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三十五年前，弗里德里希·迪伦马特与世长辞。这位举世闻名的瑞士作家，生前钟爱美酒佳肴，得了糖尿病也不忌口，称这些嗜好对他而言是获得创意和灵感的一种“催化剂”。此话幽默，不过看着他患病的身躯，人们没有笑意，而是想到了这位作家作品语言的一个基本调性：怪诞。

迪伦马特的小说被拍成电影，他的剧作也被引入世界戏剧经典序列，曾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尤其是在当时的联邦德国（西德）剧院舞台上风行一时，盛演不衰。当然，迪伦马特的人生之路并非总是鲜花和掌声环绕，也有低谷和巅峰的起伏。求学时期的迪伦马特成绩勉强及格，想入画家行业没有成功，上大学读了文学和哲学，但始终没有完成以克尔凯郭尔为题的博士论文，未曾真正毕业。他当过报刊编辑，认准了要在文学领域开疆拓土，直到上世纪50年代初发表了《法官与刽子手》和《嫌疑》这两部犯罪及侦探题材的报刊连载小说后，才使得一家人生活的经济状况得到改善，他当作家的信心才坚定下来。

迪伦马特出生于一个牧师家庭，自幼耳濡目染，他将大洪水或巴比伦塔等宗教故事母题引入作品，通过神学意义的“罪”与“赎罪”的基本问题推进叙事，描述技术失控的世界在系统地滑向自己的毁灭……宗教思维和宗教图像交织的风景自然让西方人会意于心，不过宗教精神尺度并没有完全笼罩迪伦马特的作品，迪伦马特没将自己禁锢在家庭的基因里。他的文学作品让人们青睐的理由更多是作者遵循其内心的独立意志、独立判断和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他的思想意识并不受宗教观念左右。如同尼采也出生于牧师家庭，但对基督教的批判却是他哲学思考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迪伦马特的写作姿态也呈现出明晰的宗教距离感。

别具一格的现代性荒诞

1950年首演的《密西西比先生的婚姻》里，迪伦马特编排了一个“满是死人”的剧本，将侦探元素、思想信仰讽刺，还有对宗教戒律执念的反讽糅合在一起。1956年推出的成名作《老妇还乡》，剧情发生在“上帝已死”的社会：虽然有教会和神职人员在场，但谁都能看出对上帝的信仰只 不过是表面上的存在，骨子里人们已纷纷拜倒在了金钱的脚下。《老妇还乡》中，在离开四十多年后，贵妇察哈纳西安回到了故乡居伦。故乡经济潦倒，全都拜贵妇以前让人在背后做的破坏性操作所赐。贵妇以救世主面目出现，提出给小镇居民十亿美元，条件是要将她年轻时的情人伊尔处死，以讨回她当年被此人抛弃的“公道”。居伦人明面上对贵妇的疯狂要求表示坚决抵制，暗地里，大家的态度却在悄然变化，他们彼此之间心照不宣的想法在一个个提前消费的行为中凸显。伊尔数次试图逃离居伦，皆被众人“柔性”阻止，只能绝望。最终，包括市长、法官、学校校长以及还有伊尔家人在内的人们一致行动，让贵妇如愿以偿。贵妇并不是天然坏得令人惊心丧胆。她过往经历悲惨，身上装着假肢，她知道拥有金钱就拥有让社会在自己面前低头、妥协、屈服的能力，这扭曲了她的人格，使她没有任何法律、道德、伦理上的顾忌。贵妇和居伦人站在观众面前，丝毫不掩饰自己。他们的言行举止探究到底，皆是因为有金钱在背后作祟。一个带着笑料貌似无稽的剧作，建立在这样的寓意之上，冷峻地暴露了金钱浸淫人的灵魂、社会道德堕落、文化丧失、人格变异等一系列问题。迪伦马特将这部剧作定义为一部“悲喜剧”，所用的标志性审美手段便是怪诞。

处处呈现着不协调的摩擦，对立的东西在相互交杂，人们就要爆发出来的笑声却又在嘴唇边上立马打住，因为《老妇还乡》在老妇和居伦人身上展示出来的那些荒唐、冷漠、悖谬等让人感到涩味，且细思极恐，顿时便笑不起来，这就是典型的迪伦马特式怪诞。

《密西西比先生的婚姻》里，迪伦马特实际上就初次尝试了怪诞的手法，给剧作带来了戏剧美学的反常质感。德语文学史上，怪诞的风格也早有出现，譬如在E.T.A.霍夫曼、海因里希·海涅或者弗兰茨·卡夫卡那里就或多或少可以看到，用这样的艺术手法打破文艺权威设置的禁区，丰富作品的阅读性、哲学性，或是表达作家创意的一种特殊的浪漫主义。迪伦马特的怪诞风格承前启后，有它自己的别具一格的“现代性”，是滑稽中透出恐怖、嬉笑中透出惊骇的怪诞，其中有着作家明确的美学追求，以及艺术品格和理论上的思考。

在迪伦马特看来，人们生活于其中的当今世界已经“没了面孔”，丧失了既定秩序，变得混乱，充满荒谬。面对这个世界，传统的审美形式已无能为力：“席勒的戏剧与古希腊悲剧一脉相承，是以一个看得清楚的世界和真正的国家为它们的前提条件的。只有那些本身是全貌清晰的，才有可能是艺术里不混沌模糊的。如今却让人看不清楚，一切变得‘匿名’无形，官僚主义。”故而，亚里士多德“恐惧”“怜悯”“净化”模式的戏剧不再适合于今天。“只剩下喜剧还适合我们。我们的世界既走向了怪诞，也走向了原子弹。”在其戏剧美学论著《戏剧问题》中，创作与理论并行的迪伦马特这样表述他的核心见解。

迪伦马特将原子弹与怪诞等同。原子弹既代表着人类科学技术的尖端，又象征着人类生存的恐惧，既是可以毁灭人类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又维持了人类社会的相对和平。如今，神性映衬英雄的时代早已成为过去，工业文明、技术文明的矛盾性不断膨胀，引发了社会面貌和社会心理的巨大变异，如今世界的秩序体系和价值观念已经发生巨大改变。迪伦马特认为，今天的世界已是一个发生某个偶然性事件或者发生某个技术上的短路便要决定我们存在的世界。要恰如其分地呈现这个世界，怪诞是一种与其更贴近的手法和形式。

“世界不要落入疯子手中”

《老妇还乡》之后又一部为人称道的剧作《物理学家》，通过整体怪诞风格的剧情，将“故障世界”展示给观众看。剧作《物理学家》中，物理学家莫比乌斯研究出一种“世界方程式”，可以制造出极其巨大的能量。担心自己的知识被用于毁灭人类，莫比乌斯装疯躲进了精神病院。他烧毁了方程式手稿，成功地将超级大国派来窃取资料的、也装扮成精神病人的科学家间谍争取到了自己一边，忍痛将与之相爱的护士勒死，付出了种种牺牲，却未能发现负责精神病院的女院长实际是个精神病人，早已将他的研究成果偷印到手，已着手用来控制世界。物理学家不得不惊呼“世界已落入一个疯了的精神病医生手中”。如此，作家将一种突如其来的惊愕传递给观众，让观众在观看怪诞喜剧的过程中经历突如其来的震惊。

“故障”越是意料不到，戏剧的危机之思就越有张力。《物理学家》于1962年推出。同年，国际上发生了“古巴导弹危机”。身处冷战时期的人们，直抵心底地感受到了这部剧作的现实意义。一望可知，《物理学家》在怪诞化场景上没有《老妇还乡》那般恣肆，它比《老妇还乡》获更大成功的原因，是它的思想向度崭新，无缝隙地对接了那个时代人们的世界焦虑。

迪伦马特虽不认为文学具有能够改变世界的能力，但如同他的瑞士同行马克斯·弗里施一样，内心里还是希望文学能够生发出哪怕是微弱的社会作用。他的《物理学家》不设置人物对比，不塑造丰满形象，不突出戏剧冲突，这个姿态背后蕴含的就是一种对世界正在受到核威胁的反抗态度，一种抗拒的声音。借人物之口，迪伦马特于剧中提出了科学家的科学研究对于人类和平与生存应当担负的伦理责任问题：“我们的科学已经变得恐怖，我们的研究已经变成危险，我们的知识可以毁灭生命。对我们物理学家而言必须要认识到这个现实。我们必须将我们的知识收回。”

和马克斯·弗里施一样，迪伦马特也表示自己是布莱希特的学生，受益于深谙艺术辩证法的布莱希特，他认为戏剧要让观众感到“陌生”而激发思考。怪诞作为戏剧方式，隐喻深层，本质上也是一种要让观众生发思考的“陌生”。《物理学家》中，莫比乌斯假装所罗门王显灵装疯，开口闭口所罗门王，道兮若存其中。物理学家和传说中拥有超人智慧的所罗门王组合形成的怪诞效果，符合迪伦马特主张的“奇思妙想”戏剧美学观念。莫比乌斯争取那位科学家间谍站到自己一边时说“只有在疯人院里我们还是自由的，只有在疯人院里我们还允许思考。我们的思考在疯人院外便是炸药……要么是我们留在疯人院内，要么是世界会变成一个疯人院。要么是我们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要么是人类就会消失”，乍一看是颠倒了逻辑的悖谬之语，细思则意蕴深远，与君特·格拉斯《铁皮鼓》中精神上完全是个正常人的奥斯卡有意让自己住进了精神病院的写法，庶几近之。

迪伦马特具有极大的创作力，身后留下煌煌29卷文字。怪诞手法最能唤起人们对这位作家个人风格的鉴赏，以怪诞点透世界，迪伦马特出色地实践了自己对“戏剧问题”的思考。迪伦马特文学常读常新的话题性，在于这位作家对社会和人心的荒谬投以不美饰的观察，予以独到的书写。迪伦马特戏剧思想的深度性，在于让人们看到人与事的荒谬，惊醒，并反省自己。

上个世纪60年代，迪伦马特剧作开始进入我国，被翻译成中文剧本。《老妇还乡》被搬上了我国话剧和京剧、甬剧、黄梅戏、滇剧的舞台。《物理学家》目前只有话剧的形式。迪伦马特的戏剧理念启示了我国戏剧界人士，他剧作的社会批判和隐喻内涵也给国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创新的艺术形式是一个方面，剧作涵盖的价值内容是另一个方面，经典的作品经得起时间淘洗，它向人们传递的东西永不耗尽。当前世界多地动荡，祖国的强大保障着我们生活的和平与安宁，然后国际局势变量未知，迪伦马特的剧作警示着世人“世界不要落入疯子手中”，同样适用于今人，如今的我们也呼唤一个清醒和理性的世界。

（作者系北京大学德语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