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思和：张承志印象
刘文华兄执编《书屋》，来信约我写一篇张承志的评述文章。那时是今年的2月中，春节元宵刚过，人还有些想做事的精神，随口就答应了。说是3月底要见稿，想着时间宽裕，也没太放在心上。前几天又收到来信，这回是催稿，文华以为我已经写好了，而我这才算明白过来，这回约稿是为了配合张承志兄的头条文章和手迹，以“三合一”的形式刊出，这样我的评述文章就无法推迟也无法缺席了。那么赶快写吧。
这样我就把思绪拉回到十多年以前或者更早的时光。我对张承志的小说不陌生，但也仅止于这些作品。从我做文学批评起，他的小说一直是我关注的对象，也是我研究、探索当代文学发展路径的主要样本之一。我几乎追踪阅读了张承志的所有小说，对其中大部分作品发表过评论。他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发表的《黑骏马》《北方的河》《金牧场》以及《残月》等一组小说，我都有不同形式的反馈与评价。现在回想起来，这些作品激励了那个时代的许多青年（我们都是同时代人），使我们感受到一种生命与共的热血理想。尽管那时我还不认识张承志。
不过这仅仅是我作为一个文学评论工作者，对小说家张承志所表达的一种同时代人的敬意，以及对他的作品并不准确的解读。我生于1954年，是在上海长大的一名“69届初中生”，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大风大浪，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师从了“七月派”作家贾植芳教授，研究现代文学和比较文学，从研究巴金的无政府主义思想道路——由这条路径进而修正性地学习了国际共运史上的众多社会主义派别以及俄罗斯革命运动的历史——再进入以鲁迅为核心、以胡风为典范的新文学传统的传承工作，直至今天。在我的有限的知识范畴与学术视野里，张承志是当代的一面旗帜，当然不是唯一，张承志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真诚实践“知行合一”的方向。
我之所以要喋喋不休地介绍自己，是为了寻找我为什么能够接受张承志创作和行为的理由。我俩生活道路不一样，差异太大，他所经历的那些神秘经验我一无所知。但是我读他的文字，竟是那么喜欢，仿佛有一种来自远方的召唤，唤起我生命深处的基因密码。在最近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我用了一个概念形容自己，我说“我是属于理想主义教育下成长的那一代人”。其实，我也说不清楚自己到底接受了哪一种理想主义的教育。就像我导师贾植芳先生苦难半生，从不安分，几乎把“牢底坐穿”，说到底，他就认为自己是一个知识分子，读过书的人，应该有所追求，要努力把一个“人”字写得端正。仅仅是为了这么一个似乎每个人都应该这么做的微小的“理想”，他差点成了中国的“布朗基”。我再联想到张承志的散文里，写到了参观日本作家小林多喜二的纪念馆，这不又是一个“布朗基”吗？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在没有什么书可读的时代，我竟然从书店买到了新出版的《蟹工船》，小说的内容现在差不多淡忘了，我后来也去过小樽，但我纯粹是去北海道旅行，与小林纪念馆擦肩而过也不得知，如今再读张承志的文字，当时读小林的那种清冷肃杀的感觉一下子涌上心间。“不作安全的文士”，这一条无形的线，冥冥中串联起古今中外的仁人志士。这类人也可以分作两种，其中极品，能够做到“有杀身以成仁”，这个行列有秋瑾、徐锡麟、谭嗣同、小林多喜二……而大多数有良知者，也许只能做到“无求生以害仁”。也就是我导师所说，背上十字架，努力把“人”字写端正，这两类人都是高尚的人。但后者每每想起先驱者的鲜血，会有情不自禁的内疚与盘旋于胸的不安。张承志曾以这样的心态描述鲁迅，“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我觉得这也是张承志的夫子自道，也是他创作激情的来源之一。
张承志长我六岁，生于1948年的北京。时代风暴来临时，他是“手把红旗旗不湿”的弄潮儿；大潮退去，他到内蒙古草原插队落户，七十年代被推荐到北京大学学习考古学，1978年考上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专业的研究生，导师是著名民族史专家翁独健。在这个专业领域里，他获得了考古学、文献学、历史地理学等多门专业知识，掌握了多种外语和民族语言。他本可以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成为一个卓然大家，但他终究迷上了写小说，还得到导师的鼓励。导师培养了他严谨的治学方法，但没有限定他的人生发展方向，任他像一只自由翱翔的雄鹰，飞向深山大漠。由青年学生一变为作家，再变为哲合忍耶的传播者，三变为伊斯兰的学者与战士。他学习的知识全部都派上了用场，但走上了一条前定的不归之路，离开我们置身其间的世俗社会越来越远。到这个时候，我前面所说的，理想主义教育下成长的那一代人，眼前出现了岔路。模糊的理想在张承志身上终于得到落实，理想成为一种信仰。作为信仰者，张承志从此进入了一个山高水远、风光无限之境界，天地是那么宽阔。但对我辈这类没有获得信仰者来说，原来很近的他，仿佛又变得那么遥远。
其实这个岔路很早就出现了，只是我毫无知觉。1984年底，《上海文学》杂志社等在杭州举办那个后来变得很有名的会议，酝酿了“寻根文学”。关于这个思潮的想法，最初是从几篇已经发表的小说的讨论中引发开来的，《北方的河》就是其中之一。也可以说，张承志的小说成为八十年代“寻根文学”思潮的源头之一。张承志本人没有参加杭州会议，当时筹办会务的周介人老师说，他邀请了张承志，但张承志在六盘山给他写了一封很长的信，阐述自己世界观的变化。周介人没有说具体内容，只说尊重他的选择。现在回想起来，正是那个隆冬时分，张承志进入西海固，皈依哲合忍耶。后来在《心灵史》里他写道：“在1984年冬日的西海固深处，我远远地离开了中国文人的团伙。他们在跳舞，我们在上坟……”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表明了他自觉与主流文学划清界限。然而我对这些重大变化后知后觉，我只是把张承志的小说放在“寻根文学”的框架里进行认真分析，并且认为他的小说在当时文学领域中最具有现代意识。
对于他的另一部长篇小说《金牧场》，我也是爱不释手。此作还在杂志上发表，上海的批评家、我的朋友吴亮以他惯有的尖锐撰文批评，认为小说的理想主义仅属于古典和浪漫且已过时，而我忍不住要捍卫这部小说，写了一封公开信做辩解。我认为，现代主义有自己的精神理想，它并不体现在外部时空，而是凝聚在人的自身。当尼采狂呼“上帝死了”的时候又进而指出，上帝是被“我”和“你”杀死的。也就是说，人是有力量杀戮自己幻想出来的偶像的。上帝死了，人还存在，更加突出了人是唯一存在，唯有人的体内滚动着灼热的血液、精气和渴望。这是张承志呼喊的“绝望的前卫满怀希望”的意义，我体会这也是人的理想所在。依照我的理解，我特别注意到《金牧场》里塑造了一个日本人平田英男，这是张承志笔下难得出现的一个现代世界中近乎完美的艺术形象。平田英男是现代社会的普通人，作为知识分子，他平实、坚毅、文明、健康，不但能够在高深的精神领域里尽情漫游，也能够从事平凡的日常生活。他白天从事研究，晚上照常要去接孩子，做晚餐，一切都是平民的，他是一个现代文明社会的真正强者。我把平田英男看作是张承志的精神兄长，期望在这类青年人物形象身上，升华现代世界的精神理想。但我后来发现，我误读了张承志的小说，我以后再也没有从张承志小说里读到过这一类人物形象，也不知道张承志后来对《金牧场》作大量删改时，有没有删掉这个人物。不过我至今还是坦然地说，我喜欢这个人物。
1984年到1989年是张承志深入哲合忍耶学习修炼的阶段，他沉潜于新疆、甘肃、宁夏等西北地区，与大量底层的贫困群众在一起，观察他们的生活与信仰。这个阶段他还未忘却小说创作，他把西北高原的风土人情与伊斯兰精神高度结合，写出了一批“非常完美”的中短篇小说，如《黄泥小屋》《残月》等。我称这批小说“非常完美”，是指张承志前期理想主义、先锋精神和后期的伊斯兰信仰在这里相逢碰撞，以文学形式完美结合而筑成一座丰碑。我在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时，关于张承志那一节专门论述，把《残月》选为他的文学代表作，与张炜的《九月寓言》、韩少功的《马桥词典》一起，归入“民间理想主义”的创作思潮，作为二十世纪中国当代文学的压台之作，也作为我的文学史观的理想之作。顺便说明一下，我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从当代文学创作中提取出“民间”的创作理念，正是来自这样几部作品的启发。
也许读过文学史教程的读者会觉得，《残月》是短篇小说，与后两本长篇小说放在一起作为一个世纪的文学史殿后，在体例上不太协调。我的回答是，短也无妨，新文学开山也是一篇短篇小说，却胜过晚清民初上百部长篇小说。何况《残月》背后，联系着张承志后半生的行为选择，联系着他以长篇小说形式写就的《心灵史》。我不打算在这里讨论这本书，我一向认为，教外人士不要随便议论宗教的经典文献，不懂就是不懂，无知不能无畏。我是无神论者，但我自立规矩，过寺庙绝不妄议佛门，读圣经绝不轻薄神迹。寺庙与经典都是我学习文学和美学的材料，一旦超出文学和美学的知识范畴，我只能默默尊重。记得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人文精神”讨论的时候，流行过一本萧夏林主编的书《无援的思想》，副题是“关于《心灵史》的散文随笔”，里面收录了一篇我与张新颖、郜元宝、李振声的讨论文章。我读《心灵史》确实受到很大震撼，但同时以我对现实国情的认识，又觉得这本书应该在相关的宗教领域发挥作用，而不应该成为商品经济大潮下的畅销书。这本书的出版确实引起轰动效应，引起极大的社会反响，当然也引起争议——作为一部小说，难免让人品头论足，说是道非，随之也带来了某种限制和困境。但我丝毫也没有减弱对这本书的敬意。沉默了二十年以后，2012年，《心灵史》的改定本以精装版形式重新面世，我有幸获得一本作者签名的珍贵版本。张承志把此版本所获得的收益全部捐献给受难的巴勒斯坦难民，将十万美金亲自送到了巴勒斯坦难民营，用“手递手”的仪式，完成了对四百七十六户巴勒斯坦难民的捐献。那一年秋天，张承志亲临复旦大学公开演讲，向复旦大学学生们介绍了他去战火下的巴勒斯坦难民营的全过程。据说，他还去了南京大学、上海亚洲思想论坛等处，五次公开报告他的中东捐献之行。我获得他的允许，把他的演讲稿与数十张照片，都刊登在我与王德威教授主编的《文学》创刊号上。
自《心灵史》以后，张承志宣布不再写虚构小说，但依然没有停下文学创作。从《荒芜英雄路》开始，十多本编年体文集陆续出版，记录他后半生的生活和思想。这些文集被笼统地称为散文集，其内容是学术、考据、游记、演讲等多种文体形式的汇集，散文是有学术气的散文，而学术文章也是激情的文字，通过散文的形式表达出来。而且，于我的私人经验而言，这些文章也多少都有些交集，让我在惊喜中感到亲切。比如他的散文《桥断时节》，关于埃迪尔内的大桥，我一无所知，但作者写着一座桥，又联想到另一座桥：波斯尼亚的德里纳河的桥。关于那座桥我倒略知一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读过南斯拉夫作家安德里奇的《德里纳河上的桥》，与张承志在旅途中阅读的是同一部小说的中译本。张承志关注的是中世纪伊斯兰文化的灿烂和土耳其丞相穆罕默德·巴夏的政治善举（造桥和“瓦科夫”基金），而我在四十年前阅读的感受不同，那时我写过一篇书评，复述了小说里讲过的一个故事：德里纳河大桥建造过程极其残酷，民众不堪忍受，小说中一个英雄拉底斯拉夫用原始方式破坏建桥，遭到了惨不忍睹的“桩刑”。他的尸体被钉在桥上，像耶稣那样，成了苦难与不屈的象征。这座历史悠久的石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摧毁了，但它见证的人间苦难却远远没有结束，从昔日的波黑战争到今天的俄乌冲突——作者在文章结尾关于“魔鬼挖沟”的寓言，不同样令人深思吗？
关于丁玲，我不认为张承志有深刻的研究，但我从这篇短短的散文里，读到了一点新鲜的感觉。作者竟然三次关注到丁玲早期的“安那其”，就仿佛是从冷却的炉膛里发现了点点未熄的灰烬一样，他还提到了参加过西班牙内战的白求恩，西班牙内战也是安那其积极参与的一场反法西斯的正义之战。作者说道：“至于我个人，由于她魅力的个性介绍，一步步地，开始向安那其（无政府主义）求索。那个从1928年到1979年之间苦斗的个性，渐渐与我的小小孤旅重合了。”读到这里，我有所悟，我与张承志之间的精神连接，我与这位杰出的中国当代作家、伊斯兰的学者、永远不知疲倦的探索者和追求者，虽然生活经历南辕北辙，知识背景也风马牛不相及，但是我在想，也许在追求最高的精神理想上，能否惺惺相惜、孤旅重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