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本文以沈从文早期作为“职业作家”的创作生涯为切入点，通过梳理其1920年代后期在京沪两地的创作历程，探讨新文学场域转型对沈从文写作方式与文学观念的影响与形塑。1924—1927年间，沈从文依托北京同人性质的副刊和小周刊，以大量写作构建某种“工作伦理”，强调文学作为严肃职业的尊严。1927年迁居上海后，沈从文继续以职业作家身份投身新书业，虽获经济收益与声名提升，却陷入市场规训与艺术探索之间的矛盾。通过对沈从文创作转型的个案分析，本文试图揭示早期新文学场域从以业余性和同人性为特色的非商业化运作机制转向商业化逻辑的演变轨迹，呈现其中经济、文化与权力的复杂互动，并提示“职业作家”作为文学史分析概念的潜力。

关键词：沈从文 新文学场域 职业作家 副刊 新书业

1982年5月，沈从文在湖南吉首大学的演讲中宣称，“我算是第一个职业作家，最先的职业作家，我每个月收入从来不超过四十块钱”1；而在两年前，他在与美国学者金介甫的谈话中也明确表示：“我算是第一个职业作家，一个月大约20块钱、30块钱。”2更早的类似表述，则出现于1966年的一份交代材料中：“我因此成了第一批‘职业作家’，每月有了一二十元收入。”3沈从文所谓“第一个”或“第一批”，自然是就新文学而言，从他的口气来看，他只是在陈述一件事实，并无自矜之意。相反，他反复提及收入的微薄，似乎意在表达早年卖文为生的困顿境遇。文学史家大体同意沈从文的自我描述4，然而沈从文对“职业作家”的身份念念不忘，显然不只是为文学史提供故实，而包含了他对自身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的关切。

事实上，沈从文早在1940年代，就曾多次谈及新文学史上“职业作家”的出现及其意义。时值抗战相持阶段，在西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任教的沈从文，有感于大后方作家生存的艰难和政治环境的恶劣，撰写一系列长文来总结新文学运动的历史经验，试图以此为新文学未来的发展校正方向。他特别提到北伐后新文学中心转向上海，新文学与商业结合，由此“职业作家”应运而生。然而，沈从文一方面指出“作品既成为商品，职业作家越来越多，作品便不免流于滥”5，对新文学商业化的弊端加以指摘；另一方面又认为“作品变成商品，也未尝无好处。正因为既具有商品意义，即产生经济学上的价值作用。生产者可以借此为生，于是方有‘职业作家’”6，肯定其正面价值。这种对“职业作家”的不无矛盾的态度饶有意味。再者，当沈从文晚年自居为“第一个职业作家”时，指的是1924年至1927年他在北京的创作生涯，而在1940年代的论述里，“职业作家”的产生则主要被归于1927年以后上海的商业化环境。这种时空上的错位也有待解释。凡此种种，不仅涉及沈从文在走上文坛过程中形成的写作姿态和策略及其中蕴含的价值观念，更关涉他所置身其中的新文学场域的运作机制及其变化，有必要作更深入的历史化的分析与探讨。

一、“职业作家”的诞生

1923年8月，沈从文来到北京，先是住在前门外酉西会馆，不久搬到北大附近的公寓中。在报考北大等国立大学未果后，沈从文开始尝试文学创作，但屡次投稿大多均以失败告终，直到1924年底，才在郁达夫的帮助下，于《晨报副刊》上发表散文《一封未曾付邮的信》。此后开始较多在《晨报副刊》发表短篇小说、散文和诗歌和戏剧。1925年春，他得到在《现代评论》担任发报员的机会，由此也在该刊上发表作品。同年8月，他经林志钧、梁启超介绍，在香山慈幼院图书馆任职。1926年9月，沈从文辞去香山慈幼院图书馆的职务，回到北大附近的公寓居住，完全以写作为生，直到1927年12月转往上海。严格地说，沈从文居住于北京的四年间，只有1924年底至1925年初和1926年9月至1927年12月这两段时间，称得上是过着“职业作家”的生活。前者是他文学生涯的起步阶段，文名尚不为人所知，而在后者这一时期，沈从文已经成为北京文坛小有名气的青年作者，基本可以依靠稿费维持生活，这也是他辞去香山慈幼院图书馆职务、决心做“职业作家”的底气所在。

按照沈从文1930年的记述，他第一次发表文章是1924年12月在《晨报·北京》栏上，“用一个别名写的短文，报酬为书券五角”7。这篇短文具体为何，已有学者做出考证，但并未得出一致的结论。8重要的是，《晨报》并未付给沈从文稿酬，而是以书券代之，对于这一规则，该栏曾在12月4日的“邮政柜”板块中明确说明。事实上，这是《晨报》各副刊的通例，之前担任《晨报副刊》主编的孙伏园即明确表示，“副刊不是一种商品的性质”，除非作者自己声明接受稿酬，编辑部一般不会给作者发放稿费。91925年，《晨报副刊》制定了具体的“投稿简章”，其中第七条规定：“本镌投稿报酬，分（甲）现金（乙）书券（可以订报）（丙）副镌合订本三种，希望现金报酬者，须载明受酬字样。”10同样是以书券作为稿酬，且特别指出希望得到现金稿酬者须主动说明，与孙伏园此前的说法如出一辙。虽然此时孙伏园已离职，但显然该规定代表的是《晨报副刊》的一贯思路，即非商品化的自我定位。

对于沈从文这样从外省来北京打拼的年轻作者来说，当然最好能取得现金稿酬。多年以后，他还记得在《晨报副刊》上第一次发表文章，得到稿费“三毛七分”11。这应该就是《一封未曾付邮的信》，全文约一千五百字，合每千字两角五分，可以说是相当微薄。12然而这已经让他“十分兴奋”，以为从此可以卖文为生，但沈从文的投稿之路并未从此一帆风顺，“大部分投稿还是如石沉大海”，以至于信心发生动摇，又动了回去当兵的念头。13到了1925年春夏间，他在《晨报副刊》上已经能够较为稳定地发表作品，按照千字五角的标准，每月可以领到四至十二元的稿费。14但这仍旧不能维持他在北京的生活，于是便一度去《现代评论》担任发报员，后来又去香山慈幼院图书馆当管理员，他最初的“职业作家”生涯便告一段落。

从《晨报副刊》的角度来说，既然宣称“副刊不是一种商品的性质”，就不会以稿费高低来定稿件的价值，现金稿酬更多是象征性的，自然不会太高。《晨报》本是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知识分子在北京的机关报，自有经费来源，副刊随正报发行，除了编辑的费用之外，也不会增加太多额外的成本。《晨报》每日正张连副刊售价三分四厘15，副刊每月合订本仅售三角16，相当于一篇六百字文章的稿费，可以说是相当低廉。所以孙伏园说“我们至今没有计算到什么赚钱与赔本”，“因为不是买卖的性质，所以也不怕赔本，对于作者虽稍薄待，对于读者则副刊的定价是再廉没有的！”17这一表述应是可信的。据沈从文自己当时的观察，《晨报》每日销量可达到一万份，副刊合订本每月可销售三千册，利润相当可观。18但这只是《晨报》及其副刊的巨大影响力所致，不能倒推说明其商业化的运作方式。

这里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即《晨报副刊》的作者很多都是北京在大学任教或政府机关任职的知识分子，并不依靠稿酬为生，尤其是在孙伏园担任主编的时期。19以周氏兄弟为代表的北大新文化人群体，构成了核心作者群，他们的稿件多是孙氏约来的。孙伏园不无骄傲地宣称：“本刊沿旧例只是聘人撰稿，决不想多收受投稿的。投稿的登载，只是代为宣布的意思，本无与于酬金不酬金。还有一层，投稿者不知本刊宗旨，任意撰述本刊不能收受之稿件，更是太不经济。”20主动“聘人撰稿”与“收受投稿”之间，俨然存在着某种高下等级关系。而且对于鲁迅这样的重要作者，还会给到千字二至三元的稿费，也比沈从文高得多。21或许正因为此，沈从文最初给《晨报副刊》投稿，就遭受了被孙伏园这位“权威编辑”“揉入字纸篓”的命运。22直到1924年10月孙伏园离职，改任《京报副刊》主编，带走了原来的作者群，《晨报副刊》一度稿荒，沈从文才得到在《晨报副刊》发表作品的机会，逐渐崭露头角。1925年10月，徐志摩接编《晨报副刊》，为了建立自己的作者群，开始对沈从文等“新近的作者”表示青睐。23此后，沈从文的作品在《晨报副刊》上大量出现，进一步巩固他作为新锐作者的地位。

更多的发表意味着更多的稿费，也就意味着沈从文在北京的生存处境可以得到改善。在大学教书或政府机关任职的作者可以不要稿酬，但这点微薄的收入对于沈从文来说却是至关重要。除了《晨报副刊》，《现代评论》也开始经常发表沈从文的小说，亦有稿费进账。24随着稿酬收入的增加，沈从文已经无须再仰仗香山慈幼院图书馆的工资，于是便于1926年9月回到城中，与胡也频等好友租住在北大附近的汉园公寓，过上真正的“职业作家”生活：“那时我们的文章已经可以经常在《现代评论》和《晨报副刊》发表了，我们若果善于处置生活，在北京公寓里每月的开支，是可以从稿费中得到那个数目了。”25具体的“数目”，我们可以参照1928年沈从文在《现代评论》上连载的小说《旧梦》中的材料推算。在这篇带有某种自传色彩的第一人称叙述的小说中，沈从文借主人公“我”之口详细交代了他在北京的写作生活：“一千字给一块钱，或者是六毛，我为了一种很远的希望努着力作，成天写。若是把成天写的去成天卖，五毛钱一千也罢，一天写三千，我可以得四十五块钱个月了”，这当然是理想的情况。“倘使每一个月兴趣好，写成六万字，然而退回来两万，失去了一万，剩下的则照六毛到一块钱一千字作价，从不会到三十块钱的”，这是较坏的情形。26以千字一元或五至六角的标准（很可能分别就是《现代评论》和《晨报副刊》的稿酬标准），每月二三十元的稿费收入是大体可以保证的，这也符合本文开头所引沈从文晚年的叙述。这样的收入水平在北京市民阶层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呢？根据社会学家陶孟和1926年至1927年间的调查，当时北京普通工人家庭每月支出在十七元左右。27换言之，沈从文的稿费收入足以养活北京下层四口之家而有余，虽远远不及大学教授和政府官员，但维持温饱的生活是没有问题的。

二、非商业化的北京新文学场域

沈从文的“职业作家”生活，是以大量的持续的产出为前提的。1926年一年，沈从文发表了各种文体作品七十余篇28，绝大多数都发表在《晨报副刊》和《现代评论》上。虽然稿费标准不高，但日报副刊和周刊较高的出版频率，依然为沈从文这样的年轻作者提供了广阔的发表空间，而且短篇作品的写作无须费心经营，投稿也允许有较大的“容错率”，这些都为沈从文卖文为生创造了前提。事实上，这样的文坛生态和场域环境，正是1924年10月以后才在北京逐渐形成的。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溥仪出宫，孙中山北上，这一系列事件让北京的政治空气空前活跃起来，舆论界阵营出现分化，各种日报的副刊和小周刊应运而生，代表着不同团体或派系的声音。正如高长虹所言：“这一次的政变与北京的出版界是很有关系的，政变以后，定期刊物很出了几种，除五四时期外，怕没有再那样热闹过吧？”29此前北京新文学主要的发表阵地就是孙伏园主编的《晨报副刊》，孙伏园辞职风波恰巧也发生在此时，于是有1924年末《语丝》的创刊。接下来性质类似的周刊《现代评论》和《猛进》登场，又有《京报副刊》及一系列附《京报》发行的周刊问世，一时间蔚为大观。新报刊的涌现自然会产生对新作者的需求，而这些新的副刊和小周刊分走了原先一家独大的《晨报副刊》的稿源，使得《晨报副刊》本身出现稿荒，这些都为像沈从文这样的新人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有意味的是，这些新出现的副刊和小周刊，无论是外在形态还是运作机制，都与《晨报副刊》有诸多类似之处。就形制而言，同为日报副刊的《京报副刊》自不必言，同以孙伏园周边的周氏兄弟等人为核心作者群的《语丝》周刊，基本上也是仿效《晨报副刊》。其他小周刊大体也处于同一系列。30再者，这些报刊多少都带有同人性质，即如与沈从文关系密切的《现代评论》，创刊时虽表示“本刊同人，不认为本刊纯为本刊同人之论坛，而认为同人及同人的朋友与读者的公共论坛”31，但在此后围绕“女师大风潮”的论争中，逐渐与《语丝》《京报副刊》等形成对垒之势，乃至梁实秋有所谓“现代派”与“语丝派”在北京文艺界相抗衡的说法。32沈从文也因此被人称作“现代评论派”33。

更重要的是，就运作机制而言，这些副刊和小周刊都遵循某种非商业化的模式，这与它们的同人色彩也有关系。《语丝》的创办费用本就由同人分担而成，34《现代评论》创刊时的经费则由国民党提供，35主编王世杰为国民党员而兼北大法科教授，该刊作者亦多为任教北大法政学科且具英美留学背景的学者。虽作者群派系色彩差异分明，但和《晨报副刊》一样，两者都不必考虑“计算到什么赚钱与赔本”的问题。《京报副刊》同样随《京报》发行，因同为孙伏园主编，编辑思路与之前《晨报副刊》相比并无太大变化。36至于《京报》旗下各周刊，按照社长邵飘萍的说法，用意在“援助学术团体”，“一方可以发表研究之兴趣，一方可以增加报纸之声光”，“而一班读者则可以不出分文得日读多量廉价的刊物焉”37。这些周刊的编者既无须出资，读者亦不必另外购读，费用概由《京报》承担，可见出版方丝毫没有商业上的考虑。

邵飘萍所谓“援助学术团体”来办周刊，表明这些周刊本身即带有同人性质。事实上，“七种周刊”之一的《民众文艺周刊》，正是沈从文最早的发表园地之一。该刊由胡也频、项拙等人以“民众文艺周刊社”的名义出版，于1924年12月9日创刊。在写于1931年的《记胡也频》中，沈从文回忆他因投稿《民众文艺周刊》而结识胡也频的经过，详细地记述了胡、项两人编刊的具体细节：“每到应行送稿的一天，两人坐了洋车或徒步轮流到京报馆去送稿，每期报出后，还常常亲自到报馆去，把那作为报酬的两百份单张周刊拿回”，再“分头抄写寄赠各处”的订户。38可见，胡也频等人编《民众文艺周刊》是没有现金报酬的，对于订户也是免费寄赠，作者自然也没有稿费。他们似乎完全是出于“初初从事于文学”的年轻人的“天真”性情，投身于这一工作，“只要有人阅读，他们就得到报酬了”。沈从文也深受这种热情的感染。39这应是当时北京这类副刊和副刊性质的小周刊运作的常态。

从报社的角度来看，在正张之外另辟副刊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只须找到合适的学术或文艺的团体即可。而副刊本身随正张发行的方式，决定了它一般不会单独售卖，除了像《晨报副刊》《京报副刊》另外出售合订本之外，大部分副刊都无利可图。这种非商业化的运作机制能够成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开办和运行副刊的成本极为低廉。《京报》可以一口气推出七种周刊，而负责编辑这些周刊的团体也不必自己出资，就能够获得一个稳定的公共媒介。也正因为此，对于像胡也频、沈从文这样的文学青年来说，接洽报社来办副刊就成为特别有吸引力的选择。《民众文艺周刊》停刊后，1926年秋，从香山回到城中的沈从文与胡也频、丁玲仍旧跃跃欲试，他们听说同在公寓中居住的其他文学青年“或说到某报正预备印行什么周刊，某报纸某人，已接洽了一个副刊”，也不免动心，开始四处打探，“因为当时的北京报纸，事实上凡可以印行副刊的，我们皆似乎已直接间接问过了，我们只希望每星期能占有什么报纸篇幅一角，为他们白尽义务编个副刊，结果还是无一处接洽得成功。每个报纸皆似乎随时可多添一个周刊，但轮到我们时，则地位已满，再抽不出空处了”40。可见当时为报纸编副刊在文学青年当中已经蔚然成风。不久，沈从文与胡也频联合于赓虞等同人，终于以“无须社”的名义，于1926年10月15日在《世界日报》上出版《文学》周刊，算是了却了一桩心愿。41

1924年末至1926年间北京文坛的这股副刊和小周刊的热潮，也引来了一些人的批评。当时在教育部任职的张奚若甚至有“副刊殃”的说法，特别指出学生群体对于副刊的依赖：“看副刊的是学生，做副刊的也是学生。”42这里所谓“学生”实际上也包括当时在住北大附近公寓里的边缘文学青年，沈从文自己就曾因在《晨报副刊》上发表的自述性散文《遥夜》而被林宰平误认为是大学生。43副刊的编者、作者和读者都是学生，似乎构成了一个封闭的循环，然而这个群体却通过这种结社办刊的方式，积蓄起某种生产性的能量，他们的文学活动也由此超越了单纯“职业”行为，而获得某种理想主义的意义。沈从文住在沙滩附近的公寓里，结识了一批北大学生和文学青年，深受这种气氛的感召，他晚年回忆起这段文学生活时，特别指出大学与报刊媒体的这种互动，催生出“几个报纸副刊，几个此兴彼起的文学新社团，和大小文学刊物”，“酝酿储蓄了一种社会动力，影响到后来社会的发展”44。

然而与《晨报副刊》相比，像《京报·民众文艺周刊》和《世界日报·文学》这样由文学青年主编、依托他们的小型社团的副刊，往往由于人员变动等原因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很难坚持较长时间。《民众文艺周刊》第25号（1925年6月23日）起改为《民众周刊》，改为由荆有麟主持，胡也频等退出。45《世界日报·文学》出到1926年11月26日第6号亦突然中止，等到1927年4月复活时，主编也换了人。46沈从文都是在这两种周刊的初始阶段发表作品，前者登载了九篇散文和一则通讯，后者则刊出了他的两首诗、一篇散文和一篇小说，就数量而言，远远比不上他在《晨报副刊》上发表的各类文字。这里还必须考虑另外一重因素，及《民众文艺周刊》和《世界日报·文学》作为同人性的小周刊，都没有稿费，而《晨报副刊》和《现代评论》虽然稿费微薄，但沈从文毕竟可以“以量取胜”，获得足以维持生活的稿酬收入。如果说，沈从文通过参与同人性的小周刊而进一步锻造了以新文学为志业的理念，他作为《晨报副刊》和《现代评论》的稳定作者的身份，却真正支撑起了他的“职业作家”生涯。

尽管存在着这样的差异，它们都遵循着非商业化的运作逻辑。这是1920年代中后期北京新文学场域的基本特征。对于沈从文来说，这就意味着无论他在哪种副刊或周刊上发表作品，都无须过多考虑市场的反应。确实，由于稿费低甚或没有，沈从文不得不通过大量写作和发表来维持“职业作家”的生活，但他同时也获得了大体按照自己的意图和风格去创作的自由。在1928年3月发表的一篇类似创作谈的文字中，沈从文不无骄傲地宣称：“我自己作我的小说，我并未梦到过我有一次卖给谁。我是我自己所有，我的思想也只是经验给我的。也不会为任何人用一点钱就可以买到。”47那时他刚到上海不久，这一表述可以看作他北京时期形成的文学观的表达，对商品化的拒斥非常明确。今天来看，这些早期作品艺术上并不成熟，甚至显得稚拙，然而借助于这种自由，沈从文通过大量的多种多样的写作，试验不同的文类和写法，显示出惊人的创造力。正如金介甫所言：“在五光十色令人目眩神迷的新潮中，沈从文引为自豪的是，他要自我表现，用绝对自由来对待革新，不受任何‘专制’形式的束缚，进行先锋的文学实验。”48短短几年间，沈从文尝试了散文、小说、诗歌和戏剧等各种体裁，不断磨练写作技巧，文字上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尤其是他的短篇小说，开始赢得一部分读者的喜爱。李同愈便是其中一员，他在1935年的一篇评论文章中写道：“那时间，在《晨报》的副刊上沈从文用了许多笔名发表小说，但他那种不变的独特的作风并不因署名的生疏而使人认错了作者。他初期的小说体裁给予一般人以非常大的影响，几乎以为写小说非要用这一种笔调才能成功。”49可见沈从文凭借具有标识度的文字“作风”，已经初步建立起自己的声名。

而在另一方面，这样一种依赖大量写作和发表来维持的“职业作家”的文学生活，也使得沈从文有意识地建构出一种“工作伦理”，作为自身写作状态的正当性论证，进而将其发展为评价新文学的普遍标准。沈从文把他的持续的、必须保证大量产出的写作，视为一种工作：“我的灵魂受了别的希望所哄骗，工作接到手后，又低头在一间又窄又霉的小房中做着，完后再伸手出去，所得的还是工作。”50这种艰苦的劳作，不只是为了卖文为生，更包含了一种严肃的态度：“我们对于自己所选择下来的工作，是那么不敢怠惰。”51饶有意味的是，在沈从文后来的论述里，他将这种“工作伦理”与同时期北京那些在大学任教或政府机关任职的成名作家的写作姿态进行对比，称后者是以“玩票”“白相”即业余和游戏式的态度来对待文学创作，并据此获得某种道德上的优越感，足以弥补社会地位上的落差。

沈从文的矛头所向，主要指向以周氏兄弟为代表的北大新文化人群体。实际上，沈从文早期创作深受周作人的影响，他晚年回忆说，“当时我们很相信周作人”，但差别在于，“他们当时有个基础不同，都是做教授，写文章是好玩的；我们就是生死搏斗的，你活不活得下去，就是靠这个，我又不会用别的方法来解决问题”52。在沈从文看来，这些大学教授“用一种从容玩票方式，一月拿三四百元薪水，一面写点什么，读点什么，到觉得无多意思时，自然就停了笔”53，因为有充足的经济保障，无须依赖稿酬，写作完全是业余性的活动，故而也不会以严肃的职业态度对待。沈从文在1931年的文章中，就认为《语丝》那种追求讽刺与诙谐的趣味，实际上就是这种“白相的文学态度”的反映54，是“北京人生文学提倡者的堕落处”55。这种批评，堪称他在1933至1934年间“京派”“海派”论争中观点的嚆矢。在他那篇引发这场论争的《文学者的态度》一文中，他攻击的对象正是把文学当作“副业”的“玩票白相的文学家”，这些人在北平就“寄生于大学、中学，以及种种教育机关中”。而他举为榜样的，则是他家中“对于工作尽他那份职业的尊严”的大厨师。56由此可见，沈从文1920年代北京时期的“职业写作”生涯，已经萌发了他1930年代文学立场的端绪。

三、上海新书业与新文学的商业化

沈从文在北京文坛打拼多年，对当时的各种副刊和周刊及其他定期或不定期刊物可谓相当熟悉。1926年1月，他专门撰写了长文《北京之文艺刊物及作者》，如数家珍般地介绍各类报刊，既是一份投稿指南，亦可视作北京新文学场域的一张测绘地图。沈从文不仅了解这些刊物的历史和现状，它们的编辑团队、风格与倾向，还特别留心其定价、销量及传播范围。从中可见沈从文不仅关注北京新文坛，还将目光放至全国。例如谈到《现代评论》的时候便说：“每期发行的数目至少亦在七千分。数的分配，京外与京内为二与一之比。（《语丝》则相反）。”57这篇长文给予《现代评论》的篇幅最多，恐怕不仅是由于他与该刊的个人渊源，《现代评论》因在京外更有影响力而为他所看重也是重要因素。58

然而大体而言，《现代评论》和《语丝》及《晨报副刊》一样，还属于“北京之文艺刊物”。沈从文想要真正地走出北京文坛，在更大范围内得到承认，就必须在上海的刊物——特别是《小说月报》——上发表作品。毫无疑问，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说月报》是新文学最重要的阵地，拥有全国范围的影响力。正如后来一位论者所言，“内地的出版物，言时事者莫不以《东方杂志》为模范，谈文艺者俱以《小说月报》为典型”59。沈从文晚年回忆说：“当时一般刊物都只销几千份，销路最大的是《小说月报》，一万份。”60具体数字不一定准确，但由此可见这份杂志在他当时心目中的地位。

关于这份杂志对于一般文学青年的吸引力，沈从文的好友、同为北京文学青年的蹇先艾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当时也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作品，但并不以此为满足：“我感觉到文章只在日报上发表，而且空间也只限制在北平，像这样在文坛上，是不会有什么更高的地位的。于是我便写了几首诗给《小说月报》寄去，但是发表出来的只有两首，而且印在补白的地位。当时，一方面觉得很欣喜，另一方面又觉得很懊丧。”61沈从文自己没有留下类似的记述，他的运气似乎要好一点。1926年8月，他在《小说月报》第17卷第8号上发表了小说《炉边》，这是他首次在该刊发表作品。但直到一年以后，他才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第二篇小说《我的邻》。此时原主编郑振铎赴欧游学，叶圣陶受托代编，更加注重新人的发掘和作品的艺术品质，于是在来稿中读到沈从文的这篇小说，觉得“写得很有特色”，此后就约请他多为《小说月报》写稿，他的名字之后便经常出现在该刊上面。62沈从文晚年曾说：“至于《小说月报》，一九二八年由叶绍钧先生负责，我才有机会发表作品。”这个说法当然不准确，但可见叶圣陶的提携之功令他感念在心。

沈从文在《小说月报》的亮相为他赢得了更广泛的关注，如李同愈所说：“从甲辰的笔名开始从北京寄到上海的《小说月报》发表了小说以后，沈从文的短篇小说才引起了大多数读者的注意。”63除了知名度的提升，《小说月报》还为沈从文提供了更优厚的稿费，这是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沈从文1927年5月在北京创作的小说《柏子》，“寄过圣陶编的《小说月报》，得稿费十三元”64。这则题记写于1950年代，稿酬的数目记得如此清楚，足见印象之深。《柏子》全文约三千八百字，合每千字约三元四角，比他在《晨报副刊》和《现代评论》上能拿到的稿费高得多。精神和物质两方面待遇的提升，让沈从文产生了前往上海拥抱更大的文学市场的念头。他在《记胡也频》中写道：

在上海，则正是一些新书业发轫的时节，《小说月报》因为编者的方向略改，用了我们的文章，《现代评论》已迁往上海，北新已迁上海，北新书局和新月书店各为我印行了一本书，所以我四月里就离开了北京，从海道把一点简单行李同一个不甚结实的身体，搬移到上海一个地方住下来。65

沈从文是1927年12月离京南下，这里记述的时间有误。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小说月报》开始刊发他的小说是他前往上海的重要因素，而“新书业”在上海的兴起则是另外一个主要的驱动力。沈从文这里提到的两本书，分别是1926年11月北新书局出版的多文类作品集《鸭子》和1927年9月新月书店出版的短篇小说集《蜜柑》。沈从文早就想把他在《晨报副刊》上发表的作品结集出版，为此曾于1925年把稿子送到时任《晨报》代理总编辑刘勉己处，希望由《晨报》社印行，“来换二十块钱”，结果杳无音讯。66可见沈从文的初衷还是希望贴补收入。《晨报》社虽然也出版书籍，但主要是与《晨报》关系密切的一些名人的著作或译作67，像沈从文这样的年轻作者自然不在其考虑之中，而且出书充其量只是报馆的副业。当时北京出版新文学著作的正式出版机构只有北新书局一家，它由李小峰于1925年3月创办，承接的是北京大学新潮社，其作者群亦以周氏兄弟及其周边同人为主，也是《语丝》的出版方。作为一家带有同人性质的出版社，北新书局“在商业利润与出版理想之间会更倾向于后者”，因而才会去提携像沈从文这样的新人。68《鸭子》是“无须社丛书”之一种，实际上整个这套丛书都由北新书局出版，收入的均为年轻作者的创作或译作69，于此可见北新书局“选拔无名青年作者，培养新生力量”70的力度。1926年6月北新书局在上海建立分局，次年春奉系军阀入京后，北京政局动荡，1927年11月北新书局正式迁往上海，大致与沈从文离京南下同时。

沈从文在北新书局出版《鸭子》是否有稿费或版税，目前尚不得而知，考虑到书局出版该书带有扶持新人的意味，即便有料想亦不会太高。与北新书局相比，沈从文与新月书店的关系显然要紧密得多。新月书店由徐志摩、胡适、梁实秋等人于1927年7月正式成立于上海，是一家由同人购股集资创办的出版社。通过徐志摩的关系，沈从文得以在新月书店出版《蜜柑》。该书不久即于1928年5月再版。来到上海后，沈从文在1928年3月《新月》创刊号上连载长篇小说《阿丽思中国游记》，后来又先后于当年7月和12月在新月书店出版了这部小说的单行本第一卷和第二卷。这一年7月，沈从文还在新月书店出版了小说集《好管闲事的人》。可见新月书店与沈从文的合作相当密切。

北新书局的南迁和新月书店的创办，都可视为沈从文所说的上海“新书业发轫”的具体例证。按照出版家张静庐的说法，1925年至1927年是“新书业的黄金时代”71，上海涌现了一批以出版新文学和新文化书籍为主的中小型出版社。这里面有几重因素。首先，从出版界自身的逻辑来看，新文学界开始意识到建立自己的出版机构的重要性。上海本是全国出版业的中心，但此前像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这样的大出版社，并不真正重视新文学的出版。更重要的是，它们倚仗自身的实力和地位压榨作者，给予后者极低的版税和稿费。用周全平的话来说，“这便是我们底出版界对于我们底著作家底刻薄”72。在他看来，“要清理这混乱已到不堪的出版界，不可不由负文化发展责任的智识阶级自己起来去做”73。于是不久便有创造社出版部的创设。再者，从实际操作来说，在上海开办出版社手续简单，对启动资金要求不高（如张静庐创办光华书局启动资金只有二十五元），其他如印刷费等费用均可通融，非常便捷。74最后，就当时的政治文化环境而言，一方面北京政治局势的紧张使得大批新文化人南下，北新书局也搬到上海；而南方国民革命的兴起又为上海新书业的勃兴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对相关政治理论、社会科学和左翼文学的需求剧烈增长，新书业因而变得有利可图。75凡此种种，都创造了一个蓬勃的新文学出版市场。

这样一个出版市场对沈从文产生巨大的吸引力是可以理解的。他在北京坚持不懈的写作，获得了在报刊上稳定发表作品的机会，在新文坛逐渐站稳脚跟，有了一定的名气。但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来说，依赖报刊发表的稿费收入只能说事倍功半，将已经发表的作品结集出版，则能产生额外且累积的收益，而且也有助于作者声望的扩展与传播。上海的新书业正方兴未艾，沈从文果断投身其中，收获不小。他后来说：“一九二八后由于新出版业的兴起，印行创作短篇集子容易有销路，我的作品因之有机会一本一本为书店刊印出来，分布到国内外万千陌生读者手中去。”76仅1928年这一年，除了在新月书店出版了三部作品外，他还在北新书店出版了小说戏剧集《入伍后》，在现代书局出版了小说集《老实人》，在光华书局出版了两部小说《山鬼》和《长夏》，在春潮书局和人间书店分别出版短篇小说集《雨后及其他》和《不死日记》，产量可谓惊人。

沈从文投身上海出版市场后，就确立了以小说为主导文类的创作方向，这是他因应市场需求的主动调整：“当时小说最吃香，诗歌啊、戏剧啊，没有出路”77，“最能吸引读者的也是小说”78。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在北京非商业化的文学场域中，沈从文得以自由尝试不同文类的写作，如今他开始自觉考虑市场的需求。新书业带来的是一个与北京文坛完全不同的、高度商业化的文学生态。即便是新月书店这样带有同人性质的出版社，也必须遵循市场的逻辑。未成名作家几乎不可能得到新月书店的支持，即便徐志摩本人施以援手的作者（如赵景深、何家槐），也无法如愿。79沈从文自然不在其列，新月书店对他相当器重，曾在《新月》杂志上连续发表广告，宣传《阿丽思中国游记》第一卷与第二卷，不遗余力地加以揄扬。80然而谈及实实在在的稿费81，却也并不大方。1928年初沈从文曾与新月书店交涉《蜜柑》的稿酬，虽然有熟人的关系，讨价还价后只有五十元。82而到了1928年底，沈从文又给徐志摩写信，抱怨说“在这一次生意上应有的钱，一时不能得，新月又不愿再送从文一个稿费，就请由新月为垫两百块钱出来，将来就把书钱还新月也可以”83。可见尽管新月书店给沈从文出了好几本书，在稿费方面仍旧不免显得刻薄。84

新月书店尚且如此，其他书局更不待言。按照沈从文后来的记述，“七八个新书店都印过我的新书，到处门市部都有我的集子陈列。可是日子却依旧过得十分紧张，许多劳动都全被出版商人剥削了”85。这应是当时的真实情形，在商业逻辑的支配下，即便是新文化人自己经营的出版社，也得在商言商。即如北京时期还保留理想主义气质的北新书局，迁沪后也逐渐失去了先前的朝气，而沦为一般以营利为主要目的的出版机构，并因版税问题而与鲁迅发生纠纷。鲁迅对北新书局“学了上海流氓书店的坏样”86甚感失望，从中亦可见出上海与北京不同的文化氛围和社会环境对出版事业的不同影响。沈从文自己也尝试过新书业，1928年10月他与胡也频和丁玲办了一家红黑出版社，出版《红黑》月刊，不到一年便关门大吉。他们想要把“把自己工作放到这种竞卖的以外”87，结果以失败告终，再次说明上海新书业的商业模式难以撼动。

在这样的环境下，沈从文不得不通过大量写作和出版来维持自己在上海的生活和新一阶段的“职业作家”生涯。沈从文刚到上海时，租住在法租界善钟里的一个亭子间里，光房租每月就十三元，比北京高出不少。88而且北京公寓可以拖欠房租乃至伙食费，这在上海高度商业化的租赁市场中是不可能的。89雪上加霜的是，沈从文把母亲和九妹也接到上海共同生活，更是加重了他的经济负担。沈从文在上海的收入固然比北京时期有较大提升，但开销也更大了。他仍旧过着“职业作家”的生活，但同样是卖文为生，上海时期的沈从文却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市场的巨大压力，这是北京时期的他未曾经验过的。这种压力首先表现为出版市场对作者的某种“规训”式的期待。1928年1月，来到上海不久的沈从文在给大哥的信中谈及好友张采真对他的告诫：“要靠到作小说生活顶好选目下作兴的事作，这方向：第一是走类乎‘性史’的路。第二是走上海方面自命为青年无产阶级的人所走的路”，“第三则应当说到革命事上来了”。沈从文的态度很坚决：“我告他我办不到。”90

如前所述，1920年代末上海新书业的兴起，本身即有左翼文学潮流推动的因素作用其中。当时市场上最受欢迎的是“革命加恋爱”题材的小说，与沈从文同有“多产作家”之称的蒋光慈，便因此成为市场的宠儿，作品极为畅销，最多时每月版税可达二百元91，这是沈从文远远无法企及的。事实上，倔强的沈从文虽然不愿迎合这种趣味，但正如论者所言，“作为‘职业作家’的沈从文在上海是很难抵抗新文学的‘左转’大潮的”，他的《阿丽思中国游记》《大城中的小事情》《菜园》等作品都留下了这方面的痕迹。92沈从文还在坚持他多方面的艺术探索，然而市场的压力却让他有点进退失据，写作状态也失去了北京时期的自由与自信。在1929年写的一篇带有自传色彩的小说《楼居》中，沈从文如此描述“我”的情状与心境：“这六个月来是按时‘出货’的。如今这样大热天气，空坐也头脑发晕，我为了按时出货，就仍然作我不愉快的小说”，“写这样，写那样，在我可全是无聊，我想的完全只是能够卖去”93。为了应付市场而“出货”，显然不可能写出令人满意的小说，连徐志摩都看出来这样下去不是办法，认为他“因为那大量的生产”“文章渐渐转到卑俗调子里去了”，于是就对沈从文说“不要这样做文章了，还是教一点书吧”，便介绍他去胡适当校长的中国公学去。沈从文也觉得这种状态不可持续，“所以我便换了方向，妥协到教书上了”94。于是1929年6月，沈从文接受了徐志摩的建议，前往中国公学任教，从此告别了他的“职业作家”生涯。

余论：沈从文的反思

在沈从文日后的记述里，离京赴沪构成了他文学生涯一个新的阶段的起点：“我想要活下去，继续工作，就必得将工作和新的商业发生一点关系。我得起始走进第二步路，于是转到一个更大更现实的都市，上海。”95沈从文也由自己的亲身经历，对于新文学的商业化展开了批判性的反思。1931年，沈从文还在上海时，就在一篇批评文章中指出，“中国新文学的势力，由北平转到上海以后，一个不可免避的变迁，是在出版业中，为新出版物起了一种商业的竞卖”，认为这使得新文学“陷落到绝路上去”96。此后不久，他在“京派”“海派”论争中对“海派”的批评，亦是沿着这一思路而发。抗战爆发后，在一篇纪念五四的文章中，他又再次提出“从民十五起始，文学运动势力由北到南，由学校转入商场，与上海商业资本逐渐结合为一，文学作品有了商品意义，成为商品之一种”97，强调这是造成新文学“堕落”的原因之一，态度可谓一以贯之。

到了1940年代，当沈从文从更长时段和更开阔的视角来总结新文学发展的历史经验时，他对于新文学的商业化做出了更复杂的判断。他一方面还在批评商业化的流弊，但同时也承认“作品变成商品，对于全国文学运动也未尝无贡献”，新文学由此可以在更大范围内传布，作者也多少能从出版业中分得一点利润，“从此方有职业作家”98。更重要的是，新书业提供了一个“自由竞争”的环境，“职业作家”在其中可以凭借自己的表现赢得读者，客观上也促进了新文学的进步。99

更有意味的是，以1926年后新文学重心转向上海并走向商业化这一现象为参照，沈从文重新评价了早期新文学在北京的场域与生态。他谈到新文学与商业资本结缘后，作家的写作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从无报偿的玩票身份，转而为职业和事业，自然也不能再保持那点原来的诚实。”100此时“玩票”不再是贬义词，而是表示不计较商业回报的“诚实”态度，反而“职业”意味着利益导向。在1943年写的《“文艺政策”检讨》一文中，沈从文对这一点阐发得更加充分。他指出早期新文学作家“多近于玩票，尽义务唱白戏，所追求的只是一个原则，即‘用文字当工具来发掘人生重造社会’的原则”，这样一种“天真与诚实”的态度，才造就了新文学的成功。他特别提到鲁迅、冰心、胡适等人不靠卖文为生，报刊的出版者也从未想过发财，这种“素朴风气”一直维持到1925年前后，像《语丝》完全是自己出资，《现代评论》虽然销路很好，但“因代销处不缴账，还不会用商业习惯追讨，经济上周转不来，结果只有停刊”101。沈从文所描述的正是我们前面所说的1920年代中后期北京新文坛非商业化的运作逻辑，业余性的、同人团体式的写作和出版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当时沈从文基于自身作为“职业作家”的个体经验，对于周氏兄弟等成名作家“玩票”式的业余写作，完全持批判姿态，斥之为“白相的文学态度”；而到了1940年代，当沈从文已然成为重要作家且亦在大学教书的时候，他对所谓“玩票”也改变看法，转而从更超越的视野肯定早期新文学写作与出版活动的业余性中所包含的正面价值。

这种肯定特别表现为沈从文对副刊在新文学场域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的高度评价上。1943年沈从文撰文谈论新文学出版物的流变趋势：“由报纸副刊成为杂志，由杂志成为单行本新书，再由这个关系产生一个新出版业，将出版物当成商品之一种作大量分配，除了它已经能稳定出版业本身，此外‘理想’竟好像完全说不上了。”102这里一方面肯定商业化的“新出版业”的作用，更重要的是提示出版物形态从副刊向杂志和单行本的转变意味着新文学“理想”的失落，言外之意当然是说这种“理想”主要既寄托于副刊上。战后沈从文在一篇讨论如何办报的文章中更加明确地论述了“副刊的重要性”：“初期社会重造思想与文学运动的建立，是用副刊作工具，而得到完全成功的”，而“这个趋势在北伐成功后有了点变化，为的是单行刊物兴起，副刊有一时就掉落了”103。这也是商业化的新书业有以致之。1946年10月，沈从文在北平接编《益世报·文学周刊》，在带有开场白性质的《编者言》中，他再次指出“北伐成功却使副刊衰落，结束了它的全盛时代”，紧接着谈及“商业资本复起始看中了文学，在一个不健全制度下形成一个新出版业。作家与商业结合，产生了一批职业作家。作家与政治结合，产生了个政治文学”，两者“共同结束了副刊的生命”104。有意味的是，沈从文在这里把副刊的衰落部分归因于新文学商业化后“职业作家”的兴起，这里自然结合了他本人1928至1929年间在上海做“职业作家”的经历。确实，正如我们前文所论，沈从文北京时期的文学活动主要就是依托副刊以及与其性质相近的小周刊而展开的，副刊和小周刊在北京文坛所占据的主导地位，与彼时新文学场域以业余性和同人性为特色的非商业化运作机制可谓互为表里。而在1926年之后的上海文坛，伴随着新书业的兴起，新文学场域开始为商业化逻辑所支配，寄寓于副刊的某种“诚实”“朴素”的态度和以文学“重造社会”的“理想”也就随之失落了。

沈从文1940年代这一系列对1920年代中后期新文学场域转型的观察，可与后来学者的研究相印证。如贺麦晓在探讨1920年代中国的文学场时，就提出早期新文学实践“不为金钱而为象征资本创作”是“不言而喻的重要规则”，而到了1930年代，作家开始把文坛比作市场，并采取积极的“占位”策略，经济收入也大幅提高，相应地“报纸副刊及其编者的影响力不断减弱”。他的结论是“中国二十年代的作者大多数是在业余时间进行写作的学生、职业教育家和职业编辑”，随着新文学场域的扩大，新的“占位方式”开始出现。105这些都与沈从文的论述若合符节。然而，沈从文的判断因为包含了他早期创作两个阶段“职业作家”的个体经验而显得亲切可信，同时又由于超越性的视角而揭示出新文学场域转型过程的复杂性。作为新文学运动的亲历者，沈从文在1940年代具体语境中对其历史经验的梳理和评述，不仅表现了他对于新文学之未来的深切责任感和关怀，表现了他卓越的批评眼光，更以其敏锐的历史透视力而体现出某种文学史家的素质。就此而言，他不断念兹在兹的“职业作家”这一说法，就不只是对个人早期创作经历及其中凝结的切身经验的描述和概括，还因其社会内容与价值指向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展现了作为文学史分析概念的巨大潜力，值得进一步开掘和阐发。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近代北京文化空间与新文学的制度化研究（1921—1937）”（项目编号：19BZW161）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60 沈从文：《在湖南吉首大学的演讲——一九八二年五月二十七日》，《沈从文全集》（第12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397、395页。

2 52 77 沈从文：《社会变化太快了，我就落后了——与美国学者金介甫对话》，《沈从文晚年口述》（增订本），王亚蓉编，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61、211、160页。

3 13 沈从文：《我到北京怎么生活怎么学习》，《沈从文全集》（第2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18页。

4 司马长风在其《中国新文学史》中就称沈从文“似乎是中国第一个职业作家”，参见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上卷），昭明出版社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160页。

5 沈从文：《白话文问题》，《沈从文全集》（第12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62页。

6 沈从文：《新的文学运动与新的文学观》，《沈从文全集》（第12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47页。

7 沈从文：《略传——从文自序》，《沈从文全集》（第1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372页。

8 参见罗帅的《沈从文初刊文及最初笔名新探》，《现代中文学刊》2022年第5期；田丰的《沈从文在〈晨报·北京栏〉上的作品考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3年第2期；程桂婷、曾莉雯的《沈从文处女作与第一个笔名重考——兼与罗帅、田丰商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4年第1期。笔者倾向于罗帅的看法。

9 17 20 孙伏园：《编余闲话》，《晨报副刊》1923年4月10日。

10 《晨报副镌投稿简章》，《晨报副刊》1925年5月合订本刊尾，此后6月至12月各期合订本均载有此简章。

11 76 沈从文：《我怎么就写起小说来》，《沈从文全集》（第12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418、126页。

12 需要说明的是，《晨报副镌投稿简章》中并未明确说明稿费标准，只说“本镌投稿酬金标准，分按千字及按篇两种，均由学艺部酌定”。

14 25 38 39 51 65 87 沈从文：《记胡也频》，《沈从文全集》（第1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9、21、3—4、4—5、23、24、33页。

15 据《晨报》1925年1月5日报头，查1924年1月5日、1926年1月5日报头，均为此价。

16 参见《晨报副刊》1925年各期合订本刊尾所载价目表。

18 沈从文：《北京之文艺刊物及作者》，《沈从文全集》（第1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有资料表明，《晨报副刊》每月可盈利一千多元，参见崔燕、崔银河《孙伏园与〈晨报副刊〉实证研究》，《鲁迅研究月刊》2019年第12期。

19 67 参见冯铁《作为文学园地的报纸副刊——以〈晨报副刊〉（1921—1928）为例》，史建国译，《江苏教育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

21 鲁迅：《我和〈语丝〉的始终》，《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69页。

22 沈从文：《一个人的自白》，《沈从文全集》（第27卷），第18页；此事对沈从文刺激很深，到了1980年，他去美国哥伦比亚讲学时，仍重提旧事，难以释怀，参见沈从文《二十年代的中国新文学》，《沈从文全集》（第12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380页。

23 徐志摩：《我为什么来办我想怎么办》，《晨报副刊》1925年10月1日。

24 《现代评论》对文艺栏作者“酌赠薄酬”，见《本社启事》，《现代评论》（第6卷），第154期，1927年11月19日。

26 沈从文：《旧梦》，《沈从文全集》（第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4—5页。

27 陶孟和：《北平生活费之分析》，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35页。

28 吴世勇编《沈从文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5页。

29 高长虹：《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走到出版界》，三晋出版社2015年版，第104页。

30 夏寅：《〈语丝〉体制之形成与北京的报刊出版——关于“同人杂志”与“小周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1年第5期。

31 《本刊启事》，《现代评论》第1卷第1期，1924年12月13日。

32 徐丹甫（梁实秋）：《北京文艺界之分门别户》，《时事新报·学灯》1927年6月4日。

33 53 沈从文：《二十年代的中国新文学》，《沈从文全集》（第12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380、381页。

34 川岛：《说说〈语丝〉》，《和鲁迅相处的日子》，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0—32页。

35 陈翰笙口述、马光裕整理《陈翰笙谈〈现代评论〉周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0年第2期。

36 孙伏园：《理想中的日报附张》，《京报副刊》第1号，1924年12月5日。

37 飘萍：《“七种周刊”在新闻学上之理由》，《京报副刊》第6号，1924年12月10日。

40 沈从文：《记丁玲》，《沈从文全集》（第1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93—94页。

41 参见沈从文《记丁玲》，《沈从文全集》（第1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00页。当时《世界日报》还推出了《蔷薇》《线下》等一系列小周刊，可以与沈从文关于当时记述的“副刊热”相印证。

42 奚若：《副刊殃》，《晨报副刊》1925年10月5日。

43 唯刚（林宰平）：《大学与学生》，《晨报副刊》1925年5月3日。

44 沈从文：《忆翔鹤——二十年代前期同在北京我们一段生活的点点滴滴》，《沈从文全集》（第12卷），第255页。关于沈从文通过公寓生活形成的人际网络和文学认同，参见姜涛《公寓里的塔：1920年代中国的文学与青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63—183页。

45 关于《民众文艺周刊》的前后变化，参见袁先欣《文化、运动与“民间”的形式——以“五卅”前后的〈民众文艺周刊〉为中心》，《文学评论》2017年第3期。

46 参见姜涛《“无须社”与1920年代北京的文学小社团》，《新文学史料》2011年第4期。

47 沈从文：《杂谈（六）》，《沈从文全集》（第14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6页。

48 金介甫：《凤凰之子·沈从文传》，符家钦译，光明日报出版社2004年版，第131页。

49 63 李同愈：《沈从文的短篇小说》，《沈从文研究资料》（上册），刘洪涛、杨瑞仁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97、197页。

50 沈从文：《生之记录》，《沈从文全集》（第1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49页。

54 沈从文：《论中国创作小说》，《沈从文全集》(第1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21页。

55 沈从文：《窄而霉斋闲话》，《沈从文全集》(第1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40页。

56 沈从文：《文学者的态度》，《沈从文全集》(第1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48、50、52页。

57 沈从文：《北京之文艺刊物及作者》，《沈从文全集》(第1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9页。

58 参见谢懿涵《从“文学青年”到“职业作家”————以沈从文与〈现代评论〉周刊的交往为中心》，北京大学2023年本科毕业论文。

59 樊仲云：《上海与内地》，《申报·出版界》1935年6月15日。

61 蹇先艾：《向艰苦的路途走去》，《蹇先艾文集》(第3卷)，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79页。

62 参见商金林《叶圣陶“读”出来的沈从文》，《中华读书报》2002年9月18日。关于叶圣陶代编时期《小说月报》的变化，参见姚玳玫《新文学陡转期的中流砥柱——叶圣陶与1928年的〈小说月报〉》，《文艺研究》2013年第3期。

64 沈从文：《题〈八骏图〉自存本》，《沈从文全集》(第14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464页。

66 沈从文：《关于〈市集〉的声明》，《沈从文全集》(第11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50页。

68 陈树萍：《北新书局与中国现代文学》，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3页。

69 关于该丛书的情况，参见姜涛《“无须社”与1920年代北京的文学小社团》，《新文学史料》2011年第4期。

70 李小峰：《鲁迅先生与北新书局》，《出版史料》1987年第2期。

71 张静庐：《在出版界二十年》，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80页。

72 霆声（周全平）：《漆黑一团的出版（界）》，《洪水》第1卷第3期，1925年10月。

73 霆声（周全平）：《怎样去清理出版界》，《洪水》（第1卷）第5期，1925年11月。

74 75 91 刘震：《左翼文学运动的兴起与上海新书业，1928—1930》，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9—70、43、99页。

78 85 沈从文：《我到上海后的工作和生活》，《沈从文全集》（第2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24、224页。

79 参见瞿光熙《新月社·新月派·新月书店》，《中国现代文学史札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273页。

80 参见王建丰《沈从文与新月书店》，《出版发行研究》2014年第10期。

81 根据沈从文晚年回忆，他在各书局出版的著作，报酬一般都是一次性买断的稿费，一本约一百元。参见沈从文：《在湖南吉首大学的演讲——一九八二年五月二十七日》，《沈从文全集》（第12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397页；《沈从文晚年口述》（增订本），第161页。沈从文1930年给其兄的信中就明言：“我应当有许多版税都被书店苛刻侵没了”，见《19301002复沈云麓》，《沈从文全集》（第18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10页。

82 沈从文：《南行杂记》，《沈从文全集》（第11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76—77页。这篇书信体散文记录了作者1928年1月9日去一个“熟人”家“书铺”取书的稿酬的经过，沈从文1927年只在新月书店出版了《蜜柑》，故推断此“书铺”应为新月书店。

83 沈从文：《致徐志摩》，《沈从文全集》（第18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

84 由于缺乏商业头脑，新月书店经营不善，以至资金周转日趋困难。参见谢家崧《我记忆中的新月书店》，《百年书业》，俞子林主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第79页。

86 鲁迅：《鲁迅致韦丛芜》，《鲁迅全集》（第12卷)，第199页。

88 参见沈从文《南行杂记》，《沈从文全集》(第11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78页。据陶孟和的调查，1926至1927年北京普通工人家庭六个月平均房租，在六元八角至八元之间，合每月仅一元多。参见陶孟和《北平生活费之分析》，第69页。

89 在大约写于1929年的小说《一日的故事》中，沈从文借主人公之口说“北京是好地方，那里住公寓，欠半年伙食房租账是平常事情”，而“一到这来，我就感到无办法了”。见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5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303页。

90 沈从文：《南行杂记》，《沈从文全集》(第11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83页。

92 黄秋华：《“文学者”的位置：沈从文自我形象的构成、表达及其反响（1928—1937）》，《文艺争鸣》2024年第6期。

93 沈从文：《楼居》，《沈从文全集》(第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396、397页。

94 以上均见自传体小说《知己朋友》，小说中谈到一位“熟人”介绍他到时任某大学校长的“××先生”处，劝他去教书。结合沈从文生平资料，可知“熟人”即徐志摩，“××先生”即胡适。参见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401、402页。

95 沈从文：《从现实学习》，《沈从文全集》(第1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380页。

96 沈从文：《论中国创作小说》，《沈从文全集》(第1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96页。

97 沈从文：《文运的重建》，《沈从文全集》（第12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80页。

98 100 沈从文：《文学运动的重造》，《沈从文全集》(第1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91、290页。

99 沈从文：《“文艺政策”检讨》，《沈从文全集》(第1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80页；沈从文：《新书业和作家》，《沈从文全集·补遗卷》(第2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72页。

101 沈从文：《“文艺政策”检讨》，《沈从文全集》（第1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79页。

102沈从文：《找出路——新烛虚二》，《沈从文全集》(第14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65页。

103 沈从文：《怎样办一份好报纸——从昆明的报纸谈起》，《沈从文全集》(第14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42页。

104 沈从文：《编者言》，《沈从文全集》(第1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448页。

105 贺麦晓：《二十年代中国“文学场”》，《学人》（第13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01—314页。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