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兆梓与古籍整理出版
金兆梓（1889—1975），字子敦，著名语言学家、文史学家。曾担任中华书局副总编辑、苏州市副市长、上海市文史馆馆长等职。晚年重返出版岗位，担任中华书局副总编辑、上海编辑所主任、编辑委员会常委等职。
1962年，中华书局五十年局庆，金兆梓专门撰文《我在中华书局的三十年》，金兆梓在文章中回忆了自己的出版生涯，他三进中华书局，“第一次是1922年，第二次是1929年，第三次是1957年”。在中华书局工作的时间，“局内局外一并计算在内，却已有三十三年了。这就说明了我这五十年的工作时间中，有三分之二以上是花在中华书局的”。金兆梓谦虚地把自己在中华书局的工作总结为“搞教科书”：“这三次中，前两次的工作主要是搞教科书。中华书局是一个以教科书起家的出版机构，而我来参加工作时，一半以上的时间也都和教科书有关。”
编写教科书
编写教科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只有“厚积”才能“薄发”，也就是说只有在某一研究专业方面成为专家，才能深入浅出地讲授相关的知识点，特别是历史、语文等教科书。而中华书局当年是因教材“起家”，所编教材覆盖所有科目，金兆梓在《我在中华书局的三十年》中提及：“从初一到高中所有的学科起码有十种以上，这十多种学科，又得按初高小、初高中四级高低不同程度为之配置材料；同时又将英、国、算、文、史，地、数、理、化、音乐、美术、劳作各科的编辑先生都合并到教科图书部中来归我领导。”而金兆梓因为编写历史教材非常成功，“半年中销数便达二万五千部”，很快就被人称为“历史教育家”，并且担任了中华书局教科图书部部长。
时任商务印书馆史地部编辑的王伯祥（30年后与金兆梓同为古籍小组成员）也正在编写教科书，对“竞争对手”中华书局的教材十分关注，他在1929年8月16日日记中做出了如下评价：“看金子敦编《本国史》，扼要而明切，佳构也。”“子敦将为中华书局编《中国通史》，期以五年，已约定。如此，必将较商务之《中国历史丛书》为愈也。盖出一手与成自多人，其精神根本不侔耳。”
金兆梓在编写教科书方面颇有经验与心得，曾经专门撰写文章《从教科书的编纂说到教科书的使用》，刊发在《中华教育界》1931年第19卷第4期。金兆梓从教科书是什么、教科书在我国教育上的地位、教科书的解剖、教科书应该怎样的编纂、教科书应该怎样的使用等方面展开论述，他在文中写道：“教科书编纂方面，最重要的，便是如何可以由浅入深，由简入繁，由具体到抽象，由常识而到研究的一种循序渐进的安排。能有这种安排，教科书才能尽他工具的使命。”
教科书的文字风格该如何把握，金兆梓也总结了几点：“要鲜明生动，有如图画；要音节谐和，便于诵读；要富于暗示性；要能吸引学生的注意；要要言不烦，不要用不相干的话来分散学生的注意力；要浅显而又亲切，犹如和学生对谈一样；每课或每一段落中，主意所在，必须于适当的地位用加重的语句交代清楚学生一个真切的印象；每课或每一段落中所有教材间的关系，必须于衔接处用加重的语气，使他关系分明。”
虽然金兆梓谦虚地认为“局中狂于我编初中本国史的成功，谬以为我真于教科书已有了三折肱的经验”，但实际上，金兆梓确实是编写教材的专家，他的《从教科书的编纂说到教科书的使用》一文，是对编写教科书的全方位总结，内容丰富而具体，可以说是编写教材的必读文章，而他主持编写的教材，在当年的发行数据，也说明了受欢迎程度。
学术研究
金兆梓以学者型出版家名世，这与他在学术研究方面取得诸多成果有关。
金兆梓在1922和1929年两次入职中华书局期间，在上海大夏大学教授中国通史，多年后任中华书局史料整理组编辑主任、中华书局图书馆副馆长的姚绍华就是金兆梓在大夏大学的学生，后受金兆梓影响入中华书局工作。
儿童文学作家陈伯吹，曾在大夏大学听过金兆梓讲授中国通史，他在一篇文章中回忆金兆梓讲中国通史“不用教本，也不用笔记文稿，却讲得头头是道，足证他对于这门功课非常熟悉，有研究，以致大课堂上听课的大学生非常多”。此后，陈伯吹不但成为中华书局的重要作者之一，在中华书局出版了《爱国姑娘》《友爱的同学们》《小金鸡》等，还曾为中华书局的期刊《小朋友》（重庆时期月刊）担任主编。
1951年，《大公报》（上海版）曾开设专栏“中国的世界第一”，“选择中国的世界第一的标准，是以中国最大、最多、最好或独有的为衡量”，介绍一百种为世界公认的“第一”，包括气象仪器、铜壶滴漏、度量衡、赵州桥、彩陶文化等，金兆梓为该专栏撰写了《史记》。专栏的文章后经《大公报》出版委员会编辑，结集为同名书籍《中国的世界第一》由上海大公报馆1951年出版，金兆梓撰写的文字即收入其中。金兆梓用五百七十余字，将《史记》与希罗多德的《希腊波斯战争史》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作对比，简明扼要介绍了《史记》何以为“世界第一”——“计卷数共有一百三十卷，计字数也有五十二万六千余言；不但是世界上第一部出现的通史，而且也是世界上第一部出现的宏篇巨制。”顾颉刚读后撰文《金子敦论〈史记〉价值》，对金兆梓有较高评价：“此简短的批评实能抉出司马迁的优点。他走的路多当然看得多，但想得也深，能就材料中找出原理來。中国学者最缺乏的是这种精神，尤其是汉代人缺乏这种精神。”（顾颉刚：《顾颉刚读书笔记·法华读书记》，中华书局，2011年，第13页）
金兆梓还撰写多篇学术论文在《历史研究》《学术月刊》上刊发。《论王朝的名义不必废也不可废》（《学术月刊》1961年第8期）写道：“总之，王朝作为一种把发展阶段细分的符号，也未尝不好，又何必一定要把这既现成而又便利于工作的符导废而不用呢?何况我国几千年历史中可借作研究资料的，主要的都在二十四史中，二十四史就是用王朝来分的。要是废弃王朝不用，将来搞历史工作的人要搜集资料也会无从下手。这更不是“必”“不必”的问题，而是“可”“不可”的问题了。”“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绝对否认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因之对于帝王和王朝也不一定要否定其存在。”
担任古籍小组成员
1957年，时年68岁的金兆梓再次被中华书局邀请回来，他在《我在中华书局的三十年》中回忆道：“党决定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于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之下成立了一个古籍整理出版小组，便将出版的任务交给中华书局。从此我们中华书局的出版工作就有了一定的方向。党还怕它现有的力量有所不足，除将已退老多年的舒新城先生和我这两匹老马调回中华来之外，又将京沪两个国营的出版社——北京古籍出版社和上海的古典文学出版社都并入了中华，以充实其力量。”金兆梓的这段回忆，是对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的前因后果的准确的史实记载，从中可见党和国家对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重视，以及当年在人才调配、机构设置的具体举措。
1958年2月，年近古稀的金兆梓参加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在北京召开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大会，是十九位古籍小组成员之一，他作为代表在古籍小组成立大会上发言。顾颉刚在1958年2月11日日记中记载：“与苑峰、昌群、夏鼐同到政协，续整理古籍大会，自九时至十二时半……今日发言人：吴晗 邢赞亭章士钊 嵇文甫 金兆梓 康生。”王伯祥在同日日记中记载：“往政协礼堂出席古籍整理小组大会。吴辰伯、邢赞亭、章行严、金子敦、嵇文甫、康生先后发言。”《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的相关报道也都提及此事，惜未找到金兆梓当时发言情况的文字记录，但他对古籍小组成立后的工作曾回忆道：“1958年接受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小组领导后，至今不过短短的四年，却出版了不少庞大而重要的古籍，而且大部分加以校勘、标点和注释，即使是一些通俗读物、普及读物，如《中华活页文选》、《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古典文学普及读物》、《唐诗一百首》、《史记故事选译》等通俗读物也都是加工量绝大的。有的从前不可能出版，有的需要几十年才能出版的工作，如《辞海》、标点本‘二十四史’、正续《资治通鉴》、《永乐大典》、《国榷》、《宋拓宝晋斋法帖》等，今天却于四年内完成使命。”
中华书局的诸多古籍图书的出版都经金兆梓之手，除上述金兆梓本人提到的重要古籍、学术图书外，他还参与了《永乐大典》仿制本、《后汉书》《尚书诠译》《元代云南史地丛考》等的出版工作。
工作期间，金兆梓与诸多文史哲学者保持联系，为团结出版界、学术界的知识分子做了大量工作。
提及金兆梓，就会提及中华书局的教科书，其实，金兆梓在语言学、史学方面都有学术专著问世，其中《国文法之研究》《实用国文修辞学》《芚厂治学类稿》等影响都很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