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有一段时间，我手里辑存的陈超、于坚两位先生的书信较多，各自有一二十封，经过湖北、北京的几次搬家，于坚信大部散失，陈超信也存不多。冀望有人能在孔夫子旧书网上买到，以补遗漏之缺。

陈超书信大多集中在1993年左右，因我在武汉大学做博士生，闲暇时间较多，故给他写了不少信，一般情况下他都会回复，当然，也有可能忙而忘记答复的。1984年前后，我们都开始在当代诗坛冒头，在各处诗歌刊物、批评杂志发表有关诗歌批评的文章，但首次见面还是三年后的“扬州诗会”。这次会议由《诗刊》主办，除七月派、九叶诗派的诸位老诗人外，大部分是中青年，尤以青年诗人和批评家为主，大概中国作协有意在诗歌界栽培后备人才吧。1988年1月和6月，因为到北京担任全国第三届优秀新诗（诗集）奖（1985—1986）评奖委员会初评委（鲁迅文学奖前身）、在黄山做《诗歌报》“爱情诗大奖赛”评委，一年两度与陈超见面。此番情景，我已在《我在诗歌报的活动》一文中谈过。

我散失的陈超的书信，大约是1988年及以后的，但估计数量不多。

由于书信频繁，而且我到北京图书馆、北大图书馆查阅资料有返途经过石家庄之便，1993年冬或次年早春，我专程在石家庄下车拜访了陈超夫妇一家。

记得那趟火车的到站时间是凌晨五点，刚出石家庄站，就见陈超手扶自行车，正在那里对我微笑。时值隆冬，气温应在零度以下，所以他穿着厚厚的羽绒服，还戴着一顶绒帽；面色黝黑，配一副眼镜，那笑容是从哈着气的镜片上透露给我的。当晚，河北省作协主席、著名诗人尧山壁先生做东，请我及本市的一帮青年诗人到一家酒馆吃饭。尧山壁，原名秦陶彬，1939年生于河北省邢台市隆尧县南汪店村，1962年毕业于河北大学中文系，历任邢台县文化馆干部、河北省文联专业作家、河北省作协主席等职。他是活跃于新时期诗歌界的名诗人之一，我上大学时就在《诗刊》等杂志上读过他不少作品。

记得那是家铺面不大的餐馆，灯光幽暗，气氛热烈。有六十多度的衡水老白干侍候，身旁四位河北壮士陪酒（陈超、郁葱、大解、刘向东），没等三盏白酒下肚，我已醉得不省人事。这里是燕赵之乡，看起来低调内敛，其实是真正的慷慨豪壮。

另一晚，去往陈超位于省外贸家属院的家中，当天除我们几个，又增添了一些石家庄的诗人、艺术家，多数不认识，已不大记得。不过，最难忘的节目是陈超亲自操弄吉他，一边弹奏，一边歌吟苏联歌曲《三套车》，且有人参与合唱，歌声笑声不绝如缕。郁葱比较羞涩，大解则较奔放，而我是第一次听陈超唱歌，见识到一个不同于书信中，乐观、开朗和年轻的他。那天他穿着花色毛线衣，一边弹琴，一边仰天唱歌。在八九十年代，像这样的文艺聚会，这般热情奔放、无拘无束的欢乐场面，可以说遍布全国各地的大中城市。

然而在书信中，在与朋友的交往中，陈超给人留下的是十分谦虚、温和的印象。

检点他1992年、1993年间致我的几封书信，信封为“河北省进出口贸易公司”专用字样，收信人一般是“湖北黄石，湖北师院中文系转程光炜先生”“湖北武汉大学中文系博士生信箱程光炜兄”或“湖北省武汉市武汉大学中文系博士生信箱程光炜先生”等，每封署名不同，常有变化，由此可见陈超做人做事的细致用心。这些信下面的署名，有的是“师大中文系陈超”“河北省进出口贸易公司”，有时是“石家庄河北师大中文系陈超”，或者是“师大陈超”以及“陈超”等，他常使用的，多半是“河北师范大学稿纸”，属于空格稿纸，颜色显淡蓝色。

从字迹看，陈超练过毛笔，钢笔体也有练习的痕迹，他的字比我好，但赶不上欧阳江河。其风格刚健有力，一笔一画干净利落，不拖泥带水。从书法的角度讲，这叫字如其人，显示出主人性格上刚毅果决的一面。

陈超书信的格调跟他的诗歌评论文章相似，逶迤多姿、笔意含蓄，时而直白，时而谦和内敛，但文字简洁准确，自有独特的风骨。试以他1992年9月16日（邮戳日期为9月17日）的书信为例。这个印有石家庄邮局字样的“邮戳”是：第一格“国内邮资已付”；第二格“1992.9.17,19 1”，时间却印颠倒了；第三格“河北石家庄”；最后一行“050000”，大概是陈超家附近的邮编。再看该信：

光炜兄：

您好。

大札拜悉，祝贺你步入新的高度！这些年，我随时会感到内力不足，想来是因为光靠生命力和刺激——反射式的写作难以为继。理论不仅是一种快乐的事，对我等而言，更是一桩有目的的事业。因此，系统的、空想的、孤心不二的读书，是我们所极为需要的。现在，您能有幸读博，我既为你高兴，又感到羡慕。可能我再也不会上学了，哪怕我多愿意，我的精力和体力都不似从前，想想寒窗，竟有些骇怕。只能随遇而安。

前几天我参加了北京大学和社科院的一个诗会。见到晓渡、伦佑等人。从心气上，他们比我年轻，冲动十足，要大干一场。我想我今后的写作，恐怕还不会脱离过往的套式，社会学的、现象的考察。你的那本书，写得很新鲜，我很喜欢！

有什么好消息和心情还望来信！

再写。

秋爽。

陈超

16/9

我此前写给他的信，内容是告知已脱离湖北师院，成为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新诗研究专家陆耀东先生招收的第二届博士研究生。陈超回信的内容非常敞亮、坦荡，友好而不失朋友间的幽默，如“可能我再也不会上学了”“想想寒窗，竟有些骇怕”等。1992年6月，我是以同等学力考上陆先生的博士的，虽同年也侥幸破格评上教授，但底子薄弱，在以材料为基础的学术研究上，等于“从头学起”。有关这段历史，我曾在《问题和材料》等文章中多次提及。

从来信内容看，陈超对自己的评论、研究以及未来的发展是非常冷静清醒的。他谈到读书心得，谈到诗坛上活跃的友人，确有不同于常人的看法，如“从心气上，他们比我年轻，冲动十足，要大干一场”，再比如“我想我今后的写作，恐怕还不会脱离过往的套式，社会学的、现象的考察”等。此前，他已将《中国探索诗鉴赏辞典》送我，该书对新时期“探索诗”诸流派诗人的代表性作品均有细心、尖锐、艺术感悟力甚强的细读，而在理论思辨方面，表现得客观、冷静、精辟入里。作者显然是学院派的诗歌批评家，不是以“感悟力”炫耀于世的人。陈超这本厚厚的专著，用词准确，评点简洁，虽个别之处也有“过头”的地方，但总体上可读性很高，所以刚一问世，就获得诗歌界的普遍好评。

半年之后（1993年2月18日），陈超又来一信：

光炜兄：

您好！

这学期忙吗？有什么大的计划？有一事相托：

我省《文论报》委托我为之组稿，已组两期见刊。《文论报》我说了还算数，因此，我想请您写一篇文章。内容随您的兴趣写。我希望您能写篇有关“后现代主义”或“叙事学”的，这两个问题目下正争得紧。诗学方面的，我知道您的干货要给《诗歌报》“三人行”的，就不再为难您了。

另外，您的同学（硕、博）有优秀的人物，也请您代我约稿。或者，光炜，干脆由您给我组一万字的（正好一版）的稿，挂号寄来。这两年，《文论报》影响不小。我在河北，自认对此报怀有“责任”，办好了，我也风光，办操蛋了，人们会说河北没人。这点您能理解。

总之，请您努力实现我的愿望。因是老哥们，就不多说了。如能实现，请尽快寄来稿件，我好提前安排版面。三月份之内如何？来信。

诗歌界情况似乎有好转？主要是发表渠道顺畅些了。至于什么“拜金主义”等，不单威胁诗歌，不计也罢。再写吧。

敬礼

陈超

18/2

此时，河北最出风头的《文论报》在全国文学批评界声名大噪，我哪有“干货”只给《诗歌报》而小瞧该阵地的胆量？在这封信里，陈超一改诗评家的形象，口气俨然该报主编，当然，他为河北能有一文学阵地的兴奋之情也跃然纸上。所以，“光炜”“哥们”这些称呼一并用上。彼时我在武大，导师嘱我每周到理学楼底层的“过刊室”查阅原刊两三次，所以正在拼命啃读各种现代文学的旧期刊。由于身处学院环境，我写诗歌评论的积极性已经不高，偶尔还会生出某种漠然的感觉。突接陈超来信，又唤醒了我的一颗“诗心”，转而又对眼下枯燥、沉闷的阅读原刊心烦意乱起来。每次去陆师家中汇报读书情况，我却不敢对视他温和宽容的眼神，生怕被他看出什么“破绽”来。我把诗评转入“地下”，白天与同学论学谈道，夜晚仍然加班赶写陈超所谓的《诗歌报》“三人行”快餐文章，自然也忘不了赶紧给《文论报》寄上一些东西。

九十年代初，我个人正值事业的爬坡期，心气浮躁，有时还有一点不知天高地厚。好在跟着陆耀东先生读书，教研室还有易竹贤、孙党伯、陈美兰等先生，当时武大的现当代文学专业可谓教授整齐，学风严谨，一丝不苟；有向龙泉明、昌切师兄请教的机会，以及查振科、汪剑钊这群狐朋狗党，这对我未来走上治学之路是一个难得的良机。在这种心境下，尽管诗心依然火热，可温度似乎在缓慢地降低，此番心情的微妙变化，我那时毫无察觉。

三十一年过去了，我触摸着这封信信底的邮戳，还能感觉到它的温度。只见圆形邮戳第一个格上写有“湖北武汉”，第二格是“1993.2.18 16”，第三格是武大邮局的邮编“430072”。想我使用这个邮编给九百公里以外的陈超兄不知写过多少封信。陈超这封信落款是“2月18日”，次日就穿越近千公里到了我的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