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震宁：带着三本书去北京
“移动”的书房，和不外借的书
中华读书报：您的书房是什么样的？可否描述一下您书房的布局、陈设和藏书种类？
聂震宁：我的第一个书房，应该说是初中时期的图书馆。我也曾在长篇小说《书生行》里重点描述过，学校图书馆对我而言，可说是恩深似海。那时候是“文革”期间，图书馆被贴封条了，但图书馆是平房，有个窗户，我偶尔看到有个同学偷偷打开窗户爬进去看书。我觉得这可太好了，也跟着偷偷爬进去看书。当时停课闹革命，相当长一段时间，学校完全没人管，闲得没事，我就爬进图书馆看书，还拿报纸铺在地上，困了就睡一睡。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书，包括民国期间出版的一些书，我都是在这个图书馆福地里读到的。比如，50年代初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巴尔扎克的作品，傅雷翻译的，我就是在图书馆里读到的。
还有就是插队时候的公社废品收购站。我和收购站的人商量，能不能卖点旧书给我。比如一毛钱一斤收旧书，我给他一毛二、一毛三。《巴人文集》《邹韬奋文集》，都是我在废品站淘的——但不是整套的。《东周列国志》也是在这里买的；还有蘅塘退士的《唐诗三百首》残本，石印的楷书抄本，印象很深刻；还有《物理学的未来世界》，德国长诗《尼伯龙根之歌》。当时插队的知青，有人爱玩，有人谈恋爱，我们是一批埋头看书的，看完后大家还互相交换。有同学家里有藏书，拿到村里来慷慨地借给大家看，《莎士比亚戏剧全集》《印度神话故事选》《古希腊神话选》，还有赫胥黎的《进化论及伦理学》，也就是清末年间严复先生首译的《天演论》，北京大学的《大学语文》，什么书都读。
到了70年代末，我从农村回到城里，和家人们住一起，当时房子是很小的，但我还是千方百计弄了一个书橱。书橱带写字台，我出钱找人帮我做的。记得当时写字台也摆了三层书，也是很壮观。但我的书不多，从小家里穷，不可能有闲钱买书。
自从单位给我分房子了，我是必定拿出一间来做书房，因为后来我的书多起来了。母亲来看我，就睡在书房里。当年写作的时候，书房里的书大多是文学类、哲学类和文史类的图书；后来做出版，各方面的书都丰富起来了。
在桂林工作的时候，我有一间书房；在南宁工作的时候，也有一间书房；到北京的时候，北京的家里还是有间书房。搬一次家，书房就要转移一次。从开始有书房，我的“规划建设”都是顶天立地的大书柜，书房装不下了，除了书桌、写字台摞书，家里客厅找空位加书橱，茶几上也摞书，最后卧室也得加个书橱。慢慢地家里就被书占领了，而且颇有点“书多成灾”的感觉。所以办公室就成了我的第二书房。
在漓江出版社工作的时候，书还不算太多；到广西新闻出版局任副局长时，办公室就成了大书房；再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办公室也装了顶天立地的大书架。不管在办公室也好，在家里的书房也罢，我并不会立刻把新书上架，急于归类，而是把新书先放桌子上，得空就看看，站着翻看。这样翻看反而更用心，会入迷。当然站着看是不准备全部细读的，主要任务是挑选，选出好书之后，我才把它放在我的写字台上，找时间细读，最后才分类上到书架。
所以书上到我的书架上也不容易，需要经过三道关。
现在书也很多了，但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藏书家，也从来不以藏书家自居。藏书家应该有版本的比对，对书籍的配备规划；但我对图书配备没有特别的要求，只要看到好书就读。
让我比较骄傲的是，我的母校——广西宜州一中校庆的时候，我足足捐了一万册书，40多万码洋，学校将其命名为：“聂震宁书房”。当然，这些书都是经过我认真挑选，适宜于初高中学生阅读的。
书房是我看书和写作的地方。90年代我写小说，落款会是，“某年某月某日于桂林无梦斋”。因为我曾经写过一篇短篇幽默小说，《人民文学》杂志刊发的，叫《梦话》。但现实生活中还是别做梦，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所以把书房命名为“无梦斋”。后来《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邀我写阅读随笔专栏，当时我已经卸任中国出版集团总裁，我又给书房取过一个名“再读书斋”，取自于曾国藩“百战归来再读书”。
中华读书报：那么，您的书房里大致有哪些书？
聂震宁：家里书房的书，基本是我早年进行文学创作、后来做出版工作精选出来的书。办公室里的书，基本是因为工作需要进行阅读的书。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的时候，藏书基本是文学图书；到中国出版集团工作，集团所属出版社的重要图书，我都需要留存关注。像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鲁迅全集》《世界文学名著文库》，后来的“网格本”等；像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那时我备齐了四五百本，经常会琢磨，要重读“汉译”中的哪一本书；中华书局，我主要重视它的前四史的原来版本和后来版本，作为手边书的一种；《中国大百科全书》，也在我的书橱里占有重要位置；人民美术出版社的《中国美术全集》，等等。我必须得对集团所属单位的看家书有相当的了解。
2003年，我主编《中国文库》，旨在整理总结20世纪以来中国优秀的学术文化成果和出版成果，包括哲学社会科学类、史学类、文学类、艺术类、科技文化类、综合普及类等六大类别。5辑，每一辑100种，共500多种，一直出到2011年。作为主编，这六个门类，我都应该有广泛的了解，比较深入的研究和精心选择。
所以，我在《阅读力》这部著作里提到了“应知书”和“必读书”。打底子的是“必读书”，比如学者在自己研究范围内的必读学术著作；“应知书”，就是必须要了解的书。出版人的阅读，出版家的阅读，较之学者专家的阅读可能有一定的不同：要比学者更“博览群书”，当“杂家”，要“博览专攻”。
商务印书馆的老总编陈原先生曾经说过，做出版，一定要做杂家。如果专攻一项，最好是做学问。我在出版社工作时也总是强调，博士生毕业到了出版社，不要老是怀念自己的专业，秦汉史啊，或是唐史、宋史、元史、明史；中国古代史所有的相关选题，你都应该有较好的把握和处理的能力。
中华读书报：在这些藏书中，您最珍爱的是哪些书？对您而言，它们各自有着怎样的意义？
聂震宁：我是借由读书写作成长起来的，所以对书有着深厚感情。比如《约翰·克里斯托夫》《静静的顿河》这些书，成为我钟爱的手边书，书都翻旧了。
书房里的套书还是要好好保留的。“二十四史”，我时不时会翻阅一下；早年读过的马克思主义论著，比如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梅林的《马克思传》，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包括毛主席的著作，这些书我一直保留；它们在一定意义上形塑了我早年把握问题和思考问题的方式，训练了我学术方面的基本功。
还有我很注意留存中外文学的经典著作，和一些拥有较高口碑的著作。但也会有所调整。
商务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我一直把它放在重要的位置；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世界文学名著文库”，包括《中国大百科全书》，我都很注意保存。有时候看看80年代学者写的词条，很简练，水平也很高。
到中国出版集团后，我书房的藏书更具广泛性了，因为和工作直接相关。
到了韬奋基金会，《中国出版通史》《中国阅读通史》，就成为重要的手边书。
总而言之，我的藏书不是以“藏书”为主要目标，所以不是一个合格的“藏书家”，但我想自己或可称为读书家、出版家，是为了做好出版而不断翻阅图书。
中华读书报：您有哪些买书的习惯？买书的种类和偏好是否发生了变化？
聂震宁：打底子的书我是非常注意的。什么是打底子的书呢？比如，如果对哲学感兴趣，那么哲学领域的基本经典书目，可能需要时常翻阅一下。比如，叔本华的《作为精神和表象的世界》，我是从在北大读书的时候就开始阅读，一直读到现在。这部著作中的很多论断，可以作为人生哲言回味，来思考人生和社会。
中华读书报：您一般在书房里都会做些什么？书房和办公室，分别对您意味着什么？
聂震宁：对我来说，书房和办公室基本是一体的。做总裁、做社长的时候都还比较忙，不能用太多的时间来读书，但一大早，我肯定会拿一个小时的时间来阅读；下班之后，大家都走了，再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补充阅读。
到韬奋基金会后，事情相对少了，主要做阅读推广和研究。大量的时候，我的办公室就是书房。
家里的书房，主要就是阅读写作。我不在书房里接待客人，因为怕客人向我借书。也有学人想参观我的书房，但我有言在先：书不外借。
我最近刚写完一本《心向光明：邹韬奋传》，为了写这部传记，我买了几十本书，除了《邹韬奋全集》，还有和邹韬奋先生相关，和三联生活书店相关的所有我能搜集到的书，可以说穷尽邹韬奋先生的研究资料。我的藏书都和自己的工作相关，所以无法外借。
“读书六法”和“蜕变”说
中华读书报：您曾经提及，“怎么读”是您觉得最重要的，并推崇朱熹的“读书六法”：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居敬持志、着紧用力。在诸多读书的方法和技巧中，您为何如此看重“读书六法”？
聂震宁：朱熹的读书法比较全面。当然孔子的读书法也很重要，比如“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是很了不起的对阅读与思考关系的阐释。包括“学而时习之”“敏于行而讷于言”“温故而知新”，都是重要的阅读方法。曾国藩特别讲究读书要“恒、勤、专”，要做读书笔记，也都是了不起的切身的读书方法。
《朱子读书法》这本书不仅仅包括“读书六法”，也着重提到为什么要读书，理由是人不可能亲历任何事情，古今圣贤的亲历，成为我们了解世道人心的关键。而且读书是第二位的，第一位是需要有生活的实践。
朱子的“读书六法”是具体的读书方法论，很适用，很具指导性。
比如其一，“循序渐进”。我们现在读书很着急，恨不得一下就把一本世界名著读得透透的。对青少年而言，尤其要强调循序渐进这一点。有些读者看一部经历时间淘洗留到现今的名著，他会说，这算什么呀，但也许有可能是这位读者还不具备欣赏这部名著的能力。
“熟读精思”是中国传统的读书法，好书要熟读，而且要深入思考。这种读书法曾经被批评过，有人提出让孩子死记硬背是非人性化的。但也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发现，年少时记住的诗文，在一生中的重要人生关头都会反复呈现，影响人的一生。
其三，“虚心涵泳”。有人说，这本书我读过了，不怎么样。我记得一个读书的小故事。当年徐复观想投入现代大儒熊十力门下，熊十力先让他读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徐复观说，这本书我读过了。熊十力说，你没读懂。下一次见面时，徐复观说，熊先生，《读通鉴论》我又一次读过了，这本书存在三个问题。结果熊十力一拍桌子：你是什么东西？读别人的书不先说好处，上来就说问题，这样读书，一辈子不会有出息。这是一声断喝，徐复观回忆道，对他有醍醐灌顶的震撼。现在我们出版人见书多了，如入芝兰之室久不闻其香，往往虚心涵泳不够，需要特别记取。
“切己体察”，那就是联系实际，尤其是联系自己的实践。读得进，出得来。
“居敬持志、着紧用力”，这是持久不变的读书态度。
所以，“读书六法”是非常全面有用的读书方法。
我们做编辑的、做出版的，给读者出书，实际也是给读者当老师了，一定要虚心涵泳，居敬持志。
中华读书报：您也曾经提出，要重视重复阅读，为什么？哪些书值得反复阅读？
聂震宁：阅读是一切的基础，有些书读一遍，不一定读出真意；随着人生阅历的增长，慢慢会有新的体会。比如《霍乱时期的爱情》《百年孤独》，我都是重复阅读的。读第一遍的时候自己感觉还是有些急，着急找意义；多读几遍，开始发现细节之美，这一段很有意思，那一段很有意思。比如《红楼梦》，学生时代读，知青时代读，工作之后读，都各有其况味；读《西游记》，刚开始是对故事的追逐，后来发现作品里写了那么多世俗的东西，风土人情的东西，很有意思。
值得重复读的书，首先是经典书，其次是给自己打底子的书。比如《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形而上学》《作为精神和表象的世界》，包括有些绘本也值得反复阅读，比如钱伯斯推荐的《母鸡萝丝去散步》，也有深刻的人生哲理在其中。如果我向青年人推荐，我认为《小王子》就可以反复阅读。阅读是和作者的互文，是一种对话。
中华读书报：如何找到自己最喜欢的书，让阅读融入生活？
聂震宁：我和大学生们说，要学会快读，找到自己喜欢的书，然后精读。我还会对中小学生提出“找到自己爱读的书”的要求，打动自己的书，会让自己尽快走进阅读的状态。同时，我也提出，要找到使自己有“蜕变”的书，即使自己的思想观念、精神状态、理论体系发生变化、打开新价值窗口的书。这一点对成熟读者也是非常重要的。
比如我读《人类简史》，突然发现，原来可以这样来写历史，可以用个人的观点、人文的视角，来重新进行历史的诠释。比如我小学的时候，母亲拿来一本《林海雪原》，对我的阅读兴趣产生强烈影响；比如中学的时候读《牛虻》，是精神上的影响——一个人的意志力可以如此强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也让我发生“蜕变”。包括插队时读到的《进化论及伦理学》，也有精神“蜕变”的感受，对很多事物在重新理解。后来我读到《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其中写到中国是“乐感文学”，而西方是“原罪文化”，对我启发很大，就写了《长乐》这部短篇小说，被《人民文学》列为1986年的优秀作品。
当阅读与我们的学习、工作和思想联系起来时，就会发现“乐在其中”。
中华读书报：那么，什么是必读书呢？比如，在您看来，对出版从业者和编辑而言，什么是他们的必读书？有这些必读书支撑的知识体系，会给他们带来些什么？
聂震宁：作为某一领域的研究专家，如果没有穷尽和专攻该领域的研究资料，我以为是做不到顶尖水平的。
包括出版领域也如是，出版也有专业领域的必读书。但我发现现在从事出版的年轻人，读出版专业基本书的就比较少。
如果向青年编辑推荐图书，其中一本就是《天才的编辑》，A.司各特·伯格写的。美国出版史上，鲜有比麦克斯威尔·珀金斯更具传奇色彩、更像谜一般的人物。他发现了菲茨杰拉德、海明威、沃尔夫等多位伟大的文学天才，以激发作者写出其最佳作品的能力而闻名。这些著名作家称珀金斯为他们“共同的父亲”。能做到这样，就是出版人的骄傲了。还有一本是《我与兰登书屋》，出版人知道如何让自己的出版机构拥有更广泛的影响力；还有《美国书业风云录》，是我写的序，这也是出版人应该注意读的书。这三本书，可能分别对应如何做优秀的编辑、出版社的经营，和对一个出版时代的观察。
还有中国工人出版社出过一本《编辑人的世界》，刘皋先生写过序言；包括《编辑忆旧》《书比人长寿》，都是属于给出版人打底子的书。
吕叔湘先生说，专业书要经常读。但有些出版人好像不太注意对自己的出版专业图书的阅读，缺少“虚心涵泳”的态度，这是需要提请注意的。出版人因为出书出多了，好像什么好书都不放在眼里，但其实自己一知半解的比较多，不要以为自己就和作者一样深刻，甚至自以为比作者还要看得深些，那就故步自封了。
我去给编辑们讲课时也会经常提到，要多读新书。比如，做文学出版的，行业里比较重要的文学出版社新出版了哪几部重要的长篇小说，应该要翻阅一下。畅销书也应该有所了解，因为畅销书不是凭空出现的，一定有其内在的时代需求、读者的趣味、推广的方法等综合原因。
揣着三本书去北京
中华读书报：我知道，1998年末，新闻出版署决定调您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接任社长。您1998年12月17日到署里人事司办了人事报到手续，然而，直到1999年的3月24日，您才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任社长。这一百多天，您是在远离京城的桂林小城散步中度过的。“百日散步”中，您读的是什么书？
聂震宁：那时候，我重读《约翰·克里斯托夫》。当时，事实上我心情还是比较压抑的，在这部作品中，我重新感受精神的力量。当时我还重读了金庸的武侠作品，《天龙八部》《笑傲江湖》，感受人生的宿命感，和英雄的“知其不可而为之”。还有《唐太宗传》，感受“抚民以静”的智慧。
中华读书报：1999年的3月22日，您揣着哪三本书飞往北京？您曾经提到，这三本书对您在京十余年的出版生涯有着深刻的影响。
聂震宁：其一，《天才的编辑》，出版以编辑为核心和基础。其二，《唐太宗传》。人文社为了我来，已经停顿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在等待。我来了之后，不是大鸣大放地搞改革，要“安定”，要“抚民以静”。我从改善楼道、改善厕所、搭建自行车棚开始，一点一滴为大家做实事，然后抓住市场机会，做一些畅销书，改善人文社当时的经营状况。其三，当时有一本经管类书籍《流程再造》。到了人文社后，我感觉不能再把文学出版一锅烩，由想干事、能扛事的同志负责，在当代文学里分出了少儿文学，《哈利·波特》就是这样引进的；当时素质教育提出来了，我决定成立一个教材出版中心，“中学生课外文学名著必读丛书”一直风行到现在。
中华读书报：数字时代，您认为，书房对于年轻人有着怎样的意义？
聂震宁：年轻人还是要有书卷气，最好能有一个书房，可以随时翻阅重要的图书，电子屏幕可能没那么方便。最好有打底子的经典书、一些重要的著作作为自己的思想底色，这样，就不会被虚头巴脑的东西欺骗，被虚张声势的东西蛊惑，要走出窠臼，走出局限。尤其是对于做出版的年轻人，如果连一个书橱都没有，最好还是别干这个活了。不爱书，肯定做不好书。
中华读书报：如果推荐三本书给当下的年轻读者，您会选哪几本？为什么？
聂震宁：年轻人好好读《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包括认真读完四大名著，一定会感受到我所说的“蜕变”。
《周易·系辞下》云：“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我们还是要不断通过阅读，使自己的道德修养厚重起来，知识面广阔起来，能力得到提升，才能行稳致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