、胡风之后，臧克家、萧乾、戈宝权、戴望舒、唐弢、梅志之前。为推出这期“特大号”（篇幅扩充一倍），编者精心挑选，许多稿件“为了编排，和字数的限制，决定排入的可不得不挪至下期”，为此杂志推迟十天才出版。编者“希望以后都能维持‘特大’的面目，自然更希望在质的方面，也能维持二卷一期的水准。”在此背景下推出《囚犯》，足见编者对这部作品的赏识。明明是一篇将父子亲情、官兵隔膜、群众对兵士的冷漠乃至嫌弃描写得细致入微的小说，却被归于“报告”之类，或许编者要借此呼应当时社会普遍的反战厌战情绪吧。

离开《人世间》编辑部，沿四川北路往北继续步行8分钟左右，至武进路左拐数米，就是武进路口中州路一号（后改为二号）文通书局。文通书局除了出版文史类学术性图书，还请顾颉刚、白寿彝主编综合类学术性杂志《文讯》月刊。《文讯》七卷一期迁至上海，于1947年6月15日出版，仍由住在苏州老宅的顾颉刚遥领主编，陈敬容、丁君匋任“编辑者”。从1947年11月15日七卷五期开始，白寿彝介绍臧克家接手主编，大量增加文艺作品的篇幅。该期《文讯》“文艺专号”隆重推出汪曾祺重要小说《落魄》。汪曾祺小说创作一开始就“近于诗”，他在气质上也不同于一般小说家同行，而更接近诗人。汪曾祺在上海期间结识了包括编辑《文讯》的臧克家和陈敬容在内的许多诗人。臧克家、陈敬容、汪曾祺还有文学之外另一份因缘：汪曾祺和陈敬容先后都曾在致远中学担任过臧克家两位公子的国文教师。

出中州路二号文通书局，沿四川北路继续往北走10分钟，至虬江路口左拐十几米，就到了开明书店员工宿舍“祥经里”（今川公路146弄）叶圣陶寓所。1946年52岁的叶圣陶平日来往于“祥经里”和福州路开明书店，有时乘一小段电车，有时叫黄包车，有时则全程步行。

中学教员汪曾祺不仅是前辈作家叶圣陶为开明书店编辑的直接针对中学国文教育的《中学生》、后期《国文月刊》（1946—1948年）等杂志以及众多中学国文课本的阅读者和使用者，也是前期《国文月刊》（1940—1946年）身份特殊的一位作者。

前期《国文月刊》由“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主办，浦江清主编，编委有朱自清、罗庸、魏建功、余冠英等，都是汪曾祺的老师，但叶圣陶作为印刷发行方开明书店的代表始终参与其事，并频繁为杂志撰稿。《国文月刊》将中学生和“大一”国文视为连续进修的课程，不仅从多方面多层次进行学理探讨，还非常重视学生的创作实践。前期《国文月刊》有个特色栏目“习作选录”，专门发表西南联大学生的“习作”。可惜从1940年创办到1949年停刊，虽然连载了沈从文为西南联大学生所开“各体文习作”的课程讲义《习作举例》，“习作选录”却只安排过两期，即一卷二期男生郑临川文言文《西南联合大学新校舍记》和女生姚芳、李婉容两篇同题白话文《我们的小院有什么》，以及一卷十期汪曾祺小说《灯下》（从20世纪40年代初到80年代三易其稿的小说《异秉》第一稿）。

《国文月刊》编者原本想借“习作选录”“明了大学生所达到的作文程度”，但一卷二期的三篇过于短小，不足以展示大学生真实水平。只有一卷十期推出的短篇《灯下》才真正令人刮目相看，编者也特地予以介绍——

本期《灯下》一篇，由沈从文先生交来，是西南联合大学语体文习作班佳卷。作者汪曾祺先生是联大文学院二年级学生。

1946年10月，叶圣陶接替赴美讲学的老舍担任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常务理事之后，先后参与和组织了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集体为鲁迅扫墓以及悼念和公祭闻一多、李公朴的四场盛大集会，其中三场（静安寺公祭闻李、辣斐戏院追悼鲁迅、虹桥路万国公墓为鲁迅扫墓）均安排在周六或周日，在致远中学教书的汪曾祺如果参加，不仅时间不冲突，路途也很近。汪曾祺本人自述还提到“1946年冬，开明书店在绿杨邨请客”，有他和巴金、萧珊、靳以、黄裳等。

此外暂不能确认汪曾祺在上海期间与叶圣陶有无私交。但无论如何，汪曾祺熟悉叶圣陶自不必说，叶圣陶至少也可能因《国文月刊》“习作选录”专栏对“汪曾祺先生”有过印象。

汪曾祺与叶圣陶晤面的另一种可能是在“霞飞坊”。返沪初期叶圣陶安排老母住在二妹叶绍铭、妹夫江红蕉在霞飞坊35号三楼带亭子间的寓所（二楼为开明书店老同事、苏州老乡王伯祥住家），叶圣陶每周都要赴霞飞坊探视，并顺访楼下王伯祥以及住在霞飞坊3号的亲家（也是开明老同事）夏丏尊。巴金和开明书店高级职员索菲多年同住霞飞坊59号上下楼。既然霞飞坊是叶圣陶、汪曾祺常去的地方，就不能排除两人在此相遇的可能性。

出“祥经里”叶圣陶寓所，沿四川北路往北步行3分钟约400米，至东宝兴路138号《华声报》员工宿舍二楼一间斗室，可以拜访臧克家、郑曼夫妇。相差15岁的臧克家与汪曾祺先后师从闻一多且都为闻所欣赏。抗战“复员”到上海，此前向无交集的臧、汪二人竟有了一段特殊因缘。臧克家留在山东老家的两位公子来沪投奔父亲，也是经李健吾介绍，做了汪曾祺在致远中学的学生（后来索性借住校内），而比臧克家迟到上海一个月的汪曾祺则成了臧克家主编刊物《文讯》的重要作者之一。臧克家继历史学家顾颉刚、白寿彝之后接编《文讯》月刊，1947年11月15日推出首期《文艺专号》，给汪曾祺另一篇小说《落魄》享受了与《人世间》同样的待遇，并明确将汪曾祺归入“色彩”“态度”与“我们”一致的进步作家行列。

李健吾、尤淑芬夫妇大约于1947年10月搬出西摩路华业公寓，迁入四川北路沿线的东宝兴路173弄9号菜场附近一间寓所，与臧克家、叶圣陶毗邻而居。同样欣赏汪曾祺的李健吾、凤子、臧克家都与近邻叶圣陶过从甚密。他们四人碰面时，会不会谈到在各自主编或参与编辑的《人世间》《文讯》《国文月刊》《文艺复兴》上虽然仅亮相一次或数次却显示了超凡实力的青年作家“汪曾祺先生”呢？

离开臧克家、郑曼蜗居和李健吾新的寓所，沿四川北路朝东北方向继续步行一公里，右拐至狄思威路（1943年改名“溧阳路”）719号（今溧阳路1269号）一座花园洋房，便是“周公馆”（马思南路中共“和谈”代表办事处）出金条为郭沫若一家“顶”下的宽敞居所（1946年5月至1947年11月）。这也是当时上海进步文化人士经常聚集的一个场所，许多重要活动都在此举行。

郭沫若、汪曾祺同在上海一年零四个月，两人多次在同一家刊物发表作品，但尚无证据说明他们有何私人交往。1947年7月15日汪曾祺给沈从文写信，希望有人写文章评介黄永玉的木刻。汪曾祺一口气想到西南联大学长王逊，著名作家与学者林徽因、费孝通、老舍、梁宗岱甚至已故的闻一多，但觉得都不大合适，最后认为与其让李健吾、郑振铎、叶圣陶说一些“‘线条遒劲，表现富战斗性’之类的空话来，那倒不如还是郭沫若来一首七言八句。”在1948年香港《大众文艺丛刊》第一期《文艺的新方向》发表郭沫若《斥反动文艺》一文猛烈批判沈从文、萧乾、朱光潜等人之前，汪曾祺为了天才的青年木刻家黄永玉还曾对文坛祭酒郭沫若寄托过某种美好的愿望。

走出郭沫若寓所，沿四川北路朝东北方向步行9分钟（约500米），就到了茅盾家。1946年5下旬茅盾夫妇回沪，发现他们1933年至1935年的旧居山阴路156弄29号已有新的主人，只好另租山阴路132弄6号，与《文艺春秋》主编范泉住上下楼。茅盾在上海也只生活了一年零七个月（中间还有三个半月访问苏联），这段时间他对范泉的编辑工作多有指导和帮助。《文艺春秋》先后发表汪曾祺两篇风格迥异的小说《绿猫》《鸡鸭名家》，显示了编者不俗的眼光与气度。范泉与沪上文化界名流的广泛接触以及《文艺春秋》杂志本身的影响力，无疑都有助于提升汪曾祺在当时上海文坛的存在感。

苏州河以北四川北路沿线上述七八处作家寓所与出版社、杂志社，都在以往所谓英美公共租界北区，极少数（如《人世间》杂志社所在的南仁智里）已经跨到公共租界东区（虹口）。

1946年8月至1948年3月汪曾祺在上海期间实际到过、情理上应该（或可能）涉足、至少有投稿和编稿等交往关系的三十多处文化人寓所以及重要文化机关，这里做了一个粗略的梳理。挂漏在所难免，但也已经足够说明汪曾祺当时执教于“福煦路上的致远中学”并拥有校内一间雅号“听水斋”的宿舍，确实在地理、交通与文化多重意义上住进了四通八达的“上海市中心区”乃至“上海市中心点”，他也因此给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的上海留下了一张甚为别致的文学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