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十字之戒”
可以确信的孔子唯一一次亲口谈论“儒”这个概念，出现在《论语·雍也第六》：“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我视之曰“十字之戒”。戒，即戒令，语出《周礼·天官·宰夫》：“掌其戒令。”按邢氏理解，这十个字系孔子“戒子夏为君子也”。邢昺之说是准确的，但孔子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迄今没有着落。
子夏，姓卜名商，晋国温人，少孔子四十四岁，以文学闻名。其能位列十哲，非仅曾得孔子口头赏拔，亦因功业卓著。子夏被称作孔门传经第一人，《春秋》修成与之关联莫大，孟子说：“昔者窃闻之：‘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子夏主张“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优者，富足也，此观点包括实践都与乃师无二致：学之余，一个做过莒父宰，一个做过大司寇。和孔子一样，子夏因“师”名盛当世，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孔子过世，子夏到魏国西河讲学，李悝、商鞅等俱出其门下，荀子、李斯、韩非等则是再传弟子。门风之盛，当时华夏文化重心几由鲁而魏。既如此，子夏“小人儒”之称何谓呢？
就这一问题，皇侃说：“君子所习者道，道是君子儒也。小人所习者矜夸，矜夸是小人儒也。”朱熹云：“儒，学者之称。程子曰：‘君子儒为己，小人儒为人。’”这两种说法皆袭《宪问第十四》“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义，并将《论语》中君子小人之辩贯通其中。不过，皇朱二氏皆将君子小人儒作为普遍现象讨论，似乎与子夏无涉。
刘宝楠释本则说：“君子儒，能识大而可大受；小人儒，则但务卑近而已。君子、小人，以广狭异，不以邪正分。”此解另辟新径，别于皇朱，提出君子小人之谓不关道德品行，而在见识博陋。不过，“能识大而可大受”因自《卫灵公第十五》：“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即君子识大体可授予重大使命，小人只求卑下浅近的东西而不可使之以任。刘宝楠以眼界/胸襟代替道德分疏君子小人，且不说是否合孔子之意，其仍未彰明子夏何以和小人儒勾连。
有意思的是，对“君子儒”，则钱穆的评论若即实又若离。他说：“推孔子之所谓小人儒者，不出两义：一则溺情典籍，而心忘世道；一则专务章句训诂，而忽于义理。”若单拈出世道、义理，确属君子小人区别玄要所在；独拎出溺情典籍、专务章句训诂（《论语》中，并未载子夏溺务之相），亦属儒之别名。然合而言之，就与子夏不相浃洽了。子夏曾饱受赞誉，《论语》记载的能和老师谈诗的，除子贡就是他了，且子夏和老师对德性及践行的认识相当一致，孔子提出：“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子夏认为：“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师徒二人这里，“学”固然重视“文”，但更重视“行”和内在，即君子之“学”在行不在文，在德不在言。显然，子夏非溺典籍、务章句而疏忽世道义理者。
钱穆还认为：“子夏之学，或谨密有余，而宏大不足，然终可免于小人儒之讥。”这一说法并不新奇，纯粹推自游夏之辩，据《子张第十九》：
子游曰：“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子夏闻之，曰：“噫！言游过矣！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譬诸草木，区以别矣。君子之道，焉可诬也？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
二人同以“文学”著称，但价值理念别若云泥。又据《阳货第十七》：
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偃也闻诸夫子曰：“昔者，‘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
弦歌者，礼乐/先王之道也。子游认为，为政为学须先以弦歌，故批评子夏尽传洒扫应对进退，过于琐碎。就事论事，子夏也没有错，他是否认为“道”在日用间不得而知，但提出传授君子之道不该拘泥，没谁规定哪个在先，哪个在后，而且认为子游陈义过高。虽陈亮批评说：“今取《曲礼》若《内则》《少仪》诸篇，群而读之，其所载不过日用饮食、洒扫应对之事要，圣人之极致安在？”而朱熹则曰：“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显然，元晦“暗中”支持子夏之言：“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事实上，孔子对“小道”也非常重视，其饮食乡居之作可见端倪。
值得注意的是邢昺的说法：
言人博学先王之道，以润其身者，皆谓之儒，但君子则将以明道，小人则矜其才名。言女当明道，无得矜名也。
邢氏说辞并非新见，而是袭自孔安国“君子为儒，将以明道。小人为儒，则矜其名”。“明道”虽得孔子/君子之意，但上文业已表明，子夏和乃师十分合拍，在德行上无出入，故“君子儒”这一则系“言女当明道”，并不熨帖。
如此一来，君子小人儒之意隐而难显，而“君子儒”衷情更是面目模糊。
孔子之前，划分君子的依据是人所处的社会地位特别是政治地位；到夫子这里则是道德标准，即“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过，评价标准虽由政治而道德，但君子仍只是少数精英，其作为阶层仍对普通民众保持优越感。需指出的是，君子在孔子这里不是讨论的主题，而是一切言说的绝对前提。也就是说，其定义是自赋的，出于“天生德于予”这样不容置疑的非假设性假设。君子潜在意义上是“善”的，即一个人通过激发内在潜能可以成为德性完备的君子。而且，他有义务培育人的潜能，同时保障其基本权利，这样一来，对人的尊重基于自尊即内在德性。此外，君子这个“己”和人是平等互惠的。由此，君子统摄了己、人和群之间的关系。对孔子来说，君子既集合了人的内在和外在两个方面，也统合了为人（君子）和为政（君子政）两个方面，即通过培养君子，让君子为政，故而君子是道、天、命一样的存在。
孔子曾将人分为上智和下愚、中人以上和中人以下，这一区分固然略微粗疏随意，却不盲目，亦即表面是智力区隔，实则是道德分别：所谓上智、中人以上者，君子、善人、圣人也；下愚、中人以下者，小人也。虽孔子谦称自己达不到君子的境界，曾说“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表明为君子是个日久功夫，但更多时候，他是以君子自任的，陈国绝粮时，孔子就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子罕第九》中记载了两则孔子以君子谓己的例子：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子闻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同时，时人或弟子亦尊孔子为君子。前引中，孔子自谓达不到君子境界，子贡认为老师谦虚，乃“夫子自道也”。陈亢问伯鱼教育情况时也说：“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乡党》更是以孔子做榜样，详细记录了君子之日常礼仪。上述表明，孔子就是标准的君子。如此一来，君子小人儒之别便着落在孔子、子夏身上。《论语》中涉及子夏的有十八则，言行和孔子思想相左的，出现在《子路第十三》中：“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欲速，亦小利也。据内容可推知，子夏在担任莒父邑官长时，施政追求急功近利，偏离“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富之”“教之”之道。这明显和孔子一贯的为政理念不一致。孔子曾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就君子而言，不是不谈利、不求利，孔子曾毫不避讳地提出：“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但谈利、求利的前提是符合“义”，孔子云：“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我们可以说，君子谈的利是大利，即公利；小人谈的利是小利，即私利。但公和私如何区分呢？要知道，没有私，则成全不了公，如孟子言：“无野人，莫养君子。”何况即便儒家所倡导的立德、立功、立言，本质上也是一种私利。区分的关键不在目的，而在结果，即利的导向或对象如何。比如，管仲虽小德有亏，但其能匡天下，孔子“如其仁”，故而利己者，是小人，利天下者，是君子，君子以利天下为义。再则，“无欲速，无见小利”表面上谈的“急功近利”问题，实际上是眼光、胸襟问题。孔子曾指出，行仁政，圣王一世，善人百年，若小康大同更是久远。时人为政，为什么钟情霸道，一曰利，一曰速。孔子之政则不然，须徐徐图之。子夏如此之利心，实则法家功利主义思想滥觞。
回到孔子的“十字之戒”，其云“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隐含的意思是，孔子以儒自居，亦把子夏作为儒者，谓子夏“无为小人儒”，在于其身上出现了不合儒标准之言行。这也证明，儒之流品孔子时代已有，弟子间如子游、子夏“互攻”，子张被同门评曰“然而未仁”，特别是孔子因冉求为季氏聚敛，怒斥“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显示了儒的差异是巨大的。莫说弟子三千，恐七十二贤虽“性相近”，因“习相远”，便是七十二种儒，而思想史上著名的四科十哲，就是因德业不同而导致的儒之分门别类——上述区分尚停留在儒内部，这也印证了韩非子“儒分为八”并非无稽之谈。
孔子是君子的标志，亦是儒的标识。自其以君子和小人别儒，诸子每每冠儒以他词而异同之，但无论荀子还是出儒而法的韩非，俱承认孔子是真正的儒。荀子曾区分俗人、俗儒、雅儒、大儒，众人、小儒、大儒。按照他的观点，俗人、众人乃世俗之人，不学无术，唯利是图，而冠儒之名者，皆可用世，其中区别，不过儒里面的小人君子罢了。值得注意的是，子夏被荀子命名曰“贱儒”：
弟佗其冠，祌禫其辞，禹行而舜趋，是子张氏之贱儒也；正其衣冠，齐其颜色，嗛然而终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贱儒也；偷儒惮事，无廉耻而嗜饮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贱儒也。
衣冠整齐，面色严肃，口里像含着什么东西似的整天不说话，如果这是“贱儒”辞色，孔子显然也有类似特征，且不说“子温而厉”，主张“刚毅、木讷，近仁”，单“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一条，孔子便似“贱儒”，可见荀子以衣着、讷言取子夏纯系“诬构”。不过，在荀子看来，“贱儒”有成君子儒甚至圣人的可能，即“彼君子则不然，佚而不惰，劳而不僈，宗原应变，曲得其宜。如是，然后圣人也”。这间接表明，小人儒/贱儒只是思想不端正或修为浅陋罢了，并非一无是处。荀子唯一称之为大儒的是孔子，“大儒者，善调一天下者也，无百里之地则无所见其功”，其“德与周公齐，名与三王并”。个别地方，荀子还将子弓与之并称，认为他们虽未行周公所行之事，而契合周公必为之事；虽未尽周公所尽之能，而契合周公应尽之能。
韩非子对儒总体上是否定的，但这一否定并不彻底，《韩非子》赞孔子“天下圣人”，“儒之所至”，并把孔子与子胥、管仲相提并论。除此之外，对孔子也会杂以微词。批评的目的，无非是以孔子为靶心，树立自己的“论”相，即试图说明道德无用、贤能无稽，真正有效的是行赏罚分明之“法”。如果说韩非子对孔子还保持敬意，对其他儒者就毫不留情面了，认为那些“法先王”的儒“以文乱法”，乃五蠹之一。
但总体而言，孔子这样的儒或者说儒的根本点在存“道”而行——孔子之“道”是否形而上者，容留后论——前引皇侃之言便说：“君子所习者道，道是君子儒也。”秦昭王怀疑儒者无用，荀子指出，儒“法先王，隆礼义”，“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而这也正是君子之德性。进一步的述说是，至少自孔子已降，道和儒不可须臾而离，孔子“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中的“人”，非君子或儒无他。人，这个世界唯一的能“习”的动物，以漂泊的形式存在，有时并不确定自身的价值和目的，而道提供了一种可以皈依和凭借的精神依靠。不过，道是人建构出来的，目的是解决此世、人间的问题。人就在宇宙自然和社会群体的交叉点上，唯有人能将上升为律令的道化为个体存在的特征。无论“志于道”，还是“守死善道”，都依靠人来实现，这就是弘扬。道虽然规定了人的德性，但德性总要靠人去体现——而这就是儒的整体的描述性含义。
自上述对“君子儒”则之辨疏，可略窥儒的基本特点，即亦学亦师亦仕，这一点《论语》中例证不胜枚举，兹不赘述。至少在孔子时代，儒是由学而教或仕的职业性知识分子，所谓职业性，即以学为职志。而学，是孔子儒/君子儒的关节或中枢。学什么？《述而第七》：“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四教与孔门“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大体类同。其中，文对应文学（文献）、行对应德行（礼）、忠对应政事、信对应言语。不过，四教也好，四科也罢，核心还是个“礼”字。通读《论语》，所谓孔子儒/君子儒首要秉持的就是礼，《乡党第十》便是礼的集中展示。另，据《左传·昭公七年》：
孟僖子病不能相礼，乃讲学之，苟能礼者从之。及其将死也，召其大夫曰：“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吾闻将有达者曰孔丘，圣人之后也，而灭于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厉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兹益共。……臧孙纥有言曰：‘圣人有明德者，若不当世，其后必有达人。’今其将在孔丘乎？我若获没，必属说与何忌于夫子，使事之，而学礼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与南宫敬叔师事仲尼。仲尼曰：“能补过者，君子也。《诗》曰：‘君子是则是效。’孟僖子可则效已矣。”
如上表明，孔子在世时首先以礼著名。引文中孔子还提到了《诗》，《论语》中孔子及弟子谈《诗》十三次，其中引《诗》四则。春秋时期，《诗》是上层社会一种基本的交往“工具”，自国君至大夫似乎不引《诗》难启齿：
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
另外，在孔子这里，儒者和乐者是分途的，《八佾第三》表明，鲁大师是专门的乐官而非儒者，除大师外，还有专门的乐师“瞽者”。《论语》中，有其闻乐、教乐和整理乐的记录，这表明乐和礼、《诗》一样，是儒的日常学教活动的组成部分。《尚书》也和儒密不可分，《论语》中直接间接引用《尚书》六次。结合前文分析，“孔子以诗书礼乐教”是可信的。也就是说，孔子这样一个儒者，通晓诗书礼乐，借之在学、教、仕中回旋。
述论至此，似乎可以尝试追索一下儒的本义或起源。孔子曾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按照他的意思，一个君子应起始于学诗，立身于学礼，完成于学乐。诗、礼、乐可谓是成人、为“君子”的“三字经”，且密不可分，据《史记·孔子世家》：“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
礼之本义是事神致福，即祭祀天神、地、人鬼以求风调雨顺、和乐吉祥。儒以礼/祭祀为宗，考诸儒字，乃“需”也，章太炎《原儒》称：“儒之名，盖出于需。”金文“需”上“雨”下“人”（人、大同形，后演变为天，篆文作而），乃祭祀祈雨者。《论语》中，孔子善而重祭祀，据《八佾第三》：“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其祭祀多与天神、地、人鬼有关，但《先进第十一》显示，孔子也能祈雨：“（曾皙）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舞雩者，鲁国求雨的坛，《论衡·明雩》：“《春秋》，鲁大雩，旱求雨之祭也。旱久不雨，祷祭求福，若人之疾病，祭神解祸矣。”建舞雩求雨，古而有之，《周礼·春官·司巫》：“若国大旱，则帅巫而舞雩。”雩，古代为求雨而举行的祭祀。《公羊传·桓公五年》：“大雩者何，旱祭也。”据《论衡·明雩》：
夫雩，古而有之。故《礼》曰：“雩祭，祭水旱也。”故有雩礼，故孔子不讥，而仲舒申之。夫如是，雩祭，祀礼也。雩祭得礼，则大水鼓用牲於社，亦古礼也。
《乐记·乐论》云：“礼者，天地之序也。”《荀子·礼论》曰：“礼者，人道之极也。”源于祈雨这一祭祀活动的儒即是承天地而道人伦者也。进一步说，祭祀之儒乃一行业统称。《说文解字》：“儒，柔也，术士之称。从人，需声。”《说文解字注》：“郑目录云：‘儒行者，以其记有道德所行。儒之言，优也，柔也；能安人，能服人。又儒者濡也，以先王之道能濡其身。”且不论注者段玉裁联想是否过于丰富，但“道德”“先王之道”云云确是儒之所行。《说文解字注》又曰：“术，邑中也，因以为道之称。《周礼》‘儒以道得民’，注曰‘儒，有六艺以教民者’；《大司徒》‘以本俗六安万民’，‘四曰联师儒’，注云‘师儒，乡里教以道艺者’。按六艺者，礼乐射御书数也，《周礼》谓六行六艺，曰德行道艺。自真儒不见，而以儒相诟病矣。”按此解释，儒原是祭祀之巫，尤以祈雨为要。因其能沟通天人，负有“顺阴阳”“明教化”的责任，遂演化成“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的师儒。因官失其守，学术下移，师儒散布民间，以相礼施教为业，“于道最高”者是君子儒，偏离道之高者或为“小人儒”，或为荀韩笔下的非儒之儒。
孔子以降，原儒、说儒均未取得令人信服的进展。该问题之所以千百年来令无数学者神往，盖因牵扯到孔子的“血脉”身份和思想身份，如果说思想身份上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血脉”身份上究竟接过了谁的旗帜却一直没有圆满的答案。坦言之，除非新材料出土，否则儒之源头将永远是一个迷人的谜。获取最终答案并非讨论的全部意义或唯一目的，兴发独立并富有激情的思考，进而显示出对这个有趣的世界是积极拥抱还是有意无意的忽略，才是值得珍视的：讨论只会让我们更接近活生生的孔子，而非越来越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