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日文书写的日汉转译及语体风格
语言和文化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表达和传播文化的重要手段。不同的语言代表了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因此在跨文化交流中，语言的差异常常成为文化冲突的来源。日语和汉语属于完全不同的语系，它们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都存在显著差异。因此说，外来语的影响实质上是一种异质文化的冲突和融合的结果。
关于现代汉语汲取日本语词汇的现象，早在日语词汇加入汉语体系之初就已经有众多学者探讨和总结，而且大多是作为中国汲取近代文化的一种标志和过程来看待的。以语言为表征的异质文化进入汉语体系，不仅促进了现代汉语体系确立与完善，更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外来文化、现代文化的接受与融合。这些词汇，在近代汉语的发展中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丰盈了汉语的语汇，补充了很多来自西方的思想和概念，甚至成了“现代性”表述的一种桥梁。
鲁迅的日文书写不仅产生于日语大量进入汉语的时代，而且其书写文本也直接参与了这一过程，成为异文化接受和现代汉语建构的重要指标。鲁迅的日文书写文本通过鲁迅的自译或他译全部都被译成了汉语。在日汉转译的过程中，体现出了明显的异文化融合及日语形态特征，而且在已经出版的各种《鲁迅全集》等文本中，也存在着一些可以继续探讨的日汉转译若干问题。
一、鲁迅作品日语元素的移植与语用问题
鲁迅在日本生活多年，深受日本文化和日语影响，这在他的作品中也有所体现。他在创作过程中巧妙地融合了日语和汉语的元素，有时使用日语词汇来表达某些特定的概念或情感，展现出独特的双语魅力。但同时，这种语言的融合也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冲突和挑战，如何在这两种语言中寻找平衡点成为鲁迅创作和日文文本转译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对于鲁迅这样的文化巨匠来说，他深谙中日两国语言的精髓，更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中找寻到了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异质文化冲突与融合在鲁迅作品中有充分的体现。鲁迅的作品中不仅反映了中日文化的冲突，更体现了异质文化在“世界文化”背景下的融合。他以敏锐的眼光观察社会现象，通过笔下的人物和事件来揭示文化差异带来的种种矛盾和困境。但与此同时，鲁迅的文学创作在20世纪 30年代，无论是从创作数量、文学影响，还是个性特征包括语言、文体等方面，都已经定型和成熟，我们不能简单地从时间顺序上进行颠倒式的探讨，倒果为因，说是其日文书写影响了其文学创作的语言和文体。但是，却可以从日文书写的特点中，印证鲁迅作品中的日语影响形态的再现。
鲁迅文学作品中的日语影响不只是来自日文书写，与鲁迅的日本留学、日语习得 和翻译、日本友人的交流等都有关系。但是，鲁迅的日文书写作为日语习得、翻译、交流的最显性的直接体现，对于鲁迅文学的语言、词汇、语法和表达方式等都有具体的影响。我们探讨日文书写与鲁迅作品中的日语形态之间的关系，意在通过日文书写来印证鲁迅文学中日语形态的存在与彰显。日语词汇不仅在鲁迅作品中大量存在，而且对于鲁迅的文学语言和作品风格构成了明显的影响。
在鲁迅的作品中的日语词汇既有直接引用的日语词，也有经过转化后的中文词汇。 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80年代以前是十分少的。进入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对于鲁迅作品及其与日本影响关系研究的深入，从语言的角度来探讨鲁迅作品与日本文化的关系， 变得越来越多，也愈加细致。有学者以中日同形词为中心，从鲁迅的著作中共抽取到3436个中日同形词，通过词源调查判定其中的1180个词语为日语借词。鲁迅作品中最多的是完全的日语词的使用。这些词汇在鲁迅作品中直接以日语的形式出现，虽然在现代汉语中可能不常见，但在当时的文化语境下，这些词汇为读者提供了一种新奇的阅读体验。日语的词汇和语法结构对鲁迅的小说语言产生了微妙而深远的影响，其作品中有许多直接引用或转译的日语词汇，这些词汇在特定的语境下，不仅为他的作品增添了异文化的味道，而且又赋予了语言一种独特的节奏和韵律。其中直接从日语中借用过来的词汇如：
“氛围气”,是指一种氛围、气氛。“主观主义的霉菌，在马克思学说的健康 的氛围气里，极迅速地灭亡。”
——《艺术论 · 论文集〈二十年间〉第三版序》
《鲁迅译文集》第六卷。
“绍介”,意为介绍。“《第四十一》不知能否找到。近来少看书，别的一时也无从绍介。”——1933年12月27日致胡今虚。
像“绍介”—— “介绍”这样前后词序颠倒，但是与汉语词汇意义完全相同的还有很多，如“魂灵”— “灵魂”“运命”—“命运”等。
有一点必须要认真讨论：处于“日化”和“欧化”风潮之中的鲁迅一代作家，无论是从文化和语言角度，都进行了整体性的接受，作为新旧交替的时代，这种文化选择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但是，在对文学语言的移植和融入的同时，如何不失其义而利用汉语已有词汇，可能是当时新文化先驱者没有来得及认真考量的问题。因此，鲁迅作品中的许多日语词汇在日汉转译中，直接以日本原词汇呈现，导致了意义的间隔。 如，“时计”:钟表。“同校相处尚善，校内待遇不劣不优。惟往纳学费，则拒不受， 彼既不收，我亦不逊。至晚即化为时计，入我怀中，计亦良得也。”1这里的“时计” 明显不是手表，而是怀表。许地山的小说《命命鸟》中亦有类似词汇：“不歇地抬头去瞧壁上的时计，好像等什么人来似的。”但是无论如何对于当时读者来说是陌生的，当下现代汉语中已不大使用。
如“直后”:之后不久，紧接着。“这一段，实在是五四运动直后，将毅然和传统 战斗，而又怕敢毅然和传统战斗，遂不得不复活‘缠绵悱恻之情’的青年们的真实的写照。”2“革命直后的无产阶级文学，是作为无产者文化协会底运动底一部分而产生氛围气的。”3
如量词的日语式使用。 一般类似狼或狗大小的动物汉语都用“只”“条”来做称谓，“一只猪獾”“一只兔子”。而类似马大小的才有用“匹”。但是鲁迅不仅用“匹” 称呼獾，而且用“匹”来称呼麻雀。由于日语中的量词较少，因此“匹”便可以变成统称了。
如“退婴”。“退婴”是纯粹的日语词，在汉语中是“退缩、保守”的意思。例如：“超越便须改变，所以子孙对于祖先的事，应该改变，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当然是曲说，是退婴的病根。”4
“残念”也是纯粹日语词，相当于汉语的“遗憾”“抱歉”。例如：“我到前清的皇宫，却未见过现住的皇官，现在又没了拜见之荣，残念残念。”5
对此，鲁迅在1934年12月29日致增田涉信中做出了解释：“你寄给昊君的信，其中有费解之处，我略为改动一下，这样也许通顺些，但仍然是日本式文字。实在说来，中国的白话文，至今尚无一定形式，外国人写起来，是非常困难的。”6次年2月6日致增田涉信中，再次重申自己的意见：“白话信读过了。多处是日本式的句子，但大抵可以看懂，只有两三句还费解。实际上中国的白话文尚未成形，外国人自然不容易写的。我对吴君不大熟悉，但从他的回信所发的议论看来，我以为此人是颇不足道的。”7
日本著名鲁迅研究专家藤井省三教授指出：“拙译《故乡》《阿Q 正传》,并未将鲁迅本土化即现代日语化，而是通过日语译文的‘鲁迅化’来努力传达生存于时代巨大转换时期鲁迅的深层苦恼。因此即使表面看来是微小的差异，在翻译之际亦如实地区别对待，对待矛盾之处在无法确认的情况下不臆断，而是注意尽可能地直译，句号也原则上遵照鲁迅原文，因此拙译许多文章与明快的格调相去甚远。在高中任国语教师的友人，读了拙译的感想是‘这样可不会被教科书采用啊',但这是靠近鲁迅文体的结果，才能还原真实的鲁迅。”8
王彬彬认为，“鲁迅在翻译中直译了某种语法意义上的表达方式，然后在创作中又有意或无意地使用着这种表达方式。必须特别强调，所谓‘纯正’‘本色’的汉语，本身是荒谬的说法。除非在一个绝对封闭、不与其他语言有任何接触的环境里，否则没有一种语言是绝对‘纯正’和‘本色'的。汉语在几千年间，与多种其他语言接触，也在词汇和语法上受到其他语言的诸多影响。汉语对其他语言的词法和句法的吸收，是一个几千年来一直在发生的事情”9⑤。他认为，“鲁迅以一种自由的心态，把自己已经掌握的一切中外语言都作为原料，创造出有自己鲜明特色的现代汉语表达”10。
在鲁迅的小说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日语词汇和语法的痕迹。他巧妙地借用了日语中的某些词汇，这些词汇在汉语中原本不存在或表达不够精确，通过引入日语词汇，鲁迅为汉语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他在语法上也受到了日语的影响，尝试使用更为灵活多变的句子结构，使得小说的语言更加生动且富有节奏感。这些日语词汇和语法的运用，不仅提升了鲁迅小说的表达效果，也为现代汉语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鲁迅日文书写中的日汉转译与融合性问题
鲁迅日文书写的原作至今已经几乎全部被译成了汉语，其中日文文章翻译较早，几乎是与日文发表的时间同步翻译完成的。而鲁迅的致日本友人书信的翻译则比较晚，除了早期日本学者的零星翻译之外，大都是1950年之后翻译的。其中的标志性的译作就是吴远坎翻译、上海出版公司1952年出版的《鲁迅书简补遗(致日本人部分)》。其后，有逐渐发现而随即被翻译成汉语的日文书信。
鲁迅日文书写的日汉转译过程是十分复杂的，也带来了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陈福康在前几年就对于鲁迅日文书写中的翻译问题提出了强烈建议：《论鲁迅日文书信等 必须重新翻译》,认为“2005年版《鲁迅全集》对鲁迅致日本人士的书信和答增田涉问的中译文，已经纠正了1981年和前人翻译的大量错误。由此证明，修订重译工作是 非常有必要的。由此也证明，鲁迅日文书信的翻译及重译绝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但 2005年版《鲁迅全集》在日文书信校译方面和所谓答增田涉问信件集录中，还有很多地方没有采纳研究者的校译和修订，而且还有一些地方仍然有错译，实有重新认真翻译的必要。”11
鲁迅日文书写的日汉转译问题的复杂性首先是由于译者的多样化：有鲁迅自己亲自翻译的，有由其他人如许广平等翻译的，有日本人翻译的；有的经过了鲁迅的校订，有的则没有经过鲁迅之手。例如，鲁迅的致日本友人信的翻译因为大多是在鲁迅去世之后完成的，所以都没有经过鲁迅的审读校订。其次，翻译的内容到语句也是十分复杂的。其中有的译者缺少对于鲁迅当下和历史经历及思想主体的理解，翻译多从字面本身着眼，未能充分体现鲁迅写作时的心态和处境。另外，更重要的是，鲁迅的日文书信原来都没有正式出版过，翻译者大都是通过鲁迅的书信手稿来翻译的。鲁迅的书信手稿与文章、小说的手稿字面形态是明显不同的，字迹比较随意，因此对于这样的日文原作的辨认、推敲就成为一大难题。许多翻译文字的错误和不当就是由于对于原文辨认困难造成的。很明显，误读和看错是鲁迅日文书写日汉转译中的浅层问题，更重要的是对于其中选词和内容的准确性和通晓性的理解问题。
鲁迅发表于1934年三月号日本《改造》杂志上的《火 · 王道 · 监狱》(日汉转译 为《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是一篇十分重要的日文长文，然而其中也存在着大量的可以商榷甚至质疑的翻译问题。例如，文章的开篇的日汉转译后的语式就与汉语有着某种不谐：
希腊人所用的火，听说是在一直先前，普洛美修斯从天上偷来的，但中国的却和它不同，是燧人氏自家所发见——或者该说是发明罢。因为并非偷儿，所以拴在山上，给老雕去啄的灾难是免掉了，然而也没有普洛美修斯那样的被传扬，被崇拜。12
这段译文中有两点值得商榷或者关注。第一，“希腊人所用的火，听说是在一直先前，普洛美修斯从天上偷来的”,这一句明显值得商榷：不仅语句形式不符合现代汉语的格式，而且明显不通顺。笔者按照日文的原义和汉语的习惯尝试进行了重译：“古希腊人所持有的火，据说是很早以前由普罗米修斯从天上偷来的。”第二，短文中显示出 日语风格和语句在日汉转译过程中的惯性存在。如文中日语词汇的直接移入“发见” 等。而且译文的动词后置现象也很明显：“因为并非偷儿，所以拴在山上，给老雕去啄的灾难是免掉了，然而也没有普洛美修斯那样的被传扬，被崇拜。”13
鲁迅的《火 · 王道 · 监狱》(《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汉语译文从语言规则和语体习惯来说，是严格忠实与日语原文的。但是，却普遍存在着与话语习惯不同的句式与风格：
那“信”,在满洲出版的杂志上，是被译载了的，但因为未曾输入中国，所以像是回信的东西，至今一篇也没有见。14
如果从汉语的习惯来看，可以翻译成：“那‘信’被译载在了满洲出版的杂志上， 但因为未曾输入中国，所以像是回信之类的东西，至今一篇也没有见。”
另外，像“其实，他也并非对于犯人的性欲，特别表着同情，不过因为总不愁竟会实现的，所以也就高声嚷一下，以见自己的作为官吏的存在”15。“监狱确也并非没 有不像以‘安全第一’为标语的人们的理想乡的地方。”16
典型的句式还有：
他因此受着崇祀。在中国，这样的恶神还很多。
然而，在人世间，倒似乎因了他们而热闹。赛会也只有火神的，燧人氏的却没有。倘有火灾，则被灾的和邻近的没有被灾的人们，都要祭火神，以表感谢之意。被了灾还要来表感谢之意，虽然未免有些出于意外，但若不祭，据说是第二回还会烧，所以还是感谢了的安全。17
在这里，从开始的“他因此受着崇祀”“在人世间，倒似乎因了他们而热闹”,到 “倘有火灾，则被灾的和邻近的没有被灾的人们”“但若不祭，据说是第二回还会烧，所以还是感谢了的安全”等用词、语序都显示出与汉语不同的特征。这也构成了鲁迅及现代作家文学语言的初始和移植状态的特点，说明现代汉语的外来语融入与成熟过程。
鲁迅在1936年8月28日致须藤五百三的信中，也具有以上短文中的日语语体风格：
须藤先生几下：
热退了不少。昨天五度九分之前在写信，不曾睡觉。腹部有时发胀，隐隐作痛，不断出瓦斯。 (未服阿司匹灵之前便是如此。)咳嗽减少，胃口如旧，睡眠很好。
草草顿首
八月廿八日18
这里的“五度九分”和“瓦斯”是日语词汇的移植，分别是“五点九分”和 “ 臭屁 ”。
在日文文章《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中也有类似的句子：“政府对于读书的人们，使读一定的书，即四书和五经；使遵守一定的注释；使写一定的文章，即所谓‘八股文’;并且使发一定的议论。”19这里,“使遵守一定的注释”“使写一定的文章”“使读一定的书”和“使发一定的议论”之句明显是日语的直译。
《看萧》的汉语本文是许广平翻译的，经鲁迅本人校订，鲁迅应该是认同的。但是,其中有的句子的翻译并不十分合适:“还有新闻记者的约束”20。 ——这里明显不适合，因为汉语词汇中早有“约束”一词，与“预约”完全不同；“试验是大约四点 半完结的。萧好像很疲倦,我就和木村君都回到内山书店里去了”。 —— “试验”,日语意为考试，而现代汉语中的“考试”一词完全可以替代“试验”。
三、《鲁迅全集》等日汉转译文本的对比分析
1934年1月8日鲁迅致增田涉信中的一段：
支那には舊歷も尊び新歷も尊んで居ますからどうしたらいっか解り兼ねま す。僕は何ちもやらんとしました。件し新年だと云って庭鳥を煮て食べました。 うまいエ夫でしょう。
译文:“中国尊重旧历也尊重新历,不知如何是好,我对两者都过罢。既说是新年，炖只鸡吃吃，是个好主意罢。”21
《鲁迅大全集》的翻译明显沿用了人文版2005年的译文,一字不差。但是,本文认为,“我对两者都过罢”和“我试图什么都不做”,含义有明显不同。而这封信最早的一个翻译版本，是由吴远坎翻译，1952年出版的《鲁迅书简补遗(致日本人部 分)》。书中对于这一段信件内容是这样翻译的:
中国是旧历也通用. 旧历也通用,到底如何是好,就不知道了。我则是两者都不理会，不过说新年到了，烧只鸡吃吃，兴致不错吧!22
而在1981年《鲁迅全集》中的翻译与《鲁迅书简补遗》相似：“尊重旧历也尊重新历，不知如何是好，我对两者都相应不理。但既说是新年，炖只鸡吃吃，是个好主意罢。”23这里的“我对两者都相应不理”与“我对两者都不理会”的译法不是十分准确，而对照原文，“我试图什么都不做”的译法则比较接近日文原信的意思。与2005年的人文版的译文几乎一样，只有这一句不同：“我对两者都相应不理”更新为 “我对两者都过罢”。
其实，虽说鲁迅在《祝福》开篇说“毕竟旧历的新年更像新年”,但是就鲁迅思想的主体来说，对于新年旧年和过与不过，都不是很在意。“不过除了吃鸡这点仪式感，鲁迅一生对逢年过节却始终抱着随便的态度，淡然处之：‘过年本来没有什么深意义，随便那天都好，明年的元旦，决不会和今年的除夕就不同，不过给人事借此时时算有一个段落，结束一点事情，倒也便利的。’”24鲁迅在《过年》曾说：“舍间是向不过年的，无论新旧。”25如果按照鲁迅上面的两段自述，1952年的《鲁迅书简补遗》 和1981年版《鲁迅全集》中的翻译是合适的。但是，从1933年春节(1月26日)开 始，鲁迅的过年观就发生了些许变化。“这一年，终于可以在自己家中过年，所以鲁迅格外珍视。他在日记中感慨：‘盖如此度岁，不能得者已二年矣。'为庆贺‘旧历除夕',由夫人‘治少许肴',特地邀来同在拉摩斯公寓寄住的冯雪峰，和自己一家人同吃年夜饭。他要和这位亲密战友，同享难得的节日欢娱，同辞旧岁。年夜饭后，鲁迅‘又买花爆十余，与海婴同登屋顶燃放之'。”26鲁迅在致黄源的信中说：“十多年前， 我看见人家过旧历年，是反对的，现在却心平气和，觉得倒还热闹，还买了一批花炮，明夜要放了。”27而鲁迅致增田涉的信是1934年1月8日，是鲁迅过年观发生改变之后，所以由此看来，上面的翻译又不是十分准确的了。
因此，笔者结合日语原文和鲁迅过年观的变化，翻译如下：
在中国，他们既尊重新历，也尊重旧历，所以很难理解，不知怎么做才好， 索性我什么都不想做。说着又到新年了，所以我就煮了鸡吃了，很巧妙的办法吧。
再看鲁迅1936年2月3日致增田涉信：
名人との面会もやめる方がよい。野口様の文章は僕の云ふた全体をかいて 居ない、書いた部分も発表の為めか,そのまま書いて居ない。長与様の文章は もう 一層だ。僕は日本の作者と支那の作者との意思は当分の内通ずる事は難し いだろうと思ふ。先ゴ境遇と生活とは皆な違ひます。
译文:“和名流的会见,也还是停止为妙。野口先生的文章,没有将我所讲的全部写进去，所写部分，恐怕也为了发表的缘故，而没有按原样写。长与先生的 文章，则更加那个了。我觉得日本作者与中国作者之间的意见，暂时尚难沟通，首先是处境和生活都不相同。”28
在以上的日语原文的短剧中，有两处值得商榷：
1.名人との面会もやめる方がよい。
译文:“和名流的会见,也还是停止为妙。”29
鲁迅的本意是以后尽量不要和野口米次郎、长与善郎这类名流见面。此处按照日文原文而翻译成“还是停止为好”,而“停止为妙”似乎与此时的语境、口气有些不符。“妙”比“好”程度更高,“不见”本来是一个最低诉求,使用“妙”字明显降低了魯迅想“不见”的程度。
2. 野口様の文章は僕の云ふた全体をかいて居ない、書いた部分も発表の為めか,そのまま書いて居ない。長与様の文章はもう一層だ。
译文：“野口先生的文章，没有将我所讲的全部写进去，所写部分，恐怕也为了发表的缘故,而没有按原样写。长与先生的文章,则更加那个了。”30
这里的问题是“長与様の文章はもう一層だ”中“もう一層だ”这个词的转换。现在的译文是“则更加那个了”,是一种民间俗语,带有超出现有程度的变化。而 “もう 一層だ”的原义是表示事物在原有的基础之上又有明显的激烈的变化,因此翻译成更简捷的“更甚”,其程度比“更那个了”明确、严重,译文语气也发生了改变, 很适合魯迅在“九一八”事変之后,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之前对日本具有民族主义或军国主义倾向的文人的反感程度。
鲁迅1934年1月11日致山本初枝信中，谈到自己受山本初枝夫妇邀请去日本之事，鲁迅在信中说：
日本には何時でも行きたい行きたいと思って居ますがし今の処では行っ たら上陸させないでしょう。よし上陸させて角袖をつけるかも知りません。角 袖をつけて花見するには頗る変挺な洒落なるから暫く見合した方がよいと思ひ ます。
《鲁迅大全集》第7卷第267页中汉语译为：
我一直想去日本，然而倘现在去，恐怕不会让我上陆罢。即使允许上陆，说不定也会被便衣盯梢。带着便衣去看樱花，实在是离奇的玩笑，因此我觉得暂时还是等等再说为好。31①
文中“酒落なるから”是日本古典日语的用法,魯迅及其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们常常使用古典日本语作为雅言进行书信沟通。文中将“洒落なるから”译为“玩笑”, 似乎不是很符合魯迅文章的幽默风格。查日语“洒落”一词有三类、而且词性、词义均有所不同：
1、洒落
【しゃれ】【syare】
[冗談]打趣话，幽默，戏谑语；
[こっけい]诙谐话;
[わらい話]玩笑话;
[皮肉 · 冗談]俏皮话；
[かけことば]双关语;
2、洒落
【しゃらく】【syaraku】
【名 · 形動】
洒落,洒脱,萧洒。(物事に頓着せず、さっぱりとしてわだかまりのない こと。)
洒落人。/洒落的人。
洒落な画風。/洒脱的画风。
3、洒落
【しゃれ】【syare】
【名 ·形動】
(1)诙谐的,幽默的。[ユ一モアがある。〕 しゃれが通じない。/不懂幽默。
(2)漂亮的,俏皮的。[おしゃれな。〕
おしゃれをして出かける。/ 打扮得很漂亮出门。
夏目漱石的小说《三四郎》中对主人用的心理描写就用了“潇洒”之意的“洒 落”:
……無邪気にもみえる。洒落でもある。
何况从鲁迅和关系亲近的山本初枝几十次通信习惯看，“潇洒”更能体现出个性与关系的本真。而且从书信结尾的一段话，可以感觉到鲁迅的幽默是贯穿始终的，与 前面的“潇洒”十分契合:
私は不相変家に居ますが手掛がない為めか或は年を取ったからいらない為 めかは知りませんが觅角無事です。無事なら先プ又生きて行きましょう。
译文：我仍在家里，不知是因为没有线索呢，还是嫌我老了，不要我，总之是平安无事。只要是平安无事，就姑且活下去罢。32
笔者对这段文字做了重新翻译：
我一直待在家里，不知道是因为没有端绪的缘故，还是因为上了年纪不需要的缘故，反正我是没事的。如果没事的话，就先活下去吧。
这里笔者将“手掛”按照日文原义用了“端绪”代替,因为后者比前者涵盖更广,既包括他者掌握的“线索”,也包括鲁迅自身呈现出来的有可能被抓的征兆。
在同年致山本初枝的信中又谈到去日本可能被盯梢的可能，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到 魯迅在前信中使用“洒落”一词的“潇洒”之意:
先日「面影」を読みました、部屋をも拝見したいのですが件し今に日本に 行ったらやかましいでせう。角袖にくつかれて花見をするには特別な興味もあ るけれども面には矢張いやな事です。だから今の処では末日本ペ旅行する決心 がありません。
译文：前几天读了《面影》,也想看看房间，然而现在到日本去，怕有麻烦 罢。让便衣钉着去看樱花，固然也别有趣味，但到底是不舒服的事，因而目前还没有到日本去旅行的决心。33
另外，鲁迅在这封致山本初枝信的这段文字中，在《鲁迅大全集》和2005年版 《鲁迅全集》中的翻译略有词语增减的差异。
私は唐朝の小説を書く為めに五六年前に長安へ行って見ました。行って見 たら意外の事、空までも唐朝の空らしくなく、折角、幻想で描いた計 もすっ かりぶちこはされて仕舞ひました、今まで一字もかけません。書物で考へた方 がよかったのです。
2011年《鲁迅大全集》的译文：
五六年前我为了写关于唐朝的小说，去过长安。到那里一看，想不到连天空 都不像唐朝的天空，费尽心机用纵横驰骋想描绘出的计划完全被打破了，至今一个字也未能写出。还是凭书本来摹想的好。34
2005年版的《鲁迅全集》中增加了“原来”一词:
五六年前我为了写关于唐朝的小说，去过长安。到那里一看，想不到连天空 都不像唐朝的天空，费尽心机用纵横驰骋想描绘出的计划完全被打破了，至今一个字也未能写出。原来还是凭书本来摹想的好。35
相比较而言，前者更忠实于原文，后者则更显得通畅。
很明显，鲁迅日文书写中的日汉转译问题并不只是一种语言形态和表达方式问题， 其背后包含有异文化接受、“直译”观和现代汉语初始状态等原因。鲁迅日文书写是一种异文化接受，在日汉转译中连同日制汉词所表征的现代事物与概念都进行了直接的对接，表明作者和译者对于其现代性的认同，因为日汉语词的同源性使得这些日制汉词能够从内容到形式而直接接受。无论是鲁迅自译还是他人转译或经鲁迅审定，都体现出鲁迅在翻译问题上的“直译”观。我们说过，“直译”观体现出鲁迅的文化观，是其对于原生态现代文化的接受与传播。而异文化接受和“直译”观虽说对于现代文化形成具有极大的催生和强化作用，也促进了现代汉语的建构。但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努力建构的现代汉语也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来新旧转换过程中的过渡形态，使现代汉语具有初始状态的生硬、难懂的不足。正如胡适所言，带着裹脚布的血污。历史是宽容的，我们指摘鲁迅日文书写的日汉转译问题，不能忽略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不要忘记这是新文化先驱者们在100年前的文化接受和语言实践。
鲁迅日文书写的日汉转译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多疑的问题，如果假以时日，可以做更深入和细致的全面梳理和辨析。
注释：
1 鲁迅：《鲁迅大全集 ·1 ·创作编》(1897—1918),李新宇、周海婴主编，长江文艺出版 2011年版，第31页。
2 鲁迅：《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3页。
3 鲁迅：《鲁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95页。
4 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0页。
5 鲁迅：《鲁迅大全集 ·9 ·创作编》(1935),李新宇、周海婴主编，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年 版，第298—299页。
6 鲁迅：《鲁迅大全集 ·8 ·创作编》(1934),李新宇、周海婴主编，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年 版，第390页。
7 鲁迅：《鲁迅大全集 ·9 ·创作编》(1935),李新宇、周海婴主编，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年 版，第48页。
8 [日]藤井省三、林敏洁：《鲁迅文学日语翻译思考：——以竹内好的<呐喊>为中心》,华 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第73—78、178页。
9 王彬彬：《鲁迅与现代汉语文学表达——兼论汪曾祺语言观念的局限性》,《中国现代文学 研究丛刊》2021年第12期。
10 王彬彬：《鲁迅与现代汉语文学表达——兼论汪曾祺语言观念的局限性》,《中国现代文学 研究丛刊》2021年第12期。
11 陈福康：《论鲁迅日文书信等必须重新翻译》,《学术研究》2019年第3期。
12 鲁迅：《鲁迅日文作品集》,鲁迅纪念馆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75页。
13 鲁迅：《鲁迅日文作品集》,鲁迅纪念馆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75页。
14 鲁迅：《鲁迅日文作品集》,鲁迅纪念馆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77页。
15 鲁迅：《鲁迅日文作品集》,鲁迅纪念馆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80页。
16 鲁迅：《鲁迅日文作品集》,鲁迅纪念馆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80页。
17 鲁迅：《鲁迅日文作品集》,鲁迅纪念馆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76页。
18 鲁迅：《鲁迅日文作品集》,鲁迅纪念馆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77页。
19 鲁迅:《鲁迅日文作品集》,鲁迅纪念馆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67页。
20鲁迅 :《鲁迅日文作品集》,鲁迅纪念馆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87页。
21 鲁迅:《鲁迅大全集 ·7 ·创作编》(1933—1934),李新宇、周海婴主编,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1年版，第263页。
22 鲁迅:《鲁迅书简补遗 ·致日本人部分》,吴远坎译,上海出版公司1952年版,第196页。
23 鲁迅：《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08页。
24 成健：《鲁迅说，新年炖只鸡吃吃，是个好主意》,《北京青年报》2022年1月12日。
25 鲁迅：《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3页。
26 谷兴云：《从广州至上海——鲁迅如何过年》,《鲁迅研究月刊》2008年第5期。
27 鲁迅：《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 页。
28 鲁迅:《鲁迅大全集 ·10 ·创作编》(1936),李新宇、周海婴主编,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 年版，第31页。
29 鲁迅:《鲁迅大全集 ·10 ·创作编》(1936),李新宇、周海婴主编,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 年版，第31页。
30 鲁迅:《鲁迅大全集 ·10 ·创作编》(1936),李新宇、周海婴主编,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 年版，第31页。
31 鲁迅:《鲁迅大全集 ·7 ·创作编》(1933—1934),李新宇、周海婴主编,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1年版，第269页。
32 魯迅:《魯迅大全集 ·7 ·创作编》(1933—1934),李新宇、周海婴主编,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1年版,第268—269页。
33 魯迅:《魯迅大全集 ·7 ·创作编》(1933—1934),李新宇、周海婴主编,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1年版，第286页。
34 鲁迅:《鲁迅大全集 ·7 ·创作编》(1933—1934),李新宇、周海婴主编,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1年版，第269页。
35 鲁迅：《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