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庆炳:把全部生命投入文艺学的事业
童庆炳是一位卓有建树的文艺理论家。童庆炳勤奋耕耘,锐意进取,取得了众多具有重大学术影响和社会意义的科研成果,出版了《文学活动的美学阐释》《艺术创作与审美心理》《中国古代心理诗学与美学》《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现代学术视野中的中华古代文论》《〈文心雕龙〉三十说》《文化诗学:理论与实践》等20余部专著,发表论文200余篇,在文学审美论、文艺心理学、中西比较诗学、中国古代文论、文学文体学、文化诗学等诸多领域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建构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性的文艺理论思想,如审美特征说、文学文体三层次说、文化诗学等。
童庆炳是富于前瞻性、具有凝聚力和感召力的“战略家”,是文艺学学科“有组织科研”的典范。20世纪80年代初,童庆炳抓住历史机遇,积极协助其业师黄药眠先生成功申请了全国高校第一个文艺学博士点,并于1985年招收了全国第一批文艺学专业博士生;同年,童庆炳还招收了第一届硕士研究生。1987年,北师大文艺学学科创始人黄药眠先生不幸病逝,在文艺学学科遭受重创的危难之际,童庆炳毅然辞去北师大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一职,回到文艺学教研室挑起重担,成了文艺学学科点的顶梁柱;从硕士、博士研究生培养计划的制订、教学方案的设计,到毕业论文的选题、指导和答辩等繁重的工作,都落在了童庆炳的肩上。童庆炳与程正民老师一起带领一批中青年学者,发挥“和而不同”的团队精神,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起,发起并完成了引人注目的“四大战役”。
其一,1986—1992年,童庆炳组织以青年教师和研究生为主体的20余人的团队,完成了国家教委博士点基金项目“中西比较文论研究”,其成果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中西比较诗学体系》(上下卷)。这是国内第一套有比较完整体系的中西比较诗学著作,出版后在海内外引起了很大反响。童庆炳开创了“中西互证、古今沟通”的阐释方法,并将其落实到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化”的研究中,彰显了扶微继绝之心,体现了当代学人对自身文化血脉及其蕴含的根源性智慧的真诚体认,以及现代学术创造的一种可贵的文化自觉。
其二,1990—1994年,童庆炳再次带领以青年教师和硕、博研究生为主体的团队,完成了国家社科“七五”重点项目“文艺心理学(心理美学)研究”,5年间出版了《艺术与人类心理》、“心理美学丛书”和《现代心理美学》,它们主要从心理学的角度阐释美学。1996年,童庆炳申请到国家教委博士点基金项目“文学艺术与社会心理”,其成果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文学艺术与社会心理》。这些著作把我国文艺心理学的研究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其三,1993—1994年,童庆炳组织一批青年教师撰写、出版了“文体学丛书”“文艺新视角丛书”。“文体学丛书”从不同角度研究文学的文体问题,《文体和文体的创造》(童庆炳)和《文体演变及其文化意味》(陶东风)直接谈论文体问题,《语言乌托邦》(王一川)主要介绍20世纪西方语言论,《叙事学导论》(罗钢)重点介绍西方的叙事学,《历史描述与逻辑演绎》(蒋原伦、潘凯雄)则侧重研究文学批评的文体问题。其中,《文体和文体的创造》是童庆炳著作中被引用最多的一部,它提出了文体三层次说、内容与形式相互征服说等,令人耳目一新。“文体学丛书”是国内第一套运用现代观点研究文学文体的学术专著,其对文体问题的认识达到一个新高度,在创作界、理论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文艺新视角丛书”独辟蹊径,分别从心理分析学、文化修辞论、价值论、范畴论和批评论等新视角,对文学问题作了新的开拓性研究,首次提出并探讨了一些新命题和新范畴。
其四,1990—1997年,童庆炳主编了一系列文学理论教材。1990年,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童庆炳主编、徐中玉等人主审的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定教材《文学概论》,此书修订了两次,发行量达数十万册,产生了极大的社会效益。1990年,童庆炳接受国家教委的任务担任主编,联合十几所高等师范院校的专家编写文学理论的大学教材,其成果便是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文学理论教程》,它建构了当代文艺学的新体系,被誉为中国第一部整体面貌稳妥而又有较大变革的文学理论“换代教材”。《文学理论教程》迄今修订了4次,被国内500多所高校使用,发行量逾百万册,荣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1995年,童庆炳组织一批青年博士编写的《文学理论要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它的学术含量比较大,既是教材,又是专著,在5年内印刷了7次,颇受读者欢迎。21世纪以来,童庆炳提出“回归原典”的教材编写理念,又带领文艺学研究中心全体成员编写了“文艺学系列教材”10部。2009年,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了由童庆炳任首席专家、整合全国高校骨干力量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文学理论》。这些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向学术界、向全国大力传播了北师大文艺学学科团队的学术观念和学术思想,影响极其深远。
童庆炳还是一位成就斐然的教育家。在60年的教学生涯中,童庆炳把每一次上课都当作“人生的节日”,每次给学生上课前都做一番精心的准备:先冲个热水澡,穿上最好的服装,系上一条金利来领带(曾宪梓教育奖的奖品),穿着锃亮的皮鞋,以最充沛的热情、最饱满的精神、最明朗的形象出现在学生们面前。上了讲台,童庆炳总是站着授课,极少坐着;他说,这是出于对职业、对知识、对学生的尊重,也是保持激情、讲出质量的必要方式。童庆炳把每次讲课都当作第一次,从不重复使用讲义。他不时把自己的生活体验、品尝过的酸甜苦辣,自然融入知识义理中,引导学生去体悟知识的真谛。童庆炳发自肺腑地说:“天天上课,天天过节,哪里还有一种职业比这更幸福的呢?”“最重要的是上课的感觉,这是一种快感、一种美感、一种价值感、一种幸福感、一种节日感、一种自我实现感……对了,我想起了小时候。有一次,在小溪里抓鱼,抓了好半天,一无所获,我感到失望;可突然手运来了,我终于抓住一条不算大的却看起来很肥美的鳜鱼。我的一颗幼小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时刻……每上完一堂成功的课,都有抓住一条鳜鱼的感觉。”童庆炳把自己的全部生命都献给了人民的教育事业和文艺理论建设,他培养了硕士研究生100余人、博士研究生81人,指导了博士后、高级访问学者10余人。这些学生大部分都成了高校、科研机构的骨干力量,以及当代文坛的实力派作家。
童庆炳成为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界的领军人物不是偶然的。1958年童庆炳提早一年大学毕业留校,受到业师黄药眠先生的悉心指点,认识到文学理论的教学和研究不能一味地作逻辑推演,而必须有“具体的思维”,即要关注现实,要与创作联系起来,要与作品及其分析联系起来,要与自己的生命体验联系起来,这样理论才能打动人,才能说服人。童庆炳既从事小说、散文、随笔的创作,又博览群书、潜心学术,自由出入各种学问之间,自觉打通中西古今的学说。丰赡的感知力、宽阔的理解力、饱满的人生体验以及语言的修行,使童庆炳的文艺理论具有精微的具体性,而超拔于众多理论家之上。
2013年4月26日至7月19日,《光明日报》的记者罗容海每周二上午到童庆炳家里访谈,做了一部口述史,即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出版的《朴:童庆炳口述自传》。一个“朴”字使童庆炳形神俱现。“朴”,朴实、素朴、淳朴,这是一种混沌质朴的状态。在道家看来,“朴”是一种高级智慧,体现了智者对自然或宇宙规律的理解与顺应,体现了一种天然、自在、自为的美。童庆炳温润如玉,尊重师长,爱惜人才,尊重人才,时常关心、爱护、提携青年学者,颇有长者风度。其为人、为学、为文都呈现出“朴”之美。
启功先生曾送人一副对联:“行文简浅显,做事诚平恒。”这里的“行文”讲的就是写文章。童庆炳解释说,“简”,就是简明扼要,这是很难达到的,是千锤百炼的结果;“浅”,就是深入浅出;“显”,就是明白如话,显豁地表达深刻的道理。童庆炳指出,“为文”有四种“入”和“出”:一是“浅入深出”,一个简单肤浅的道理,却以学术话语装扮起来,故意让人觉得高深莫测;二是“浅入浅出”,形同白开水,什么味儿也没有;三是“深入深出”,有学问却晦涩抽象,读起来很难懂;四是“深入浅出”,化深奥为浅易,言简意赅,意蕴丰富。童庆炳认为,“简浅显”是治学应追求的最后结果,是治学所达到的最高境界。
童庆炳以“一清如水”的白话著书立说,而见才情、有见地、出思想、有断制,形成了一种无法模仿的“语言格调”。对此,南开大学刘俐俐老师有极好的概括:“童先生的特有语气来自他的生活经历,更来自他丰富的内心世界和高尚的人品。童先生热爱文艺学,热爱学生。重复的句式,是耐心凝固成的;絮絮叨叨,是诲人不倦的表现。这种语气,是他一生对文艺学的执着、热情和献身精神的结果。”正如著名作家、学者王蒙先生所言:“童老师文如其人,写什么都那样诚挚、清明、深情且正直。他生活内容非常丰富,见多识广,多读多思,他的文字也是涵盖四方八面。在他的文字中,我好像看到了他的朴实的微笑,听到了他的亲切的声音,分享着他的思索与观感。”
童庆炳离开我们已10年了,由于师生之间长久的授受关系,先生所开启的许多学术话题、理论构想,并未曾任由似水流年无情地磨洗,而是在“温故而知新”的过程中,让承受其恩泽者由衷体验到峰回路转的惊喜,并在“接着说”的思想传递中,不时感受到柳暗花明的快乐,而深切地领会到——
人生不是轨道,
而是旷野。
向着召唤我们的巅峰迈进,
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凝视远方……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