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张爱玲在1995年9月逝世，迄今已近30年。她在去世前3年，即1992年立定遗嘱，规定将自己所有的一切都留给挚友宋淇（即林以亮）、邝文美夫妇。1995年，遗嘱执行人林式同如约将张爱玲的遗物寄到香港，包括张爱玲生前手稿。宋淇、邝文美分别在1996、2007年逝世，他们的儿子宋以朗在母亲于2003年生病后从美国返回香港，发现家中存留着张爱玲的大量遗作，以及张爱玲和他父母在40年间几百封往来信件。在母亲去世后，宋以朗成为张爱玲文学遗产执行人，虽然张爱玲曾致信其父要销毁《小团圆》手稿，他认为应该整理出版张爱玲的遗作，这样做的意义就如卡夫卡的好友布罗德违背卡夫卡意愿，将亡友作品一一发表，从而让世界知晓了20世纪最重要的德语作家。宋以朗在此后十年期间，先后整理张爱玲中英文遗作，并按照张爱玲生前曾表达过的意愿，邀请优秀的译者将她的英文作品翻译成中文。从2009年《小团圆》问世之后的十年中，张爱玲作为一名“已故作者”，成为新作频出的“高产作家”，读者也因此有幸看到张爱玲生前孜孜不倦、反复修订但到临终也未发表的几部著作，包括她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写作的英文自传体小说《雷峰塔》和《易经》（赵丕慧译成中文），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写作的英文长篇小说《少帅》残稿（郑远淘译成中文），在20世纪70年代写作的中文自传体小说《小团圆》，以及未标明日期的手稿《异乡记》、未完成的《爱憎表》等等。张爱玲诞辰100周年之际，宋以朗出版两大卷《张爱玲往来书信集》，收入他父母和张爱玲的全部书信，分别题名《纸短情长》和《书不尽言》，至此从美国运到香港宋家的张爱玲遗稿基本上皆已面世。

在张爱玲逝世后，曾与张爱玲有过交往的作家、编辑、学者也分别出版了他们保存的张爱玲书信，如庄信正、苏伟贞、夏志清。在“张学”迅速成长的这30年间，另有一些她的作品问世，如台湾皇冠出版社在2004年推出的《同学少年都不贱》，吴福辉和李楠发现的1947年张爱玲在小报连载的小说《郁金香》。陈子善先后整理出版张爱玲在上海时期的多篇散佚作品，结集为《沉香》，并入皇冠版的张爱玲全集系列。陈子善也在张爱玲逝世后陆续编辑了《私语张爱玲》《作别张爱玲》《张爱玲的风气》《记忆张爱玲》等有关资料选辑，他本人自著的《说不尽的张爱玲》《看张及其他》《沉香谭屑》《张爱玲丛考》等是张爱玲资料研究的重要文献。近年来，无论是张爱玲的资料还是研究著作层出不穷，我本人没有读遍所有文献，在这里仅仅列举几部我印象深刻的著作，更详细的书目请读者参考书后的附录部分：雷金庆（Kam Louie）主编的Eileen Chang：Romancing Languages，Cultures，and Genres，张小虹的《张爱玲的假发》和《文本张爱玲》，黄心村的《缘起香港：张爱玲的异乡和世界》，陈建华的《爱与真的启示：张爱玲的晚期风格》。张学研究著述不计其数，在此不一一枚举。

新发现的作品、资料和新的研究成果，对于了解张爱玲的生平非同凡响，我所能做的是从新的资料中理出一些我感兴趣的细节，列在这里，可以让读者更丰富地理解她的生平与人际关系。

【生日】最初关于张爱玲的生平介绍都是写她生于1921年，此后根据《联合报》资料，并经张爱玲本人证实，她的出生年份应该是1920年。关于生日，她在香港大学的学籍卡上填写的是9月19日，但在美国的绿卡、老年证上则是9月30日。《联合报》曾去信证实她的生日是否9月30日，张爱玲回信只说“阳历生日只供填表用”。根据1920年日历，如果张爱玲的生日是9月30日，阴历生日即8月19日；如果是9月19日，阴历生日即8月8日。1958年10月1日，赖雅日记中提到“今天是张爱玲的生日”，张爱玲对赖雅说，这是她有生以来最快乐的生日。这一天是阴历8月19日。所以有一种可能性，如果张爱玲的阳历生日是9月30日，香港大学学籍卡上的9月19日是错的，应该是8月19日，即她的阴历生日。

【名字】长久以来，大家都知道张爱玲的小名是煐，大名则是上学时候，妈妈给起的英文名字Eileen音译过来的“爱玲”。但这样一来，爱玲不是中国名字。《爱憎表》中提供了一条线索：“‘叔叔给我取了个名字叫孟媛’，我告诉我姑姑。不知道是否字或号，我有点喜欢，比我学名‘允偀’女性化——我们是‘允’字排行”。[1]而“孟媛”这个名字也出现在《小团圆》中，九莉告诉姑姑：“二叔给我起了个名字叫孟媛。”[2]叔叔和二叔都是指父亲，张爱玲是过继给大伯，因此对自己的父母称呼是二叔二婶。这段情节至少表明，张爱玲的大名还有一个中文版本，Eileen是她读西式学校时候取的英文名，“允偀”应该是按照排行在她开蒙读书时候的中文名。张小虹在《文本张爱玲》中援引张守中考证河北丰润张氏族谱，在第18代佩字辈（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这一辈）往下，第19代志字辈，第20代允字辈。[3]另外，张爱玲的父亲按照族谱中的名字是张志沂；张爱玲的母亲本名是黄素琼，黄逸梵则是她的英文名字Yvonne的音译。张爱玲写过《必也正名乎》，对自己的名字“爱玲”有如是评价：“我自己有一个恶俗不堪的名字，明知其俗而不打算换一个。”又说：“世上有用的人往往是俗人。我愿意保留我的俗不可耐的名字，向我自己作为一种警告，设法除去一般知书识字的人咬文嚼字的积习，从茶米油盐、肥皂、水与太阳之中去寻找实际的人生。”[4]

【青少年】2010年春天出版的英文小说The Fall of the Pagoda（《雷峰塔》）原是张爱玲在完成Pink Tears（《粉泪》）后撰写的自传体家族小说The Book of Change（《易经》）的前半部分，她在1961年2月21日致邝文美、宋淇信中说，“照原来计划越写越长，而且可以单独成立”，[5]由此成为《雷峰塔》。小说中仆人们夏天纳凉，在院子里说闲话，讲《白蛇传》，提到雷峰塔倒了。[6]张爱玲那年4岁，雷峰塔是在1924年9月25日倒掉的，鲁迅写过杂感《论雷峰塔的倒掉》，称为“活该！”雷峰塔倒掉，白蛇和青蛇终于可以逃掉法海的镇压，在总题为《易经》的家族小说中这段情节意味深长，也是这一年，张爱玲的母亲和姑姑离开天津去英国留学，旧制度对女性的压迫发生翻转，女性获得自由的权利，张爱玲也因此进入现代的世界。与此同时，旧的家庭体制开始崩坏，族长们已经无力回天。

《雷锋塔》和《易经》是张爱玲的“追忆逝水年华”，重现张爱玲成长过程中所看到的家族衰败过程。这两部英文小说和此后用中文写成的《小团圆》，连贯地再现了张爱玲30岁以前的生活经历。在《雷峰塔》和《易经》中，她的名字是琵琶，姓沈；在《小团圆》中，她则是九莉，姓盛。这3部小说有数不清的细节，都可以在张爱玲本人的散文和其他记述中得到验证，有些也曾进入她的小说叙述。像她在《私语》里写过女佣张干藏的柿子，它被大家都忘记了，直到烂成一泡水，唯有张爱玲心心念念，独守着秘密的牵挂，这段情节在《雷峰塔》里又出现一遍，只不过这次是带弟弟的秦干买的柿子，小女孩难捱的诉说冲动，再一次跃然纸上。《雷峰塔》和《易经》写家中仆人们活灵活现，各种亲戚之间勾心斗角、父母之间的悲剧、姑姑的没有回报的爱情，简约的笔法、白描的功力，显出《红楼梦》《海上花列传》的底色。但这两部小说在美国没有市场，经纪人到处投稿，却无人问津，张爱玲本人在致宋淇、邝文美信中也说：“看过我的散文《私语》的人，情节一望而知，没看过的人是否有耐性天天看这些童年琐事，实在是个疑问。”[7]

《雷峰塔》中写琵琶比表面看上去，更懂得人情世故，她在大家族、父母离异的环境中长大，尽知人情冷暖。小说中时不时写到琵琶内心的好奇、判断、怀疑、爱憎、情感，她外表木讷，不善于表达自己，内心世界则交响震荡，她在这反差中渐渐显露出孤绝的个性。《雷峰塔》有一段写父亲和后母斥责弟弟陵，琵琶虽然表面平静，内心波涛汹涌，心里的仇恨多到“可以阻止太阳运转”，恨得想要杀人分尸，心想有“一把菜刀，一把剪子也行”。[8]这部小说结尾写从小照顾琵琶的何干年老了，要回家乡去，特意告诉琵琶离开上海的时间。何干虽是仆人，对琵琶的照顾或许比父母还多，她的原型应该是把张爱玲从小带大的保姆，在《雷峰塔》中她是何干，在《小团圆》中她是韩妈。琵琶在何干身边有亲人的感觉，从小就立志报答何干，但真到何干走的时候，她却无能为力，自己只有两块钱，给何干买了老大房的西点，干巴巴地对何干说以后自己能赚钱了会寄钱给她。何干听上去并不相信，告别的场面匆促而尴尬。直到何干已经上车看不见了，琵琶脸上落下泪来，又责怪自己“刚才怎么不哭？别的地方帮不上忙，至少可以哭啊”。[9]这一段结束《雷峰塔》的叙述，琵琶告别何干的方式，也是张爱玲告别自己的青少年时代的方式，她内心纵有万千情感，看起来却冷淡，无所适从。她藏在自己的表面之下。

【家族】张爱玲小时候到曾任两江总督、南洋大臣的二大爷张人骏家去拜年，在老人家跟前背诵“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情景，在《雷峰塔》中又被写了一次，更多细节，更加生动。《雷峰塔》《易经》《小团圆》中展开写了家族中的众多人物，包括妈和姑姑之间说的闲话中透露出的家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母系那边出自湘军，张爱玲在中英文中都写外祖父年轻时候去世，族人们围着院子，就看即将临盆的外祖母生下儿子还是女儿，是女儿就要瓜分家产。生下来的是张爱玲的妈妈，一个女儿，但幸亏家仆从外边捡回来一个男婴，冒充双胞胎蒙混过关。母系的亲属在上海就只有这一个舅舅，就是这个捡来保住了家产的“胞弟”，在小说中是一个戏份不多的有趣人物。父系那边则家人众多，有李鸿章这一边的子弟，也有张佩纶一族按照大小排行的众多子侄们，但所有这些人都是遗老遗少，大多和时代脱节，生活在前清颓废的文化余韵里。

姑姑和张爱玲的父亲去跟异母大哥打官司，为了讨回被大哥占有的家产，结果父亲倒戈，这让姑姑气愤不已。但姑姑也有自己的秘密，《雷峰塔》和《易经》写姑姑珊瑚与罗侯爵的儿子明哥哥有不伦之恋。罗侯爵是小说中另一个显著的历史人物，原型是李鸿章的孙子李国杰，曾因为担任招商局总经理涉嫌舞弊案受审。姑姑为明哥哥的缘故，替罗侯爵案出钱，不仅自己的钱都用上，还挪用了嫂子（黄逸梵，小说中的露）的钱。这导致黄逸梵在1936年因为断了资金，从欧洲回国。罗侯爵（李国杰）在中日战争爆发后，被军统在上海刺杀。《易经》写到这段情节，一家人都瞒着侯爵夫人、琵琶的表舅妈，琵琶已经懂事，知道侯爵另有小公馆，在表舅妈这里平日里不过是点卯，但死后，棺材运回家来。这一段写一家人上上下下都不敢告诉侯爵夫人真相，都怕让她一时心急，急出了病。小说写琵琶的心态：“我不在乎，我不是这个小圈子里的人，我什么也不是。可是我欠她的情，她对我很好，到现在她还惦着我，还费劲的越过我妈的头顶跟我说话。我会到病人房里，除了林妈以外没有别人，表舅妈怕她，我可不怕她。”[10]琵琶18岁了，懂得表舅妈魂牵梦绕想要的是什么，是侯爵回到她身边来。现在躺在病床上的表舅妈和停在楼底下的表舅，只隔着两级台阶，“但是表舅妈却永远不会知道，仿佛另一人的死亡是在她自己死亡的一年后，还是一边看后，两者并没有区别。永恒封闭了这短短的数阶”。[11]琵琶虽然心里风暴一样喊叫，但还是没有勇气冲上去告诉表舅妈，侯爵夫人临终也不知道侯爵人已回到自己身边，她死的时候仍满怀弃妇的哀怨，更以为丈夫到死都不来看她。

小说写琵琶姐弟从一本流行小说中得知祖母的爱情故事，这本小说即《孽海花》。这段情节在《易经》和《小团圆》中都用了不少笔墨。传奇是怎样的婉转多情，但无论是母亲还是姑姑，都矢口否认有这样的事，小说全是虚构，甚至传说中祖母写的诗，也并非祖母所做。但琵琶终究好奇祖母的时代，想象中过去的繁花簇锦，向伺候过祖母的何干打听，但何干给她的描述却煞风景，想了半天说出一句，“老太太那时候省草纸”。祖先的浪漫传奇和当时的家族败落形成鲜明对比，所有古老的记忆都用传奇的浪漫色彩重新涂抹过。

【父亲】在其他文字中，张爱玲的父亲的形象一直模模糊糊，在《雷峰塔》《易经》和《小团圆》中变得立体起来。中英文版本都写到一个情节，父亲伸手揉乱她的头发，说“秃子”，这让琵琶或九莉不服，多年以后她才明白父亲说的是英文Toots，意思是“小宝贝”“甜心”。这个动作中体现的是父亲的爱。张志沂饱读诗书，却一无所用，他每天饭后就在家里来回“走趟子”，一边走一边背诵，还不是唐诗古文，背诵的是奏章文书，这个“笼中兽”的形象十足是一个异时代的背时者。《雷峰塔》中写祖母把小时候父亲当女孩儿打扮，从成长环境中写出父亲多情、懦弱的人格养成。但从小说描写可以看出，他并不是张人骏那样的遗老，对现代生活也充满热情，他喜欢读汽车杂志，也常换汽车，书桌上有拿破仑像，他会英文也会德文，读叔本华，也读希特勒《我的奋斗》，他的守旧仿佛只是为了偷懒。他在和黄逸梵离婚之后，娶前北洋政府总理孙宝琦之女孙用蕃为妻，两个人有同好，都吸鸦片。最终让张爱玲不能忍受的，是后母对她和弟弟恩威并用的手段，以及父亲在这个复杂关系中站在后母立场的决绝。因为弟弟用父亲的支票本练习签名，被后母发现并加以渲染，招致父亲大怒。弟弟的羸弱、讨好、麻木，令琵琶加倍愤怒。最终导致冲突爆发，琵琶被父亲监禁在家，但这一段，在《雷峰塔》中没有像《私语》中写得那样恐怖，何干照顾她，来陪着她。但这确实是父女关系断绝的关键情节。

【母亲】《雷峰塔》《易经》和《小团圆》中，对张爱玲影响最大的人物是母亲，在前两部小说中，她是露；《小团圆》中，她是蕊秋。都是西洋名字。《易经》中的琵琶，在《小团圆》中名字是九莉，有着清醒的判断力，从小时候起就懂事，她既恨也同情在民国百无一用的父亲，但母亲对她来说，光彩照人，却神秘而并不可亲。这3部小说展示出，在张爱玲成长过程中，母亲的形象与所作所为超出她的理解和情感承受能力。相比父亲而言，母亲对她的精神伤害反而最大。《易经》里写她从父亲家逃到母亲那里，母女之间的关系不是舐犊情深，而是客气而拘谨。露正是经济拮据的时候，金钱上斤斤计较，琵琶自知成了露的负担，要说报答母亲的话，但笨拙得不成话。露则对女儿一点不留情面，有一次家里有人来聚会，缺把椅子，琵琶认真帮忙，费力去隔壁房间拖一把小沙发，被露看见，大骂她是“猪！”这是母亲最粗暴的骂人的话，“琵琶听见心里什么摔了个粉碎”。[12]

琵琶虽然想恩怨分明，父亲的是仇，母亲的是恩，但母亲时常发作，恩也成了仇。《易经》写的另一个场景是琵琶生病，导致母亲不能外出约会，母亲突然发怒，一连气地说：“你真是麻烦死了。你活着就会害人。我现在怕了你了，我是真怕了你了。怕你生病，你偏生病。怎么帮你都没用，想你这样的人，就该让你自生自灭。”[13]这话印证了《我的天才梦》中写母亲宁愿她死掉，而不是活着一无用处。琵琶感受到母亲的恩，不再是感情上的债：“她计算不出母亲为她花了多少钱。数目在心里一直在增加，像星云，太空数字……事实俱在，她母亲帮助她，她还不知感激，也不再爱她了。”[14]

这3本自传体小说对母女关系的描写，让这段关系看起来实在不堪。《易经》和《小团圆》都写到发生在香港的一幕，琵琶或九莉得到历史学教授的资助，无意间收到一笔钱，这是历史学教授个人给她的800港币助学金，因为看出她没钱，同学中唯一没有自来水笔的，上课要拿墨水瓶，而她又用功，获得老师的好感。琵琶拿到这厚厚一叠钞票，心里激动万分，憋不住想要告诉母亲，“心旌摇摇”[15]把这笔钱拿到母亲面前。没想到的是，母亲一点儿也没有表扬她功课好，反而只顾盘问教授平白无故为什么给她钱。她把钱留在母亲这里，第二天这笔钱不见了，露（蕊秋）跟一个客人漫不经心地提到打牌，说昨日输了800。这话是说给琵琶听的。琵琶只觉得上帝太不公平，历史学教授靠薪水也不富裕，她又该怎么面对教授。《小团圆》写九莉的心境：“一回过味来，就像有件什么事结束了。不是她自己作的决定，不过知道完了，一条很长的路走到了尽头。”[16]

但张爱玲隔了时光来写母亲，她更立体地写出露在小说中是没有安全感的女人。她成长过程受到传统压迫，进入无爱的婚姻，终于离婚之后却丧失财产，与西洋男子们的调情也力不从心。《易经》写琵琶到浅水湾饭店找到露，眼中看到，“明亮的午后阳光照在白瓷砖上，她母亲的肩胛骨在橙色的透明睡袍下突了出来，看得她一惊。她不能穿这种衣服，穿在她身上一点也不性感，反倒俗气。太不像她了，她从来没有穿着打扮不得体，总像时装模特儿无可挑剔。”[17]露在香港，实际上孤立无援，周旋在口是心非的故交旧友之间，最后被警方怀疑是间谍被抓。这一段情节似乎是张爱玲的虚构，但完全写出母亲的绝境。琵琶想说感激母亲的话，想象如果给母亲一个长盒，装满玫瑰，花下放着一束束的钞票才好。但露的反应强烈，接着有这一段：

“我不要你的钱。”露拉高了嗓门。“我不在乎钱。就连现在这么拮据，我也从没想过投资在你身上，希望能——能——”她无助的挥挥手，轻轻笑一声，说出了不能想象的话，把自己描绘成老太太，“将来有一天靠你养活。可是只要是人，对那些帮过你的人就会有份心意。想想过去我对我妈，并没有哪里做错了，不应该有这样的报应。”

链子断了，琵琶寻思着。撑持了数千年，迟早有断裂的一天。孝道拉扯住的一代又一代，总会在某一代斩断。那种单方面的爱，每一代都对父母怀着一份宗教似的热情，却低估了自身的缺点对下一代的影响。不幸的是，偏是断在你这个环节上，而你奉献给母亲的，自己的女儿竟然没有回报。如果在年轻貌美，又集宠爱于一身的时候能到西方各国旅游，那还不打紧。现在你觉得再也得不到可敬的爱，你想回头，却惊诧于不复你母亲的时代。[18]这段比《小团圆》写得更细密，不仅是母女之间的感情走到了头，而且她还在母亲的角度上写出“母爱”的虚伪，并没有爱。如果延续的是孝道，也还是传统之下的恩情。但发生在此时的已经没有恩情，一切都是算计。在这一刻，露变成了曹七巧，她在意的不是子女的幸福，而仅仅是占有，年老色衰的露，也套在黄金的枷锁中。甚至有一瞬间，露几乎变成《第一炉香》的黑夫人梁太太，要投资在年轻的葛薇龙身上，但面对自己的女儿，她要投资做什么？这一刻令人不寒而栗。

《小团圆》写母亲最后一次回国，九莉已经有所积蓄，问姑姑，母亲为她花了多少钱——这问题也令人吃惊的坦率，姑姑说合当时的二两黄金。九莉把二两黄金给了母亲，蕊秋哭了，九莉琢磨不出母亲的心理，认为母亲也许悲伤地认为母女之情，因为这还钱，从此就恩断义绝了。“九莉尽量地使自己麻木。也许太澈底了，不光是对她母亲，整个的进入冬眠状态。腿上给汤婆子烫了个泡都不知道，次日醒来，发现近脚踝起了个鸡蛋大的泡。冬天不穿袜子又冷，只好把袜子上剪个洞。老不消退，泡终于灌脓，变成黄绿色。”蕊秋亲自动手把这脓包戳破，“九莉反正最会替自己上麻药。可以觉得她母亲微凉的手指，但是定着心，不动心”。这时旁边有人说“蕊秋的手抖了”，“蕊秋似笑非笑地继续剪着，没作声”，继而“九莉非常不好意思”。[19]九莉与母亲的爱恨纠结，比恋爱中的伤害，有过之无不及，但这一段表面上看似谁也“不动心”的描写，却已经使这纠结被戳破，落在平淡的场景里，戛然而止——这是小说中最后一次直接描写母女之间的关系。

黄逸梵于1957年在英国去世，据张爱玲在1957年10月24日致宋淇、邝文美的信中说，母亲逝世两周前曾经叫她去英国看望。《小团圆》也写到这一段，母亲临终写信来：“现在就只想再见你一面。”张爱玲没去。或许那时候她正生活窘迫，没有钱；但也或许不想去。张爱玲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只能多写信，寄了点钱去，把你与《文学杂志》上的关于我的文章都寄了去，希望她看了或者得到一星星安慰。”[20]这里的文章指的是宋淇和夏志清高度评价张爱玲的评论，她或许在母亲最后的时刻，想要向她证明，自己并不完全是一个废物——这个心结从《我的天才梦》中透露出来，直到20年后，也并未了结。就在母亲去世后，张爱玲开始写作《易经》，最终写成两卷，到了20世纪70年代再写《小团圆》，在她人生的后半段，她一次次重写和母亲的关系，刺痛和伤害都在。

此后张爱玲活过了母亲去世的年龄，她自己在孤寂之中度过晚年，20世纪90年代编写《对照记》，书中母亲的照片最多，占的篇幅最大。她没有再写那些尴尬的时刻，一字没有提到母亲给她的伤害，也许自己经历了整个人生，也或许因为在小说中，她已经把母亲的伤害写到极致了。张爱玲在《对照记》中这样来描写母亲，配上母亲风华绝代时候的8张照片，犹如古人为能臣勇将、圣贤才子所做的像赞：

民初妇女大多是半大脚，裹过又放了的。我母亲比我姑姑大不了几岁，家中同样守旧，我姑姑就已经是天足了，她却是从小缠足。踏着这三寸金莲横跨两个时代，她在瑞士阿尔卑斯山滑雪至少比我姑姑滑得好。（我姑姑说）

她是个学校迷。我看茅盾的小说《虹》中三个成年的女性入学读书就想起她，不过在她纯是梦想与羡慕别人。后来在欧洲进美术学校，太自由散漫不算。一九四八年她在马来亚侨校教过半年书，都很过瘾。

她画油画，跟徐悲鸿、蒋碧薇、常书鸿都熟识。

珍珠港事变后她从新加坡逃难到印度，曾经做过尼赫鲁的两个姐姐的秘书。一九五一年在英国又一度下厂做女工制皮包。连我姑姑在大陆收到信都有点不知道说什么好，只向我悄悄笑道：“这要是在国内，还说是爱国，破除阶级意识——”

她信上说想学会裁制皮革，自己做手袋销售。早在一九三六年她绕道埃及与东南亚回国，就在马来亚买了一洋铁箱碧绿的蛇皮，预备做皮包皮鞋。上海成了孤岛后她去新加坡，丢下没带走。我姑姑和我经常拿到屋顶阳台上曝晒防霉烂，视为苦事，虽然那一张张狭长的蕉叶似的柔软的薄蛇皮实在可爱。她战后回国才又带走了。

我小时候她就自己学会做洋裁，也常见她车衣。但是她做皮包卖的计划似乎并未成功，来信没再提起。当时不像现在欧美各大都市都有青年男女沿街贩卖自制的首饰等等，也有打进高价商店与大百货公司的。后工业社会才能够欣赏独特的新巧的手工业。她不幸早了二三十年。

她总是说湖南人最勇敢。[21]

读这一段，我宁愿相信，晚年的张爱玲回望年轻的自己，与当时眼中是迟暮美人的母亲达成了和解。就像她在《对照记》中写祖父母的传奇，“他们只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我爱他们”。[22]在关于母亲的最后这一段文字中，她写出母亲的历史处境，母亲超越时代的卓越一面，也写出母亲的艰难，在海外漂泊谋生的艰辛。或许最终张爱玲认识到，她的勇敢比自己当年以为的更像母亲。对于读者而言，最勇敢的不仅仅是她的母亲。

设想如果《小团圆》没有出版，《易经》没有问世，张爱玲最后留给读者的母亲形象应该是《对照记》中的这样，像茅盾小说中写的女主人公，是时代女性，堪称楷模。张爱玲在《对照记》开头，放了自己一张小时候团团脸的照片，照片涂上颜色，红润的脸庞，淡蓝色的衣裙，随后写：“那天我非常高兴，看见我母亲替这张照片着色。我站在旁边看着，杂乱的桌面上有黑铁水彩画颜料盒，细瘦的黑铁管毛笔，一杯水。她把我的嘴唇画成薄薄的红唇，衣服也改填最鲜艳的蓝绿色。”接下来，张爱玲说自己第一本书的封面设计是整个一色的孔雀蓝，这选择是受了母亲的影响：“我记得墙上一直挂着的她的一幅油画习作静物，也是以湖绿色为主。遗传就是这样神秘飘忽——我就是这些不相干的地方像她，她的长处一点都没有，气死人。”[23]事情过去半个世纪，张爱玲自己知道，她记得母亲，所有的记忆都在，但最珍贵的是最初的记忆，而不是结束。

【姑姑】《雷峰塔》《易经》和《小团圆》中的姑姑，英文小说中是珊瑚，中文版中是楚娣，是一个生动鲜活的人物。虽然熟悉张爱玲作品的读者，对姑姑张茂渊都不陌生，她多次写过姑姑。但在自传体小说中最惊人的揭示，莫过于琵琶或九莉在小小年纪得知姑姑隐秘的恋情，还是违背伦常的无果的爱情。与此同时，她也看出姑姑和母亲并不是表面上那样亲密无间，彼此之间也有芥蒂。但姑姑还是张爱玲最能依靠的人，虽然姑姑不用说出“依靠”这样的字眼。姑姑不是父母，对琵琶没有那么多约束，也不会装出恩情，中英文版本都写到有一天姑姑突然想吃包子，但手头不宽裕，舍不得出去买，就自己做包子。姑姑被蒸汽糊了眼镜，摘下眼镜擦，琵琶看见她眼皮上的疤痕，一问之下，是琵琶被父亲监禁的时候，姑姑想救她出来，被自己的亲哥哥拿烟枪打伤。琵琶说：“姑姑连提都没提。”姑姑说：“没提么？你一逃出来我就告诉你了吧。”琵琶肯定地说：“没有。”姑姑说：“大概是太激动，忘了。”这时候，琵琶想要是换成母亲决不会忘了说。[24]

姑姑是小说中的配角，但给琵琶或九莉的帮助最多。此后当胡兰成的角色邵之雍登场之后，也是姑姑一见面就直问之雍：“太太一块来了没有？”[25]姑姑后来知道九莉的委屈，并没有说教，只有两句话：“他也是太滥了。”“没有一个男人值得这样。”[26]虽然九莉表面上没有什么，但心里自杀的念头都有，写长信给邵之雍说自己的痛苦。姑姑不用问，就知道。

张爱玲10岁的时候，姑姑留学归来，母亲随后离家出走，在她的生活中来来去去，若即若离。张爱玲跟父亲反目成仇，只有姑姑和她一直在一起，《小团圆》中写自己在上海的两次恋爱，姑姑都是见证，虽没有反对，但在关键时候都提过醒，也是中的。正是和姑姑同住的这十年，从1942到1952年，是张爱玲文学事业的高峰。《对照记》中没有和父亲或母亲的合影，但有和姑姑的两张合影，姑姑确实如小说中写的珊瑚那样，长得不好看，却是张爱玲整部像册中两人合照里笑得最放松最自然。图解说：“在我姑姑的屋顶阳台上。她央告我‘可不能再长高了’。”继而，“她在照片背面用铅笔写着：‘我这张难看极了。小煐很自然，所以寄给你看看。’”[27]张爱玲说姑姑告诉自己，是答应了她母亲照顾她的，但特此说明，心里是不要让孩子爱自己胜过爱母亲。姑姑是自立自强的现代女性，张爱玲离开大陆最后告别的是姑姑，这里又放了一张姑姑的照片，姑姑是中年人，平静慈爱的表情中带着一点疲惫，“我一九五二年离开大陆的时候她也还是这样。在我记忆中也永远是这样”。[28]

张爱玲离开大陆，应该是姑姑出钱帮忙的。1956年3月19日，张爱玲致邝文美信中提到姑姑来信：“叫我不要还她钱，也不要通信，她大致一切照常，发生的事情也无从说起。”[29]铁幕两边，交通困难，张爱玲刚到美国，经济正窘迫。1963年1月24日，致邝文美信中，她提到姑姑寄来照片，似乎还好，“我看见报上说阴历年前收到外汇可领额外粮票，所以又寄了点钱去”。[30]可见后来一直没断了给姑姑寄钱，直到“文革”邮件断绝。1979年中美建交后，张爱玲恢复和姑姑的联系，立即托人汇钱到上海。到20世纪80年代还提到接姑姑来美国，到了80年代末期，了解到中国生活改善，姑姑晚年在国内过得很好。1991年，姑姑张茂渊在上海去世。

【炎樱】张爱玲青年时代最好的朋友，炎樱（原名Fatima Mohideen，1920—1997），在《易经》和《小团圆》中名叫比比。她的母亲是天津人，父亲是阿拉伯裔的斯里兰卡人，在上海做珠宝商，家境阔绰。炎樱性格乐观、务实、宽容、友善，在张爱玲去香港读书期间，两人结下友谊。张爱玲在两本小说中写出琳琅满目的各色同学，但比比是最重要的一个。琵琶依赖比比，大学第一年放暑假没钱回上海，比比要走了，琵琶哭了一天，比比受不了她这样哭，最后说，我不走了，我回不回去都没关系，在这里我也一样快乐。当然最后比比还是走了。琵琶喜欢和比比在一起，比比和她不同，靠的是常识，心地单纯，不会对人轻易做道德判断。用《封锁》里的话说，比比是一个“真人”。

《易经》第15章写港战爆发，比比和其他学医科的学生都被派去急救站工作，她后来专门回来看落单留在学校的琵琶。果然此时的琵琶惨透了，吃不上饭，晚上没有铺盖，战争中比比看过的恐怖景象比琵琶多得多，但她没多讲，还找来一条毯子，和琵琶同盖。其后，小说写两个人去银行取钱，琵琶把自己的11块多钱全都取出来，比比提醒她留1块，别把账户都销了。琵琶觉得好笑，都世界末日了。但比比就是在世界末日也是务实和乐观的。两人一起想法子回上海，这一段写琵琶巧用计谋，抓住当班医生盗卖物资的把柄，孤注一掷，以泄密为威胁得到了宝贵的8张船票。其中只有1张二等舱，其余都是三等舱。比比有钱，但她很公道，让琵琶去二等舱，并且把自己的钱托给琵琶保管，藏在身上带到二等舱。这段情节太富有戏剧性，太惊险，估计虚构成分应该比较大。张爱玲还写琵琶上船之后遇到梅兰芳。

在张爱玲的自传小说中，比比是除了姑姑之外，给琵琶带来一些安全感的人物。回到上海以后，炎樱也是姑姑之外唯一目睹张爱玲与胡兰成恋爱的人。张爱玲在1952年重返香港后，曾到东京投靠炎樱，1955年赴美，炎樱也在纽约。虽然如此，张爱玲和炎樱的友谊似乎并未延续到后来。在1956年8月18日给邝文美的信中，张爱玲提到自己和赖雅登记结婚，炎樱愿意做证婚人，“但我宁愿临时在登记处抓到一个证人”。[31]1960年，炎樱也结婚了，从纽约把请柬寄到旧金山，但张爱玲猜她结婚对象不是医生就是博士，但没有再查问。1995年，炎樱早于张爱玲几个月于纽约去世。

【胡兰成】《雷峰塔》和《易经》写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前者描述张爱玲童年时期的家庭生活，后者写她逃到母亲和姑姑的家，小说后半段写她在香港读书和经历港战的遭遇。《小团圆》与另两部小说有大量的重合，如第一、二章是《易经》后半部分的缩写，写港战；第三、六章与《雷峰塔》和《易经》重合，写家族；剩余的章节写九莉回到上海的经历，这部分几乎都和胡兰成（小说中化名邵之雍）有关。张爱玲之所以主动要写胡兰成和自己这段感情，一方面是因为胡兰成出版自传《今生今世》，对这段恋情大书特书，不乏卖弄之嫌；另一件事是倾慕张爱玲的朱西宁在20世纪70年代计划撰写张爱玲的传记，而朱西宁受到胡兰成的影响较多。她在1975年10月16日给宋淇信中所说：“赶写《小团圆》的动机之一是朱西宁来信说他根据胡兰成的话动手写我的传记。”[32]虽然《小团圆》融入了《雷峰塔》和《易经》的内容，写了家族和母亲，但为张胡恋情提供了一个张爱玲自己角度的叙事，才是这部中文小说最主要的驱动力。

1974年5月14日，张爱玲致宋淇信中提到自己在写一个很长的中篇小说《小团圆》。1975年9月18日，致宋淇信中说《小团圆》因为酝酿太久，很快就已经写完了；24日，致宋淇信中说“这篇难产多年的小说好容易写出来了，简直像生过一场病”。[33]1976年1月25日，致邝文美信中说：“《小团圆》情节复杂，很有戏剧性，full of shocks，是个爱情故事，不是打笔墨官司的白皮书，里面对胡兰成的憎笑也没有后来那样。”[34]（看起来，张爱玲即便开头想要讽刺胡兰成，最终写出来的却不是为了争是非的）3月17日，张爱玲将《小团圆》寄给宋淇夫妇。28日，宋淇读完小说，回信力劝张爱玲不要出版《小团圆》，宋淇认为《小团圆》这样写张胡之恋，对于急需炒作的胡兰成来说无异于“肥猪送上门”[35]，他甚至认为这部小说会导致张爱玲出版事业“自毁长城”。接下来宋淇提供一些建议，让张爱玲改掉《小团圆》中胡兰成的部分，要让人辨认不出，甚至把人物变成一个双料间谍。张爱玲信任好友的判断，但修改远非易事，她在1977年4月7日，退还平鑫涛预订《小团圆》的定金。至此，张爱玲的创作和研究兴趣都有转移——1977年有七八个月，宋淇和张爱玲在通信中密切讨论的，是一篇真正的间谍小说《色，戒》。

归根结底，宋淇反对发表《小团圆》的原因，是担心胡兰成会利用作品中的描写再生是非。终究，张爱玲写《小团圆》，虽然没有happy ending（大团圆），却如《半生缘》一样是写了一个爱情的故事。小说中，邵之雍出场之前，张爱玲先给九莉一个自省的机会：“九莉只会煮饭，担任买菜。这天晚上在月下去买蟹壳黄，穿着件紧窄的紫花布短旗袍，直柳柳的身子，半卷的长发。烧饼摊上的山东人不免多看了她两眼，摸不清是什么路数。归途明月当头，她不禁一阵空虚。22岁了，写爱情故事，但是从来没恋爱过，给人知道不好。”[36]张爱玲先铺了一个底，她虽然写了《第一炉香》《倾城之恋》，但本人对爱情是毫无经验的。

邵之雍是突然出场的，第四章提到女编辑文姬（苏青）寄来一篇评论，九莉显然是喜欢的，因为知道这作者落难之后，担忧书评不能发表。小说中没提她和文姬一起去营救的事，只说她在做白日梦，想要救邵之雍，但又自嘲这是年轻人的梦。转眼之间，人就放出来，上门来了，眉眼英秀，像个职业志士。第一句话是姑姑说的，问他的太太一块来没有，提醒了九莉，姑姑怀疑他怎么会是单身。小说描写邵之雍和盛九莉相识之初，她对他有好感，甚至崇拜，而他说的话往往令人纳罕，比如“你脸上有神的光”，是做作的，拿腔拿调，也是后来人们说的“胡腔胡调”。两个人的关系像是对舞，他是熟稔舞步的那个，知道每一步怎么走，她则茫然不知身在何处。他每天坐在她房间里吸烟，走后她把烟蒂收在一只旧信封中，之后还拿给他看，这是含蓄地表达了态度。每天他都来，一坐八九个小时，九莉不留饭，他到点就走，次日再来。有一天他请她拿掉眼镜，突然抱住她亲吻，九莉想，这个人是真爱我的。这之后他再来，正经说话，提出和她永远在一起。她没忘问一句“那你太太呢”，他回答说可以离婚。九莉虽然可能开心，但她要让这事在自己还可控的时候作个了结，说：“我现在不想结婚。过几年我会去找你。”[37]意思很明白。这之后，她心情非常轻快，一件事圆满结束了，至少她那时认为是，爱情在刚开始的时候结束，一切都还没有发生，只有无限的回味，还没有苦涩。

但事情没有完，他不顾她分手的决心，继续来强攻，两人的距离越来越缩短，比此前更亲密了。张爱玲的描述中，没有《今生今世》中那些著名的场面和对话，但也并没有否认两人相悦，甚至骤然写到性，九莉还完全无知，看过的色情小说中都没有的事，邵之雍下面“忽然还有什么东西在座下鞭打她。她无法相信——狮子老虎掸苍蝇的尾巴，包着绒布的警棍”。[38]她应该立刻跳起来，但没来得及应对，默认了他可以这样。后来她告诉比比：“我爱上了邵先生，他要想法子离婚。”比比震惊，气愤地说：“第一个突破你的防御的人！你一点女性本能的手腕也没有！”[39]比比和姑姑都看得清楚，但她们都挡不住九莉越来越深陷入邵先生的情网中，她天真而无知，“食色一样，九莉对于性也总是若无其事，每次都仿佛很意外，不好意思预先有什么准备，因此除了脱下的一条三角裤，从来手边什么也没有”。[40]但与此同时，邵之雍的风流韵事不绝于耳，他去武汉有了一个康小姐。比比来了，之雍甚至和比比调情，问她“一个人能同时爱两个人吗？”小说中的比比虽然较九莉更外向，但也只能是英国式的反应，微笑听着，有点窘。但比比去后，九莉微笑道：“你刚才说一个人能不能同时爱两个人，我好像忽然天黑下来。”[41]

《小团圆》文字风格节约、平淡，早期作品那种绚烂的修辞，善用比喻的奇绝文风都不见了。这部小说刚问世的时候，许多读者感到失望，以为文辞不美。《小团圆》出场人物众多，写学校生活、家族历史、爱情经历，看似十足热闹的气氛，但并没有《金锁记》《倾城之恋》那样显山显水的重彩刻画，几乎全是流水般的白描。写作《小团圆》的同一时期，张爱玲正把《海上花列传》翻译成中文，这在语言和叙述上对《小团圆》或许都有影响，从头至尾保持平淡而自然、“婉而讽”的风格——但《海上花列传》的好处本来就难有人欣赏。

就好像没有了华丽的帷幕，张爱玲在《小团圆》里写的是赤裸裸的自己，这和写葛薇龙、白流苏、曹七巧的故事不同，她竭力控制情感流露，生怕伤痛来了不可收拾。在写到恋爱的时候，张爱玲控制住笔端的着力，惊心动魄的也都轻描淡写，一带而过。帷幕不再华丽——但原本“华丽缘”注定就是虚妄。剥落一切，却是祛魅的过程。小说里常写到她“心悸的一刹那”，或“像给针扎了一下”的感觉，但她往往“不作声”，表情与文字上都平淡如常——她自己说，“似乎无论出了什么事，她只要一个人过一阵子就好了。这是来自童年深处的一种浑。”[42]

但也唯其如此，《小团圆》是张爱玲作品中读来最令人心痛的一部，文字上波澜不惊，但平淡之中处处惊心。小说写二战临近结束，九莉笑着说希望战争一直进行下去，邵之雍说死了这么多人，难道还要打下去，九莉依旧轻声笑说：“我不过因为要跟你在一起。”但战争转眼就结束，他开始逃亡，要她等4年。临到离别之际，邵之雍跟她讲康小姐，原来生离死别在他那里是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和不同的情人之间发生。小说写于事情过去30年后，已是张爱玲弃世独居的生活年代。她在与世隔绝的心境中，直接叙述亲身经历的故事，写作之于她的意义已经改变。我宁愿相信《小团圆》后半部分是张爱玲对自己经历的一次心悸平复的过程。心悸无法平复，在笔端召唤往事，既是为了让经验复生，也是为了赋予经验以“记忆”的形式，另外存储。《小团圆》故事线索繁多，最重头的是九莉与母亲、与胡兰成的关系，这也是张爱玲生平中最至关重要的经验。在小说最后部分，张爱玲对这两个关系的结果都有所交待。她与母亲之间的关系结束，与情人的关系也画上句号。她写来平淡，却都是冰山下一角；再引用她在别处说过的话：“我们明白了一件事的内情，与一个人内心的曲折，我们也都‘哀矜而勿喜’吧。”[43]

传奇中的张、胡之恋，在《小团圆》里占了相当的篇幅，张爱玲没有避讳，看起来也没有省略，九莉与邵之雍的恋爱场景，有不少与《今生今世》的描写相契合之处。但只有张爱玲写出了两人分手的真实过程，这或许是沾沾自喜的胡兰成所从未知道的。《小团圆》中描述与邵之雍的分离，不是最后一别，而是在1945年离开上海前一个晚上，他刚跟九莉讲和康小姐难分难舍的情状，临分别又爬到她身上：“泥坛子机械性的一下一下撞上来，没完。绑在刑具上把她往两边拉，两边有人很耐心的死命拖拉着，想硬把一个人活活扯成两半。”[44]《小团圆》里写的性爱，没有胡兰成笔下说张爱玲的那种“欲仙欲死”，反而总是伤害性的，不仅是肉体上的，情感上伤得更加难以复加。张爱玲写九莉茫茫无依，看邵之雍背对着她睡去，想到厨房里有刀，脑子里闪过杀人以及怎么处理尸体，但随机转念——“你要为不爱你的人而死？”她对自己说。[45]这一幕和她在听着父亲和后母苛责弟弟时一样，表面平淡，但内心波澜已是滔滔怒海。

张爱玲在1946年依然到浙江乡下寻找胡兰成，这一段在《小团圆》中有记述，但宋以朗另外发现的一部残稿《异乡记》则提供了更直接的亲身经验。《异乡记》是她在1946年2月到温州去的时候随身带着的一个本子上写的，没头没尾，像是日记，但也许是事后回忆写成的。在张爱玲的作品中，《异乡记》堪称是最挚诚的一部，平平淡淡写第一人称的女主人公到乡下去寻找恋人，没有多余的话，只有直接的感受，却动人肺腑。写到了杭州，住进那恋人之前出逃时住过的一户人家里：“我这时候躺在床上，也并没有思前想后，就自凄凄惶惶的。我知道我再哭也不会有人听见的，所以放声大哭了，可是一面哭一面竖着耳朵听着可有人上楼来，我随时可以停止的。我把嘴合在枕头上，问着：‘拉尼，你就在不远么？我是不是离你近了些呢，拉尼？’我是一直线地向着他，像火箭射出去，在黑夜里奔向月亮；可是黑夜这样长，半路上简直不知道是不是已经上了路。我又抬起头来细看电灯下的小房间——这地方是他也到过的么？能不能在空气里体会到……但是——就光是这样的黯淡！”[46]

这段读来令人黯然神伤，是张爱玲的亲身经历，她口上喊的拉尼，应该就是兰成。《异乡记》写她颠沛流离走了一路，快要到的时候，稿子断了。这中间有些情节，如在乡下看杀猪的情节，写进《秧歌》，也描写了一家农户——金根和月香，正是《秧歌》的主角。虽然是残稿，《异乡记》写得饱满，景物和内心应和，主人公是怀着希望的。但在《小团圆》中，抵达目的地之后的九莉，很快发现邵之雍在此早就移情别恋，她是多余的人。他要她等4年，4年之后等他回来团圆？这不正是《五四遗事》的主题吗？九莉觉得“灵魂过了铁”，或“铁进入了灵魂”，还有“灵魂的黑夜”这些英文谚语，“那痛苦像火车一样轰隆轰隆一天到晚开着，日夜之间没有一点空隙”。张爱玲写九莉独自回上海后，“她梦见站在从前楼梯口的一支朱漆小橱前——橱面上有一大道裂纹，因为太破旧，没从北边带来——在面包上抹叶酱，预备带给之雍。他躲在隔壁一座空屋里。”[47]委婉凄恻的结局，比起胡兰成词语轻浮的抒情，更加简约而真实。写九莉虽然是最不多愁善感的人，抵抗力很强，但这时候也想到自杀。姑姑这时候说：“没有一个男人值得这样。”她还是给他寄钱写信，但他回信却说的都是和另一个女人的恩爱，她有情书错投的感觉，好气又好笑。

8个月后，邵之雍再来上海，两个人见最后一面，她直接问小康的事，他立即拿出随身带着的小康的照片。虽然她说“我前一向真是痛苦得差点死了”，但眼睛里一滴眼泪也没有了。两个人分房而睡，“次日一大早之雍来推醒了她。她一睁开眼睛，忽然双臂围住他的颈项，轻声道：‘之雍。’他们的过去像长城一样，在地平线上绵延起伏。但是长城在现代没有用了。”[48]这里又见到张爱玲善用的比喻，放在这里透满伤心；她是亲自为张、胡“传奇”画上一个“山河岁月”的句号，带着自嘲的语气。

30年前写作的时候，我没有见到《小团圆》以及张爱玲书信，依据的材料都来自胡兰成，正如张爱玲当年担心朱西宁所要做的那样。但即便当时，也怀疑胡兰成描述的真实性。现在对比《小团圆》，除了事件本身有些真实性问题，胡兰成文字中所呈现的张爱玲的形象，则可以说都是透过“有色眼镜”塑造的。

从《雷峰塔》《易经》到《小团圆》，张爱玲一段一段地写出亲历的浮世悲欢，但所有悲欢都归于平静，她让过去的韶光重现，既是重订自己的传奇，也实现了为自己的文学祛魅——祛“张爱玲”自己的魅。她等于在《小团圆》中告诉我们，“张爱玲”不是大家以为知道的那个人，传奇也不只是繁花似锦的“表面”文章。作为“表面”的张爱玲文学可以被演绎成传奇——传奇本来就是虚构的；但在这一系列自传书写中，《传奇》再版封面上那个没有面孔的人形有了面目，她在“张看”世界的同时，也给读者“看张”的可能：“此中有人，呼之欲出”。张爱玲作为琵琶和九莉，是一个成长中的人物，她经历人生的考验，正如《小团圆》开头写的那样，“大考正如一场大战，是最恐怖的事，完全是等待，完全不知结果如何”。写《小团圆》的时候，她自认为老了，不用考试了，“不过仍旧一直做梦梦见大考，总是噩梦”。[49]

【宋淇、邝文美】张爱玲1952年到香港，刚好宋淇在美新处译书部工作。当年海明威发表《老人与海》，译书部登报招聘译者，宋淇在应征者名单中看到张爱玲的名字，面试之后，决定请她翻译。张爱玲此时已经在用英文写作《秧歌》，但她迅速翻译好《老人与海》，此书在1952年12月出版，译者署名范思平，根据单德兴考证，范思平就是张爱玲，到1955年《老人与海》新版，才署名张爱玲。正是因为这件事，张爱玲和宋淇得以熟识，此后又认识了宋邝文美，难得的是，三人之间保持了终身的友谊。张爱玲在1955年赴美之后，给宋淇夫妇写来长长短短的数百封信，其中几乎无所不说，成为了解张爱玲后半生最重要的文献资料。宋淇的儿子宋以朗在2020年将父母和张爱玲的书信出版，即《纸短情长》和《书不尽言》两大卷。从宋淇、邝文美的回信来看，可得知他们夫妇不仅一直帮忙张爱玲谋事赚钱——从美新处的翻译，到给宋淇任职的电懋（国际电影懋业有限公司）编写剧本，再到后来在《星岛日报》等港台期刊上帮忙发表作品，直到皇冠文化出版社接手张爱玲著作出版事宜，处处都有宋淇奔走帮忙的影子；而且两人也是张爱玲真心信任的倾诉对象。事无大小，张爱玲在美国的岁月中，唯一给宋淇、邝文美的书信中都可以说个究竟。宋淇也通过介绍一批学者了解张爱玲，如夏济安、夏志清昆仲，此后又有庄信正、刘绍铭，都在美国学院对张爱玲援之以手。

书信中还有相当重要的一部分是关于张爱玲作品的构思、创作、修改。如前面所说，宋淇阻止张爱玲在1976年发表《小团圆》，他们也同时在书信中详细讨论《色，戒》《浮花浪蕊》《相见欢》等作品的情节和细节。宋淇提供的帮助，大到叙事结构，小到街道店铺位置，甚至查引资料，事无巨细。张爱玲在加州，他们在香港，隔着太平洋鸿雁传书，讨论得不亦乐乎。在此之前，张爱玲编写电影剧本，也每每和宋淇具体商量。但在张爱玲最后的20多年生活中，她与宋淇讨论《红楼梦》《海上花列传》则是最有成果的brainstorming（商议），其间各种细节占了书信集的相当大的篇幅，在此不能一一展开。《红楼梦魇》出版后，1979年8月19日，宋淇致信张爱玲，告知余英时颇为欣赏张爱玲的书，认为她是善读《红楼梦》的，见人所知未见。[50]张爱玲回信则说，既然余英时对《红楼梦魇》有反应，前途未可限量。

张爱玲和宋淇夫妇的通信中还披露了许多在美国生活的细节。她刚到美国，与经纪人Mrs. Rodell相处就很吃力，这位经纪人对张爱玲的作品显然没有品鉴，张爱玲原本想靠写小说打进美国文坛，但几年下来一部作品都没卖出去。张爱玲生活无着，仅靠着《秧歌》版税，麦克道威尔写作营虽然提供住宿，但没有奖助，她日常开销都节俭至极。一次在小镇上买旧衣服，一毛钱的衬衫，五毛钱的长裤，七毛五的大衣，居然和邝文美说得津津乐道，这些细节真是道出她生活的拮据。她又不会社交，只有给宋淇、邝文美的信中打开话匣，还央求邝文美多讲一些琐事给她，另外请邝帮她买衣料、做旗袍，都反反复复写了许多次。邝文美认真对待，衣料和衣服从香港寄到美国，张爱玲看了满心欢喜。

宋淇来信干脆利落，没有虚文，他真的很为张爱玲着想，又能替她做出最好的判断。宋淇的建议，张爱玲都听取，一是对宋淇信任，自己失去了和华语世界的联系，大陆的一些情况也往往是宋淇告知张爱玲的，如傅雷夫妇之死（1966年10月30日信）；二是宋淇等于是她的经纪人，从初期编电影，到后来出版中文作品、电影改编，都是经过宋淇之手，包括中国大陆出版界的情况——张爱玲作品进入大陆，授权安徽文艺出版社制作文集，也是宋淇赞同的。对于张爱玲来说，在人生最后40年有宋淇、邝文美这样信任的友人，是她缺乏真情的一生中最幸运的事，而读者能在现时代读到他们之间40年的通信，也是张爱玲身后最令人欣慰的一件幸事。

【最后的身影】1977年6月17日，张爱玲写信给宋淇、邝文美：“前两天在附近那条街上走，地下又有紫色落花了，大树梢头偶然飘来一丝淡香，夏意很浓。每年夏天我都想起一九三九刚到香港山上的时候，这天简直就是那时候在炎阳下山道上走着，中间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片空白，十分轻快。”[51]1977年，张爱玲正经历晚期创作的一个小高峰，她给朋友的信中，写下这样抒情的一段，由当时的夏日想到香港战争之前的夏日，好像中间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片空白，十分轻快。假如真是如此，这一刻，定格住，张爱玲留给人间的是最后一幅明亮的画面。

1995年7月25日，张爱玲给宋淇、邝文美寄出最后一封长信，讲自己皮肤病恶化，药品失灵，“只有日光灯有点效力。是我实在无奈才想起来，建议试试看。医生不大赞成，只说了声‘要天天照才有用’。天天去tanning salon很累，要走路，但是只有这一家高级干净，另一家公车直达，就有fleas，带了一只回去，吓得连夜出去扔掉衣服，不敢用车房里的垃圾箱，出去街角的大字纸篓忽然不见了，连走几条街，大钢丝篓全都不翼而飞，不知道是否收了去清洗。只好违法扔在一条横街上，回去还惴惴好几天，不确定有没留下flea卵”。[52]类似关于跳蚤虫患的描写，贯穿张爱玲生命最后几年，她在给姑姑、给夏志清等亲友的信中也说个不停。犹如她早期的比喻，“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子，爬满了蚤子”，从文学意象变成真实的人生。张爱玲在这最后一封信中，还提到一件事：“有个香港导演王家卫要拍《半生缘》片，寄了他的作品的录影带来。我不会操作放映器，没买一个，无从评鉴，告诉皇冠《半生缘》‘我不急于拍片，全看对方从影的绩效’，想请他们代作个决定。”[53]

在这之前，7月5日，张爱玲已经给王家卫回信，说的是同一个意思。事后，王家卫对此事有不同的说法，但2009年3月在北京大学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东邪西毒》受到《半生缘》的启发，这一点和他与张爱玲的联系在时间上次序对不上，因为《东邪西毒》拍摄于1994年。但在张爱玲最后这一封写得有些恍惚的信中，她满大街找不到垃圾桶，犹如世界末日那样所有的字纸篓和钢丝篓都不见了，王家卫的出现也并不奇怪。《东邪西毒》中最经典的台词是黄药师对欧阳锋说：“不久前，我遇上一个人，送给我一坛酒，她说叫‘醉生梦死’。喝了之后，可以叫你忘掉以前做过的任何事情。我很奇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酒。她说，人最大的烦恼，就是记性太好，如果什么都可以忘了，以后的每一天，都会是新的开始。”但欧阳锋喝了之后，才发现：“其实醉生梦死只不过是她跟我开的一个玩笑，你越想知道自己是不是忘记的时候，你反而记得清楚。我曾经听人说过，当你不能够再拥有，你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令自己不要忘记。”王家卫导演如果真的受到《半生缘》启发，有关忘却、记忆、忘不了的这段话，或许受到曼桢、世钧回不去的影响，但反过来，这段话也是张爱玲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孜孜不倦改写《雷峰塔》《易经》《小团圆》到最后呈现给读者《对照记》作为自己遗世之作的一个注脚。

【遗物】1992年2月14日，张爱玲在洛杉矶正式订立遗嘱，内容很简单：“第一，我去世后，我将我拥有的所有一切都留给宋淇夫妇。第二，遗体立时焚化——不要举行殡仪馆仪式——骨灰撒在荒芜的地方——如在陆上就在广阔范围内分撒。第三，我委任林式同先生为这份遗嘱的执行人。”张爱玲逝世后，遗嘱执行人林式同先生在1995年9月26日致信宋淇夫妇，他整理的遗物清单如下：

甲，仓储物品，依你们一件全部原封不动装箱由货运公司寄上，麻烦你们派人到香港海关去取。

乙，公寓内之物件，经分类为：

1.银行财务及税务部分，依法必须由律师处理。其结果将专函报告。

2.家具：T. V. Light Stand，Table，etc。

3.衣服，包括化妆品等。

4.来往信件：又分为：a.宋淇夫妇；b.亲戚；c.其他。

5.作者手稿。

6.身份证件：Marriage License，Citizenship，etc。

7.随身用品：Eye Glass，Denture，etc。

8.照相。

9.书籍。[54]

由这份清单可知，张爱玲生活简朴至极，她淡出人间，干干净净。林式同将14箱遗物寄到香港，并将张爱玲银行户头上的两万八千美元汇给宋淇夫妇。林式同和宋淇都在不久后去世。张爱玲将遗产遗物托付挚友宋淇、邝文美，但忘记了他们也都年纪已高。直到宋以朗回到香港，在父母去世后成为张爱玲遗产继承人，他开始着手整理这些遗物，这些遗物中的手稿才开始陆续问世，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正是因为如此，张爱玲传奇未完，她每次新出版的遗作，都在丰富甚至改变她的身后形象；也正因为如此，张爱玲仿佛在《易经》结尾所写的那样，不是回不去了，而是——我回来了。

注释：

[1]张爱玲：《爱憎表》，（台湾）《印刻文学生活志》2016年第7期。

[2][15][16][19][25][26][36][37][38][39][40][41][42][44][45][47][48][49]张爱玲：《小团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96、26、28、255—256、142、240、141、146、152、160、198、204、112、223、223、239、267、15页。

[3]张小虹：《文本张爱玲》，台湾时报文化出版公司2020年版，第94—95页。

[4]张爱玲：《必也正名乎》，见《张爱玲散文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46页。

[5][7][20][29][30][31][32][33][34][35][50][51]张爱玲、宋淇、邝文美：《纸短情长》，台湾皇冠文化出版社2020年版，第99、112、73、42、106、53、275、272、287、302、418、356页。

[6][8][9]张爱玲：《雷峰塔》，台湾皇冠文化出版社2010年版，第36—37、254、343页。

[10][11][12][13][14][17][18][24]张爱玲：《易经》，台湾皇冠文化出版社2010年版，第95、95、58、83、79、133、141、100—101页。

[21][22][23][27][28]张爱玲：《对照记》，台湾皇冠文化出版社2010年版，第20—22、52、6、29、76页。

[43]《〈张爱玲小说集〉自序》，《张爱玲散文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303页。

[46]张爱玲：《异乡记》，见《对照记》，台湾皇冠文化出版社2010年版，第122页。

[52][53]张爱玲、宋淇、邝文美：《书不尽言》，台湾皇冠文化出版社2020年版，第550、554页。

[54]宋以朗：《宋淇传奇》，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52页。

（作者简介：宋明炜，美国韦尔斯利学院东亚系讲席教授、系主任，兼任复旦大学顾问教授、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研究人员。曾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迪尔沃思学者，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王安博士后研究员等。）

（本文收录于《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2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