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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吉恩·瓦伦汀的相遇

对我来说，认识诗人吉恩·瓦伦汀（Jean Valentine，1934-2020），是我生命中又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相遇”。

2012年冬天，一位朋友从美国给我带回了一本精美的小书：《黑暗的接骨木树枝：茨维塔耶娃的诗》，它由移居美国的乌克兰诗人伊利亚·卡明斯基与吉恩·瓦伦汀合译。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在美国还有着这样一位优秀的、和我们一样倾心于俄罗斯白银时代诗歌的女诗人。

没想到的是，我和瓦伦汀后来还有机缘进一步相识，那是2015年秋天，我们在北京相聚。不用多说，我们一见面就有一种亲人般的感觉，正如她后来在《一些简单的词语》中所说：“当王家新和我坐下，为我们的‘翻译工作坊’，在十月份我到达中国的第一天，策兰、曼德尔施塔姆、茨维塔耶娃、狄金森说出的最初词语：这就是我们首先的翻译。”

翻译，相互翻译，直达最深的心灵感应，然后突然就没有回音了。那还是在2018年以后。我想她的年龄已有八十多岁了，身体可能不好，但也不便去问。

然后就是新冠全球大流行的几年。2021年初春，我从网页上看到这条消息：“瓦伦汀于2020年12月29日去世。”

没有任何说明，而我更加震惊了。然后看到纽约时报上的专文，悼念这位国家图书奖获得者、曾获纽约州桂冠诗人称号的杰出诗人。

在她的晚年诗作中，就有一首《她的最后一年》，献给她的茨维塔耶娃：

歇一歇你的嘴。

歇一歇你的音乐。

歇一歇，你来回不停的脚步。坐下来，

吃。喝。

以我的眼睛，我看见你在吞食石头。

我看见你在吞食骨头。

你吞食泥巴。你吞食光。

我已分不清任何东西。

一个标记，一道伤口， 一把刀，一块黑木， 一张网。

我认出了一切。

这个标记，这道伤口，这把刀，

这块黑木，这张网。

也就是在那样的悲痛时刻，我立下了誓约，要译出她更多的诗。我要让她的生命、她的声音进入了更多的生命，或是用她在她的《山中之门》中的意象来表达，要竭力“扛起一只死鹿”，把她送往那“山中之门”，送往那永生的复活之地！

关于瓦伦汀的诗，已有很多评论，《纽约时报书评》称“瓦伦汀有一种坚韧的陌异性的天赋，同时具有梦幻般的句法和构造短诗线条的方式，把我们吸引到情感的双重性和流动性之中”。瓦伦汀的朋友、在美国有着广泛影响的著名女诗人阿德里安·里奇称瓦伦汀的诗“是一种最高级别的诗歌，因为它使我们进入到我们无法以其他方式接近的空间和意义”。

瓦伦汀的创作穿过了美国诗歌半个多世纪的历程，带着自白派、深度意象派、新超现实主义的影子，除了她所属的文化和文学传统，又受到佛教、俄罗斯诗歌和策兰诗歌的影响，在诗坛上自成一家，而且到后来愈写愈好。如果把她和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露易丝·格丽克相比，格丽克的诗更为坚硬，泛着钻石般的冷光，而瓦伦汀的诗更为亲密，带着一种精灵般的诗性。说实话，我本人更喜欢瓦伦汀的诗，重要的是，它使我感动。当美国女诗人安·范·布伦看到我翻译的《山中之门》，她很惊异地说：“啊，你翻译了瓦伦汀的诗！她的诗使我流泪！”

的确，瓦伦汀的诗真切感人，它出自“一种迫切性的艺术”。在一首诗的最后她曾这样告诫自己：“别去倾听词语，它们只是一些你言说之物的小小形状。/它们只是杯子如果你口渴。但是你并不口渴。”而她的诗，无论是她最初的曾获得耶鲁青年诗人奖的《梦叫卖者》，还是后来的诗，往往就是这种真实的“口渴”的产物。而这样的诗人才值得信任。

“从深海里听到的词”

瓦伦汀的诗，大都立足于个体生命的经验，或用策兰的话讲，大都是她“从深海里听到的词”，但这并不意味着她是一个狭窄的、密封的诗人。她的诗其实有着丰富的社会性，有着她自己的政治和历史的维度。她的《1945》就堪称是一首小型的悲剧史诗，对美国广大读者，这首诗也很重要，因为它在历史视野里揭示了数代人的精神创伤。诗人的父亲本来是1941年作为航空母舰的联络官参加太平洋对日战争，1944年带着战争创伤回来（“当他归来，他像阿喀琉斯一样愤怒”），但这首诗的标题却为“1945”，这一下子标出了一个具有重大历史分水岭性质的年份（战争结束）。而全诗的构造“线条”又是那么巧妙，诗的前半部分是年轻的飞行员们未能飞回到父亲的航母甲板上，后半部分也是子女们一个个“飞去”，并且“再也没有回来”。全诗的最后也非常感人：“哦，我死去的父亲/——啊，珍妮，你还在词语中……”这最后一句为诗人满怀着悲哀对自己说话（“珍妮”为诗人的昵称）：珍妮，你还活着，还在词语中，你还没有解脱，或者说，作为诗人你还没有完成你的挽歌……

这就是吉恩·瓦伦汀，一个注定唱挽歌的诗人。这并不仅仅因为她经历过漫长的岁月，对生命满怀着哀怜和珍惜。我想，这可能还和她对诗人作为生命的守护者、救助者、哀悼者、复活者的角色认定有着深刻关系。她往往在不同时间里为同一个人写多首挽歌，而且都很感人。正如她的最后一部诗集《天堂里的衬衫》（2015）所显示，似乎她活着，就是为了为这些亡灵缝制“天堂里的衬衫”。

瓦伦汀的挽歌，不仅献给她的母亲、父亲、老师、美国诗人同行和朋友，也一再献给了俄苏诗人曼德尔施塔姆、茨维塔耶娃、阿赫玛托娃这些“受难圣像”，献给了被“带走”的奥斯维辛幸存者诗人策兰，献给一只死鹿、女囚犯、政治犯、种族歧视的受害者、路边的裹在一件“报纸毯子”里的无家可归者，献给大地上一切受损害的生灵。

这位诗人特别感动我的，就在于她对“他者”和弱者的这种关爱、想象力和同情心。而这不是旁观者的同情，她似乎天生就处于她自身存在的“倾斜度”中歌唱。

也许，是俄罗斯那些受难诗人唤醒了她。她曾回忆曼德尔施塔姆在流放地写的诗，是怎样“让我的头发竖了起来” 。曼德尔施塔姆在灾难时刻“想挽救语言”，娜杰日达在大恐怖年代保存丈夫的诗稿，所有这一切，“对我来说意义重大。它给了我很大的勇气。为他人鼓起勇气。为人类鼓起勇气。如果你有你热爱的艺术，它可以帮你接通。特别是如果它是一种与他人相连的激情……”

关于曼德尔施塔姆，瓦伦汀至少写有五首诗。她的《曼德尔施塔姆》一诗堪称是一首杰作，好像是她替诗人重新穿上了俄罗斯的“铁靴子”（“它那一点点/向内弯曲的伸展度”），在流放途中行走，好像她的头也被那只“青铜母狼”的手爪一遍遍摁下，“回到你乳房的/小小营火下”。 而在晚年，她又写下《捧住金翅雀》一诗，她要竭力捧住这只来自曼德尔施塔姆流放地的金翅雀，因为那才是对人生苦难的安慰和超越，“那是因为她——我会在这里说她——代表了象征艺术世界中的永恒”。

“捧住金翅雀”，这可以视为瓦伦汀全部创作（包括她的翻译）的一个隐喻。 附带说一声，“Hold the finch” 一般译为“握住金翅雀”，我译为“捧住”，正是为了更深切地传达出诗人内心的那种虔敬，为了突现出一个生命守护者的诗人形象。

正是这种最真挚的爱和同情，这种圣徒般的牺牲，或用诗人的话来说，“一种与他人相连的激情”，使瓦伦汀的创作超出了早期“自白派”的范围，创造了一个自我与他者、生者与死者、人与其他生灵血肉相连、相互依存和转化的生命世界。

也可以说，相对于其他一些诗人，瓦伦汀的创作更显著地包含了一种面向他者、为了他者的诗学和伦理学。“他者”是一个具有本体论意义上的问题。海德格尔也曾声称“存在就是与他者共存”。但是，在法国犹太裔哲学家伊曼努尔·列维纳斯看来，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并不能容纳异己之物，更不能迎来他者。所以在“奥斯维辛”之后，他的责任就是以“面向他者”为核心，重建哲学的伦理维度。列维纳斯的“面向他者”带着历史创伤和现实关怀，也带着他古老的精神基因。

我联想到这些，因为瓦伦汀的诗正可以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读解。且不说她那些献给遥远的俄苏流亡诗人的诗，在她的晚年，还有这样一首《一行来自（韩国）高银的诗》：

这一切来自尘世间，

从人之善，

到杯中的茶。

——而亲切的，是沉默

雨水 触摸。

你的声音在我身体里的触摸

把所有言词抛在后面。

这种转向他者、迎接他者的诗，和那种老一套的自我表现是多么不同！瓦伦汀的创作正是这样，在她的诗中，是一种更亲密的他者的在场与共存（如《乡愁》的最后一句“老鹰和鲑鱼和我”，诗人甚至把老鹰和鲑鱼排在自己前面）。她不仅在诗中引入“他者的视角”，而且往往用“他者”的尺度来量自己。她让可见与不可见的他者在她这里醒来，以此重塑自我、人性和诗歌。

这种“面向他者、为了他者”的诗学和伦理学，不仅贯穿了瓦伦汀的后期创作，在《山中之门》这首诗里，还到了极其惊人的程度：

从未如此艰难地跑过山谷

从未吞咽过如此多的星辰

我扛着一只死鹿

绑在我的脖子和肩膀上

鹿腿悬在我的面前

沉甸甸地，晃动于我的胸乳

人们不想

让我进入

山中之门

请让我进入

这首诗看上去简单，但是深刻而又感人。生命的同情在这里化为血肉的铸造，化为重负、星辰的吞咽、生命的奔跑和呼告。在美国，同情动物的诗比比皆是，但我却很难想象有其他诗人会有勇气和想象力这样写！

这首诗中那种不可能的执拗和天真，那种献祭般的自我认知，让我想起了瓦伦汀也曾翻译的曼德尔施塔姆。在曼氏的诗中，那些俄罗斯的伟大女性由死亡的预言者，变为悲痛而神圣的哀悼者、祝佑者和复活的见证者。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在诗人死后，他的遗孀和娜塔雅·施坦碧尔“像珍藏先人的骨灰一样”，在一个恐怖年代设法保存了诗人的诗稿。而在瓦伦汀这里，她没有那种经历，但她却找到了一个也很合适的形象：死鹿——那同样是一个悲痛的、需要复活的魂灵。

这就是瓦伦汀为什么会以这首诗作为她的诗选《山中之门：诗选和新诗》（获2004年国家图书奖）的书名。这是对灵魂世界的再造和重塑。这种源源不绝的生命之爱和同情心，这种“面向他者”和“为了他者”，不仅使她“捧住”了来自曼德尔施塔姆的“金翅雀”，使她有勇气扛起一只死鹿，甚至使她进入了她的“狼河”，进入了一个人自身与万物完全打通、共存共生、相互作用和转化的诗性宇宙，或用她自己的诗来说，进入了她的“第二人生”。

这里也说一下，瓦伦汀显然也吸收了佛家的“转世”观念。而她在这方面的灵视和想象力，又总是和她的同情心、她的“潜入他者”“化身万物”的能力结合在一起。在她特异的感受中，母亲的亡灵会是一只“鳐鱼”为她升起，她自己则有着“山羊骨头”，有时她作为一只“鱼嘴”在夜里吐出硬币，有时则感到需要“修理我的马蹄”，有时觉得“大地在拉拽”，有时感到“伟大的俘虏轻轻拍打/我们的睡眠”，尤其是她中后期的诗，不仅“越来越黑，越来越亮”（如她的一部诗集名所暗示），也越来越进入到这样一个“通灵”的境地。

也许，这就是对生命的救赎？不管怎么说，瓦伦汀是“有福”的。她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诗集中的最后一首《冰山，伊卢利萨特》，写想象中的人生极地，纵然万古冰山像“巨大的悲伤刺人”，“数百万个太阳”燃烧殆尽，诗人仍处在她的守护神的“燃烧的空气怀抱”中，仍受到天地万物的祝福。而作为一个诗人，她不仅在解救自己，还要让她的诗尽可能地成为“真正生命的摇篮”（The Cradle of the Real Life) 。

她在接近这个目标。她的创作，会刷新和扩展我们对所谓“生命诗学”的认知。诗人曾把自己定位为日常事物的感受者和“译者”，并且她愈写愈随性，愈写愈自由。在一个访谈中，当访谈者引述了诗人贾雷尔的话：“我们是两个人在海底游走，我戴着潜水员面具，而埃莉诺则没有戴。”瓦伦汀这样接话：“嗯，这就是我在诗歌中的追求，我想摘下潜水员的面具。”

这就是瓦伦汀的惊人之处，她要“摘下潜水员的面具”，让我们有勇气也有能力适应一个奇异的“海底世界”。她是一位率真的也敢于冒险的诗人。

“谈话体”与日常生活的邀请

当然，瓦伦汀还有着令读者深感亲切的一面，那就是她的诗往往还是一种“日常谈话”，这和早期“自白派”的那种“独白”已有很大变化。在一个访谈中，瓦伦汀也说她写诗是因为“有时它帮助我思考给亲密的朋友或想象中的朋友写一封信，只是为了让自己进入那种谈话，进入这种谈话的信任和亲密的性质”。如《在CD的音乐中，在雨瀑里》这首诗：

治愈者低语着他听到的。

他的低语是雨瀑安静的步子

穿过变暗的房间。

米歇尔

——我希望你不要在意我说这些——

来和我们一起坐下，并凝望外面的雨。

他们说

他将着手写

如果不是他的诗

就会是别人的。

这种谈话的情景、语感和调子令人深感亲切，它不是通常的“抒情”，但却暗含了诗人内在的情感涌动。这种“谈话体”的娴熟运用，已成为瓦伦汀的一个风格标志。

“谈话体”并不意味着每篇或通篇都在谈话，它往往会和其他元素或方式结合为一体。瓦伦汀的很多诗都具有一种意象、场景、谈话、对话、多声部穿插交织的性质，诗人也往往用其他字体标明了引语和对话插入语。这在翻译和阅读时都需要格外留心。

瓦伦汀的诗风被一些评论者称为“极简主义”。这不仅在于她的诗大多是短诗，并带着省略、暗示和跳跃的风格和手法。但是瓦伦汀的“极简主义”还隐含了更多的奥秘、难解或惊人之处。如《在中国》一诗第三节那个出乎不意的“我摘下我的面具”，以及全诗最后那谜语似的两句“也许再看一眼，或再迈一步，/水的台阶或空气——”，它极简到如“一滴麝香”，但却使屋子里的整个空气发生了变化（这里借用了曼德尔施塔姆的一个隐喻）；再如《单身母亲，1966》这首短诗：

没钱

——而幼鸟们的

张大的嘴巴

比他们自己还要大

——而上帝制造

词语

词语

先是用令人难忘的笔触刻画了“幼鸟们”张大的、比他们自身还要大的嘴巴，这谁都好懂，接着却是出人意料的“——而上帝制造/词语/词语”，这种“越位之思”，一般读者就很难跟上了。让我们从不同角度去体会吧。

让人感到无比亲切的，是瓦伦汀的诗还带着某种幽默感，有时还带着一种可爱的“小女孩气”。当然，这是一个高度成熟的诗人才可以重新获得的童贞。瓦伦汀写诗赞颂过马蒂斯等画家，其实她那些充满魔力的、仿佛使万有引力定律失效的诗，让我更多地想起了夏加尔的画。有时候我感到我在翻译的这位诗歌老大姐简直写“成精”了，恰如里奇所称赞的那样：“这是一种最高级别的诗歌，因为它使我们进入到我们无法以其他方式接近的空间和意义。”

最后我谈一下瓦伦汀的语言。瓦伦汀的语言是一种美国当下活生生的口语，但更是她个人对语言的特殊使用，有着她自己的句法、音调和语言方式。她与语言达成了更深也更亲密的默契（有些诗人写了一辈子的诗，可能还达不到这种默契）。此外，她的诗中时时还有一些美国俚语和一些很特别的语言表达。在翻译过程中，我多次向我的美国诗人朋友请教，并得到了他们的帮助。

同很多优秀诗人一样，瓦伦汀的诗中有一种对语言陌异性的追求。这也是我特别欣赏的一点。在美国诗坛上有很多人热衷于语言实验，但是瓦伦汀的诗更使我想到了她所热爱的策兰。如“鹈鹕基督”这样大胆的语言命名，“河水的火花”这样奇异的意象，还有“大地从我们身上滴下”（《信使》）、“你的铁皮故事/可以把你折叠入银河系”（《屋顶》），等等。瓦伦汀在语言上的创化之功，屡屡达到一种令人惊异的程度。我相信她的诗也会为国内诗人带来一些语言上和艺术上的新鲜刺激，这也正是我的一个重要翻译动因。

谈到翻译，我还想起了瓦伦汀生前的来信，一次她这样说：“when I was a child they (the grownups) used to say to us, ‘If you dig long enough, you'll get to China.’”（“当我还是一个孩子时他们（成年人）惯于对我们说：‘如果你挖得足够深，你将到达中国。’”）

如同“捧住金翅雀”，这又是一个进入他者和翻译的隐喻！但愿我“挖得足够深”，但愿我的翻译能将这只“金翅雀”的声音永远留在我们的汉语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