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光炜：忆念陈传才、岳同先生
1999年夏天，陈传才、岳同先生摄于中国人民大学校园一角
相识
20世纪90年代初，我博士毕业来到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中文系任教。当时，陈传才先生已不是系主任，由外国文学教研室的章安祺教授接任。陈传才先生2018年年底病故，享年82岁；夫人岳同先生2024年6月终老，享年86岁。二老没有子女，根据遗愿，他们将毕生积攒的360万元作为学生奖学金，全部捐献给了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作为陈先生的晚辈，我有义务借这篇短文，来忆念留在我心目中的两位先生。
陈传才（1936—2018），广东普宁人。1955年于韩山师范学校（今韩山师范学院）毕业后，在广东省教育厅有过短暂工作经历，后作为调干生被推荐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读书。1961年毕业后，担任当时中文系系主任何洛教授的秘书，同时在中文系任教，先后为讲师、副教授、教授和博士研究生导师。陈传才先生是在文艺理论领域耕耘多年的知名学者，著有《文学理论》《艺术本质特征新论》《文艺创作70讲》《当代文艺理论探寻录：陈传才自选集》《文艺学学科建设和教学方向》《当代审美实践文学论》等多部有影响的著作，培养的学徒门生，较为知名者有江西师范大学的赖大仁，南开大学的刘俐俐，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李建军，河北师范大学的邢建昌、姜文振，中共中央党校的杨英杰，以及中国人民大学的耿幼壮、冷成金、陈阳等教授。
1961年9月，陈传才、岳同先生订婚照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虽有吴玉章、成仿吾、缪朗山、赵澧、何洛、马奇和汪金丁等先生坐镇，但与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的中文系（号称“文科五强”）等人才济济的名校相比，底气仍嫌不足。所以，直到作为中文系中兴人物的“三大金刚”——冯其庸（古代文学）、林志浩（现代文学）和胡明扬（语言学）崛起，也才有了与其他大学比拼的本钱。陈先生作为系主任（1990—1993）的主要贡献，是1993年联手文艺理论教研室的陆贵山、周忠厚、王振民（那时中国人民大学的马列文论居全国首位），并有现代文学、外国文学等教研室相协助，齐心合力拿下了文艺学这个中文系的首个博士点。
岳同（1938—2024），原籍辽宁义县，生于上海，父亲曾为民国时期苏州高等法院院长。作为家中长姐，岳先生承担起照顾年幼弟妹的责任，还以高分考上了赫赫有名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由北京大学新闻系转来，老底则是燕京大学新闻系）。因为家贫，她当时连从上海到北京的火车票都买不起，还是由当地政府部门资助得以成行。大学毕业后，岳先生被分到离家较近的安徽马鞍山广播电台、马鞍山日报社工作。
1969年，中国人民大学在江西的“五七”干校解散，陈先生未返北京，而是调到了马鞍山与妻子团聚。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后，陈先生重回中文系，岳先生也调到了新闻系任教。
帮助
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教书30年，能深切感受到这所大学在同事关系上，一向有“五湖四海”的优良传统。通俗点说，就是在老少之间、对里对外，比较平等。具体到中文系，则是老教师们对来自不同大学年轻教师的友善和无私帮助。在我的记忆中，就有章安祺、周生亚、王振民、黄晋凯、姚梅屏、金戈、孙秀秋，以及稍微年轻的尹振海、叶君远、杨慧林和王林英等老师，在不同时期给过我帮助和关心。这里记述的，仅仅是关于陈传才先生的点滴印象。
由于短暂担任副系主任，以及1996年春以后，大概是出于“红花也要绿叶扶”的考虑，我被破例忝列为中文系学术委员。在我印象中，当时的学术委员会，除我这个小字辈，其余都是“30后”的名家前辈，虽未亲授学业，但他们无疑是我的老师。因此，每次召开学术委员会会议，我或是为大家做服务工作，或是在一旁静听老先生们高谈阔论，当然免不了有中文系历史上的各种“八卦段子”。在这种情况下，我与陈先生的接触实际上很有限。
陈先生身材中等偏矮，清瘦且始终笔挺，走起路来掷地有声。他说话，在普通话中夹杂着广东潮汕人的特殊口音。每次下班，从人文楼到学校东门搭360路公交车回家，我总能碰到他一个人在逸夫楼门前的马路上转悠锻炼，手里还执着一支残留半截的香烟。他当时抽烟较凶，少说也有几十年的历史。据说20世纪70年代他在“五七”干校劳动的时候，曾独自搬起过很大的石头，年轻时还喜欢打篮球，可见身体底子之棒。不过，这样一边锻炼，一边又抽烟的姿态，总给人一种充满矛盾的感觉。看见我走来，陈先生会跟我一起往东校门走，聊聊家常，间或也问一下我的学业。我是做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当然知道陈先生1959年还在读大三时，就因参与那场闻名全国的杨沫长篇小说《青春之歌》的论争而出道。因为有茅盾、何其芳著文替《青春之歌》辩护，这场论争因此闻名全国。我曾在《茅盾眉批〈青春之歌〉前后——纪念杨沫先生诞辰110周年》一文中，试图呈现历史现场于读者面前：“郭开文章，是在特殊时代下的产物，虽在一部分读者和青年学生中赢得喝彩，但也有不同意见，而文学批评界几乎都不认可这种粗暴态度。仅《文艺报》1959年2期到7期，就发表了27篇文章（包括郭开在内），作者是成欣、杨子敏、余飘、陈传才、刘茵、刘金和方浦等。而其中较亮眼的，是茅盾、何其芳、巴人和马铁丁等文学名流对郭文的批评，尤其是何文。”由于路上相遇数回，好像熟悉了起来，我就斗胆向陈先生建议，恳请他戒烟。陈先生听罢一愣，接着就哈哈大笑了起来……他对自己身体的自信，在当时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陈先生为人随和，对晚辈同事，总是愿意帮扶的。举一个例子，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学校感觉大部分在职青年教师的学位是硕士，为提升教师队伍的“学历含金量”，于在岗教师中颁布了一项特殊政策，即利用本校资源，在内部“生产”博士生。对此，不一定所有老教师都热心，也说不定有人反对，但我知道，因此投入陈先生门下的，就有古代文学、语言学教研室等数位年轻教师。另一个例子与我有关。因我90年代初就在湖北被破格提拔为教授，1993年中文系创博士点，因老先生多，没有我的份也算正常。1997年，清华大学中文系蓝棣之先生，曾动员我调到清华大学中文系，犹豫再三，我最终还是放弃了。当时，系里把我、金元浦、袁济喜和杨慧林四位列为“青年骨干教师”，到1999年后，其中几位已是文艺学博士点上的博导。迟至2002年，我才被增补为博导，据说是陈先生跟有关方面“动了气”。为此，陈先生把他刚招收的博士生陈阳转交给我。就这样，我们就成了陈阳的“双导师”，陈阳也是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招收的第一位博士生。
陈传才：《当代文艺理论探寻录》
由于我和陈先生不在一个教研室，只能算君子之交。我做博导的时候，他已退休，所以基本没有个人直接的交往。说起来惭愧，我连陈先生在人大校园里的家都没去过。好在陈先生豁达大气，并不以为怪。但是，我却跟马相武、冷成金去过已退休多年的马德俊老师的家，参加过几次“党员生活会”，也和二位去本教研室老教师赵遐秋教授的家蹭过饭。听说在“五七”干校时，赵老师做过大厨，一个班排高高几层蒸笼蒸的馒头，都由她一人操作，揭开锅时芳香四溢。那次去她家，我才领略了七碗八盘的好菜，并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出来的。
病中
陈先生1998年退休以后，我与他们夫妇的接触便渐渐多了起来。
那时，学校为了规划建设，用位于北京西郊、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原属四季青人民公社地盘上建起的世纪城人大宿舍区，采取新的住房政策，将居住在学校林园、静园的教职工迁出校园。我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参加博士生毕业论文答辩时说起此事，当时几位老师都“惊呼”：“那么我们都去人大好了！”如果这样，那人大中文系现当代文学专业，早已成为全国“首席”。以陈先生的80多平方米旧居折算款作为首付，能够住上世纪城130或140平方米的新房。老两口经过商量，却决定换购昌平回龙观一套上下复式公寓。据我所知，陈阳和另一位老师，当时曾陪同陈、岳两位先生去建材城挑选装修材料。
最初一些年，每当临近年关之际，我与张永清、陈阳就相约到回龙观陈宅给两位先生拜年。第一次走进他们的“豪宅”，更多的感觉是惊讶，当然也四处欣赏。聊完家常，我们会在陈先生家附近的餐馆聚餐，然后分头回家。这种经历，大约持续了10年，直至发现陈先生患病，才告一个段落。
由于我们开始从中年进入晚年，这种“三人行”，在不觉之中，变成了单人行动。于是，每逢年关，我一个人拎着一点年货，先去给陈先生拜年，几天后又以同样方式，到西三旗给章安祺、秦桂英老师夫妇拜年。我对陈先生夫妇“家世”的了解，就是在这些岁月里，一点一滴地逐渐积攒起来的。因为陈先生是“老人大”，我对学校，包括老中文系、现在文学院的陈年逸事，也就有了比较扎实的“史实”积累。当然，这种“掌故”，也从老系主任章安祺老师那里得到不少。这种时候，他们没有把我当年轻同事、后辈学生，而是像对一般朋友那样随便地聊天，不敢保证是“全盘托出”，至少也能够说出百分之七八十。记得陈先生说他年轻时候，常跟陆贵山老师等人在人文楼前面的操场上打篮球，夏天仅穿一件白背心，几个小时下来，尽管大汗淋漓，也不觉得劳累（现在这块地方已改成大片绿色草坪）。在我的记忆中，陈先生经常说起老中文系的往年旧事，余飘、管珑、张慧珠等一个个老教师的名字，便走进了我们的闲聊之中。但陈先生从不、至少很少“非议”别人，是那种心地比较善良的老先生。
这样平静的家常生活，一直到2005年陈先生在体检中，发现肺部有阴影，确诊是肺癌早期时才被打破。最初得知这个不幸消息，我的整个感觉是震惊。因为在我的感触里，凭借他的身体之结实，将无疑是一个长寿老人，到百岁也有可能。记得那年秋天，陈先生在通州的一家医院做完手术住院。我当时住在西三旗，出发乘七八站公交车，在天通苑改乘5号线地铁，再在大望路站转乘1号线地铁到通州，从地铁出来乘公交，又七拐八拐，四处打听医院位置，前后近两个小时才找到陈先生的病房。这时，刚成功做完手术的陈先生，正在恢复之中，见我走进病房，他微显蜡黄又泛出一点点红晕的脸颊，现出了我所熟悉的微笑。平日里，陈先生健谈，而且性格豁达开朗，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简单问起病情，陈先生答道：“我是有吃有喝，和平常一样，并不觉得这是多么大的病。”他说自己还经常这样安慰周围病友。看着他乐观的表情，听着他爽朗的笑声，我异常沉重的心情得以平复。离开的时候，时值黄昏，只见医院外的夕阳比较无力，却依然透出一丝顽强的余晖，我想，这大概就是晚年陈先生执着坚韧的生命力的隐喻吧。
陈先生出院后，我去看望他的频率也渐渐多了起来，不一定都是过年。因为从我家开车到回龙观不到半小时，如果去回龙观办事，我就会到他家小坐一会儿。
2010年，应知名语言学家、老同学徐杰教授邀请，我到澳门大学中文系担任半年客座教授（2014年又去了一次）。徐杰早年留学美国马里兰大学，在那里拿到博士学位，后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教书，有长达十几年的时间。由于不适应新加坡过于潮湿、炎热的天气，加之他在加拿大的妻子要带着两个年幼小孩回国上学，便辗转到了澳门大学。到澳门当晚，他在请我小酌后，又带我到澳门老城区以及海边闲逛。徐杰起初担任中文系系主任，朱寿桐教授接任后，升职为人文学院副院长。这是我第一次到澳门访问。当时澳门大学建在氹仔山上，学校倒是曲径通幽、古色古香，不过，由于上下山道路崎岖坎坷，平日上课，总是感觉气喘吁吁。因当时我也已50岁出头，徐杰为照顾我，并未安排过多的课，因此除上课以外，我把澳门的半年之行，变成了一次慢悠悠的旅行。一天，我正在宿舍看书，手机突然响了起来，一接才知是陈先生打来的电话。隔着2000多公里的距离，电话那头，响起了他一向洪亮的声音，给我传递的是两个信息：一个是他的手术在5年之后，经医院复查，已经脱离了危险。这真是天大的好消息！另一个是他问起我的文章进入某个评奖初选后的情况。这个国家奖，因属于文学界别的，与大学关系不大，我并未在意。没想到他老先生居然如此惦记，也令我感动。
到了2018年夏天，我在南京大学丁帆教授主持的一个会上遇到李建军，得知陈先生病危的消息。当时，陈先生已移住清华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正处在抢救之中。事后，陈阳告诉我，当天陈先生的病情十万火急，冷成金老师一行随着疾驰北京街头的120救护车，一路上联络各家医院。他们就这样跟着救护车，在路上颠簸了五六个小时，最后还是陈先生的老学生、人大校医院党总支书记李遵清老师出面联络（遵清是中文系本科出身，我到人大教书时他曾为办公室主任），才落脚住院。第二天一大早，我从南京赶回，下午立即奔赴医院探望，在重病房看过插满各种管子正在沉睡的陈先生，退至旁边一间小房间，听陈先生的学生们在商量“后事”安排。因为主治医生明确告知，陈先生也就“两三天的时间”。记得当时在座的，有陈先生的学生、《十月》杂志主编陈东捷和冷成金、陈阳、周向阳等，有七八个人。我在一旁静静旁听，又过了一两个小时，时间已近下午5点，病房门打开，我走到里面，双手紧握着陈先生虚弱无力和冰凉的左手，大声告知我来看他啦。稍许片刻，只见他微睁眼睛，轻轻说道：“是光炜吗？”
离别
陈先生经过顽强的抗争，半年后，在2018年年底告别人间。
我们一行，乘坐文学院的小面包车，去八宝山革命公墓为他送行。除朱信凯副校长代表学校致哀，文学院新建领导班子的三位成员，以及陈先生的数十位学生从全国各地来奔丧。在往返的面包车上，我见到了从南昌来的赖大仁、从天津来的刘俐俐、从石家庄来的邢建昌，以及北京的陈东捷、李建军、周向阳、陈阳、李遵清和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老职工孙秀秋、王林英、张明、刘秀岩等老师。文学院老师还不止这些，但我已经记不起来他们的名字，总之人数众多。
在哀乐声中，我们与陈先生告别，心情黯然神伤。自己心知，我与陈老师20多年的来往，将就此告一段落。返回北京城区的路上，一位文学院老师，跟我一一说出哪位应来而因故没有来的名字，听后我觉得茫然，无一字能够形容。然而在恍惚之间，我仿佛又看到20多年前，每天下午5点左右，正在学校逸夫楼附近散步的陈传才先生……
2024年6月，为在昌平区殡仪馆与故世的岳同先生告别，我赶到现场，除岳先生在上海的侄子、陈先生的一些老学生，还见到了文学院院长陈剑澜教授、党委书记颜梅老师、院办刘运栋老师，以及代表新闻学院前来致悼词的几位同志。最后到每个人给岳先生献一束花的时候，几位女同学竟然哭泣了起来，久久不能平静。
岳先生遗体火化以后，陈阳告诉我，经他们老学生商量，认为对陈、岳两位老师的最好纪念，是把他们共同归葬在昌平北部一处购买的山坡，墓穴在一棵海棠树下：尘归尘，土归土。
陈传才、岳同两位先生，对学校、对文学院、对同事和学生都尽到了自己的责任，这是他们最好和最干净的归宿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