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嘉宾：

李骏虎（全国政协委员、山西省作协主席）

张自成（全国政协委员、文物出版社社长）

李声能（全国人大代表、沈阳市文博中心主任）

主持人： 杨茹涵（《文艺报》记者）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进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提升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和考古研究水平。这已经是“文物保护”第12年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第9次被提及。

文物承载文明密码，非遗镌刻民族记忆。如今的“文博热”呈现出可喜的双向奔赴：年轻人身着汉服打卡文物古迹，用短视频传播非遗技艺；考古工作者借助AI复原遗址原貌，用科技解码文明脉络。这种传统与现代的交融，让文化遗产不再是博物馆的冰冷展品，具有了可感可知的文化体温。今年两会上，来自不同领域的代表委员们聚焦文化遗产保护相关话题，围绕博物馆服务提升、非遗人才培养、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传承等多个方面建言献策、各抒己见。让我们听听李骏虎、张自成、李声能三位代表委员怎么说。

“文博热”浪潮来袭：缘何兴起，如何持续？

主持人：近年来，“博物馆+”模式通过数字沉浸展演、文物IP跨界等方式，让青铜器上的纹样成为社交平台表情包、考古现场变身年轻人“打卡地”，文物从静态展柜走向动态的文化体验。这一现象不仅重塑了公众与文物的互动方式，更将传统文化转化为流行符号。您认为“文博热”兴起的核心动因是什么？如何理解其背后的文化认同与情感共鸣？

李骏虎：中华文明作为人类历史长河中唯一未曾中断的古老文明，留存下了极为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这些遗产对于中华文明探源和标识体系构建意义非凡，文化遗产承载着灿烂文明，传承着历史文化，维系着民族精神，属于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在迎接文博热潮来临的同时，我们必须始终将保护置于首位。

去年，首款国产3A游戏《黑神话：悟空》火爆出圈，成功带动全国范围内的文物旅游热潮。这一现象背后，核心动因是多方面的。从文化层面来看，游戏巧妙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如神话故事、传统武术、古建筑风格等，唤起了人们内心深处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热爱与好奇，激发了大众对承载这些文化元素的文物古迹的探索欲望。这种对传统文化的深度挖掘与创新呈现，使得大众在游戏体验中找到了强烈的文化认同与情感共鸣，进一步点燃了人们想要在现实中探寻文化根源的热情。

然而，在这股“文博热”有力促进文旅产业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一系列问题。在泼天流量以及游客排队时负面情绪引发的舆论压力之下，许多原本不具备开放条件的文物单位被迫开放，或是超时、超量接待游客。这无疑给文物保护带来极大风险，引发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同时也凸显出全国在文物保护与开发利用方面亟待解决的新问题。

张自成：“文博热”兴起是多方面因素融合的结果。科技为其注入强大动力，数字技术多元应用让静态文物焕发生机。文物不再是尘封于玻璃柜的陈旧古物，而是变身能互动、可把玩的“新网红”，极大吸引了大众，尤其是年轻人的目光。文博场所的升级更新，使年轻人对文化的参与感得到极大满足。以往逛博物馆多是被动观赏，如今大家热衷于“动手玩”。“考古盲盒”兴起，让人们亲身体验挖掘仿制文物的乐趣；青铜器制作的表情包，成为社交独特点缀；身着汉服前往博物馆打卡蔚然成风。这种寓教于乐的“玩着学”模式，让厚重历史变得亲民接地气，成功融入年轻人社交新潮流，促使他们在参与中对文博产生浓厚兴趣。

如今，国风、国潮已成为年轻人文化消费的热门选项。年轻人热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背后是文化自信与文化认同。这些年轻人成长于改革开放后，他们以平等视角看待世界文化，既能从容欣赏多元文化，更能体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他们对汉服、诗词、书画等的喜爱，是自我情怀与时尚品位的表达，彰显着深深的文化认同。如今，逛博物馆已从单纯的“增长知识”转变为追逐文化潮流的风尚。传统文化正以现代人喜闻乐见的方式华丽“重生”。这场热潮背后的文化认同与情感共鸣，本质上是传统与现代的“双向奔赴”。

李声能：“文博热”其实是紧随着“文旅热”的步伐而蓬勃兴起的，现在已经成为我国社会发展进程中一道引人注目的独特景观。在当下，博物馆已经从传统意义上相对小众的文化场所，变为深受游客喜爱的旅游打卡地。其背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强大吸引力功不可没。过去，大家往往选择自然风光秀丽的地方出游，而如今那些饱含人文魅力的场所，尤其是博物馆，正凭借深厚的历史底蕴、丰富的文化内涵，赢得大众的青睐。

“文博热”现象绝非偶然，它就像一面镜子，映射出全民文化素质稳步提升的时代风貌。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传统文化的复兴，一系列政策举措相继出台，从加大对博物馆建设与文物保护的资金投入，到鼓励文化创意产品开发，再到推动传统文化进校园、进社区，全方位、多层次地激活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民众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不断增强，文化自信得以极大提升。越来越多的人主动走进博物馆，在与历史文物的对话中，探寻民族的根脉，汲取精神的滋养，感受传统文化跨越时空的独特魅力。

让文物“活”起来，让文博“热”更久

主持人：在“打卡式观展”与“深度文化体验”并存的背景下，如何平衡文物保护与公众文化需求？您认为应该建立怎样的长效机制，让“文博热”真正转化为文化传承的生命力？

李骏虎：以山西为例，山西拥有众多珍贵文物，肩负着妥善保护这些瑰宝，同时让全世界游客领略三晋大地上中华瑰宝魅力的重任。为平衡好文物保护与开发利用的关系，建议向社会公布重要文物单位的开放程度标准，使开放工作走向普及化、透明化、制度化。同时，建议贯彻国家文物局从“抢救第一”转向“保护第一”的依法治理新理念。各级政府以及文物、文旅部门和管理单位一定要把文物法律法规置于首位，牢固树立保护第一的观念，在文物保护法律法规的框架内进行开发利用。

张自成：在文物出版领域，为平衡文物保护与公众文化需求，并助力“文博热”转化为文化传承的生命力，我们正在积极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出版新路径。一方面，从资源挖掘与整合角度，以地域为单元，系统梳理和深入挖掘区域文化资源，组织实施了一大批高质量的文献整理出版工程。这不仅能深度保护文物背后的文化内涵，还能通过出版物满足公众对不同地域文化的探索需求。同时，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选择具有重大历史价值、社会价值的经典著作，推出系列优秀出版物，让公众在阅读中实现深度文化体验，感受传统文化魅力，间接促进对文物保护意义的理解。另一方面，在技术融合与体验优化方面，出版机构利用文本、图像、音视频、数据库等多媒体形式，推出多种融合出版物，拓展、优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读物的阅读路径和阅读体验。这种方式在不触碰文物实体、确保文物安全保护的前提下，以创新形式满足公众多样化文化需求。

李声能：博物馆兼具文物保护研究与公共文化服务的双重职能。因而，文博单位应着力增加高质量的文化供给，积极探索高质量发展路径。一方面，需坚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博物馆的核心服务对象是游客及广大人民群众，只有到访者都感到满意，博物馆的价值才能真正得以彰显。这就要求从参观者的视角出发，优化馆内导览服务，营造舒适的观展环境，让公众在参观过程中获得良好体验。另一方面，高质量的展览不可或缺，要在展品甄选、展陈设计等方面下足功夫，生动诠释文物背后的历史文化，同时产出高水平的项目成果。

以我所在的辽宁省沈阳市文博中心为例，去年我们获得了9个国家级文保项目支持，还联合创建了东北地区第一家国家级文物保护修复基地，举办了“文明之光——红山·良渚与中华文明”等各类展览活动60项。中心下属的沈阳博物馆、张学良旧居陈列馆、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等多家文博单位，去年接待游客数量达1202万，相较于2023年增长了33%；文创新品推出600余种，平均每天有两款新品上线，文创收入达到3044万，较2023年增加了122%。

像沈阳故宫、张学良旧居等建筑类文化遗产，开放是行之有效的保护方式。开放期间，工作人员能及时察觉建筑是否出现破损等状况，若封闭且缺乏有效管理，遭受损坏的风险便会大幅提高。我们提倡博物馆实现全区域开放，开放区域的扩大能使观众承载量相应增加，能为更多人提供服务。当然，每座博物馆都有基于国家标准和科学依据设定的最大承载量，我们要在保障观众安全与文物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满足更多人的参观需求。通过实施精细化管理与科学有效的调控，让文化遗产真正“活”起来，实现博物馆在文物保护与公共文化服务职能上的协同发展，更好地发挥文化传承与传播的作用。

让文物“活”起来，让文博“热”更久

主持人：在“打卡式观展”与“深度文化体验”并存的背景下，如何平衡文物保护与公众文化需求？您认为应该建立怎样的长效机制，让“文博热”真正转化为文化传承的生命力？

李骏虎：以山西为例，山西拥有众多珍贵文物，肩负着妥善保护这些瑰宝，同时让全世界游客领略三晋大地上中华瑰宝魅力的重任。为平衡好文物保护与开发利用的关系，建议向社会公布重要文物单位的开放程度标准，使开放工作走向普及化、透明化、制度化。同时，建议贯彻国家文物局从“抢救第一”转向“保护第一”的依法治理新理念。各级政府以及文物、文旅部门和管理单位一定要把文物法律法规置于首位，牢固树立保护第一的观念，在文物保护法律法规的框架内进行开发利用。

张自成：在文物出版领域，为平衡文物保护与公众文化需求，并助力“文博热”转化为文化传承的生命力，我们正在积极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出版新路径。一方面，从资源挖掘与整合角度，以地域为单元，系统梳理和深入挖掘区域文化资源，组织实施了一大批高质量的文献整理出版工程。这不仅能深度保护文物背后的文化内涵，还能通过出版物满足公众对不同地域文化的探索需求。同时，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选择具有重大历史价值、社会价值的经典著作，推出系列优秀出版物，让公众在阅读中实现深度文化体验，感受传统文化魅力，间接促进对文物保护意义的理解。另一方面，在技术融合与体验优化方面，出版机构利用文本、图像、音视频、数据库等多媒体形式，推出多种融合出版物，拓展、优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读物的阅读路径和阅读体验。这种方式在不触碰文物实体、确保文物安全保护的前提下，以创新形式满足公众多样化文化需求。

李声能：博物馆兼具文物保护研究与公共文化服务的双重职能。因而，文博单位应着力增加高质量的文化供给，积极探索高质量发展路径。一方面，需坚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博物馆的核心服务对象是游客及广大人民群众，只有到访者都感到满意，博物馆的价值才能真正得以彰显。这就要求从参观者的视角出发，优化馆内导览服务，营造舒适的观展环境，让公众在参观过程中获得良好体验。另一方面，高质量的展览不可或缺，要在展品甄选、展陈设计等方面下足功夫，生动诠释文物背后的历史文化，同时产出高水平的项目成果。

以我所在的辽宁省沈阳市文博中心为例，去年我们获得了9个国家级文保项目支持，还联合创建了东北地区第一家国家级文物保护修复基地，举办了“文明之光——红山·良渚与中华文明”等各类展览活动60项。中心下属的沈阳博物馆、张学良旧居陈列馆、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等多家文博单位，去年接待游客数量达1202万，相较于2023年增长了33%；文创新品推出600余种，平均每天有两款新品上线，文创收入达到3044万，较2023年增加了122%。

像沈阳故宫、张学良旧居等建筑类文化遗产，开放是行之有效的保护方式。开放期间，工作人员能及时察觉建筑是否出现破损等状况，若封闭且缺乏有效管理，遭受损坏的风险便会大幅提高。我们提倡博物馆实现全区域开放，开放区域的扩大能使观众承载量相应增加，能为更多人提供服务。当然，每座博物馆都有基于国家标准和科学依据设定的最大承载量，我们要在保障观众安全与文物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满足更多人的参观需求。通过实施精细化管理与科学有效的调控，让文化遗产真正“活”起来，实现博物馆在文物保护与公共文化服务职能上的协同发展，更好地发挥文化传承与传播的作用。

数字驱动文博创新，筑牢安全守护文明

主持人：在全球化与数字化的浪潮下，中国文博领域的创新实践正不断突破传统边界。从数字技术深度赋能到文创产品跨界出圈，文博行业正展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您对未来文博行业拓展国际文化交流、深化数字化应用、促进公众参与以及传承与创新文化内涵等方面，有着怎样的建议和期待？

李骏虎：山西是文物资源大省。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调查登记的不可移动文物达53875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数量位居全国之首；古建筑数量为28027处，约占全国总量的十分之一；元代以前的早期木结构古建筑超500处，占全国总量的80%以上。截至2024年,在全国327家国家一级博物馆中,山西省拥有9家。这些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不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与典型代表，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审美及时代价值，更是全人类共同的宝贵财富。然而，长期以来，受多种因素制约，山西文物文博单位在安全能力基础工作方面极为薄弱，风险隐患显著。尤其是低级别文物以及木结构古建筑，其基本的安全预警与应急能力严重欠缺，亟待加大资源投入，补齐短板。

张自成：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飞速发展，重新定义了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对传统出版带来了全方位、深层次、颠覆性的冲击。如何因势而变，实现新旧出版的融合，将传统学术出版的内容资源优势延伸到数字出版领域，是学术出版机构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我社主要从三个方面发力，一是坚持学术立社，与学界携手同行，以用户为中心，不仅思考要出版什么，还要了解学术研究者需要看什么、通过什么途径获取资料信息，积极参与学术共同体建设；二是做好内容建设，以可信赖的高质量编辑、提供快速便捷的资料信息服务作为汇聚优质出版资源的基石；三是注重对技术的投入，依托先进技术和渠道，把学术研究成果和原创性内容带给学界、带给读者，实现交流、转化和传播，助力学术研究和创新。

李声能：先进的科技手段能够有力促进博物馆的发展。以数字技术为例，它在多个方面对博物馆工作有着重要应用。在文物保护方面，过去人们对文物的认知多依赖照片和文字描述，难以形成精细化的数据记载。而如今借助数据扫描技术，可以全方位、720度采集文物的每一个信息。随着时间推移，文物存在老化、被侵蚀的可能，未来若文物需要修补，这些前期采集的数据就能为修复保护工作提供基础支撑。在文物呈现方面，过去人们看到的文物多是静态的，很难对其有全方位的了解。有了数字技术之后，人们能够对文物的各个方面有更直观的认识。所以，数字技术在博物馆的文物保护、展示以及为公众服务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数字技术可以深入、细致地展现文物那些人们平常难以看到的方面，是文物展示、研究与保护的有力补充。不过，数字技术生成的虚拟文物永远无法替代真实文物。当前，博物馆对数字化展示十分重视，不少博物馆设有数字展厅。但数字化建设造价较高，考虑到各地博物馆实际情况的不同，我们必须明确，应用数字技术并非为了展示技术本身，而是为了更好地呈现文物。并非所有文物都适合数字化展示，在展示过程中，不能让数字化泛滥导致忽视实体文物的展示，二者应相辅相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