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少华：“担水上山”和“林家铺子”
我不说大家也知道，一部书的出版，除了作者或译者，还得遇上好的出版社、好的责任编辑才行。拙译村上系列作品中，《挪威的森林》最初由漓江出版社出版，已故出版家刘硕良先生当时亲自敲定由从南京大学毕业不久的汪正球任责编，其后陆续出版了五卷本“村上春树精品集”。其间李景端先生任社长的译林出版社出版了《舞舞舞》（时名《青春的舞步》）和《奇鸟行状录》，责任编辑为挚友叶宗敏兄。
星移斗转，暑尽寒来。到了2000年，村上作品的中文版权以17本一揽子交易的形式开始交涉。当时村上作品刚刚走红，在书号受限的情况下独占17个书号并非易事。正当别的出版社为此犹豫不决之时，时任上海译文出版社社长的清华大学理科出身的叶路毅然拍案，整体购入版权，并且交给沈维藩负责。
沈维藩系复旦大学中文硕士出身，师从知名学者章培恒先生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因家庭原因他自小就接触日语，所以虽非日语科班出身，但日语水准非同一般。我第一次见到他，是2000年在上海召开的日本文学研究会的年会上。可能因为和原名沈雁冰的茅盾是本家且同是乌镇人的关系，他长得也和茅盾相像。他是“60后”，当年还不到40岁。矜持稳重而风趣洒脱，口音一听就知是上海人，一如一听我的口音就知是东北人。记得是会间休息照集体相的时候，交谈没几句，他就对我说17本都由你来译好了。当时17本中我译的还不到一半，不情愿一揽子承包，遂说哪个作家的作品都有好有坏……他说你光挑好的吃甜头，那么怎么成？都交给你了，这样风格才一致。你看，这么要紧的事情就这样三言两语说定了。
看似草率，实则不然。据沈维藩日后在或公或私的场合回忆，当时他认真比较了至少两种译本，认为林译大陆版富有文学韵味，和原作文体也相吻合。还说即使从见面前我写给他的信中，也看出我有古典文学修养带来的文字功底，认定沪版村上非林译莫属。你看，我就这样遇上了知音，简直不亚于一场艳遇。实际上我们这长达20年的合作可谓配合默契，不妨说是天作之合。也因此结下了颠扑不破的个人友谊。不说别的，我每次去上海，他都要在上海老字号餐馆设宴招待，高朋满座，一醉方休。喏，都说上海人瞧不起乡下人，完全无中生有嘛！
时间有限，别的就不再说了，这里只说涉及他翻译观的一件事。大约17年前，一位读者引经据典不辞辛劳校阅了我译的若干种村上小说，校出数千个“错误”，书上画了很多红道道，后来连书寄给了上海译文出版社。从社长、总编到室主任，每人都收到一份。最后当然都汇总到责任编辑沈维藩手里。维藩打电话给我，嘱我不必分心，由他处理就是。他给这位读者回信，表示感谢之后，告诉对方如地名、人名、商品名等若干技术性误译是可以接受的（“林先生也会高兴接受的”），但属于文学性的则不能接受，“林译不能动，一动味就变了”。最后他诚恳相劝，劝对方理解，一来翻译是个苦差事，并非人人都愿意、都能够吃这个苦的；二来没有错误的翻译世界上是没有的。好比担水上山，山高路陡，水总要洒一点儿出去——所以不但要看洒了多少水，更应看担上去多少水。
几个回合之后，对方偃旗息鼓。我也很快忘了此事。唯独维藩的担水之说留在了耳畔。不用说，若非真懂翻译之道的编辑，是不会讲出这番话的。我虽然不怎么搞翻译理论，但大体总知道一些。在我的阅读范围内，似乎还没有哪个人这样表述过。
这使我想起小时候读过的一个小故事。故事说宋代宫廷画院招聘画师，招聘方式是要报名者以“深山藏古寺”为题画一幅画。众人画完交上来，考官一看，绝大多数人画的都是山林之上露出寺院建筑的一角飞檐。只有一人画一个老和尚担水上山，结果此人被录取了。考官解释说：既有和尚担水上山，则山中必有寺院。既是老和尚，则必为古寺。余者皆有飞檐露出，何藏之有，古意何在？遂令其余众人统统回家给老婆担水洗脚去。
说回文学翻译。作为译者，犹如担水的和尚。本和尚既老，寺又远在深山，两大桶水一路上哪能一点儿都不洒。当然我不是说洒水有理，不是说我愿意洒多少就洒多少你小子管不着，绝无此意。说实话，我也想滴水不洒地担上山去，但这注定做不到。纵然玄奘、傅雷、丰子恺在世也未必做到。问题只是洒多洒少罢了。假如洒一半剩一半甚至剩的不如洒的多，这担水和尚便无论如何也做不下去了。我肯定辞职下山，蓄发还俗，大盘吃肉，大碗喝酒，何其快活，再不担什么水上什么山！
那么，怎样才能多担一点儿水或少洒一点儿水上山呢？我以为译者还应该向宋代那位画师学习，在“藏”字上多下功夫，藏其形而显其神，虽不见寺而寺自在。换言之，或见寺画寺以彰其形，或化形于无以合其义。比为文学翻译，即多藏原文之形而曲尽原文之妙。试举一例。日语原文“た ま っ た も の で は ない”，我译为“天昏地暗”，那位读者认为译错了。因为按辞典标准释义，应译为“受不了、忍耐不了”。而我的确在译村上一篇随笔时译成“天昏地暗”——“此前大学体育馆的贮物柜被人撬开，丢了打壁球用的运动鞋。而现在连汽车也给偷了，简直天昏地暗……”（《年底这么忙，何苦偷人家的车》）。在另外一些场合也有时译成“一塌糊涂”“一言难尽”“伤透脑筋”“苦不堪言”甚至“不亦乐乎”等不一而足。可以说，在实践中有无数个译法、无数种可能性，这也正是文学翻译的乐趣和难度所在。当然，老老实实译为“受不了”的时候也不是没有。但若统统依样画葫芦似的译成“受不了”，那么，村上君受得了受不了我不知道，反正我是“受不了”，读者肯定也早就“受不了”了。因为你把人家译死了，译得灵魂出窍，成了衣帽架。在文学翻译上，这才是真正无可救药的“误译”。
我这么说，并不是要求读者人人都必须是宋代那位考官，更不是针对特定读者反唇相讥，而是借此机会再唠叨一遍文学翻译是怎么一个东西。不夸张地说，我对读者朋友是相当尊重的，也非常感激。道理很简单，没有读者喜欢，我的翻译就无由存在——没有顾客捧场，哪有“林家铺子”！
