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新留影
1931年，厂甸小吃摊背后的铸新外墙上，挂着齐白石最“拉风”的照片。
每年春节，小英子一家都会去逛厂甸庙会，到厂甸的第一件事，就是走进名号为“铸新”的照相馆拍照片。长大后，小英子成了大作家林海音。她在小说《殉》中，还安排主人公淑芸到铸新拍了一张肖像照。
铸新照相馆创立于何时，已经难以考证。不过，它的创始人郭葆昌倒是颇为传奇。郭葆昌（1867-1942）原籍河北定兴县，是名满京城的古瓷学家、鉴赏家、收藏家，一度担任袁世凯的“陶务总监督”。他早年在古玩店做学徒，出师后独当一面，攒下了名气和资本，其中最为人称道的一件事是，赎回了溥仪抵押在日本银行的《中秋帖》和《伯远帖》，使这两件文物没有流入日本。令诸多友人不解的是，与众多古董商都有来往的郭葆昌，没有选择开设古玩店，而是在海王村公园门前左边开了一家照相馆，这就是铸新。
在林海音记忆中，铸新是“一家不错的照相馆”，有着“小巧的门面，整洁的照相室，和气的照相师，高级的照相机”。这家照相馆似乎没有大红大紫过，但因它与书画界、古董界的独特往来，在众多文人的笔墨间留下了不少逸闻趣事。
与侧重于拍人像写真的照相馆不同，铸新以拍摄古玩静物照片而出名。它的橱窗里陈列着文玩字画，以及瓷、铜、陶器、碑帖等的照片，向来往行人展示着本店特色。《北京画报》曾介绍说：“该馆精于拍摄金石书画，以备收藏家及各报馆之需，故常与各报馆及名书画家有往来。”当年，铸新有20多张文物照片刊发在《北京画报》上。把此类照片提供给媒体，或出售给古玩爱好者，成为铸新的一项稳定收入。
古董摊背后，可以看到铸新的门面。
铸新拍摄的齐白石裘扇照，堪称民国时期的成功广告案例。
10岁的林海音（左二）与弟弟妹妹们在铸新拍摄的合影。
拍摄人像当然也是铸新的主营业务之一。除了老顾客林海音，文物专家王世襄、北大教授徐泓等，都曾在文章中提及亲友到铸新拍照的经历。林海音对铸新摄影师的回忆尤为生动：“我们和妈妈被摆好姿势坐在照相机前面。于是照相师站在照相机旁，把那块红黑夹层的方形布蒙在他的头上，头伸在蒙布外面，举着带开关的绳索，郑重地命令下来：‘好了，不要动，头抬高一点儿，低一点儿看这儿！’咔嚓一声，我们全进了相片啦！好紧张！”
不过，总体来说，“该馆门市普通照人像生意，不甚发达”，单靠人物摄影，还不足以让铸新盈利。在照相之外，铸新还出售画册书籍。琉璃厂一带是书坊荟萃之地，铸新受此影响，并结合自身专长，编印发售名画图册、书法碑帖、瓷器辑录等。文物研究及鉴定专家朱家济就留下了少年时期从铸新购买《启法寺》《庙堂碑》与《孟法师碑》影印本的记录。
据1931年3月4日天津《益世报》报道，铸新照相馆已经易主，主事人变成“纯粹商人”。大约正因如此，铸新从此热衷于蹭名人的热度，营业方式更加商业化。就在1931年，它曾把收藏家傅增湘、画家齐白石、陈半丁、邵逸轩的照片放大，悬挂在橱窗里，引人注目。其中动静闹得最大的，当数齐白石的裘扇照。
1930年年末，铸新摄影师为齐白石拍摄了一张裘扇照——身着狐裘，头戴黑帽，手拿折扇，扇子上写铭文曰：“摇扇可以消炎，着裘可以御凉。二者日日须防，任人窃笑颠狂。”这张照片与平日里齐白石的风格大异其趣，所以“逛厂甸者，莫不立于翁之像下，朗诵裘扇铭一遍。是亦铸新照像馆新创之宣传广告也”。不仅如此，当时多家报纸报道了此事，并刊发了齐白石平生最“拉风”的照片，一时之间，铸新名声大振。
墙上悬挂着多人肖像，左上大胡子人像疑似张大千。
厂甸庙会，摊位后面是铸新照相馆，拍摄于1924年至1927年。
铸新出具给顾客的账单上，可见其公章。
铸新照相馆影印的《孟法师碑》内页，红色字体为朱家济先生题跋。
1931年春，京津两地媒体刊文称，铸新“相传即清时革命党谋炸五大臣秘密机关之遗址”，为照相馆增加了不少传奇色彩。不过，没过多久，商务印书馆北平分馆的职员伊见思就在《北京画报》发文“辟谣”：1905年吴樾谋炸五大臣时，铸新所在之处尚是厂甸空地，而1910年汪精卫谋炸摄政王载沣，秘密机关设于琉璃厂火神庙夹道守真照相馆。
1936年第10卷第6期《北晨画刊》还有一篇文章提到，慈禧太后扮观音菩萨的照片乃铸新摄影师进宫所拍。这种说法也是混淆视听，慈禧确有扮观音的照片，但并非铸新拍摄，而是裕勋龄拍的。
以上两条假消息，都发生在铸新易主以后，不知是时人捕风捉影，还是铸新有意炒作。无论如何，1937年北平沦陷后，铸新在报刊中、在古玩书画界人士的记录中，被提及的次数已经越来越少。新中国成立后，经历公私合营的铸新，最终汇入了人民摄影事业的大势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