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李清照寄寓的“文学乌托邦”
对我来说，写一个人的传记，往往是一些小疑问、小好奇引发的。
如写文徵明，是因少年时代我在苦寒之地长大，那是个工业城市，没什么古迹，偶然见过一套苏杭园林的明信片，小巧的花窗、青绿的竹林、雅丽的梅花让我念念不忘，觉得那就是古典中国最完美的样子。后来写《中国艺术收藏史》，读史料时见文徵明画过拙政园，便起了心思写他，意在探究一个文士如何在苏州这座城市与园林、书画共处。写文徵明时，对他受赵孟頫影响甚大而颇为讳言赵氏有些不解，又去研究赵孟頫的生平，对他的婚姻、仕宦生涯有了若干疑问，为了解谜，接着开始写赵孟頫的传记。就这样，写一个人的时候往往有小的疑问、惊讶让我关注到另一件事，另一个人，刺激我陆续又写了苏东坡、王羲之、白居易诸人的传记。
与写上述诸人之出自个人的内在兴趣不同，之所以写李清照，首先是受到“外缘”的刺激。几年前，做编辑的朋友曹雪萍第一个劝说我可以写写李清照之类女性，当时我略加思索就拒绝了，觉得明代之前有相对可靠的资料可以写传记的女性，恐怕只有武则天、李清照二人。武则天的史料足够多，可是并非文化人物，不在我的这个文人传记系列计划之内，而李清照的史料相比苏东坡、白居易而言少得可怜，只能勉强写一本粗线条的“简传”，似乎意思不大。
前年，清华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孙元元女士又劝我写李清照，还安慰我说就算写短点也无妨。连续两位女性编辑这样说，让我有些动摇，觉得不妨挑战一下在史料极少的情况下写本传记，而且是女性人物的传记。那时，我还没下决心写，先找了几本李清照的文集、年谱之类翻看。也随手扫了几眼时下人写的李清照传，大部分看一两页就觉得腻味，不外用四字成语、七字词句连篇累牍夸张李清照的美丽、哀怨、才情，更接近想象性的小说，在我看来，不是传记。至于评传，则有陈祖美女史的《李清照新传》等，作者频频出场议论、分析当事人的举措、诗艺，彰显的是著书者的“后见之明”而非传主的所见所闻，也非我的趋向。
李清照留存的可信诗词文加起来也就几十篇，一两天就能读完。这一读，让我真有了点小发现，有了动笔的兴趣。因之前写过《孤星之旅：苏东坡传》，我对苏东坡、黄庭坚的诗文比较熟悉，发现李清照从苏、黄那里“偷”过一些诗句、典故，如李清照的词《渔家傲》中的“学诗谩有惊人句”明显是化用黄庭坚《避暑李氏园二首》其二的“题诗未有惊人句”，南宋人张琰记载李清照“亦能诗，上赵相救其父云‘何况人间父子情’，识者哀之”。这句“何况人间父子情”直接出自黄庭坚的诗《忆邢惇夫》，可证李清照格外熟悉黄氏的诗文，故而能随手拈来。
对李清照如何受苏、黄影响，之前虽有陈祖美、张珊珊、朱瑞昌等人的数篇文章论及，我觉得还有未尽之处，尤其是对李清照如何受到他们的影响的具体文化语境还缺乏细致的考察，于是就开始研究苏轼、黄庭坚、秦观等人与李格非的关系，研究李清照在汴京期间的政治、文化氛围，又发现了更多前人忽略的东西，如擅长诗词的女道士曹希蕴对苏轼、李清照等人颇有影响，而《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等论及宋代才女的著作一般仅提及魏玩、朱淑真等人，忽略了曹希蕴，我认为曹希蕴在宋哲宗至宋徽宗时的名气很可能超过魏玩等人，她应是李清照少女时代听过乃至见过的“神人”之一。
几处新发现打开了我的思路：李清照在少女时代，处于汴京这个文化中心，她受到一系列男性文化榜样、女性文化榜样的影响，及至长大，她又试图以自己的创作超越上述人物。这种既把苏、黄、曹、魏视为榜样，又当作对手的双重心态，是我特别感兴趣的，于是，就开始动笔写作。
为了找到“现场”的感觉，其间我又去济南、章丘、淄博、青州、莱州等李清照、赵明诚待过的地方游走一圈。千百年来各地城池变迁无常，城中的空间、地貌已非李清照活着时候的所见，只能在博物馆的孤立展品或个别孤立的佛塔之类古迹边略略感知古人生活的氛围。唯一印象深的是去济南长清的灵岩寺，这是赵明诚多次去拓碑的地方，山间颇为清静，夕阳西下，在松林、佛塔之间漫步，恍然有些了悟。只是，这属于赵明诚那一部分的体验，李清照是否同游并无证据，似乎难以放入李清照传中，姑且就当写作过程中的“旁证”供自己体悟吧。
在旅途中，我随手翻阅赵明诚的《金石录》，一天注意到书中附录的李清照《〈金石录〉后序》的写作日期，这篇文字写于绍兴二年八月一日，整整一个月后，她再嫁的张汝舟被判决科考弄虚作假，编管他乡，李清照得以与之离婚。
这一个月的“时间差”让我大感兴奋，意识到这篇文字的“创作语境”别有洞天。宋代文士论及财产损失，多是泛泛而谈，用类似“迭遭丧乱，损失殆尽”之类的语句轻轻揭过，而李清照这篇文章非常奇怪，除了详细记述自己与赵明诚夫唱妇随的生活场景，还非常细致地回忆赵明诚众多藏品的规模、几次散失和被偷盗的经历、可以证明财产去向的关联人物的姓氏等。刹那间，我恍然大悟，觉得这篇文章写作的时间是李清照决心与张汝舟离婚，但还未上告之时，此时李清照或许已经借机离开张家，住在弟弟等亲友家中。她写这文章的目的绝非针对《金石录》这本书，而是故意写给张汝舟和一众亲友的“赵明诚财产去向说明书”，写毕就让仆从带给张汝舟一阅，他去外面打听一下就知道自己的绝大多数财产都已在战乱中被焚毁、被偷盗，在哪些人手中也能打探清楚，留在自己手中的寥寥无几，不值得张汝舟纠缠不休，大家好合好散，按照“和离”的制度和平离婚就好。可惜，这篇文字没能说服贪婪的张汝舟，逼得她随后几天不得不去官府控告张汝舟其他的犯罪行为。
这些在写作、旅行中涌现的点点火花，让我有了信心，写完了《尘埃与灵光：李清照传》这本传记，至少它将与前人之作有重大不同，足以自成一说。接下来，就是如何写了，我不喜欢在书中像写论文那样分析、论证这些自己的发现，而是要转变视角，把作者的这些“研究”变成对传主行为的“叙述”，从李清照的视角来组织文字，当成她自己的主动思考、主动行为呈现出来。
在写作中，我时不时要假装代入李清照的身份思考、审视那个时代和“自我”，渐渐地，我体味到她是既作为世俗身份的女儿、妻子生活在世界之中，又作为一个“作家”超脱其外。比如，宣和三年（1121年）八月十日她在丈夫赵明诚担任知州的莱州官署写过一首诗《感怀》：
寒窗败几无书史，
公路生平竟至此。
青州从事孔方君，
终日纷纷喜生事。
作诗谢绝聊闭门，
虚室生香有佳思。
静中吾乃见真吾，
乌有先生子虚子。
“青州从事孔方君”一句颇为巧妙，一语双关，既指其夫身为青州人到莱州当知州，又指他作为官员终日忙于酒宴应酬、处理钱粮等事务。而她自己只能“静中吾乃见真吾，乌有先生子虚子”，这让我想起了苏轼的《章质夫送酒六壶，书至而酒不达，戏作小诗问之》中的“岂意青州六从事，化为乌有一先生”一句。“乌有先生子虚子”似指向写《子虚赋》的汉代文士司马相如，可也能指向写过许多名赋的苏东坡。李清照在冥想中所见的，除了那个“真吾”，应该还有司马相如、苏东坡、黄庭坚那样的第一流文人。或者说，李清照是以静坐冥想、作诗作词的方式建构一个“文学乌托邦”，在那里，她的“真吾”与自己向往的文学榜样、文学对手共存其中，论道论文。
写完这本书，我意识到自己很大程度上是在探究这个文学乌托邦如何萌芽、形成，又随着传记主角的老去、死亡而消失。在靖康之变后，她见证了一个中原王朝的快速倾覆，目睹包括丈夫在内的许多生命纷纷化为尘埃消散，而那个“文学乌托邦”在乱离中仍然发出微弱的光晕，温暖着年华老去、日益沉默的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