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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一直至80年代，苏联卫国战争文学有近百部作品被翻译成中文，其中一些作品被拍摄成优秀影片后被译介到我国。正是通过文学作品与银幕形象，苏联卫国战争文学深深地影响了一代代中国读者与观众。

苏联卫国战争小说中的英雄形象，大都是根据人物原型和战地事迹进行的文学艺术再创造再升华，这些作品扑面而来的是青春、热血、情爱、人性、火焰与枪林弹雨。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断壁残垣间，一位年轻的苏联士兵用烧焦的炭笔，在德国坦克残骸上写下爱意氤氲的简短诗句，这个直击心灵的历史场景恰切精准地揭示了苏联卫国战争文学的核心与本质：在钢铁与火焰交织而成的战争炼狱中，人性的光辉始终在顽强地怒放。1941年至1945年的苏联伟大卫国战争是苏联文学史上最丰沃的文学土壤和最丰沛的创作源泉。无论是当年战壕里诞生的激情诗篇，还是进入和平年代后对这场战争的文学书写与艺术反思，超过十万部各类体裁的文学作品，构成了人类战争文学史上最壮观瑰丽的创作奇观。这些文学作品既是彼时政治理念的呈现，也是历史真相和人类本性的记录仪，正是在集体记忆与个人表达的巨大张力中，苏联作家们塑造并展现出独特而深邃的战争美学。

在震耳欲聋的苏德战争炮火声中，自觉承负历史责任且富有创作激情的苏联作家们，创造了疏异而深湛的战争叙事美学。康斯坦丁·西蒙诺夫在长篇小说《生者与死者》中，用军用地图般的精密笔触深度描绘了战争机器的运转逻辑：钢铁洪流般的坦克集群、运筹帷幄的参谋本部、密集畅达的通讯网络、激烈争夺的城市巷战，这种全景式文学叙事将苏联卫国战争递嬗为一种数学方程式，每个参战士兵都是方程式中的参数与变量，他们的英勇奋战均被纳入胜利概率的精确计算之中。这种看似冰冷残酷的技术主义文学叙事，将生命个体微量消解于集体意志的崇高表达之中，但战壕深处的文学脉搏始终在顽强地跳动：在维索茨基创作的战地诗歌里，苏联士兵们架起篝火用钢盔煮茶，在纵深掩体里苏联红军利用战斗间隙争相传阅着托尔斯泰的不朽作品，他们用德军士兵口袋里的情书当作卷烟纸。而瓦西里·格罗斯曼在长篇小说《生活与命运》中，深情记录了一个德国战俘与一位苏联老人共用菜汤的感人瞬间，汤勺在两人手中传递的温度，悄然消融了意识形态的坚冰。这些情节与细节构成的战争微观叙事，如同划破烟尘浓雾的晨曦，照亮了被宏大叙事遮蔽的复杂人性。在鲍·瓦西里耶夫创作的著名中篇小说《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中，五个苏联女兵在深不见底的沼泽中湮灭死亡，这一悲惨情境被赋予芭蕾舞般的仪式感，她们不断下沉的胴体在文字叙述中被升华为纪念碑上的浮雕，但当叙述者翻动已经泛黄的战地档案时，墨水晕染处显露出未及传递出来的心语——某个女兵口袋里的简短情书，某个黎明前的精神恐惧与心理战栗，这部小说的美学价值在于：作者把优美撕碎了给人看。柳·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倾心撰述的一部描述卓娅和舒拉成为英雄的纪传体小说，其中译本从上个世纪50年代面世以来大受欢迎。因为作品的纪实性，更让人们读出了亲切感，而姐弟俩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所书写的是一份最动人的生命答卷，总是让人们读出一种鼓舞人心的英雄气概。

朱可夫元帅青铜塑像的面向始终朝着德国柏林，这个经典姿势定义了苏联卫国战争文学的英雄范式。法捷耶夫创作的长篇小说《青年近卫军》，该作品中的少年英雄们在就义前齐声高唱《国际歌》，将个体生命升华为战斗民族的不屈精神，这类文学文本遵循严格的英雄写作模式：纯洁的出身、信仰的磨砺、壮烈的牺牲，作品中人物的心理轨迹化为上扬的直线，最终融入红旗的褶皱里和徽星中。《青年近卫军》是一部反映苏联人民在反法西斯卫国战争英雄业绩的杰出作品，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这部小说自1945年出版后，受到苏联国内读者的热烈欢迎，次年荣膺苏联国家文学奖。米哈伊尔·肖洛霍夫创作的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发表于苏联党报《真理报》，作品通过主人公索科洛夫讲述卫国战争，与其他战争题材作品不同的是，《一个人的遭遇》不直接描写苏军的英勇胜利，而是表现苏军的失利和败退；不正面表现苏军英勇抗敌，而是表现战俘的被虐与受难，小说第一次展现了战争下的真实生活。在小说的结尾，作者状写两个流浪者“是被苦难的生活抛弃在路边的两粒沙子”，因为作品将审美目光聚焦在普通人的生活上，该部作品被视为是苏联上个世纪50年代中后期“解冻文学”的重要信号，时至今日，《一个人的遭遇》依然具有广泛影响，原因就在于它对苏联人民生活的真切描摹，让中外读者看到了战争的另一面。

解冻文学带来了卫国战争叙事视角的微妙转变，尤里·邦达列夫在长篇小说《热的雪》中，生动塑造了炮兵连长库兹涅佐夫这一英雄形象，这个在激烈战斗的间隙想念母亲厨艺的一线指挥官，在望远镜里目睹敌军年轻面容时会迟疑地扣动冲锋枪的扳机。这种“不完美英雄”的出现，标志着战争文学开始接通人性的复杂光谱。阿斯塔菲耶夫的中篇力作《牧童与牧女》中士兵与村姑的爱情故事深深镶嵌在坦克履带反复碾压土地的文学意象中，被炮火覆盖过的土地在春天绽放出勿忘我的鲜艳花朵。这种将战争暴力转化为生命循环的美学隐喻，暗示着民族创伤的治愈不是淡漠和遗忘，而是将伤痛编织进现实生活的锦缎之中。

战壕神经症候群在战后文学中显影为特殊的身体叙事。瓦连京·拉斯普京在中篇小说《活着，可要记住》中写道，逃兵安德烈的身体逐渐发生畸变：指甲变形成兽爪，脊柱佝偻得宛如弓背，他最终像受伤的野兽般遁入无边的森林。这种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将心理创伤外化为肉体变异，创造出独特的战争后遗症图谱。而女性视角的介入为苏联卫国战争记忆提供了新的解码方式，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维奇在非虚构作品《战争的非女性面孔》中，娓娓记述女通讯兵们回忆的不是战略反攻的荣耀时刻，而是月经血浸透军裤的难言羞耻，是用裹脚布当作卫生棉的难堪与窘迫。这些被正统史书有意删除的身体记忆，真实地构筑起战争经验的“她者”维度。当最后的退伍老兵逐渐凋零谢世，文学作品成为战争记忆移植的重要载体。维克托·佩列温在短篇小说《狙击手幽灵》中构建了一座数字化的记忆宫殿：年轻玩家通过VR设备真切体验斯大林格勒战役，在数据流中与士兵的亡灵进行隔世对话。这种后现代主义文学叙事强烈地暗示着，苏联卫国战争记忆正在从亲历者的血肉痛楚转化为文化基因的网络编码。

在莫斯科胜利公园的长明火前，青铜雕塑的锐利棱角已被时光磨蚀圆润。苏联卫国战争文学正如这簇不灭的火焰，既投射出战争美学的刚硬身影，也散发着人性温暖的浓重光晕。当人们在瓦西里·帕夫洛维奇谱写的《士兵叙事曲》的高亢旋律中重读这些文字，听到的不仅仅是T-34坦克的轰然鸣响，还有战地书信在军大衣口袋里的沙沙作响。这些反映苏联卫国战争的文学作品构成的记忆星群，将永远悬垂在人类精神的浩瀚夜空，时刻提醒人们战争既是炼狱与火海，更是照见人性的明镜。在钢铁与玫瑰的永恒对话中，苏联卫国战争文学完成了它最庄严的历史使命：让死亡拥有温度，让记忆获得重生。

（作者系黑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