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陀与京派——基于师陀与沈从文文学关系的考察
“新时期以来的现代文学研究论著说及师陀时，几乎总要强调他与沈从文的关系，而屡次被不加思索地选入京派文学选集、写入文学史著，更成了师陀无奈到无法逃避的‘光荣’遭遇。”1如果不考虑其中的批评性语汇，解志熙的这句话基本上概括了新时期以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学术界对师陀的文学史定位。但是，从解先生的这篇文章开始，师陀的文学史定位重新成为一个学术问题。因为就在这篇文章中，解先生将师陀定位成了一个“准左翼作家或者说自由左翼作家”。解志熙的这一观点在李丹梦那里得到了另一角度的呼应。“对师陀来说，京派绝不仅是风格或创作观念的问题，更是政治身份、立场的问题。”“师陀晚年写的诸多创作谈、回忆录，有相当部分是变相的政治检讨。”在李丹梦看来，师陀在1949年之后的所有创作大体上都可以视为“他争取‘左派’历史地位的努力”2。就师陀后半生的文学实践而言，李丹梦的分析可以说是不无道理。她希望能够跳出“美学、文学”的视角，尝试从作家自身“主体认同”的角度分析这一问题。但是，“政治检讨”式的“认同”能不能代表作家内心的真实想法恐怕难说。这就需要我们将研究的视野放得更大，“拓展到文学的外部，引入社会史的视野，从师陀步入文坛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来理解作家创作文本的特殊性，或许会从中得到解答”3。本文希望通过梳理师陀与沈从文之间的文学关系，对比师陀前期、后期，公开、私下，不同时期、不同场合对他与沈从文以及“京派”作家关系的不同言论，辨析师陀内心深处与“京派”作家关系的真实态度。
一、师陀与沈从文文学关系梳考
首先，我们通过作品发表、书信往来以及相关回忆录文章对师陀、沈从文之间的文学关系进行一个详尽的梳理。
（一）师陀在《大公报·文艺副刊》的发文情况。
据刘增杰、潘国新整理《师陀著作年表（增订稿）》4、胡斌《师陀〈夏侯杞〉考——师陀史料考辨之一》5、黄思颖《〈 师陀全集〉 中〈师陀著作年表（増订稿）〉 勘误》6等相关史料，1933年9月至1936年4月沈从文主持《大公报·文艺副刊》期间，师陀在《大公报》发表了10篇作品；1949年之前，师陀在《大公报》大概发表了40篇作品。
其中，对于辨析师陀与“京派”作家关系具有重要价值的文章是他以芦焚的笔名发表于《大公报·文艺副刊》第41期的短论《“京派”与“海派”》。当时，副刊的主编是沈从文。在这篇文章中，师陀第一次表达了他对“京派”与“海派”论争的态度。首先，他认为“‘京派’和‘海派’依旧不过概念上的存在，认真区别很难办到”。“现在要把‘京派’和‘海派’誓不两立的对待，是错了的，二者之间并无显明的界限”。其次，虽然他不赞成硬性地把京沪两地的作家划分为“京派”和“海派”，但是，也就在这篇文章中，他还是大体上对两者之间的区别给出了自己的理解：“不过，不妨笼统的派定——具有学者态度的，‘京派’；相似海京伯马戏班底狮子或猢狲的，‘海派’。”7单从这个区分来看，师陀当时对“海派”似乎多少带些贬低的味道，相反，对“京派”则要尊重很多。
师陀为什么会给《大公报·文艺副刊》投稿呢？在相关回忆文章中师陀并未给出具体的原因——以师陀1980年代对待“京派”的态度而言，他也不太可能给出具体的原因——而师陀回忆其文学创作的文章大多发表在1980年代。但是，在沈从文发表于《新闻与出版》1957年4月10日第4版的《我如何编大公报星期文艺》（当为《文艺副刊》——引者）一文中我们或许可以找到一些答案。“当时《大公报》在北方报刊中，颇能吸引一些读者。”“《大公报》在北方诸省及国内知识分子读者群中，越来越引起普遍注意。”“北方读者不太重视作者名声，却能够用一种比较广泛兴趣接受有新内容的作品。”“从第一次发稿起始，就定下一个原则：报纸既属于多数人，必需有较大篇幅让各种各样新作品和读者见面。”8这样看来，《大公报·文艺副刊》吸引师陀的至少有这样两点：其一，《大公报》在北方乃至全国都有较大影响；其二，《文艺副刊》比较注重“新人”“新作品”。
从在《大公报·文艺副刊》的发文数量和“京派”“海派”论争的当时他对这两派截然不同的态度看，1949年之前的师陀对“京派”作家这个群体是有着较高的主体认同的。
（二）师陀与沈从文之间的交往情况。
约在1933年底或1934年初，因师陀给《大公报·文艺副刊》投稿较多，沈从文给师陀写信，让他不要只盯着这一家期刊，并表示愿意介绍其他刊物，师陀予以拒绝。91934年初夏或秋天，师陀在北平“三座门”章靳以《文学季刊》编辑部遇到沈从文，留下第一印象。“从文当时年轻，身穿蟹青湖绉夹袍，真是潇洒倜傥，春风得意。当时他正在主编天津《大公报》文艺周刊，一九三三年下半年我曾投过稿。由他挑起的‘海派’‘京派’之争刚结束不久，紧接着又展开了‘差不多’之争，引起争论的仍旧是从文。”10大概1935年初秋或冬天，萧乾在北平东城一家菜馆宴请《大公报》文艺副刊的部分作者，沈从文、师陀均在场。“被邀参加的有芦焚、刘祖春、严文井、田涛等七八位，连同主人刚好坐满一桌。”“当我们称赞萧乾的副刊编得很不错时，他拍拍坐在身边的从文先生的肩膀，笑笑说：‘喏，有这位顾问官！顾问官！’”11
1936年初夏，为打听丁玲在北平的住址，师陀去找沈从文。“他似乎正和杨振声合搞什么研究工作，在杨家办公，对青年后辈，他极热情。”12师陀的此条回忆与其1980年12月31日致刘增杰信中的时间有出入。“大约到了1935年夏天，丁玲到了北平，我才去向他打听丁玲的住址。那并不是去他家里，我记得当时他在西城杨振声家里办公。”13对于此处的时间出入，我们的推测是，《两次去北平（续篇）》中的说法或许更为准确。师陀曾经多次说过，自己的记忆力很差。“记忆太坏。”14“记忆力坏到极点。”15“我的记忆，除了白痴，可以认为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坏了。”16“自己的记忆力本来就很差，经过‘大革文化的命’，可以说坏到了极点。”17所以，在给刘增杰写信时，他大概是仅凭自己的记忆，将时间定在了1935年的夏天。后来要写文章发表，相对比较慎重，不仅自己反复回忆，可能还找朋友帮助回忆过，18所以相对比较准确。
1936年秋天，“师陀从北京到了上海，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和文艺界的进步作家巴金、沈从文等交往，结下深厚的友谊”19。这段话虽然只是苏金伞的回忆，却基本上被原封不动地用到了“师陀同志治丧委员会”起草的《悼念师陀同志》中。由此大体可以推断，对于苏金伞的这段回忆，师陀的家人基本是认可的。
1957年秋天和1979年冬天，师陀两次到北京专程看望沈从文。“我曾特地去看他两次。一次是一九五七年秋天，他已经调到故宫博物院工作。有一天晚上，他正孜孜不倦地画小瓶子。按当时北京的住房条件，他住三间上房，旁边似乎还有两间耳房，还算过得去。第二次是一九七九年冬天，他住在小羊宜宾胡同一个大杂院里。”“原先他住的是所谓‘上房’，那时他却住的是原房主给听差或老妈子的住房，而且一分为二，一间隔做两个半间。”“他已是八十岁的老人了吧，而且有病，那真是令人看上去悲惨极了。”20
“文革”期间，师陀“和沈从文联系比较多”。“他们都看历史，碰到什么问题就商量。后来有一百多封信。有一些文学馆拿去了，也让人家搞丢了很多。”211976年8月下旬，沈从文致信巴金，告知将到上海看望老朋友。“希望看看的不会过十个人，除王辛笛外，还有芦焚、王道乾、黄裳、陈从周（同济大学）、施蛰存、许杰……至多不会过十个人。”22这次二人是否见面了呢？据吴世勇编《沈从文年谱》，“在上海期间，沈从文拜会了巴金、王辛笛等四五个熟人朋友”23。从这条信息我们无法予以确认。与师陀相关的其他史料也没有这方面的记载。
由于史料的缺乏，现在我们还无法梳理出师陀沈从文交往的完整脉络，但是，只从上述史料我们已经可以看出，从1930年代开始直到人生的晚年，二人之间的情谊持续半个多世纪。
（三）沈从文对师陀的评价。
沈从文对师陀的评价主要有两次。一次是在批评青年作家作品的“差不多”现象时，举师陀等人的作品作为肯定的例证；一次是在评《大公报》文艺奖金时，作为评委之一最终将小说奖给了师陀的《谷》。这两次评价都发生在1930年代。
1936年10月25日，沈从文在《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了《作家间需要一种新运动》，批评当时多数青年作家的作品都“差不多”。“这个现象说得蕴藉一点，是作者大都关心‘时代’，已走上了一条共通必由的大道。说得诚实一点，却是一般作者都不大上进，因为缺少独立识见，只知道逐时髦，所以在作品上把自己完全失去了。”24沈从文批评“差不多”现象的用意在于：“我赞同文艺的自由发展，正因为在目前的中国，它要从政府的裁判和另一种‘一尊独占’的趋势里解放出来，它才能够向各方面滋长，繁荣。”“为作家设想，为作品的自由长成而能引起各方面的影响设想，我认为一个政治组织固不妨利用文学作为它争夺‘政权’的工具，但是一个作家却不必需跟着一个政治家似的奔跑。（他即或是一个对社会革命有同情的作家，也不必如此团团转。）”25作为相反的例子，沈从文肯定了芦焚（师陀）、何其芳、曹禺等人：“这些人的作品，当前的命运比较起来都显得异常寂寞。作者在他作品上疏解自己的思想和感情，以及所表现或记录对人生的观照，用的是一种如何谨严缜密态度，一般粗心读者实在难于理会。”26
1937年5月15日，师陀的短篇小说集《谷》与曹禺的剧本《日出》、何其芳的散文集《画梦录》共同获得《大公报》文艺奖金。沈从文是文艺奖金的裁判委员之一。“‘文艺奖金’的裁判委员请的主要是平津两地与《大公报·文艺》关系较密切的几位先辈作家：杨振声、朱自清、朱光潜、叶圣陶、巴金、靳以、李健吾、林徽因、沈从文和武汉的凌叔华。”27
从《大公报·文艺副刊》多次刊发师陀的作品以及这两次评价来看，沈从文对师陀的文学创作可以说是高度认可的。
（四）师陀对沈从文的评价。
师陀对沈从文的评价几乎全部集中在1980年代。所有的内容归纳起来主要是四点：撇清自己与沈从文及“京派”作家之间的关系，批评沈从文的政治立场，承认沈从文的文学成就，同情沈从文在1949年之后的遭遇。
1980年代，师陀与河南大学刘增杰之间有着十分频繁的书信往来。在师陀写给刘增杰的信中，与沈从文有关的主要有三封，涉及这样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极力撇清他与沈从文之间的关系，对学术界将自己归入“京派”作家表示不满。在1980年12月31日的信中，他告诉刘增杰，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说“师陀之进入文坛，得沈从文帮助不少”28并“不可靠”。“要说对我有‘帮助’，文坛上的前辈对我都有帮助。”“要说对我进入文坛帮助最大的人，那是巴金，他不但出过我许多书，对我私人生活方面也很关心。”自己早年不仅给沈从文编的《大公报·文艺副刊》投过稿，而且给“各进步报刊都投过稿”，而且举例说，“我的头两篇文章是向丁玲编的《北斗》投稿的”29。在1988年3月5日的信中他批评《京派小说选》“居然收入拙作《人下人》”，明确指出“‘京派’是沈从文提出来的，……乍看是写作态度问题，骨子里事实隐含政治问题”30。第二，对当时正在兴起的“沈从文热”表示不以为然。“近日兴起一股沈从文热，美国大捧沈从文，台湾也大捧沈从文，可能跟他‘不谈政治’和写作态度严肃有关系。……仅以写作态度严肃而论，或就其政治态度而论，美国和台湾大捧沈从文，都顺理成章。奇怪的是中国大陆，也跟着美国、台湾屁股后面大捧沈从文，出版他的全集，可能是应该的，大捧沈从文提出的‘京派’，等于溜须拍马，这就‘捧’过分了。”31第三，在1988年3月22日的信中，就“京派”与“海派”的论争师陀第一次给出了“最明确的表述”：“‘海派’与‘京派’的斗争，我个人认为今日青年人写来，难免意气从事，很容易陷入‘左倾’或‘右倾’的泥坑，顶好‘述而不作’，即说明各派的主张，及其作品的影响和成就。”32第四，声明自己这样说“只在说明我从事写作的态度”而没有“轻视沈从文的意思”33。“对于沈公的成就，无论文学作品，无论他的服装史，我直到现在全敬佩，而他的政治立场，却不敢苟同。”34
1986年8月4日，师陀在给河南老乡、著名诗人苏金伞写信抱怨住房问题难以解决时提到沈从文。在对沈的“思想”依然持保留态度的同时，对其“工作成就和态度”表示充分肯定，对其晚年生活环境表示深切同情。“沈从文你是知道的，且不提思想，只论工作成就和态度，远比我高出万倍。我1979年去看他，仅住解放前佣住的两个半间房子：半间做人室，半间烧饭。前年巴金去看他，搬了新居，也只有新工房一间半，听说最近某首长批示，搬入五间一套的新居，人已八十四五岁，并患瘫痪，不能写字矣!”35
1988年1月26日，在复信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学者杨义时，师陀不承认早期作品曾经受到沈从文的影响，36否认自己属于“京派”。“我不记得朱光潜、刘西渭曾讲过我属于‘京派’，当时在北平的作家，如冯至、吴组缃等，全不属于‘京派’。”认为“京派”与“海派”的论争不是写作态度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京’‘海’两派看起来是写作态度问题，骨子里却含政治问题。”37
1988年5月15日，师陀创作完成《两次去北平（续篇）》。这篇文章对于理解师陀与沈从文以及他和“京派”作家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价值。第一，师陀花了很大篇幅交代他与沈从文的五次见面。第二，给出了他对沈从文的评价：敬佩其文学创作乃至中国服装史研究方面的成就，同情其1949年后的遭遇，但是对其挑起“京派”“海派”论争、“差不多”问题论争持不同意见。“我对他的文学成就，还有解放后他对中国服装史的研究，全十分敬佩；只有一点我不赞成，那就是他提出的概念不清的‘海派’，还有对他提出的‘差不多’，也有自己的看法。”第三，再次申明自己不属于“京派”，甚至借巴金之口声明自己是“反对‘京派’”的。第四，对自己将来的文学史地位提出期待。“我有个最起码的要求：今后的文学史万勿‘矫枉必须过正’，编写成右派文学史。我这里再重复讲一遍：编写一切历史，不仅文学史，是都‘矫枉必须过正’不得的！”38
二、前期与后期的矛盾
在第一部分，我们主要对师陀与沈从文之间的文学关系进行梳理，让大家能够从历史的维度了解师陀与沈从文及“京派”作家之间发生了什么。这是我们第二、三两部分进行辨析的基础。在第二部分我们主要从前后期的对比，对师陀的相关言论进行辨析。
单从《“京派”与“海派”》这篇文章对“京派”“海派”的区分来看，师陀当时对“京派”不仅没有批判，反而相对比较尊重，认为他们是“具有学者态度的”；相反，对“海派”则多少带些贬低的味道，说他们“相似海京伯马戏班底狮子或猢狲”。但是，在1988年5月15日创作完成的《两次去北平（续篇）》中，师陀对待“京派”“海派”的态度几乎是完全相反的。“在引起争论的当时，我自己就在从文主编的《大公报》文艺周刊上发表过一篇杂文，以普希金想作为‘京派’为例，结果反被阴谋杀害。可见在旧俄罗斯，非但如高尔基所说：要做个正直的人要付出很大代价的，要做个正直的作家，还必须付出生命。这篇小文不伦不类。巴金同志非但是位充满热情的作家，而且是极好的编辑，看文章目光锐利，而且仔细，记忆力也好，隔了若干年后，他说：你那篇文章是反对‘京派’的。”39对照《“京派”与“海派”》的具体内容，可证师陀的这段回忆并不属实。其一，普希金的例子在原文中只不过顺便提及，并非如回忆所说是文章的主旨。其二，就原文将“京派”定位为“学者”，将“海派”定位为“马戏班底狮子或猢狲”而言，我们无论如何看不出这篇文章是“反对‘京派’”的，说他是反对“海派”倒可能更为准确。
师陀对待“京派”与“海派”的态度为什么会发生那么大的变化呢？根本原因在于“时移世易”。1934年，左翼文学虽然在文坛上已经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是尚未成为整个中国文坛的支配性力量，以“京派”作家为主体的民主知识分子在北方还是一支颇有实力的作家队伍。而且，师陀当时正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接连发表作品，同时也被一些批评家视为“京派”作家的后起之秀。大概就是这些原因，当时师陀可能对“京派”怀有更多的归属感，而对“海派”作家则使用了这样一个颇为不敬的比喻。虽然那时候可能还没有人将其径直归入“京派”，但是以其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经常发表作品，与“京派”作家往来较为密切，“京派”著名批评家刘西渭、朱光潜对其作品的高度肯定，1937年他获得《大公报》的文艺奖金，再加上他对“海派”的这种不恭敬态度，大家私下里将其目为“京派”作家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以师陀那种“优柔寡断”“不够爽气”的性格40而言，这种“模糊”处理的方式可能是他比较乐于接受的。但是到了1980年代，虽然“重写文学史”的学术思潮已经逐渐兴起，“京派”作家的文学价值也获得了学术界的更多认可，但是，左翼文学的政治属性还是让久经政治磨难的师陀无论如何也不敢掉以轻心，再加上沈从文在1980年代的敏感身份，41所以，当看到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明确指出“师陀之进入文坛，得沈从文帮助不少”的时候，当他收到杨义的来信得知中国的学术界要将其归入“京派”作家的时候，一向“优柔寡断”“不够爽气”的师陀就不得不在各种场合反复申明自己不属于“京派”。
对于师陀在1980年代的这种公开表态，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呢？与其说这是一种学术意见的表达，不如说是政治立场的表态更为准确。我们甚至不妨进一步设想，如果沈从文的政治身份能够早一点得到认可，成为“进步作家”，他大概是并不介意承认与沈从文之间结下“深厚友谊”的。如此，我们大概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属于“盖棺定论”性质的《悼念师陀同志》的官方文件中，会出现“和文学界的进步作家巴金、沈从文、李健吾等交往，结下深厚的友谊”这样的表述了。
关于1935年初秋（或冬天）的那次聚会，师陀和王西彦都有较为详细的回忆。从内容看，两人回忆的应该是同一件事。王西彦的回忆是：“大概是一九三五年的初秋”“在东城一家菜馆”，“刚从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出来的萧乾同志正在主编大公报的副刊”，“以主人身份招待一部分在北平的投稿人”。42师陀的回忆是，“约在一九三五年冬天，萧乾同志已经从燕京大学毕业，进《大公报》主编《文艺》普通版，前来北平宴请写稿人”43。虽然回忆的是同一件事，但是二人回忆的内容却有很大的差别。第一个差别是时间，一个说是“初秋”，一个说是“冬天”。可能二人对天气的感受不同，导致对时间的记忆产生了差别，我们且不去管它。重要的差别是赴宴的作家。在王西彦的回忆中，赴宴的人是：沈从文、萧乾、师陀、严文井、王西彦、田涛、刘祖春。但是师陀的回忆却大不相同：“被宴请的人全住在北平，却分为两批：头一批是周作人、俞平伯、杨振声等人，第二批是冯至、吴组缃、屈曲夫、刘白羽、杨刚等人，其中也有我。”44师陀虽然没写沈从文和萧乾的名字，他们二人都在场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对照二人记忆中的名单，除了沈从文、萧乾和师陀，其他人没有一个是重合的，而且师陀记忆中的作家远远超过王西彦。我们虽然无法确认他们谁的记忆更为准确，但是，如果我们把师陀在回忆完这个名单之后所发的一段议论对照来看，或许能够读出一些别样的意味：“总之，除了冯至同志三十来岁，第二批全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年轻人未必个个都进步。但是在当时的北平，写稿人进步与否，大体上是以年龄分的。并非说年老人全不爱国，只是讨厌年轻人‘胡闹’。”
在写作《两次去北平（续篇）》的1988年，师陀作出这样的回忆与议论，可以说是意味深长。他这段议论的逻辑大概是，“年轻人”大体上是“进步”的、“爱国”的；而“年老人”虽然未必“全不爱国”，却“讨厌”“年轻人”“进步”“爱国”的“胡闹”。按照师陀的划分，他自然是属于“年轻人”的（师陀生于1910年，时年25岁）。师陀虽然没有直接把沈从文划入“年老人”，但是，当1900年出生的俞平伯都被划入“年老人”的时候，1902年出生的沈从文还能属于“年轻人”吗？这样看来，在师陀的逻辑中，他本人是“进步”的，而沈从文则未必。然而，请他吃饭、给他发表作品、给他文艺奖金的，却恰恰是这些未必“进步”的“年老人”。
对于沈从文在“差不多”问题论争中的理解与肯定，师陀当时并没有提出明确的反对意见。但是半个世纪以后，师陀却亮明了自己的态度：“我对他的文学成就，还有解放后他对中国服装史的研究，全十分敬佩；只有一点我不赞成，那就是他提出的概念不清的‘海派’，还有对他提出的‘差不多’，也有自己的看法。”“至于‘差不多’……三十年代由于国家岌岌可危，部分‘左翼’作家救亡心切，脱离文学创作的基本原则，写自己不熟悉的题材，‘差不多’更盛行，这是可以而且应该理解的。”45如果说1980年代的公开表态是一种态度，那么1930年代的沉默不语难道不也是一种态度吗？如果一开始就“不赞成”沈从文的观点，何以当年不著文反驳，而是在半个世纪之后才“秋后算账”呢？就此而言，师陀在1980年代的这番表态难道就真的可以信以为真吗？
考察师陀公开否认自己属于“京派”作家的文字，几乎全部集中在1980年代，而且集中在这样几篇文献当中：1980年12月31日、1988年3月5日致刘增杰的两封信，1988年1月26日致杨义的信，还有发表于《新文学史料》1988年第3期的《两次去北平（续篇）》。考察这几篇文献的读者对象可知，师陀之所以在这一时期公开否认自己“京派”作家的身份，主要是当时“重写文学史”的学术思潮逐渐抬高了沈从文与“京派”作家的文学史地位，而且要将师陀本人归入这一文学流派，而沈从文在1980年代又始终是一个十分敏感的人物。这对于本来就“不愿把自己置于非此即彼的是非、左右关口”，又对外界的政治环境高度敏感的师陀来说，自然是一个麻烦。考虑到这一点，他在这些文献中做出这样坚决的表态也就不足为奇了。但这是否就是他的真实心声呢？考察同一时期师陀给其他人写信时谈到沈从文的态度，还有他去世之后家属接受他与沈从文之间结下“深厚友谊”的表述，就大体可以明白他的真实想法了。
三、公开与私下的冲突
第二部分我们辨析的是师陀前期后期言行之间的矛盾，希望解决的是不同的时代背景对师陀言行的影响。这一部分我们希望讨论的是，在不同的话语空间，师陀言行之间的冲突。
《大公报》文艺奖金颁发之后，在写给靳以、巴金的一封信中，师陀表达了自己对此事的态度。“关于大公报的事，虽是小事，倒真觉得左右为难，拒不对，受也不对，熟思的结果，觉得还是马虎了事比较圆满些。兹特附上致大公报的信，上海和北平近来如无特别不近情理的言论，就请代我投邮，否则请即情商文化生活社代拨三百四十元给大公报馆（我想你们也许不怕我卷款潜逃）。”46这封信充分表达了《大公报》文艺奖金给师陀带来的苦恼——左右为难，还有他最终采取的态度——马虎了事。以师陀的性格论，“马虎了事”十分符合他的做事风格。他之所以左右为难主要是担心“上海和北平”的一些“不近情理的言论”，也就是“京派”“海派”之间的论争。将他的这段话反过来想，如果没有这些“不近情理的言论”，他领取《大公报》文艺奖金的态度是不是就会干脆很多？如果这种推断还算合理的话，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按照师陀的本意，他是想领取这个奖金的，只是因为胆小怕事的性格，才让他对这样一块烫手的山芋左右为难。而且，我们也没有任何史料可以证明他后来拒绝了这个奖金，这就进一步证明，即便是在“京”“海”论争的政治压力下，他依然以一种“马虎了事”的做法默认了自己的“京派”作家身份。
从师陀1980年代在各种场合极力撇清自己与沈从文之间的关系来看，在沈从文的处境更加困难、身份更加敏感的1957年和1979年，他应该对沈从文避之唯恐不及才对，怎么会两次“特地”跑到北京去看望他呢？当然，这两次探望应该都是在比较私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但是，以师陀胆小怕事的性格，他能做出这样的举动已经实属不易。就此而言，他对沈从文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呢？何况，他去看望沈从文的事情还是在他想极力撇清与沈从文关系的1980年代自己主动透露出来的——如果他自己不说，我们谁又能知道呢？就此而言，他1980年代那些想极力撇清自己与沈从文关系的言论真的就那么真实可信吗？
另一个能够说明这一问题的例子是师陀对待夏志清的态度。虽然不同意夏志清“师陀之进入文坛，得沈从文帮助不少”的学术观点，但是私下里，师陀却一直与夏志清保持友好的联系，甚至写信请他帮助自己的儿子王庆一在美国求学、工作。例如，1988年1月16日师陀致信夏志清说：“小儿王庆一，经过长期奋斗，终于取得美国驻沪领事馆签证，于近期内自费赴美学习。道经纽约，前曾蒙协助，令高足爱德华·耿先生竭力帮忙，不胜感激。今小儿赴美，乃系转学肯他基州立大学，仍攻读公共卫生专业。因初次出国，拟先工作半年，积攒些学费，然后报到入学。望阁下竭诚相帮，各方面予以照顾，玉成此事。小儿到纽约时，命其趋谒兄台，敬乞予以赐见也。”47另外，在师陀1984年4月6日写给夏志清的信中，我们也可以更清楚地感觉到师陀在1980年代否认自己属于“京派”作家的政治顾虑。“由于我一直住在国内，对于国内的思想情形比较了解。第一种是……存在‘左’倾思想，……第二种是……存在封建主义思想。”他还在同一封信里就国内学术界批判《中国现代小说史》安慰夏志清：“希望你挨批评后万勿生气。一个人挨了批评要他不生气，似乎不大合理。你是文学评论家。你曾亲自对我讲过今后要改变立场。希望你生气而不影响你改变立场。……总之，希望你能做到如来示所云：保持自己的独立态度。”48认真读过这段私人通信之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他对夏志清观点的公开否认，哪种观点更能体现他内心深处真实的想法不就显而易见了吗？
如果我们承认对于作家的流派归属不能仅仅依赖文学作品的文本解读，更多地还要从社会史的角度关注作家内心深处的主体认同，那么，当我们从师陀自身矛盾态度的缝隙中解决了他的“京派”作家身份之后，他是否属于左翼、准左翼或自由左翼作家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如果说师陀与“京派”作家之间存在一定的不同，或许，他与左翼作家之间的张力更大。
[本文系202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现代作家八十年代文学创作研究”（项目编号：22BZW159）、信阳师范大学青年项目“南湖学者奖励计划”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解志熙：《芦焚的“一二·九”三部曲及其他——师陀作品补遗札记》，《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2 40 李丹梦：《“杞人创伤”的生存美学与“历史化”——师陀论》，《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在这篇文章中，李丹梦认为：“在关键事情的抉择上，师陀总是不够爽气。优柔寡断与懦弱向来相伴而生。师陀很不愿把自己置于非此即彼的是非、左右关口，用李伯唐的话讲：‘歌颂同诅咒和我全不适合。’”对于师陀的性格，我们认为李丹梦的概括是准确的。同时，我们也认可她的下一句判断：“从骨子里讲，师陀是不喜变动和冒险的，他缺少热力奔放的气质，没有那种‘山峦气象’。”但是，这种性格是否全都来源于师陀童年时期形成的“创伤性的记忆和反应模式”？进一步说，他的这种性格是否能够代表“典型的地方河南的‘平原人格’”？似乎还需要更为深入的探讨。
3 黄思颖：《历史的“误解”——师陀与“京派”和“左翼”关系探究》，《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22年第1期。
4 师陀：《师陀全集》（第5卷），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11—546页。
5 胡斌：《师陀〈夏侅杞〉考—师陀史料考辨之一》，《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
6 黄思颖：《〈师陀全集〉中〈师陀著作年表（增定稿）勘误〉》，《新文学史料》2022年第1期。
7 师陀：《“京派”与“海派”》，《师陀全集》（第5卷），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10页。
8 周航屹：《沈从文佚文〈我如何编大公报星期文艺〉》，《新文学史料》2022年第4期。
9 13 29 33 参见师陀1980年12月31日致刘增杰信，《师陀全集》（第5卷），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13、12—13、13页。
10 师陀：《两次去北平（续篇）》，《新文学史料》1988年第3期。在1980年12月31日写给刘增杰的信中，师陀说：“真[直]到1944年底《大公报·文艺》在北平请客，我才和沈认识，以后也没有拜访过他。”这句话的下一句是：“大约到了1935年夏天，丁玲到了北平，我才去向他打听丁玲的住址。”（《师陀全集》（第5卷），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页。）这两句话显然是自相矛盾的。从现有材料看，师陀与沈从文第一次见面大概率是在1934年，“1944”或为“1934”之误。第一次见面的具体时间也以“1934年初夏或秋天”更为准确。上述信中的所谓“北平请客”，师陀大概是将1935年萧乾在北平东城宴请《大公报·文艺副刊》的部分作者这件事给记混了。
11 42 王西彦：《梦想与现实——〈乡土·岁月·追寻〉之五》，《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4期。
12 20 38 39 43 45 师陀：《两次去北平（续篇）》，《新文学史料》1988年第3期。
14 参见师陀1982年8月28日致卞之琳信，《师陀全集》（第5卷），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3页。
15 参见师陀1981年9月17日致沙汀信，《师陀全集》（第5卷），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0页。
16 师陀1982年8月5日致刘增杰信，《师陀全集》（第5卷），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7页。
17 师陀：《回忆我写〈金子〉》，《长江》1982年第1期。
18 例如1979年9月5日他就曾经给严文井写信，请他帮助自己回忆一些事情。严文井的答复是：“九月五号信收到了。我的记性也是越来越不好。关于我们遇见的事，我再提一些情况供你回忆时作参考。”（严文井1979年9月13日致师陀信，《师陀全集续编》（研究篇），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05页）
19 35 苏金伞：《悼师陀》，《师陀全集续编》（研究篇），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51、553页。
21 王鹏飞：《记忆中的身影——与陈婉芬女士谈师陀》，《师陀全集》（第5卷），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69页。
22 沈从文：《致巴金》，《沈从文全集》（第24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62页。
23 吴世勇编：《沈从文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50页。
24 26 沈从文：《作家间需要一种新运动》，《沈从文全集》（第1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106页。
25 沈从文：《一封信》，《沈从文全集》（第1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31页。
27 徐俊：《〈大公报〉文艺奖金史实钩沉》，《文艺报》2012年1月20日。
28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93页。
30 31 34 师陀1988年3月5日致刘增杰信，《师陀全集续编》（补佚篇），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50页。
32 参见师陀1988年3月22日致刘增杰信，《师陀全集续编》（补佚篇），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51页。
36 1943年，青苗就在《忧郁的怀念》一文中否定了师陀受沈从文影响的观点：“这里还有一件事情要补充一下的，就是有许多人都说他是受了沈从文的影响的，在我未和他会见以前，我似乎也会有这样的感想，但后来自己又推翻了这种意见，我曾把他和沈从文作长期的比较，我觉得他无论在哪方面都没有受过沈从文的影响。”（青苗：《忧郁的怀念》，《师陀全集续编》（研究篇），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32页。）2003年，师陀夫人陈婉芬在接受采访时也对这种观点持否定态度：“说师陀受巴金、沈从文的影响。我给你说，这些都靠不住。”（王鹏飞：《记忆中的身影——与陈婉芬女士谈师陀》，《师陀全集》（第5卷），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71页。）
37 参见师陀1988年1月26日复杨义信，《师陀全集》（第5卷），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2页。
41 沈从文身份的敏感性一直持续到他去世。巴金曾经回忆说，沈从文去世以后，“一连几天，我翻看上海和北京的报纸，我很想知道一点从文最后的情况。可是日报上我找不到这个敬爱的名字”。（巴金：《怀念从文》，《长河不尽流——怀念从文》，吉首大学沈从文研究室编，湖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12页）
44 师陀：《两次去北平（续篇）》，《新文学史料》1988年第3期。在师陀1988年3月22日写给刘增杰的信中，这个名单有所不同：“由《大公报》请北平文学界吃饭，分作两批可以看出：第一批，周作人，俞平伯，杨振声，朱光潜，李健吾，废名，卞之琳；第二批，吴组缃，冯至，杨刚，屈曲夫和我，大多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冯至也就三十来岁吧。”（师陀：《师陀全集续编》（补佚篇），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51页）与俞平伯比较起来，在这个名单“第一批”中的李健吾（1906年生）、废名（1901年生）、卞之琳（1910年生）更加年轻。很显然，在这里，师陀对年龄的划分带有很强的主观性。
46 立文：《师陀信谈〈大公报〉文艺奖》，《文艺报》2017年3月24日。该文认为，师陀的这封信写于1937年5月30日。
47 师陀1988年1月16日致夏志清信，《师陀全集》（第5卷），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9页。
48 师陀1984年4月6日致夏志清信，《师陀全集》（第5卷），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4—9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