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风：“五四”与“新文化”
“五四新文化”合称，其固定化虽晚到抗战前夕，但于今也可算是由来已久，而多已连用不可分别。不过揆诸实际，二者确是原非一体。严格意义上说，“五四运动”是发生在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也可算上延伸到此后一段时间的学生和社会抗议活动，并有“火烧赵家楼”之类的“武化”之举。而所谓“新文化运动”的说法，发生于“五四”之后，与新思想、新思潮，以及文化运动，甚至新文学运动，可算是先后伴生的称谓。按周作人后来的说法，“五四从头到尾，是一个政治运动，而前头的一段文学革命，后头的一段新文化运动，乃是焊接上去的”。（王寿遐：《北平的事情》，《子曰丛刊》第六辑，1949年4月1日。）从还原历史情境的视域而言，至少就《新青年》集团的角度，文学革命、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确实可以看作当年的“三段论”。
而对于“五四”和“新文化”，当事人的态度并不一致。如可被看作主角的胡适，就认为“在一九一九年所发生的‘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唐德刚《胡适口述自传》第九章）持有类似倾向看法的，在当年尤其师长辈中，其实相当普遍。
“政治”抑或“文化”，确是回望“五四”的纠结点。只是以今视之，“五四运动”的发生，固然打断了《新青年》上诸多的话题，也埋下了同人分裂的因子。但此前的“文学革命”，即便有思想等方面的论题，主体上还是集中于文学变革，甚至越来越偏于书写语言方面，很大程度上可看作晚清以来“白话文运动”与“拼音化运动”的变体再起。虽有“通信”栏沟通内外，大体上还是同人间的讨论，并未对社会产生多大影响。“五四运动”确是“搅散”了《新青年》集团。但这表面上的“中断”，毋宁说是“新文化”实质上的“打开”。正由于其刺激，诸公各自前路，使得论题更形多元，并辐射到外部，而成为全国性的公共话语，由此开创了新的文化时代。
五四时期的话题，很难说哪一项是原生性的，诸如文学、语言、妇女、儿童、国体、政教、民主、科学，乃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新型主张，基本上皆肇端于甲午以来的晚清民初。但这些观念结为合体，并逐渐发展成重大的全社会的方向共识，正在于有“五四运动”冲溃讨论圈子。这一运动，自身是单纯的政治抗议，无关文化。虽然早在晚清国会请愿运动中，“读书人”已经走出书斋，介入社会，推动变化。但“五四”这一天，则是以“青年”为主体，走出校门，其影响广被，方始造就中国现代的“智识阶层”。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文化”固非“五四”的命题，但确由“五四”所成就。
“五四运动”在当年马上成为反顾的基点，从周年纪念开始，至今几乎没有中断。而最早的众声喧哗，师长们的主流意见，如蔡元培、蒋梦麟、胡适等，是反对学生丢掉主业，“罢课”走上街头。但也有另一种声音，则是联结文化，弱化运动政治性的一面。1920年5月4日《晨报》“五四纪念特刊”，主笔渊泉（陈博生）“论评”题为《五四运动底文化的使命》；梁启超《“五四纪念日”感言》，宣称“此次政治运动，实以文化运动为原动力”。至若陶孟和，则以“民国八年五月四日”，作为“新思潮”引发“弥漫全国的‘精神唤醒’”的“诞生日”。
不过“五四”毕竟本质上是公民抗议的社会运动，同时作为“始作俑”的象征，历年的“纪念”，不可避免地成为各方政治势力争夺解释权的场域。北洋政府时期，共产党的纪念，直到抗战前，大体上成为“红五月”，亦即五一、五三、五四、五五、五七、五九，以及五卅系列的一个环节，“五四”被界定为现代史上人民风起云涌觉醒反抗的代表性事件之一。至于国民党方面的解读，总体上是将之归于三民主义延伸到社会层面的回声与响应。而到北伐成功，国民政府掌权，面对此起彼伏的学生运动，作为统治者，其天然反应在于维稳，因而每逢“五四”则多言其“失败”，其意自然是劝说学生安心课堂，压抑其走上街头“干政”的冲动。
相对国民党对“五四”的有意消解，共产党方面，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和1936—1937年的“新启蒙运动”，某种意义上同构于十六年前的“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有张申府、陈伯达、艾思奇、何干之等，在“启蒙”的维度上重新定义“五四运动”。经过一系列论述的铺陈，领袖毛泽东一锤定音了“五四”的性质。1940年1月9日，毛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演讲《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随后改题《新民主主义论》（据太岳新华书店1949年5月版）。这一理论入手点在文化和思想，根本上却是为中国共产党建立历史叙述的合法性。《新民主主义论》论及：“在中国文化战线或思想战线上，‘五四’以前与‘五四’以后，划分了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与文化革命论。”如此，“五四”被赋予了新的历史原点的意义，而“新文化”之“新”则在于有共产主义以为核心要素。这一合法性的阐释，让“五四”与“新文化”在全新的意义上结合起来。
这一过程中，1939年3月18日，陕甘宁边区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提议“定5月4日为‘中国青年节’”。同年5月4日，在延安青年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大会上，毛泽东将“革命青年”的标准，直接界定为是否能与“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并称：“五四运动所反对的是卖国政府，是勾结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的政府，是压迫人民的政府。”（《在延安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纪念大会的演讲》，《中国青年》第1卷第3期，1939年6月）此层层递进所针对，明面是汪伪政府，但也不无预留了对蒋政权含蓄的暗指。
“青年节”的倡议，一开始得到全国各方的赞成。但国民党很快警觉到，“五四”已成为被共产党“染红”的节日。1942年，一方面是国民党中央很不得体地宣布：“‘五四’将届，中央各机关以‘五四’在历史意义上虽甚重大，但非法定纪念日，更非青年节，特电各省市，本年应不举行纪念会。”（《青年节日期正在会商中 五四不举行纪念》，《中央日报》，1942年4月29日）另一方面也在努力给出自身的“五四”故事。党国文化长老吴稚晖强硬关联孙中山：“五四运动，是中山先生集了大成，竖起主义，学生起来，发动了一个崭新的划时代的文化运动……划了时代最适时的文化，精神是使用赛先生帮助德先生，物质是请教德先生发达赛先生之谓。适应时代的新文化，变了主义，就是三民主义……主义是三民新主义，文化是两位新先生。”（《五四产生了两位新先生》，《世界学生》第1卷第5期，1942年5月）这一国民党版本的“五四”和“新文化”的联结，无疑是道生拉硬拽的“截搭题”。而王星拱所撰文，则不顾蔡元培反对学生出校门，随后因而自行离职的事实，将运动归功于“自从蔡孑民先生做了北京大学校长，于是有若干国民党人，以及趋向于同情国民党者”，宣布“五四”是“由国民党所导引的表现民族意识的爱国运动”。（《“五四”的回忆》，《世界学生》第1卷第5期）
但国共两党对“五四新文化”阐释权的争夺，很快以国民党方面的“弃权”而终结。1943年阴历三月二十九日（阳历5月3日）亦即黄花岗烈士殉难纪念日，三民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每年阳历3月29日为“青年节”。1944年4月16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文协”）在六周年年会上，提案“请定五月四日为文艺节”。（《文协六年 在文化会堂举行年会 邵梁潘诸氏莅会致词》，《中央日报》，1944年4月17日）这一主张得到国民政府的事实认可。
于是双方各过各的“五四”。国民党方面虽然不断有党国要人撰文，将“五四”纳入国民革命的叙事脉络中，但大多不忘限定其历史作用。而延安方面，毛泽东等领袖，以及诸多“文胆”，则持续强化论述。这其中，除了联结“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输入、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关系之外，尤其强调其相对于“辛亥革命”，是全新的历史起点，所谓“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不妥协的反帝国主义与彻底不妥协的反封建”。（《新民主主义论》）意谓“五四”之与“辛亥”，正有新旧之别。对于共产党而言，作为自身的历史“产床”，“五四”不可替代。对于国民党而言，“辛亥”是合法性的神主牌，“五四”不可以替代。黄花岗起义斯乃辛亥革命的先声，“七十二烈士”青春献身，正是适合的“青年”榜样。如此“五四”退而局于“文艺”，也是顺理成章的安排。
1949年以后，海峡两岸对于“五四”，自然仍是一迎一拒，各自表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大陆方面有关“五四”的官方纪念基本没有中断，但在根据时下需要号召青年之外，大多与知识分子改造的话题相关，而受批判的对象主要就以胡适为代表。同时期台湾方面，官方对于“五四新文化”心情复杂，基本已经“失联”。而如罗家伦、毛子水等当事人，及其所影响者，坚持着与胡适同调的叙事路线。1958年4月10日上午，在台北市南港“中央研究院”第三次院士会议开幕式上，甫就任院长的胡适与蒋介石当面起言辞冲突，可谓是二者之间“道不同”的一个最具象征性的事件了。
胡适对于“五四运动”，对于“新文化运动”，伊始持批评或拒斥的立场。虽在后来的不同时期态度有所变化，但有一点他始终坚持，即将当年的工作，命名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早期可能的根本动因，还是希望归结到自己的核心工作，即他的文学革命，从提倡不避俗语俗字，而最终成功于“国语文学”。此不啻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但丁、路德等人抛弃“神圣语言”(sacred language) 拉丁语，各以土语写作，由此开创了欧西各国文学的辉煌，其在中国的翻版。而到后来，他似乎意识到“五四新文化”被普遍解释为“启蒙运动”，日益为马克思主义者掌握了界定权，于是所谓的“文艺复兴”，也就具备了理论对抗的功能。
其实，“五四运动”后不久，胡适所发表《新思潮的意义》，引尼采“重新估定一切价值”（Transvaluation of all Values），认为“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叫做‘评判的态度’”，（《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或许更能总体性概括他那个时代。即从“五四”前局于某种立场的“我辈数人”的持论，到“五四”后怀揣不同“药方”的各走各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无论历史如何踆巡回转，“五四新文化”成为现代中国无论哪个时段，都必须回眸对话的起点。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大陆学界，对于“五四新文化”，所呈现的是与时代相吻合的“开放”氛围。外部各种思潮的涌入，使得新起的知识精英阶层，有了表面上类同于“五四”之前的“同人”共识。而到九十年代，随着急剧演化的社会阶层分裂，基于不同意识形态立场，则有了类似于“五四”之后的多元裂变。这其中与“五四”的对话所在多是，也极为复杂，“五四”成为显在的基于现实需求而调动的历史资源。
进入新世纪，同样与社会的转变相吻合，有关“五四新文化”的研究与论述，呈现“后出转精”的进化。而总体的倾向，是从思想到观念，从社会到文化，从文学到语言的视角转移。其显著的特点，是由以往聚焦于《新青年》的立论，而扩展到观照那个时代的侧面、反面、地方、民间。或可以说，由“五四”转而为“五四时期”。
中国的现代转型，就过程而言，从甲午到“五四”，可以看作不断演进的漫长“起点”。但一九一九年“五四”那天的学生运动，赋予了该时期“新文化”以巨大的历史影响。如此，此前的二十多年，成了“五四”的史前时期。其层累的思想资源，很大程度上埋没为地下的矿藏。因而，打开“五四”的空间的同时，打开“五四”的时间，或许是今时后世，需要而必要的路向。
百多年来，“五四新文化”作为现代中国的核心性提问，是不同时代的对话对象和思考动力，摩肩接踵纷至沓来的“重访”，叠加出一个不断生长的基本问题阈。无可讳言，肇端于《新青年》上的思考和主张，固是元气淋漓；但因其强烈的对抗性，不免带有仓皇立论的粗糙，和执其一端的偏至。这也是在后世时被诟病的归因，大体上作为“现代”的代表，承担了亏待“传统”的责任。不过无论如何，“五四”从未过去，从未成为“历史”，从来都是“当下”，从来就是进行时；也无论誉之者还是毁之者，即其思维方式，均是“五四”的产儿。于今之世，“五四”似乎渐被推入隐晦，但这也正由于它存在。
本书编辑经年。对于我们几位编者而言，系统阅读数十年来的有关学术成果，也是个重新学习的过程。“五四新文化”研究成果宏富，在上千篇论文中选择这数十篇，事实上是非常困难的。本选集交稿后，每每感到遗珠之憾，可谓所在多有。
自然，我们应该感谢选入作者的慷慨授权，此书的份量不在编者的眼光，而在每篇文章的论述。其中有几篇因版权或其他原因，不能编入，但我们仍保留篇目于“目录”，出处于“来源说明”，以表我们的判断。
书分三卷，依论文性质丛集，但因话题交叉，也只能大致区别。同时基于希望可以通过排序略见学术史面貌的考虑，各卷选文均以发表时间先后排序。国外学者论文，以译成汉文的发表时间为据。也就是说，着重他们对汉语学界产生的普遍性影响。
本书最初动议于我所任职的北大中文系的规划，今也可作为北京大学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有关“现代中国人文史”的先期工作。其具体的择取编排，全成于三位年轻学界同道季剑青、袁一丹、王芳，在我只是召集。也得感谢出版社社长老同学黄立新兄接纳选题，封龙兄主持全程，五位责编辛勤付出。最后，谢谢邓百花女史的鼎力支持。
参考文献：
[1]罗志田：《历史创造者对历史的再创造：修改“五四”历史记忆的一次尝试》，《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期。
[2]袁一丹：《“另起”的“新文化运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9年第3期。
[3]陈平原：《波诡云谲的追忆、阐释与重构——解读“五四”言说史》，《读书》2009年第9期。
[4]张艳：《“青年节”抑或“文艺节”：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五四纪念节问题探析》，《史学月刊》2015年第8期。
[5]欧阳哲生：《纪念“五四”的政治文化探幽——一九四九年以前各大党派报刊纪念五四运动的历史图景》，《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4期。
（文章系《重访五四新文化》总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