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千帆的文学批评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程千帆（1913—2000）是20世纪中国学术由传统到现代转型过程中出现的著名学者，他治学范围宽广，在古典诗学、校雠学、史学等诸多领域均有很深造诣，而最能体现其治学风格与业绩的，则是他的中国文学批评研究。在这一领域，程千帆不仅奉献出了令人瞩目的学术研究成果，更在方法理论的探索与实践上给予后人以启迪。今天，程千帆所提出的“文艺学与文献学精密结合”的文学批评主张，已然成为古代文学研究者们可资借鉴的重要方法论之一；由程千帆弟子和再传弟子共同努力而形成的学术群，也已成为当下中国学术界富于生气和广泛影响的力量。站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回顾程千帆文学批评思想之特质，探索其形成过程，思考其当代价值，这不仅关涉着如何评估学科发展历史、怎样看待既往学术积累等问题，更决定了我们要以何种姿态和做出怎样的准备去面对中国文学批评的明天。
一、“感”字当头、知能并重：以诗为本位的批评特色
1986年，程千帆在代表性论文集《古诗考索》出版后,被人询及治诗经验时，曾坦率地说：
我认为：文学活动，无论是创作还是批评研究，其最原始和最基本的思维活动应当是感性的，而不是理性的，是“感”字当头，而不是“知”字当头……由感动而理解，由理解而判断，是研究文学的一个完整过程……从事文学批评研究的人不能自己没有一点创作经验。在我国文学批评史上，没有一个理论批评家是不能创作的。
这番夫子自道显然有着金针度人的良苦用心，就其内容来说，实际上为后学指示了文学批评实践的两个递进层次，即怎样才能有效地进入文学批评和怎样才能更好地进行文学批评。
关于怎样才能有效进入文学批评，程千帆认为关键在于处理好“感”和“知”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感”指文学批评者在进行批评实践时能对批评对象有特别的情感反应，而“知”则指能从理性角度对这种情感反应予以分析、理解和判断。“感”是“知”的前提，批评者对文学作品产生了某种强度的真实情感反应（即被“感”动），才能有强烈的意愿去弄明白这种情感反应的生成机制，也才能进入区别于一般读者的专业文学批评层次。相反，对作品无“感”的文学批评，注定只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即便讲得头头是道，也总是隔靴搔痒。此外，“感”也是“知”的目的，当批评者在最初对文学作品有所“感”，并能进而予作品及其所激发的情感反应以理性之观照后，回过头来再欣赏作品本身，则此时的“感”经由理性的淬炼，变得更加亲切体贴，纯化为读者深得作者文心之后的喜悦，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审美感知（或云“艺术感受”）和道德感发。程千帆谓：“对艺术实践是知—感—知—感—知，而不是知—知—知—知。” 此虽统创作与批评言之，但却非常精炼地揭示了中国文学批评从“感”到“知”、从“知”再到“感”，情感始终参与其中，因“感”以始、以“感”而终的完整过程。这一观念，也即刘勰《文心雕龙·知音》所谓：“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夫唯深识鉴奥，必欢然内怿。”文学批评者（“观文者”）始于“入情”（文辞是途径），终于识得文心（“深识鉴奥”）后的内心愉悦（“欢然内怿”）。而这种批评观念如果再上溯其源，则显然是对孟子“说诗”思想的继承。《孟子·万章》：“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许慎《说文解字》曰：“说，说释也。”段注云：“说释即悦怿，说悦、释怿皆古今字，许书无悦、怿二字也。说释者，开解之意，故为喜悦。”程千帆“‘感’字当头”的文学批评观念，正是中国文学批评传统的当代回响。受这一传统影响之下的文学批评活动，坚持认为文学批评是一种情感（“感”）伴随始终的实践，有别于西方文学批评重客观分析、强调理性判断（“知”）优先性的做法。
关于怎样才能更好地进行文学批评，程千帆认为关键在于处理好“能”和“知”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能”指的是批评者的创作经验和批评者所理解的古人创作经验，“知”则指批评者的理论修养以及批评者对古代文论思想主张的理解。经验与理论之间的张力问题，一直是艺术批评关注的核心。程千帆认为从事文学批评的人要有一点基本的艺术创作经验，这样才能更好地进行文学批评研究，因为：一方面，有了创作经验，才能对古人创作甘苦产生共情，对作品易“感”，也才能更好地理解前人的理论。这主要缘于古人的理论主张往往建立在对具体作品的批评之上，只有弄明白了他们所据以立论的作品（即当时的创作经验），才能真正理解古人的各种文学理论主张。程千帆认为作品是理论批评的“土壤”，不研究和理解作品，就无法研究和理解理论，更无法体会理论与理论间的内在联系，无从理清批评与批评间的真实关系，因为它们往往起源于对作家作品和文学风格的具体评价。离开作品而言理论，就不免陷于空洞，难以把握问题的实质。《读诗举例》是这方面具有典范意义的文章，程千帆借助具体而丰富的古代诗人创作实例，从系统层面考察了形神、曲直、物我、同异、小大等几对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概念，让读者对它们的来源、含义与使用惯例等有了明确的了解。此外，中国古代文论又有其鲜明特色，不像西方文论那样有着严密的逻辑性和体系性，即如程千帆所指出的：“我国古代文学批评中的多数著作，具有省略过程，直抒结论，因而显得短小精悍的特色。”故而在研究时，就必须结合具体作品予以疏解辩证，这样才不至于如坠雾里、不知所云。《王摩诘〈送綦毋潜落第还乡〉诗跋》《〈复堂词序〉试释》等文章是这方面的范例，它们均结合作品本身,予古代诗词批评家的简短评语作周详之疏解，使人读后豁然开朗。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从历代作者的创作经验中，还可以抽绎出更多、更有活力的理论，丰富古代文学理论的宝库，进而激活传统、服务当下。如果说前一方面文学批评研究的重点在“古代的文学理论”，意义指向过去，涉及如何准确理解古代文论遗产的话，那么后一方面的重点则在于“古代文学的理论”，其意义则在于当下与未来。程千帆在20世纪80年代初别具只眼地提出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研究“两条腿走路”的主张：
从理论角度去研究古代文学，应当用两条腿走路。一是研究“古代的文学理论”，二是研究“古代文学的理论”……这两种方法都是需要的。但在今天，古代理论家从过去的及同时代的作家作品中抽象出理论以丰富理论宝库并指导当时及后来创作的传统做法，似乎被忽略了。
应该说，程千帆对“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之意义的揭示，为古代文学批评研究开发了一座“富矿”，从此举凡古人创作之文学作品皆可成为文论研究的对象，而不再局限于过去的诗文评、经、子、文集序跋等有限范围；又为古代文学批评研究掘出了一孔“新泉”，从此批评研究不必继续局限于对古人既有理论的阐释和再阐释，可在古人作品中直接提炼出具有活力的理论思想，为当下和未来的文学创作与批评提供借鉴与营养。以程千帆《古典诗歌描写与结构中的一与多》一文为例，作者以杰出的艺术敏感觉察出“一与多”不仅作为哲学范畴被古典诗人所认知，还作为美学范畴和艺术手段为他们所采用；“一与多”的多种形态在古代诗歌作品中的反复出现，“是为了如实反映本来就存在于自然及社会中的这一现象，也是为了打破已经形成的平衡、对称、整齐之美。在平衡与不平衡、对称与不对称、整齐与不整齐之间达成一种更巧妙的更新的结合，从而更好地反映生活”。 这种对于诗歌表现复杂技巧的深度考察，得出的是前人未曾总结的艺术规律，更是后人可能据以完善诗歌创作的法则。古典文学的活力和生气经由程千帆这样批评家的阐发，得到了很好的呈现。
通观程千帆关于文学批评实践两个递进层次的思想，不难看出他始终是将作品（也即诗）放在根本地位的，有学者将之总结为“以作品为中心的文学研究方法”， 诚为不刊之论。“感”“知”辩证关系的纽带是文学作品本身，“能”“知”互动的基础是围绕作品而存在的创作经验本身。舍去了文学创作经验及作品自身，文学批评将失去焦点与支点。
既然文学批评研究应以作品为中心，而研究方法又由研究对象的性质所决定，故文学的研究所使用的方法，就应该是文学式的，而不是哲学式的或史学式的。哲学式的研究体现为思想（或主义）的阐发，史学式的研究体现为文献的考证（或云历史考据）。文学不能成为思想或者主义的传声筒，这样既会让对思想或主义的理解变得庸俗肤浅，又会损伤对艺术思维特质的探析；同样，文学作品也不能仅仅被视作为史料，从而丧失其自身的审美价值。20世纪80年代初，程千帆曾在“杜诗研究”课上指出：“现在谈杜诗思想性的较一般，谈艺术性的则陈词滥调。要把古典文学搞上去，要打破许多框框。重要的一点，不要把艺术品当作史料……杜甫之所以伟大，是他的诗不能为《两唐书》所代替。要把诗当作诗来研究。”“把诗当作诗来研究”就是正面肯定文学的独立价值，重视文学自身的思维特质。
由于中国文学常常涉及人事、地理和时间，故与历史关系至密，因而在研究中国文学时，就不可避免地面对批评与考据关系问题。程千帆认为文学研究中的考据与历史研究中的考据虽然采取的办法相同，但目的却有差别。古代文学作品撰作时代距今已遥，其时之文化习俗、用语习惯、制度背景，甚至作品本身的文本形态等，都成为今人理解作品的障碍，故需要在文学批评实践时采用考据的办法，廓清作品周围的层层“迷雾”，以方便批评者由此进入作者的艺术世界和心灵世界。因此，考据只是一种通往理解的手段，绝非文学批评的目的。典型的例子是，阅读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时，读者有时会遇到“好而不通”“通而不好”的现象，比如唐代边塞诗所记述的地理方位、距离等信息常存在与实际有出入甚至相悖的问题。从前的研究者执着于“通”或“不通”，或是藉由层层考证责备诗人创作态度草率；或是曲折论说，强为诗人辩解，否认矛盾之存在。两种态度看似对立，实则毛病相同，即持历史考证之法以代文学研究之法，因而也就触及不到作品真正之“好”处。程千帆认为唐代边塞诗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为了唤起人们对于历史的复杂的回忆，激发人们对于地理上的辽阔的想像，让读者更其深入地领略边塞将士的生活和他们的思想感情”，因此后世读者对于这些所谓的“错误”，不妨加以忽略。此外，程千帆隐然另有一宏大学术抱负，即在文献考证无从措手的时候，却可以利用艺术分析的办法来帮助解决文献层面上的问题。例如《古诗十九首》的产生年代，由于文献无稽，故历来多有争论。文献考据在此走入困境，问题看似无解。程千帆却独辟蹊径，认为可以利用形象思维的特征来加以判定——由对这组诗的细致阅读，可以感知诗人所怀有的极大忧患意识，惶惶不可终日、毫无希望，而如果把东汉的历史一一排比，则只有桓、灵之世，即整个东汉帝国行将灭亡、农民起义迫在眉睫之际，才可能出现诗中所呈现的抒情形象。这样的判断，是“用形象思维来理解来支撑这个逻辑思维”，不是用考据能够解决的。
总之，之所以反对用历史考据取代文学研究，主要是鉴于文献考证与文学批评背后所关涉的两种思维方式之间的差异——文献考证需要逻辑思维，而文学则是形象思维的产物，故文学批评一方面需要符合现代学术研究范式的逻辑思维，以摆脱那种印象式的文学鉴赏方式，另一方面同样也需要符合文学艺术自身特征的形象思维。程千帆说：“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并重，对古代文学的作品理解要用心灵的火花去撞击古人，而不是纯粹地运用逻辑思维。”
从20世纪40年代提出“将批评建筑在考据的基础上”，到90年代提出“文艺学与文献学精密结合”的“两点论”，程千帆通过实践不断探索什么才是理想的文学批评研究。可以说，“两点论”是程千帆文学批评思想的结晶。所谓“文艺学与文献学精密结合”，“结合”的中心依然是文学作品（主要是诗）本身。由于文学批评的对象是诗，故批评者要充分尊重诗的特征，坚持以诗的方式进入、以诗的方式思考、以诗的方式表达，批评的起点是诗、终点是诗、重点也还是诗。要把诗当作诗来欣赏、批评和考证。因此，文学批评中的考据，就只是协助获得诗意文心的工具，而不是判断作品价值高低的标准；文学批评中的逻辑思维，就只是让艺术形象更鲜明、更条理、更具有感染力的手段，而非冷冰冰、毫无感情的“解剖刀”。至于“精密”，不是简单的艺术赏析（文艺学）加文献考证（文献学），更不是某种固定配方（比如一半文献考据一半艺术赏析），而是以结果为导向的、以实现对作者创作意图把握为目的的理想批评境界。
二、斟酌古今、贯通中西：不断超越的方法论追求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学术由传统往现代转型。在这一过程中，对传统的反思和对方法的焦虑相伴而行。在胡适、傅斯年等人的倡导下，用西洋科学的方法与理论从事“国故”研究成为一时潮流所向。之所以需要借重西洋，乃因时人多误以为中国自身学术传统缺少能够利用的理论与方法。仅就文学研究领域而言，即便很多人认为中国文学不乏较为丰富的批评文献，但从整体上说还是太过于零碎散漫、不成系统，更谈不上什么方法和理论了，故要想开展文学批评，只能求助西方。这种认识根深蒂固，其影响力甚至一直延续至20世纪七八十年代。
面对西方学术思潮的刺激与挑战，固然有人站在民族文化立场上予以回应，但在本质上与全面模仿西方的做法并无二致，他们应对西洋学术的态度都是不对等的、意气争胜式的。故在既受过传统学术熏陶又在西洋学术环境中历经训练的陈寅恪眼中，这两种态度可谓“田巴鲁仲两无成”，亦即“旧派失之滞”“新派失之诬”，“旧人有学无术，新人有术无学”。他本人所要努力追求的则是“不古不今之学”。关于这句话的理解，众说纷纭，但作为与陈寅恪虽没有直接师承关系却因家族世交而终生追慕的程千帆，他的解释却最得其实：“（陈先生）觉得自己的学问既不完全符合中国的传统，也不是完全跟着现代学术走，而是斟酌古今，自成一家……即不古不今，亦古亦今，贯通中西，继往开来。”陈氏治学重视方法，其“以诗证史”的史学研究方法为后人树立了一个典范，他的方式不是唯北美或欧洲学术思想马首是瞻，而是自创一路，强力绾合中国传统与西洋学术。
1954年4月，沈祖棻在她和程千帆合著的《古典诗歌论丛》“后记”中自陈他们这些论文撰作的命意是“尝试着一种将批评建立在考据基础上的方法”。“将批评建立在考据基础上”的方法，体现的正是一种在文学研究领域力图将中国传统与现代学术（以西洋学术为代表）融通起来的用心。然而，正如有学者曾敏锐指出的那样，程千帆对于陈氏的学习，“不是行迹上的亦步亦趋，而是在把握学术宗旨的前提下，根据自己的研究内容，在学术实践中‘有所法’又‘有所变’，将重心由‘史’转移到‘诗’。”陈寅恪“以诗证史”“以史证诗”（或统谓“诗史互证”），是“利用中国诗之特点来研究历史的方法”，而程千帆所求索的则是一种诗学研究的方法。在陈氏那里，诗歌只是便于考证的史料，其作用只是“补充和纠正历史记载之不足”，而在程千帆这里，诗则不仅是研究的出发点，更是研究的落脚点。虽亦涉及考证，但目的并非证诗之真伪，而更多的是提供读诗的参证和联想的凭借。这方面具代表性的例子是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一书。该书撰作之缘起是1936年陈寅恪《韩愈与唐代小说》一文被人译为英文发表在《哈佛亚细亚学报》第一卷第一期（中文原稿未刊），程千帆看到后，不满英译之疏失与费解，遂“准寅丈平日行文之例”，回译为中文，发表在1947年《国文月刊》第57期。陈氏立足史料，以韩愈为例揭出行卷与唐代小说之关系，可谓目光如炬，但由于篇幅较短，故其结论仅具提示治中国文学史者留意行卷现象之价值。程千帆三十多年后撰成《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不光踵事增华，全面考证了唐代科举制度下的行卷风尚（这显然是制度史研究的范畴，体现的是他对于陈寅恪的心摹手追），其更深刻的意图还在于进一步揭示了“举子们用怎样的态度去行卷，所谓当世显人又用怎样的态度对待那些投来的作品……行卷能否促进文学的发展”。这种侧重文学心态和文学思潮的研究取径，让程千帆的这项研究突破历史考证的局限，通过对制度与文学间互动的考察，一方面澄清了唐诗繁荣与科举制度无关的既往普遍误解，另一方面辩证地揭示了科举制度中除省试诗赋外，以文词为主要考试内容的进士科举所诱导的行卷之风，其对于诗歌、古文、传奇等文体发展所起到的促进作用。该书虽然篇幅不大，但材料闳富，精义迭出。问世之后，立刻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
如果说“将批评建立在考据基础上”方法的提出是20世纪前期西潮汹涌背景下，程千帆立足文学研究领域对如何挽回中国学术自尊问题的思考，是时代影响下涌现的众多智慧之一种的话；那么，“两点论”（即“文艺学与文献学精密结合”）方法的提出，则针对的是20世纪中后期中国学术界出现的新问题，显现出了超越时代、引领学术走向的特色。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思想文化战线开始对之前的极左思潮开展反思，国际学术文化交流重新开始。程千帆没有因为个人的遭遇而放弃对于学术新知的追求，他始终关注着国内外学术界发展的动向，比如1979年10月12日致信叶嘉莹，罗列自己“所欲知晓各事”，诸如欧美著名汉学中心和著名东方学（汉学）学术刊物之名称、地址及主持人信息，研究汉语古典诗歌及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之学人及其主要著作信息。如今回过头来看，这种探索新知的热忱是超出群伦的。20世纪80年代，在整个中国学术界反思此前古典文学研究存在的问题时，程千帆就十分敏锐地指出问题，为后来的研究开出方向。比如1980年7月11日，他在《社会科学战线》编辑部召开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座谈会”上第一个发言，指出文学批评庸俗化和文献整理与考据缺乏的现状。然而，由于学术风气变化之迅速，到了90年代，情况似乎出现反转，古典文学研究虽然不再大谈“主义”了，但作为“学问”表征之一的文献考据却愈发占据主导地位，从而导致真正思想性的缺失。程千帆于此时又针对性地提出“文艺学与文献学精密结合”的“两点论”，貌似一反其在80年代的主张，实则都是针对时代出现的新问题而给出的中肯且富于前瞻意识的意见。
“两点论”具有矫正时弊之用，又富于学术发展的前瞻性，这体现在：首先，“两点论”的命意在于探索中国文学批评自己的方法与理论。文学批评能摆脱主义的制约，固是一种进步，但却不能因此将理论的位置空出来，让文献考据无节制地侵占，甚至演变成一种新的“主义”（考据至上主义）。之所以会出现考据侵蚀理论现象，究其因，还是在于没有建立一套属于自身传统的文学批评理论与方法，于是只能一再借用，而稍有不慎便有削足适履、“贴标签”之虞。因此，程千帆希望并努力立足于中国文学本身，在中国传统中找到文学批评的理论与方法。1941年至1943年程千帆任教武汉大学和金陵大学期间，即编有《文学发凡》一书，该书《自序》说：“通论文学之作，坊间所行，厥类甚夥。然或稗贩西说，罔知本柢；或出辞鄙倍，难为讽诵。”该书分上下两卷，上卷为“概说”，包含文学之界义、文学与时代、文学与地域、文学与道德、文学与性情5篇；下卷为“制作”，包含制作与体式、内容与外形、模拟与创造、修辞示例、文病示例5篇。结合序言和体例，可见以中国文论资料为基础建构中国文学理论的用心。这种用心在随后三四十年间一直体现在他撰作单篇论文中（相较于洋洋洒洒的专著，他更看重有真知灼见的单篇论文），直到晚年搁笔，待后来人继续努力。
其次，“两点论”呼唤一种全球化的文化视野和比较眼光。程千帆认为古典文学研究者应该努力了解西方学术研究（特别是其中中国学研究）的动态，如他在阐释“两点论”时，就明确说要充分运用“国外汉学家的材料”。此外，他还态度鲜明地批评了学术界存在的轻视国外中国学的倾向。了解西方学术的目的不是借用若干个时髦的术语名词来生搬硬套中国的材料，而是要学习别人提出问题的角度，了解术语背后的理论背景和解释框架，进而来反思自己的批评观念和阐释方式，以求得对中国文学作品的贴切理解。程千帆《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与被误读》一文在此方面作出了精彩的示范。张若虚《春江花月夜》对于今人来说是唐诗绝对的名篇，王闿运、闻一多等诗论大家皆曾给予过极高评价。程千帆对该诗的研究，没有停留在作品本身，而是意图通过梳理该诗在后代文学史地位的浮沉来观照文学风气的嬗变。作者考察了这首作品在历代总集、选本、诗话中的隐显状况，指出该诗在明以前不彰，直到高棅《唐诗品汇》、李攀龙《古今诗删》因重视“初唐四杰”而连带选入，才改变了自身的地位。此外，作者力纠王闿运、闻一多以来将该诗视作宫体诗的流行观点，指出“四杰”已然与宫体诗划清界限，《春江花月夜》不能被归入宫体诗范畴。这篇文章，虽然研究对象只是一首唐诗作品，但作者却采用比较的方式，在文学史的流变中，揭示不同时代对于该诗的接受状况，以及背后诗歌风气和审美趣味的变化。识见通达，逻辑谨严，成为后人绕不过去的名作。程千帆后来在接受访问时提到这篇文章的写作是“有意识地采取了一些新的视角……涉及到接受美学的问题”。虽然限于时代等因素，这里的比较还处于早期探索阶段，但程千帆避免先谈理论，一切从作品出发的做法，相较于那些不重视理论（或云不善于理论思考）和对理论生吞活剥的做法，境界有云泥之别。
总之，程千帆是一位极其注重方法之探求与实践的学者，从“将批评建立在考据基础上”到“文艺学与文献学精密结合”的“两点论”，虽然针对的时代问题不同，但其内在精神则是一贯的，即对作品及其背后文学艺术规律的重视，以及折中东西、自我超越的学术旨趣。
三、回向文学、重视理论：程千帆诗学的当代价值
近年，学术界回顾新中国70多年来古代文学研究发展历程，瞻“前”顾“后”，思索未来远景和可能进路。与此同时，对当前古代文学研究存在的各种问题，也作了深刻的剖析。学者们敏锐地指出了当下古代文学研究界蔓延着的各种令人忧虑的问题，比如古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缺乏文学感悟能力以至于无法看懂诗人的创作意图，研究者缺乏深度解读文学文本的能力，文学研究呈现“空心化”趋势，“泛文学”研究兴盛带来文学性研究的式微，等等。这些问题体现在中国文学批评研究领域，则可见当下的研究工作大多集中在批评文献的收集与整理，从诗话、词话到文话、赋话，从“精粹”“选编”到“类编”“全编”，从“校笺”“注疏”到“汇评”“集释”，不一而足；各种课题研究项目，亦每喜以“某某文献整理与研究”为名号，以示“扎实”“见功夫”。然而颇显吊诡的是，这种对于文献的热衷甚至迷恋，似乎并没有让当前研究的整体水平达到令人期许的高度，以至于让有的西方中国学研究学者直言：“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欠缺理论意识”，“大陆出版的最有价值的书是古籍整理，而不是研究著作”。这种指责背后固有不同动机，不能一概而论，但其所针对的问题，则应该成为中国学术界反躬自省的契机。有中国学者一针见血，将当前古代文学研究存在的问题概括为两个方面：其一是“以文献挤压批评，以考据取代分析，以文学外围的论述置换对作品的体悟解读”，其二是“‘纯文本’研究往往流于印象式批评”。前者即是当前所流行的文学外部研究路径（属“文学文化学”“文学社会学”范畴），而论其实，则是“以史证诗”逻辑的翻版；后者指古代文学研究中另一种取径，此类研究或罔顾中国文学传统、援各种西洋新奇思想以“强作解人”，或根本不讲理论，只顾“去语境化”地操控几个传统术语，故弄玄虚地自说自话。当此之时，“回归文学本体”“回向文学研究”越来越成为学术界有识者们共同的呼声。
实际上，无论是以文献考证取代文学审美研究，还是仅止于印象批评层次的文学研究方式，它们共同的缺陷在于不能以文学为本位。不以文学为本位，不以获得诗意文心为目标，文学作为一种艺术表现形式背后的审美思维机制也就成了研究者无法或不愿企及的研究鹄的，而原本应该只是帮助批评者进入艺术世界手段的文献考证反倒成了目的，于是种种考所不必考、据所不能据的二手材料、边缘性材料甚至被古人有意舍弃的材料，竟成为人们竞相追逐使用的稀世珍宝，材料俨然成了学问的代名词。因为不能做到以文学为本位，不能有效结合文学创作经验和作品本身，故无法从中抽绎出符合中国文学实际的、富于民族特色的文学批评理论与方法，谈不上据此以与西方批评理论作平等之对话与交流，更遑论在折中中西思想的基础上，于新的历史情境中，激发古典与传统的活力。
面对上述问题，在思考应对办法和可能出路的同时，我们赫然“发现”：一方面，如上所陈文献考证与文学批评、文本分析与理论思索之间的争议，这些问题本身并不新鲜；另一方面，关于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以程千帆为杰出代表的先辈学人，实则早已有了成熟的思考与成功的实践。比如程千帆早在1942年就曾指出清代考据之学借着西洋学术传入、新文化运动兴起的契机，在“所谓科学方法一名词下，延续其生命”，进而导致古典文学研究与教学中出现各种弊端，即“以考据之风特甚，教词章者，遂亦病论文术为空疏，疑习旧体为落伍。师生授受，无非作者之生平，作品之真伪，字句之校笺，时代之背景诸点”。1954年程千帆又说：“没有将考证和批评密切结合起来……就不免使考据陷入烦琐，批评流为空洞。” 这样的言论，今日听来，仍让人觉得深中肯綮、掷地有声；而如果重读前文所例举的《古典诗歌描写与结构中的一与多》《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与被误读》《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等文章和论著，以及限于篇幅尚不及表彰的《相同的题材与不相同的主题、形象、风格——四篇桃源诗的比较研究》《一个醒的和八个醉的——读杜甫〈饮中八仙歌〉札记》等文章，则仍会让当代的读者们叹服于作者敏锐的艺术感觉、精当的审美分析、自觉的理论方法。于是，我们真不知是该感慨程千帆半个多世纪前即具有如此卓越的预见能力呢？还是该惋惜今日之古代文学研究仍未有较大进展，依然在老问题上摇摇摆摆呢？无论如何，似乎都应该承认，程千帆的学术思想在今日远未过时，其学术思想所据以提出的众多研究成果在当下仍有被阅读、被踵武、甚至被推进之必要。
事实上，程千帆所精心培育的诸多弟子门生，在学术品格上恪守“敬业、乐群、勤奋、谦虚”宗风，在研究取径上遵循老师“以文学为本位”的研究方法，努力将“两点论”思想继承下去，产生一大批学术界为之瞩目的研究成果，比如关于文学流派研究方面的《江西诗派研究》（莫砺锋，1983）、《江湖诗派研究》（张宏生，1984），关于诗歌风格研究方面的《大历诗风》（蒋寅，1984），关于文学批评方法研究方面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张伯伟，1986）、《明代诗文创作与理论批评的交叉演进》（陈书录，1988），关于文体研究方面的《赋论》（曹虹，1984）、《魏晋南北朝赋史》（程章灿，1986），关于制度与文学关系研究方面的《北宋党争与文学》（巩本栋，1987），等等。这里所列举的只是程千帆在南京大学以新中国首批博士生导师身份所培养学生撰写的博士论文，实际上，一方面受教于程千帆的学生还有很多，包括早年在武汉大学培养的学生（如周勃、吴志达等）以及很多私淑并问学于他的学生；另一方面仅就这几位弟子而言，他们后来在各自专精的领域继续开拓，取得了更多更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成为我国恢复高考制度后培养出来的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佼佼者。正是由于他们在继承程千帆学术思想上有着共同的追求，故常被学术界视作为一个特色鲜明的学术群体。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由这批千帆弟子培养出来的再传弟子也已渐渐成为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和领军人物。由于他们大多与南京大学“两古”专业（指古代文学和古代文献）存在学缘关系，故程千帆“文艺学与文献学精密结合”的思想与方法经由老师辈的言传身教，从一开始就内化于心，成为他们的学术理想和自觉追求。又，相较于老师辈而言，他们学术成长的环境更加安定，接触外来学术思想也更为便利，故在他们的研究中，除可见对继承自程千帆学术研究方法的矜持外，更显现出一种对于理论更加开放、对于方法更勇于反思的气象。总之，通过程千帆弟子和再传弟子在当下中国学术界富于活力和生气的表现，以及由此造成的广泛影响力，可以在事实层面证明程千帆学术思想在当代依然拥有着不容忽视的价值。
程千帆晚年在阐述自己文学批评思想时，特别提及《周易》这部具有辩证法思想的经典。他将“易”的三个含义，即“变易”（指不断变化）、“不易”（指在特定的某个时空条件下是不变的）、“简易”（指一切真理都是朴素的），作为其“两点论”提出的内在精神向度。这提示我们在回顾和继承程千帆文学批评思想时，不能将之视作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和一劳永逸的处方，因为任何思想的产生皆基于特定历史情境，而思想一旦形成，欲发挥其效用，就需要将其置于特定时代情境中予以验证、调适和发展，任何试图超越历史、僵化接受的做法，都将对思想本身造成伤害。如前所述，程千帆的“两点论”思想本身不是一剂固定配方，而是始终针对着不同时期出现的不同问题，给出不激不随、持正理性的解决方案。比如20世纪80年代古代文学研究由于受各种理论的影响，学术研究多将文学硬性降格为思想的旁注，故此时的“两点论”思想显然更侧重于“文献学”一方，强调学术研究的基础在于材料和考据；而90年代后，当文献考据压倒甚至取代思想成为学问本身时，此时的“两点论”则显然又偏向了“文艺学”一方，即强调理论与方法之于学术研究的重要意义。同样的道理，后人在继承程千帆学术思想时，就不能生搬硬套、刻舟求剑，而应该力图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揆诸事实，程千帆的弟子们也确是按照这样方式来继承和发展老师学术思想的。例如，作为程千帆亲炙弟子中杰出的两位，蒋寅始终放眼中国文学之通代研究，并以清代文学为聚焦寻求对中国文学理论和批评传统的再认识，而张伯伟则在将文学研究的视域扩展至东亚汉文化圈的同时，更在中西比较的维度中反思东亚汉文学以及中国文学批评与方法的特色。他们相较于自己的老师，在研究视野、方法理论、切入角度甚至研究主题等方面都有显见的推进处，这是个人精进的体现，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但就他们所关切的问题而言，则又分明是对程千帆学术思想的继承与发扬，即以文学的方式去因应时代的变化，以理论的思维去探究美感的生成，以人文的视角去打量人性的幽微。那么，此后新一代、更新一代的学人，在遭遇更新的时代和更新的学术命题时，如何去继承前代学术遗产，又如何将之发扬光大，则需要我们每个人去努力思考、去付诸行动。
余论
清人阮元曾说：“学术盛衰，当于百年前后论升降。”今日学术界实证主义似乎愈演愈烈，在科技力量的加持下，更有蜕化成材料主义之趋势；此外，与全球化相影随的逆全球化势力，似乎也给世界范围内的学术交流与互鉴带来重重阻碍。当此情形下，文学欲彰显价值，学术欲求取进步，人类欲维持自尊，恐需要在历史传统中找寻继续前行的智慧与力量。正如斯维特兰娜·博伊姆（Svetlana Boym）所说的：“怀旧可能是回顾性的，但是也可能是前瞻性的……对于未来的考量使我们承担起对于我们怀旧故事的责任。”回顾程千帆的文学批评思想，其以文学为本位的文学批评主张，其立足中国文学批评传统又放眼世界的眼光，其富于人文精神的批评理念，是我们主动反思当前问题、探索未来可能性可资借鉴的宝贵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