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成两半的子爵》与“分成两半”的卡尔维诺
《分成两半的子爵》是卡尔维诺1951年夏天完成的，却迟至1952年春天才得以出版，对于一位小说家来说，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然而之于卡尔维诺，它更像一个具有仪式感的“事件”。这是因为，或许他自己当时也没意识到，这部他几乎一气呵成、看上去并没动什么脑筋的小说，在若干年后会被读者认为是小说创作新的原点。这不由得使人想起纳博科夫评价福楼拜杰作时说过的话，“世间从未有过爱玛·包法利这个女人，小说《包法利夫人》却将万古流芳”，沿此逻辑，亦可以说，世界上从未有过如卡尔维诺笔下那些精灵般的人物形象，但这却不影响他的小说成为文学经典。
《分成两半的子爵》的外壳并不复杂：梅达尔多子爵在17世纪末奥地利和土耳其的战争中被炮弹劈成极恶和极善的两半，恶者处处行恶，善者时时行善，处在尖锐的对立之中，并且同时爱上了少女帕梅拉，两个半身在决斗中受伤被缝合而重新成为完整的“人”。乍看上去，这是一个关于善恶冲突与调和的故事，可是如果以如此简单的逻辑分析如卡尔维诺这样的作家，未免浅薄。与《通向蜘蛛巢的小径》和《最后来的是乌鸦》相比，《分成两半的子爵》显然在现实的天外，意味着卡尔维诺已经开始调节创作齿轮的转数，只是那时候他还太年轻，不知道命运的齿轮也随之开始转动。1960年代，卡尔维诺将这部小说与之后的《树上的男爵》《不存在的骑士》集在一起，统一命名为《我们的祖先》，并为此写了一篇深邃且意味深长的后记，藉此或许可以理解《分成两半的子爵》的起点。
其一，卡尔维诺思考的是如何在1940至1950年代意大利文学史的整体演进中，既能够继承他自己的文学创作传统，又可以保有崭新的文学气息。所以他不想“采用一种欢快的语调论说”，那样“会显得假腔假调”，也不想“使用一种更加深思熟虑和悲天悯人的语调”，那样他就失去了属于他的特征，加之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文学环境都发生变化，卡尔维诺也在思“变”。其二，意大利战后环境和“冷战”爆发给予卡尔维诺诸多必要和不必要的压力，如他所说，“我们处于冷战中心，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紧张，一种难以言表的不安，它们不具有看得见的形象，可是主宰着我们的心灵”。迫于这种无形的压力，他期待走出生活的困境，也走出写作的困境，因此有意识地寻求某种“颂扬”“野性”“简约”的风格，而抵达如众所知的“轻逸”风格。其三，至于故事本身，卡尔维诺更愿意把子爵被分成两半理解成是现代人的“分裂”“残缺”“不完整”和“自我敌对”， 即马克思所谓的“异化”和弗洛伊德所谓“压抑”。换句话说，卡尔维诺警惕的是当时人性或人格的分裂，当“古老的和谐状态丧失了，人们渴望新的完整”，作家只能对这种“丧失”和“完整”进行全新的深入的思考。
那么，1952年的卡尔维诺究竟面对的是怎样的文学环境和历史环境呢？战争结束后，意大利文学来到新现实主义时代，产生了卡尔洛·莱维、普拉托利尼、贝佩·费诺格里奥和帕索里尼等一众小说家，共同塑造了意大利1940至1950年社会现实的文学图景。殊为可惜的是，即便以“新”修饰的意大利现实主义文学，其样态与业已形成的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文学等“世界文学”前进方向也存在明显距离。加之1950年代初期意大利社会发生了深刻变革，以游击队生活为中心的现实主义已经跟不上政治和文化发展的脚步。这些都使当时的意大利小说家重新思考社会和文学问题。卡尔维诺的创作深处意大利文学史叙事和自身创作转向的复调之中，他确实也在有意识地修正自我，不但超越了之前的卡尔维诺，甚至超越了他的前辈时贤。
所谓“超越”，其注脚显然是《分成两半的子爵》。在文学的意义上，一个人被“分成两半”古已有之，遥在柏拉图时代，阿里斯托芬就在《会饮篇》中将人“截为两半”，不知不觉间奠定了“双重人”文学母题的基础，而卡尔维诺作于1951年的这部杰作恰在其延长线上。他的法国译者让-保罗·曼加纳罗表示，《分成两半的子爵》或呼应、或戏仿、或借鉴了《萨拉戈萨手稿》《堂吉诃德》《项狄传》《弗兰肯斯坦》《铁面人》《格列夫游记》《帕梅拉》《贝托尔多》等世界名著，提示读者卡尔维诺涉猎之广、用功之深、下笔之精。
创作《分成两半的子爵》的时代，的确是个分裂的时代。冷战形成的两极对立将意大利裹挟其中，成为“两间馀”。而且，因战所伤，意大利1950年前后所面临的还有南方和北方、天主教会和社会党等抵牾，这些都使卡尔维诺痛恨叹息，事实上也给予他很大的压力，迫使其寻找新的创作出口，形成如《分成两半的子爵》这样的创作。如果说一战、二战、冷战造成了社会与政治的撕裂，那么生活在大时代下的人则在这种撕裂的状态下生活得更为艰难，上帝“死”了，曾经受上帝指引的人民到底该何去何从？这是包括卡尔维诺在内的一代小说家和诗人思考的问题。单就他本人的创作而言，《最后来的是乌鸦》那种游击队员的生活会使“痛恨叹息”变得更为沉重，而《通向蜘蛛巢的小径》所释放出的现实主义又会被认为重复自我，因此《分成两半的子爵》尝试探索新范式。
表征之一是藉此创生“哲理童话”。《分成两半的子爵》像寓言，但不刻意摆事实讲道理；像童话，但远比童话更具形而上学意义；像荒诞故事，但却没有加缪小说所呈现出的空虚和无聊，所以他本人将这种写法定义为“哲理童话”。一个人被大炮“轰”成两半，却能以“人”的方式存活并且行善或行恶，在现实中都让人不可思议，类似情节的书写只能在童话中完成，然而作者显然志不在此，又将其提升为一种人生哲学，而且是超越善恶二元对立的哲学。表征之二是将“不可能发生”与现实社会相联系。虽然内中所有的故事都不能发生于现实之境，但是并不意味着情节或人物是随心所欲的凭空想象，如作者自己所言，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都被小心翼翼地安放了他的理想。比如，如彼特洛基奥多和特里劳尼的设计与现实脱节，诚如现实中的科学家设计出与人类进步相悖的设备；麻风病人“代表享乐主义、无责任感、快乐的颓废、唯美主义与病态的集合”。表征之三是形成了独特的儿童成长视角及书写方式。“儿童”使小说看上去克制、精确、轻逸、简捷，仿佛置读者于司汤达或海明威的文本之中；“成长”询唤着一种全知全能的回忆方式，偶尔从一个长时间轴的中段开始写，颇有向《追忆似水年华》致敬之意。此外，借由儿童书写，卡尔维诺还有意识地将死亡、恐怖、恶心的“现实”做了“暖化”处理，偶有闲笔，稀释掉读者对小说中关于“恶”的恐惧，这种方式也成为他的创作特征之一。
因之可以说，卡尔维诺创作方式的基础是由《分成两半的子爵》奠定的。此外，发表这部小说的1952年，卡尔维诺还发表一篇短篇小说《阿根廷蚂蚁》，最初刊登在由Giorgio Bassani主编的罗马文学刊物Botteghe Oscure上，后来被收进卡尔维诺1958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中，再后来又被他同1958年所作的《烟云》一起收进埃伊纳乌迪的“珊瑚”丛书中。与《通向蜘蛛巢的小径》和《分成两半的子爵》不同，这篇小说的主人公是两夫妻，他们为了生计搬到陌生的小镇，这里本来“天宇碧净，草木翠绿，景色宜人”，可是没多久他们发现，这里的蚂蚁泛滥成灾，于是想尽各种办法，试图走出蚁灾，但终究于事无补。他们只好求助邻居，“学习”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灭蚁办法，可是邻居们的办法也仅止于“奇奇怪怪”，因为他们深知，面对蚂蚁，所有人都无能为力。小说以一种曼妙的姿态结尾，蚂蚁依旧浩瀚，一家三口为了躲避这本不该被视为灾难的灾难步行至海边，享受片刻“没有蚂蚁”的安宁，“海面平静，只是颜色在不断变化，时而蓝，时而黑，越到远处，色调越深。我想着远方的海水，想着海底的无数细小沙粒，以及被潜流带到海底、被波涛冲刷得干干净净的洁白的贝壳”。结尾纵然精彩，可是蚂蚁还在。
30多年之后，卡尔维诺在给戈弗莱多·福菲的一封信中说，“《阿根廷蚂蚁》不像是所有的批评者一直说的那样，是卡夫卡式梦幻小说。它是我在一生中写的最现实主义的小说；我以绝对的精确描写在我童年时期，也就是二十和三十年代，阿根廷蚂蚁入侵圣雷莫和利古里亚西海岸很大一大片地区的耕地的形势”。可是事实果真如此么？一方面，不会有人能在铺天盖地的阿根廷蚂蚁面前苟活，所以一旦小镇弥散着蚁灾，人们在用尽所有方法之后的首要选择必然是离开；即便将之置于文学的情境，阿根廷蚂蚁塑造的也是萨特《苍蝇》式的极端情境，并不是现实本身。另一方面，在这部小说中，读者确实很容易看到隐藏着的卡夫卡，虽然难说它是“梦幻小说”，一个细节是，《阿根廷蚂蚁》中竟然出现了与《城堡》中一模一样的“土地测量员”。不得不说，卡尔维诺有着与卡夫卡一样把奇幻故事写成日常生活的能力，无论是《分成两半的子爵》还是《阿根廷蚂蚁》。如果说彼时的卡尔维诺思考的是严肃的现实生态问题，那么其思考的方式既“寓言”、又“幻象”，既准确、又荒诞。
1952年，卡尔维诺已经29岁了，即将进入而立之年。他也曾在意大利北部辗转游击，也曾为《民主之声》《我们的战斗》《加里波第人》等刊物撰稿，本可以固一世之雄。然而透过当年出版的《分成两半的子爵》和《阿根廷蚂蚁》，读者看到的已然是作为知识人和小说家的卡尔维诺，如果再去深究，发现卡尔维诺也和梅达尔多子爵一样被分为两半。一半是孩子——如果一个人被父母亲保护或照顾得好，他也许永远长不大，通过后来的《圣约翰之路》，读者能够了解到小伊塔洛被父亲呵护之殷，以至于他一直“是”孩子，尤其是他的前辈帕韦塞的猝逝更是形塑了他温柔纯净的内心世界。卡尔维诺早期的小说都以孩子为主要视角或线索，内中呈现的是他的赤子之心和谦谦之情，《分成两半的子爵》中，“那个孩子就是我”如飞火流星一样提示读者其视角是孩子，也在自证作者对孩子的观照和关注。一半是大人——一旦借由“孩子”的肌理抵达文本的肺腑，就会看到卡尔维诺作为“大人”的沉思，《阿根廷蚂蚁》的故事尽管荒唐诙谐，却也同后来的《烟云》一样凝结着作者对环境问题的反思。推而广之，他要么关心的是20世纪上半叶的社会分裂与人的异化问题，要么关心的是人的相互理解和自我理解问题，要么关心的是人类面临的生态和环境问题，甚至如巴尔扎克、司汤达、托尔斯泰等人一样思考人类未来的命运。更为重要的是，“被分成两半的卡尔维诺”事实上也成为他一生创作的写照，同生天地间，终不为此移。
在《为什么读经典》中，卡尔维诺曾指出，“经典作品是一些产生某种特殊影响的书，它们要么本身以难忘的方式给我们的想象力打下印记，要么乔装成个人或集体的无意识隐藏在深层记忆中”。这句话像是他自我写作的箴言，从《分成两半的子爵》到《阿根廷蚂蚁》，卡尔维诺充分调动着他已然超越“天马行空”般的想象力，时而把自己装扮成孩子，时而又装扮成大人，以哲理童话和社会寓言的形式在对“新世界”的建构中塑造现实及其形而上学。就这样，他以某种既是小说家又超越于小说家的方式告别了1952年，信步来到1953年。
（作者系长春理工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