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借游戏精神，方可以“息焉游焉”
游戏精神有力的辩护词
公元810年，柳宗元以“拘囚”的身份被罪南荒，信息闭塞，“不与中州人通书”。内弟杨诲之前往临贺（今广西贺州），探望流放在那里的父亲、江西观察使杨凭，途经永州，带来一篇奇文——几年前任国子博士分司东都的韩愈所作的《毛颖传》抄本。说是奇文，是因为传主“毛颖”并无其人，而是一支毛笔。韩文煞有介事地考证了“毛颖”家世，说其祖先是一只兔子，因辅佐大禹治理有功，获得封地，死后成为十二生肖之一。殷朝时，这只兔子的八世孙在中山习得神仙之术，曾骑着蟾蜍进入月亮。至秦朝大将蒙恬伐楚，围猎毛氏一族，拔毫载颖，聚族束缚，聚毛成笔，皇帝亲封“管城子”。后又年老毛秃，遭皇帝冷遇。在这段奇奇怪怪的故事之后，韩文又戏仿《史记》，发了一通“太史公曰”的感慨。
在读到杨诲之带来的全文抄本前，柳宗元时常在酒席上听中原客人说起此文。客人们的表情都很奇怪，“不能举其辞，而独大笑以为怪”。他们笑什么呢，笑这篇文章的虚构和滑稽？大概是的。在9世纪初的唐朝，虚构是一件危险的事，讲故事的人难免会受到责难，在诗文中流露出与经传不符的戏谑态度立马会招致群起攻击。柳宗元从这一嘲笑里发现了诸多问题。国朝的文士们总是人云亦云，没有读过原作就乱发议论。他们所欣赏的，不过是“模拟窜窃，取青媲白”的一些格调卑下的通俗读物，对闪耀着天才光芒的作品根本欣赏不了。他们没有游戏精神，开不起一点玩笑。
柳宗元对内弟说，韩愈这篇传奇，果然写得甚奇，他决定写一篇文章为韩愈辩护，告诉世人，即便圣人也是可以拿来开玩笑的，何况一支毛笔——“知前圣不必罪俳也”。
柳宗元所说的“俳”，诸家注都引《说文》曰，“戏也”，是戏谑、玩笑之意，也可引申为一种游戏精神。柳宗元把跟内弟通信中的这句话，稍作阐发，放进了他为韩愈所作的辩护文章里。“且世人笑之也，不以其俳乎？而俳又非圣人之所弃者。”他认为，世人对《毛颖传》的群起哄笑简直毫无道理可言。《诗经·卫风·淇奥》都说了，“善戏谑兮，不为虐兮”，一个谈吐幽默的人开个玩笑，没有人会埋怨他的。他们对一个作家为什么要如此苛责呢？
柳宗元说，韩愈奇谲而强劲的想象力，带给自己如同“捕龙蛇、搏虎豹”一般的阅读挑战。韩愈作此奇文，乃是因为他生命的厚度和广度已足够其喷发，“以发其郁积”。虚构可以通向真实，俳谐之文也可明道，幽默之笔大有用武之地。一篇五百余言的《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也因此成了对虚构和游戏精神的一篇有力的辩护词。正如柳文所说，人正是凭着一点游戏精神，方可以在生活的重压下“息焉游焉”。
游戏和虚构，来自人性固有的种种冲动，来自自由奔放的天性。柳宗元断言，韩愈写下《毛颖传》，正因为他身上总是搏动着旺盛甚至过剩的生命力。他把韩愈身上这种蓬勃的生命力比拟为一条水量丰沛的大河：“而不若是，则韩子之辞，若壅大川焉，其必决而放诸陆，不可以不陈也。”
他的一生离不开水
9岁那年，亦即公元777年，韩愈已经行经中国南方许多著名的大河。那次，他是跟随大他30岁的兄长韩会去岭南上任。出汴河，过淮水，尔后，溯江南运河、湘水、沅水、湟水、北江、韶江，沿着帝国境内遍布的水陆驿一路南下，抵达8000里外的韶州。按照韩愈日后的弟子李翱《来南录》记载，在中唐时代，这样的长途旅行一般要耗时两到三个月不等。可以想象，地理对于一个处于人格塑造期的少年所起的作用。大河的飞沫、大河的气象，自此氤氲于韩愈一生不断开拓的诗境之中。
26年后的贞元十九年（803年），韩愈又走了一遍这条南方水路，到岭南道连州阳山县去当县令。直至元和十四年（819年），已经50岁出头的他把余生再次抛掷于大河之上，去更远的潮州驱赶鳄鱼。
他的一生离不开水。生命之舟顺流而下，逆流而上，流转之间，他的一生也真如一条危机四伏的大河。大河创造自己的气象，在天为云，在地为水，凝结风云气，方为真英雄。
他异乎寻常的经历，熔铸成异乎寻常的人格力量和生命热力。爱之者，恒爱之，仇视的人也只会更加仇视。“手持文柄，高视寰海。权衡低昂，瞻我所在。三十余年，声名塞天”，他作为一个文化英雄的伟岸形象，经由刘禹锡，再经过苏轼、黄庭坚和北宋的江西诗派，倒是一步步确立了起来。
英雄的职责与使命，要么盗火，要么补天，与西方传说中的盗火英雄不同，中国式的文化英雄大多以补天为己任。韩愈式的“补天”，也就是于外来文化的围攻（确切地说是融合）中，创古文，行古道，维系道统于不坠。一部中国史，这样有使命感的文化英雄也就寥寥：孔子、孟子、韩愈、朱熹、王阳明，或许还可以加上一个梁启超。
英雄出世，最早却是一个愤怒者的形象，带着“正义的火气”，自诩一只“怪物”。从贞元二年（786年）到长庆四年（824年），即初入长安到在长安去世的38年间，出现在公众眼里的韩愈是一个爱冲动的官员和勤勉学者的复合形象，同时还是一个收取高额润笔费的传记作家。随着阅历增加，他慢慢熬成一个青年导师、文坛领袖和象征主义大师。这些之外，他在诗歌里还告诉我们，他是一个隐秘的摩羯座、垂钓爱好者、李白和杜甫的狂热崇拜者。他有牙病，适度饮酒，极度不喜欢海鲜。爱议论，爱较真，喜欢赌一把。总之，他的外表看上去虽然有点严肃，实际上浑身上下充满戏谑的精神。
现代性的另一种景象
读《韩昌黎文集校注》，这种生命的本真意趣的发扬，首先在于他不回避情感。喜怒、窘愁、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这些或正面或负面的情感，在他看来正是文学生成的全部动机。著名的《送孟东野序》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亦由此而来。这是关于诗人与境遇关系的最好的论述，有着东方式的智慧。让写作者不平而鸣的情感，有愤郁，当然也包括欢乐。
职事之故，大河上下，天与水，动物和草木，也都在教育他、洗练他、启发他。《送高闲上人序》讨论盛唐书圣张旭出神入化的草书艺术，说他“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如果把“一寓于书”改一字，作“一寓于诗”，正可以看作韩诗的诗歌发生学。
韩愈是想说，包罗万象的自然景象，人世间的种种人和事，一切诉诸内心的惊愕、喜悦，全部倾注于诗歌和艺术，作品才有恒久的生命力。
要是真的如高闲上人那样，谛观生死，心如枯井，舍弃了对外物的执着，生命力衰竭了，溃败了，那还有诗和艺术吗？“今闲师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胶。是其为心，必泊然无所起；其于世，必淡然无所嗜。泊与淡相遭，颓堕委靡，溃败不可收拾；则其于书，得无象之，然乎？”
诗歌是生命能量的外溢。充满世俗气息的情念的熊熊燃烧，积其能量于书，则有草圣张旭的草书，积其能量于诗，则有大河般奔流的诗歌。
这是生命热力的一阕颂歌。不受拘束的、迸放的生命力，一泻为自在的游戏精神，这正是苏轼最服膺于韩愈的：“退之仙人也，游戏于斯文。”以“仙人”作喻，自与道家无涉，东坡羡慕的是那种游戏似的自在境地。
而韩愈一生写下的近400首诗歌，也真如一条大河，从发源时模仿汉魏诗歌的莽莽苍苍、流经中年时的险怪与高峻，终归于哲学家式的平静，中间时而交织着“天街小雨润如酥”式的温润和“大肉硬饼如刀截”式的机智与诙谐。这是生活于大历三年（768年）至长庆四年（824年）的韩愈诗中才有的景象。时代已经从天宫般辉煌的盛唐跌落，经由大历的浅吟低唱，新一代诗人正在突围而出，元、白的浅近和韩、孟的奇崛，都有可能成为时代的诗歌正音，到底风往哪个方向吹，才力比拼之后，还要看各自的运气。
这就是中唐，安史之乱后迎来现代性曙光的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特征，对私人空间的发现和营建，我们已经从白居易等一批隐居洛阳的官员和诗人那里看到。韩愈让我们看到了现代性的另一种景象，那就是游戏的精神。游戏是勃勃搏动着的生命力的外溢，虚构和戏谑来自人性中永恒的冲动，这正是人性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